分类： 分辨假教会

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请神父分享他当初如何迈出第一步，以及祈祷生活在这条路上有多么重要。这也正是“逃离计划”的起点。我们很多人最初都是在“梵二教”（Novus Ordo）里，渴望一份那里容不下的虔敬。于是，我们试图“修正”新弥撒，或者推广所谓的“特殊形式”弥撒。可慢慢地，更大的困惑冒了出来：为什么天主教徒活得不像天主教徒？这些问题我们前几期聊过一些。关键在于——当你已经看清了问题，也一直关注着这场危机，接下来该怎么把这份认识变成行动，在生活中做出改变，成为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你们当中，有人从小在“梵二教”里长大，也有人是最近才皈依的。要聊的不少，我们一步步来。神父，在您开始讲自己如何从“梵二教”走向天主教之前，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试着打个比方吧，或许对一直收听节目、努力想弄明白眼下局势的朋友们有点用。我喜欢做饭。从小就看母亲在厨房里忙活，边看边问，自己也琢磨——翻菜谱、看烹饪节目，该做的功课一样没落下。可你想想，就算你攒了一书架菜谱，看遍了所有美食视频，却从来不动手，从来不去厨房开火，那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到头来，你还是饿着。信仰也是这样。我们得先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要学习，要观察。但光知道没用——得把知道的活出来，把天主给的那份恩宠真正用上，跟着祂走进厨房，动起手来。

我认为，对于“梵二教”中那些未曾见过、或年纪太轻来不及见识梵二之前教会面貌的人来说，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什么是天主教徒”的榜样，缺乏“如何活出天主教信仰”的范例。看看“梵二教”中人们的行为、培育方式、甚至日常生活，你会发现与梵二之前的教会有天壤之别。他们失去了塑造天主教身份的参照。就像我通过观察母亲和家人学习烹饪一样，信仰也是如此——你需要看见榜样。当你没有榜样时，你就会迷失。

但总得有个起点。你不能在“梵二教”里四处张望，因为那里的人活得和俗人没有区别——不过是披着一层薄薄的天主教外衣，周日去去教堂罢了。看看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人念玫瑰经吗？还有人饭前祈祷吗？还有人穿着得体吗？还有人用天主教的眼睛看待世事吗？这种意识在许多人——尤其是像我这样梵二后出生的人——身上已经丧失了。梵二之后，“天主教徒是什么样”这个身份认同已经完全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今天的危机，不能把头埋进沙子里。这很像神修生活：首先你要认识自己——认识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然后你才能从那里开始努力。

我们既要关注现实、了解危机，也要活出天主教徒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不能忽视现实，但也不能被梵二教会的乱象搅得心绪不宁、失去灵魂的平安。你的首要任务是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你必须做点什么。如果你在“梵二教”中看到了问题——可怕的背教、泛滥的自由主义、对信理和教义的否认——你必须退一步，提醒自己：教会是基督的净配，是完美的，是主赐予我们的。教会不可能成为某人的“十字架”——意思是，教会不可能引导信友走向邪恶或误导他们。这些都是红色警报。看到梵二所走的道路——尤其在近十年来愈演愈烈——你必须做点什么，你必须认清那不是天主教会，然后采取行动，离开那里，开始真正活出天主教信仰。

是的，神父。回想您在“梵二教”修院的故事，我记得您读了很多圣人传记。现在想来，那些圣人的榜样与“梵二教”中的生活是何等不同。我认为，阅读圣人传记——无论是别人写的传记，还是圣奥古斯丁、圣大德兰等人写的自传——对人大有裨益。读了这些，你开始体会天主教徒是如何生活的。当然，我们要从一般原则上去看，而不是机械模仿。比如读圣罗撒（St. Rose of Lima）的传记，她做了极大的克苦——那是在神师指导下的。那固然令我们自愧不如，但大多数人并不被召叫去做同样程度的苦工。关键在于背后的原则：我们都需要克苦，都需要补赎，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活出信仰。圣人传记是极好的榜样，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天主教徒”的身份。在这些传记中，你也能看到教会本身的生命轨迹。

读一读圣庇护十世、庇护十一世、庇护十二世的传记，你也能看见一个“经典”的天主教徒是什么模样。然后试着把这些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这是一片广阔的宝藏。只要带着正确的眼光去读，你就能看见一个天主教徒本该有的生命。

神父，面对这么多圣人，我们该怎么分辨，该对谁特别敬礼呢？

我们当然尊敬所有圣人。可话说回来，每个人心里总会对某些圣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其实也没什么硬性规矩——除了圣母妈妈，我们对她的敬礼必须深厚而有力。至于其他的，你可以从自己的主保圣人开始。你领洗时取的那位圣人的名字，还有坚振时自己选的那位，都该跟他们建立一份深厚的关系。

然后，你还会遇见那些更“大”、更有力的圣者。比方说圣若瑟（St. Joseph），我觉得每个人都该好好敬礼他。圣女斐洛美娜（St. Philomena）也是一位大能的圣人。圣弥额尔（St. Michael）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是一位战士。说到底，与个人偏好有关——这种偏好往往来自你的祈祷，或者你读的圣人传记。有时候你读着读着，心里一震：这不就是我的经历吗？这不就是我走过的路吗？那你就找到了一个方向。

反正，那些“大牌”圣人，总是好的选择。圣母、圣若瑟、圣弥额尔、圣女斐洛美娜……他们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只渴望一件事：希望我们将来也能和他们一起在天堂。这份情谊里没有私心，只有纯粹的爱德。

那神父，从“梵二教”出来的人，是不是得小心那些“梵二教”册封的圣人？

是的，通常要小心一些。举个例子，比奥神父（Padre Pio）——他是一位极其圣善的司铎，生前行了无数奇迹。教会在他生前一直很审慎，这本身是应该的。他被册封为圣人，是在梵二之后。但就私下祈祷而言，你当然可以求比奥神父转祷。毕竟，所有在天堂的人都是圣人，不管教会有没有正式列品。所以私下求他们帮助，没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是公开祈祷——比方说我作为神父带领大家祈祷——那最好还是用梵二之前册封的圣人。因为教会宣圣是一项不能错的特恩，那意味着教会确定那个人确实在天堂。所以最稳妥、最安全的做法，是把敬礼集中在梵二之前的圣人们身上。

至于“梵二教”搞出来的那些“圣人”……你看，他们把梵二那几位的“教宗”都一个个抬上了祭台。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保禄六世（Paul VI），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还要把若望保禄一世（John Paul I）也推上去。将来本笃（Benedict）大概也跑不了。方济各（Francis）说不定还在世就想要这个名头。这简直成了“圣人加工厂”。你只能忽略它。

我自己屋里也供了一尊小小的比奥神父像，当作提醒——提醒我司铎职该有的圣善。我当然相信他在天上。但要教会公开宣告这件事，那得是真教会才行。

玫瑰经在你的皈依中占了多大的分量？

非常大。那时候，我领的圣事都是无效的，得不到圣事的恩宠。是玫瑰经为我赚得了真实的恩宠——借着圣母慈悲的手。在修院里，我开始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每天念满十五端玫瑰经。我觉得这成了我的一根“定海神针”，没让我被“梵二教”吞掉，也帮我最终走了出来。

有一本很好的书，圣路易·蒙福（St. Louis de Montfort）写的《玫瑰经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Rosary）。很短，每章也不长，但把玫瑰经的力量讲得透彻。圣多明我（St. Dominic）当年靠着玫瑰经和圣母的敬礼，击垮了阿尔比异端（Albigensian heresy）。今天也一样——我看到在“梵二教”里，那些心怀善意、渴望做真正天主教徒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念玫瑰经。而绝大多数“梵二教”的人，早已没有玫瑰经了。所以我相信，正是那些坚持念玫瑰经的人，眼睛终会睁开，终会离开“梵二教”。这一切，都借着我们母亲慈悲的手。

神父，您是不是想说，玫瑰经几乎是必须的？而且现在就开始？

绝对是必须的。我甚至敢说，玫瑰经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要求。圣母妈妈亲自请求我们每天念玫瑰经——至少五端，这是她的心愿。她说过，借着玫瑰经和圣衣，她的圣心将征服世界。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人若不经常念玫瑰经，不每天虔诚地、怀着纯正的意向去念，又怎能被引领到真理面前？圣格里尼翁·蒙福（St. Grignion de Montfort）在《玛利亚的奥秘》里非常肯定地说：凡是诚心敬礼圣母的人，不会失丧。这话说得斩钉截铁。

如果我们对圣母有一份强烈的敬礼——尤其是念玫瑰经和其他敬礼方式——她一定会保护她的孩子，引领他们走向真理，走向她的圣子。这正是她想要的。如果你还在“梵二教”里，我建议你尽量挤出时间，开始念全部十五端玫瑰经——我说十五端，不包括那所谓的“光明五端”。那不是玫瑰经的一部分，简直是给我们的信仰、也是给圣母的一记耳光。那是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搞出来的。你念原本的三份奥迹就好。

我在修院的时候，清晨散步念五端，中午前后再散步念五端，晚上念最后五端。你也可以分开念。开车上班的路上也可以念——我出远门时常常这样。当然，开车时要小心，尽量保持专注。但最好的方式，还是跪在教堂里念。总之，尽你所能。

神父，除了玫瑰经，您还推荐哪些方式？

除了玫瑰经，除了读圣人传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跟着教会的礼仪年生活。礼仪年各个不同的节期，教会会带来不同的敬礼、不同的灵修侧重点。连弥撒中的书信、福音、祷文，都构成一种内在的脉络，一种生命。这是教会活生生的节律。

有一本书对我帮助极大，是多姆·普罗斯珀·盖朗热（Dom Prosper Guéranger）写的《教会的礼仪年》（The Liturgical Year）。这本书非常好懂，它会给你讲解将临期、四旬期，还会附上弥撒的专用经文和解读。读了它，你会开始跟着教会一起度过整个礼仪周期——她在祈祷，你也同步祈祷。这会塑造你的天主教徒身份：哦，将临期要到了，这个节期带来这些重点，读经、日课全都呼应着这个主题。这是一种有焦点的生命。

“梵二教”也试图模仿这套东西，但搞得混乱不堪。你去读梵二之前的礼仪书——比如关于弥撒本身的那些书，《弥撒的奇迹》（The Wonders of the Mass）之类。里面充满了对灵魂的培育，塑造你的心智，进而塑造你的行为。这些都是教会的宝藏。

我们今天很幸运。几乎所有教会的书籍，我们都能轻易拿到。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方便。但要记住《致罗马人书》里的警告：你可以拥有世上所有的知识，明白一切，但如果不付诸实践，对你毫无益处。所以我们必须平衡，必须把能做的那些事，放进日常生活里。

在“梵二教”里，想做个天主教徒，心里会被撒满怀疑的种子——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反而注入了一种很奇特的自信：原来相信天主教会的教导是对的，是可行的。神父，您在“梵二教”的那些年，是怎么体验到这一点的？

我在“梵二教”的时候，正好赶上默主哥耶（Medjugorje）那些“显现”闹得沸沸扬扬。到今天还是如此，一堆人嚷嚷着：“多好啊！多新奇啊！”可你一旦把教会的教导——那些一直没变过的信理和教义——拿出来对照，就会发现问题。我记得他们说：“圣母说了，所有宗教都是好的。”等等。你一听就得反问：教会是这么教的吗？当然不是。就凭这一点，那“显现”就是假的。因为圣母绝不会这么说。

圣庇护十世（St. Pius X）早就警告过：现代主义者的一大特征，就是迷恋新奇。总觉得新的就是好的。但圣保禄宗徒说了：就算天使下来传另一个福音，也该受绝罚。所以，你必须扎根在梵二之前的教理里。你得知道教会到底教什么。跟人争论的时候，别总说“我觉得”、“我认为”。你要说：教会怎么说？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巴尔的摩教理》（Baltimore Catechism）、《我的天主教信仰》（My Catholic Faith）——你得回到这些磐石上。

传统教理书：https://zhentzj.com/ylwdsy/

在“梵二教”里，最难的功课就是：一切都被推成了“自我解读”。青年圣经分享会上，问的全是“你感觉怎么样？” 再看今天的“梵二教”对死刑的态度。方济各（Francis）他们嚷嚷着要废除，说死刑是罪恶。但教会原先怎么说的？死刑在国家绝对必要时，是可以采用的选项。连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那本新《天主教教理》（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出来的时候，还重申了这条传统教导呢。可现在他们连自己的教理都推翻了。这说明什么？在“梵二教”里，真理是相对的。说变就变，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这不是混乱是什么？这不可能是天主教会。

神父，这其实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当你想成为真正的天主教徒时，你该怎么“审计”自己的生活？如何用教会的教导来引导你的一生？您已经讲了礼仪年，还有其他建议吗？

除了读圣人传记、敬礼圣母、念玫瑰经、向圣母奉献（圣蒙福《三十三天奉献》）之外，我还建议敬礼耶稣圣心。耶稣圣心敬礼从教会之初就有了。看看吾主给圣玛加利大·玛利亚·阿拉科克（St. Margaret Mary Alacoque）的那些许诺。

另外，我会尽量遵守梵二之前的教会纪律。每个星期五守小斋，不吃肉。四旬期每天守大斋——一天一顿饱饭，外加两顿小餐，主日除外。在“梵二教”里，几乎没有克苦、牺牲、补赎。教会作为慈母，一直把这些加在她儿女身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吾主说过：有些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赶不走。克苦能帮助你更清楚地观察、思考，也能帮助你死于自我，死于骄傲。

还有，把教会在每个礼仪节期的那些老习惯、老风俗活出来。将临期做什么，四旬期做什么。有很多书讲这些。先从外在做起，外在会带动内在。你会开始活出教会的“节奏”。

如果你能找到拉丁文对照的每日颂祷（Divine Office）——不是梵二后的“时辰礼祷”（Liturgy of the Hours），而是传统的那种。或者找圣母小日课（Little Office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老弥撒书里也有晚祷（Vespers）。这些祈祷，神父、修会会士和教友们已经念了两千年了。念这些，会为你赚取真实的恩宠，加增你的力量去做那些艰难的决定，活出信仰。

日课中拉对照：https://www.divinumofficium.com/cgi-bin/missa/missa.pl

哪怕是背一句拉丁文的《天主经》或《圣母经》。拉丁文是教会的礼仪语言。这看似小事，却能让你与过去的教友产生连接。还有音乐。网上能找到那么多古老的额我略圣咏（Gregorian chant）。你听听那首追思曲（Dies Irae）——那是多震撼的乐章。在“梵二教”里，你听到的只是大卫·哈斯（David Haas）、马蒂·豪根（Marty Haugen）那些七十年代的“吉他会众弥撒”，甜腻腻的。这些小事，都会帮你塑造一个天主教徒的身份。你现在就能开始做。

十一月马上到了。这个月是追思亡者月。要记得为炼狱灵魂祈祷。他们一旦升了天堂，会记得谁为他们祈祷过。他们会成为你的挚友——会在今生回报你，帮助你坚持到底。

谢谢神父。您那儿的要理班怎么样了？

挺好的。我们正在讲护教学。刚开始讲关于天主存在的几种证明。接下来会穿插讲那些被抹黑的历史：十字军东征（Crusades）、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为了对抗教会的敌人散布的那些谎言。一切顺利，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把信仰的真理展示出来，无需辩解，无需道歉——因为真理有天然的权柄和威能。—— 感恩天主！祝您平安。

我想我们可以聊聊“梵二教”那边的修院和圣召问题。毕竟，奥斯瓦尔特神父（Father Oswalt）也曾就读于芝加哥蒙迪恩（Mundelein）的“梵二圣多玛斯修院”（Novato Seminary），后来才脱离“梵二教”，领受了真正的司铎圣秩。

就我个人而言，当年我还在“梵二教”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梵二教”的司铎圣召。我参加过他们举办的圣召周末、避静等活动。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正渴望的，其实是一种纯正的天主教信仰——有人能把完整的信仰教导给我，而不是把它稀释掉。因为你在那里总会听到：“我们早就不那样教了”，“不必那么较真”，或者“总得想办法让天主教与世界和解”之类的话。我猜，至少在“梵二教”的要理班或中学里，偶尔也会有人问谁在考虑修道生活，但这个问题总是轻轻带过，像一句玩笑话。

神父，请问今天的“梵二教”司铎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你刚才提到了一点，说“梵二教”的司铎其实只是会众的“主礼人”。换句话说，他更像一个社会工作者，而不是人与天主之间的中保。真正的司铎应该带领人走向天主、奉献祭献、是祈祷者、为生者与死者献上圣祭、赦免罪过——所有这些主亲自建立的司铎职分，在“梵二教”的司铎职中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司铎的整个概念已经变了。

尤其是在修院培育阶段——至少我所读的那所修院是这样，我相信其他修院也大同小异——他们非常依赖所谓的“人格培育”、“灵修培育”、“智识培育”、“牧灵培育”。但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你会变得像一个“小心理学家”，试图在自然层面上陪伴人群。你不再是作为一位神父、一位属灵的父亲，而更像是大家的“弟兄”——大一点的弟兄罢了，但终究只是“老大哥”。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梵二教”及其新礼弥撒会有那种倾向：主礼人总是要与会众平起平坐。他们面向会众，有时甚至直接坐在会众的同一排长椅上——据说是为了表达与会众的“共融”。但这完全不是司铎职中那种属神的父性。司铎的培育体系已经彻底变了，对司铎身份的理解也彻底变了。

正因如此，你才会看到“工人司铎”的泛滥，看到司铎们过度聚焦于社会工作、社会正义等事物。这些事本身固然是好的，但司铎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做一个社会工作者，也不是做别人的“哥们儿”。司铎的核心使命，是做一位属神的父亲：献祭、赦罪、祈祷、奉献、每天为自己的子民牺牲和祈祷。这才是司铎的主要职能。当然，从这核心出发，自然会延伸出一些社会工作，但司铎的首要本分，仍然是献祭——为生者与死者献上弥撒，履行圣事职务。

你只要记住一个总原则：“梵二教”以人代替了天主。抱着这个原则去看，你就会明白：“梵二教”对司铎职的理解，同样是关乎人，而不是关乎天主。它关乎取悦人，关乎自然层面，而不是超自然层面——即对天主的祭献与朝拜。

神父，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全面展现。

没错，正是如此。这确实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你读圣庇护十世（St. Pius X）的通谕，以及其他教宗的著作，都会看到同样的提醒：现代主义不只是思想和言辞，它更体现在行动上。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认识他——他们嘴上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所以你能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正如你之前所说，在“梵二教”（Novus Ordo）里，司铎几乎成了一个“表演者”。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噱头”：好一点的，还想要保持恭敬；糟糕的，就成了歌手、吉他手、喜剧演员、电影制作人、魔术师。那种“神父跟我们在一起真酷”的娱乐化倾向——至于祝圣过的双手应有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

你说得对。我记得在修院时，我们经常讨论这些事情。大多数修生的心态是：是教会需要改变，而不是世界。教会必须改变，必须下到世界上的人群中去，与他们待在一起，而不是把世界的人从世俗中拉出来。抱着这种心态，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哥们儿神父”——做个好人，做个“老好人”，甚至做个“娘娘腔”。你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取悦人、让人感觉良好上。说白了，核心就是娱乐大众、让一切变得有趣、娱乐化、讨人喜欢。我在修院和堂区都经历过：整个氛围就是“不要冒犯任何人”，让一切尽量平淡无奇、不激起任何波澜，这样大家就会“享受其中”。所以，当有人——包括我自己——在讲道或教导中讲地狱、讲那些信仰中并不“讨喜”却必须宣讲的重要真理时，就会惹上麻烦。轻则被训斥、调离，重则受到迫害。因为你不能那样做——那与“梵二教”的理念背道而驰。它的理念只是“主礼”会众：人人都好，人人都对，你只是在他们需要时帮一把，给一点心理上的“小贴士”、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金句”，而不是做一位父亲。我常哭笑不得，难道大家忘了耶稣所说那些难听话了么？

真正的父亲是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意味着，他不仅鼓励、奖赏，有时也必须管教、激发、鞭策。但在“梵二教”的司铎圈子里，这些东西早已被抛弃了。

神父，您当初是怎么知道自己有圣召的？您是如何分辨自己要成为司铎的？

我们的主、良善的天主，始终在召唤人。祂召唤每一个人悔改、归向祂，也召唤人走向圣洁的生活，召唤男性成为司铎。我认为，即使在“梵二教”中，仍然有人真正蒙召成为司铎，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回应这召唤。

就我而言，我那时在一个小镇上一个还算“保守”的堂区。当时的本堂神父是一位真正的司铎——他是在礼仪与观念改变之前、在祝圣礼被改动之前晋铎的。他虽身处“梵二教”，却仍然是一位真正的司铎。司铎职会在灵魂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你成为司铎时，内在会经历一种真正的转变。他仍然保有司铎的气质，在很多事上都能体现出来。我住的地方离教堂只有五个街区。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常被叫去为平日弥撒辅祭——很早的早间弥撒，天还没亮，外面还是黑的。通常只有五六位年长的妇女在那里。但教堂是一座老教堂，保留了很多外在的天主教审美，非常安静。正是在那种安静中，你才能真正聆听天主的声音。我从小学开始，就感受到了那份召唤。尽管身处“梵二教”，天主的恩宠依然在工作，依然在触动我的灵魂。良善的天主通过各种方式召唤祂的司铎。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司铎圣召。我想，我修院里的很多同学大概也是从类似的经历开始的。

但那是“梵二教”引入女辅祭之前的事了。当我后来在“梵二教”中被“祝圣”后，堂区里的男孩辅祭屈指可数。没有男孩愿意做了——因为女孩们进来了，辅祭班变成了女孩的天下。要知道，即使在梵二之前，辅祭的职务常常是圣召的苗床，是培养圣召的地方。许多蒙召成为司铎的男孩，就是在那时得到滋养和帮助的。如今，这一切几乎被彻底摧毁了。“梵二教”中的圣召也越来越少。那种作为辅祭的特权感、特殊感，如今已荡然无存。这是“梵二教”如何摧毁一切天主教、摧毁人对恩宠回应的又一个侧面。

神父，您在“梵二教”中经历圣召分辨的过程，是怎样的感受？

那是一段相当奇特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很难确切指出，最终促使我进入修院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但整个申请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

即使在“梵二教”里，按教会法规定，候选人必须具备某些基本条件才有资格成为司铎。所以，你得审视自己的生平，确认一切都合乎要求。但接下来的环节，又一次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心理学的依赖。我不得不参加为期三天的心理测试。测试官后来我才知道，是个刻意反天主教的人——可他却专门负责为教区甄选修生。连续三天，每天八小时左右。一周后我去看结果，他指着报告对我说：“你看，你的评估结果是‘保守型’，非黑即白，思维僵化。这不太符合我们的期望。”我当时心想：这不正是信仰本来的样子吗？非黑即白，界限分明。

很多问题也充满现代心理学的套路。心理学本身固然有部分合理性，但一旦走向反信仰的现代主义，就有问题了。整个过程的核心，似乎就是评估：这个人会不会被群众接受？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你是否够“开放”、够“灵活”。

申请修院时还要填写各种表格。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我读了不少圣人的传记，读圣奥斯定的《忏悔录》和《天主之城》。他们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我接着补充：“对了，我还刚读了一本托马斯·牟敦（Thomas Merton）的书。”——就是那位非常自由化的修士。结果他们立刻来了精神：“哦，真的吗？很好，很好。”所以我的感觉是，在他们眼里，如果你板正，就不容易讨人喜欢，也“做不好牧灵工作”。你必须能“随机应变”，要“接纳”、“玲珑”。这完全背离了司铎作为带领者的角色——圣保禄宗徒说过，有时要劝勉，有时要斥责，甚至要管教。但在“梵二教”里，你不是领袖，只是一个手拉手陪大家走路的“老大哥”。

所以整个甄选过程，说到底就是在看你“够不够自由化”。

那你的同辈们，想法和你相似吗？还是大多沉浸在那套“教会必须改变”的错觉里？

修生中其实相当多元。有些从较保守教区来的、甚至去较保守修院读书的人，回来度假时也会说：“我们那边可以穿黑长袍（cassock）哦”——虽然其实也没人真穿。所以是各种心态的混合体。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我认为是真正蒙召成为司铎的。他们渴望做司铎，把天主放在首位。他们读圣人的传记，读那些伟大司铎的生平——看他们如何以献祭、以圣事、以日课、以为子民祈祷为生命的全部，那种与天主的关系自然会满溢出来滋养羊群。我身边确实有人抱持这种心态。

但修院体系本身并不鼓励这个。它推崇的是另一种司铎观。另一些人则一心想着继续改变教会，让它更“进步”、更“自由”。你今天看到的同性恋议程、对种种不道德行为的软化与接纳，早在我在修院时就已经是许多修生的心态了。他们不想让教会看起来像过去那样——因为那“太古板局限”、“教条”、“伤人”、“不宽容”。我不得不说，抱有这种心态的修生占了绝大多数。他们试图做“酷神父”、“哥们儿神父”，与年轻人打成一片。那种感觉像推销员——圆滑、巧舌如簧，以为那样才“讨人喜欢”。当然也有少数真正怀有圣召的人，但他们通常很快就会发现，那份渴望和理想在修院里要么被改变，要么被压制。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说实话，我已经开始陆续收到一些信和邮件，都是问我能不能跟正在“梵二教”（Novus Ordo）修院读书、或刚在那里“晋铎”的人聊一聊。这份心意当然很好，但说到底，前提是对方得自己愿意接受。他们必须是在寻求真理。

我在修院及后来的堂区生涯中，始终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弄清它，也试图平息自己的疑虑——按伦理神学的教导，这是我的本分。我对恩宠是敞开的。偶尔有人寄给我一些传统方面的材料，我乐意读，也愿意思考。我在寻找、在探寻。所以说，“苗床”是存在的——种子可以撒下，也许不会立刻发芽，但需要时间。然而，对于那些根本不觉得有问题、甚至乐在其中的人，沟通就非常困难。他们往往说：教会变了，也必须变，这就是新教会。你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

我们能做的，首先是祈祷与牺牲。我相信，当年流向我的那些真实的恩宠，正是许多人通过祈祷——为真司铎、为真理能被看见——而获得的。我母亲是波兰裔，一家都是热心教友。外公每晚跪着念玫瑰经和晚课，从不间断。许多恩宠正是借那样的祈祷临到我身上。

因此，祈祷与牺牲最为重要。其次，若有人正在修院或已在司铎职中，我们可以偶尔寄些材料给他们。我在修院时，几乎从未读过梵二以前的文献——偶尔接触一点初期教会或教父的作品，但真正教宗的通谕几乎无缘得见。我第一次读到圣庇护十世、庇护九世、庇护十二世的通谕时，震惊不已——那真是醍醐灌顶。所以，可以寄些小东西，比如通谕。他们在修院里被灌输的几乎只有若望·保禄二世，真教宗的著作很少能接触到。也可以寄一些梵二以前写的圣人传记。我自己读过一本厚厚的圣若望·维雅纳（St. John Vianney）传，不知读了多少遍，深受吸引。当你读到那样的生命，再对照眼前“梵二教”司铎的样子，就会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颗小小的种子，或许就在心里埋下了。

此外，今日的“梵二教”不仅摧毁教义，也在摧毁道德生活与自然律。这一点更容易被人看清。你可以寄一本旧版的伦理神学手册，翻到关于同性恋等问题的章节，然后问：为什么“教宗”方济各等人（还记得去年良十四公开接见LGBT朝圣团代表马丁“神父”么？那些人衣着怪癖、暴露，把标语印在T恤上：“FXK the Rules” 去踏马的规则）今天所说的，与这本手册所写的完全不一样？这是在以一种善意的方式投下疑虑的种子——但这种疑虑是带着真信仰的，是让人停下来深思。

你要把这件事看作是在劝化一个“梵二教”的司铎回归真信仰，如同劝化一位新教徒归正一般，策略也当类似。因为“梵二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新教（新教直译为“誓反教”）——只不过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天主教外衣。所以，要怀着极大的爱德，别急着当头棒喝，只能这里撒一点种子，那里撒一点种子，并借着祈祷与牺牲，求天主使它们扎根。

神父，我们接着谈谈走向司铎职的实际步骤吧。

好的。在传统天主教会中，圣秩的晋升是有明确梯次的：首先是剪发礼（tonsure），然后是辅祭、读经、驱魔、烛光等小品（minor orders），之后是五品（subdeacon）、六品（deacon）和司铎——这些是大品（major orders）。一旦被祝圣为五品，就不能回头了。但在“梵二教”（Novus Ordo）里，所有小品都被废除了。现在只有一种类似剪发礼的仪式——那不过是正式接纳为修生而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剪发礼。然后下一步就是祝圣为六品，通常再经过一年的修院培育，便“晋铎”了。所有小品都丢失了，全部被废止。

不仅如此，“梵二教”还设立了所谓“终身六品”（permanent diaconate）。他们声称这是早期教会的做法，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六品本来就是走向司铎的过渡阶段，不是终点——除了极少数例外，如圣方济各·亚西西因自谦不配晋铎而终身止于六品。但那不是“终身六品”制度的本意。“梵二教”以“回归初期教会”为借口——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正如在礼仪改革中伪造所谓的“古老形式”一样。庇护十二世早已谴责过这种“回到过去”的企图，那正是现代主义的诡计。他们想绕过脱立腾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等“令人不快”的时代，便以“使教会如宗徒时代般简朴”为托辞。

“终身六品”通常由已婚男性担任。这实际上是在为最终接纳已婚司铎铺路——既然六品可以结婚，为什么司铎不能？此外，候选人不仅自己要参加培训，妻子也必须一同出席。这正是为“女性六品”乃至“女性司铎”开路。这些想法在修院里被频繁讨论过。每个行动都有其目的——“终身六品”制度意在逐步取消独身制，这是修院里另一个常见话题。若望·保禄二世和方济各虽口头否认，但女性辅祭已经出现在祭台上，各种“职务”也在圣所内泛滥。逻辑的下一步，自然就是“女司铎”。

这个制度也进一步贬低了司铎职。在我待过的堂区，“终身六品”承担了大部分探访病人等工作——本应司铎做的事，被推给了六品。在“梵二教”的弥撒中，司铎基本只是坐着，让别人干活。他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这正是摧毁司铎职、使之边缘化的又一步。随着司铎人数锐减，许多堂区只剩下“圣道礼”或“送圣体礼”，往往由平信徒主持。

那么，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请解释一下：在“梵二教”中，尤其是在1968年以后，司铎和主教的祝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圣事都需要三要素：形式（正确的经文）、质料（如洗礼用水、坚振用油）和意向。三者缺一不可，任何改变都会使圣事无效。你不能用巧克力饼干代替面饼，也不能更改祝圣的经文——哪怕一个字。“梵二教”在修院里教导说：这些很灵活，只要意向正确，改改词、换换材料也无妨。但教会从未这样教导过。

梵二以后，所有圣事的礼仪都被修改了——从洗礼到婚姻，从圣秩到一切。1968年，主教祝圣礼被修改。许多学者如契卡塔（Fr. Cekada）神父、桑伯恩（Bishop Sanborn）主教、佩罗内斯（Bishop Perones）主教、本笃（Fr. Benedict）神父等都有详细论述。庇护十二世在一份宗座宪令（而非通谕）中，明确规定了主教祝圣和圣秩圣事的必要条件。若将这些规定与新礼对照，就会发现所有禁止的改变，新礼都做了。这正是当年英国圣公会做过的事——良十三世（Leo XIII）曾宣布，他们的圣秩因哪怕最微小的改变而“绝对虚无、全然无效”。

所以，今天的情形是：那些自称主教的人并不是主教；那些经由新礼“晋铎”的人也并不是司铎。这就是“梵二教”的现实。至于那些在梵二之前晋铎、尚在世间的司铎，如今要么已退休，要么已去世。套用契卡塔神父——其实也是借用良十三世——的话来说：它完全无效，彻底虚无。

是的，读到这些历史，真叫人心惊。所以，光是把旧弥撒请回来、把一切照老样子做回去，是不够的——因为早在1968年，根儿就已经断了。

没错。也正因如此，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试着帮几位“梵二教”的司铎。他们隐隐觉得不对劲，可一旦真相借着恩宠照进心里，那打击是致命的——我当年差点没挺过来。因为我猛然醒悟：我不是神父！我听过的那一桩桩告解，我以为我在施行的那些圣事，全都不算数。这太痛心了。对很多人来说，这话像天方夜谭，他们会说：“不可能。” 可这不是不可能——你只要按教会一贯的教导来看，任何走样，都等于无效。教会对此规定得清清楚楚，因为这规矩是天主自己定的，是主定的。你不能改，也改不了。承认这事，很痛。对教友已经够难了，对“梵二教”里的神职人员，那更是剜心。但靠着天主的恩宠，我们不仅能直面真理，还能活出真理。

我还在“梵二教”的时候，常常祈祷说：求天主把缺的补上吧，但行不通啊。

当然没用。新教徒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直接向天主认罪就行了。”你可以有痛悔，但主没这么设——祂偏要借着人来办。祂说：你要去找神父。这是主的设计。圣事的三要素——材料、经文、意向——一丝一毫都得对，这是教会一贯的教导，铁打的规矩。

神父，您在“梵二教”晋铎、发现真相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

这就要靠互联网了。我在修院和堂区一直啃那些旧的神学手册，也诵念传统日课，自学拉丁文弥撒——这些都是拉我一把的实在恩典。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教会，这不是天主教。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不是教会，教会在哪儿？我在网上搜，一搜才发现，原来从梵二一开始，就有司铎和主教站出来拒绝。我联系了几个传统网站的负责人，他们帮我搭上了传统的司铎和主教。邮件来来回回，电话也打了不少，一点点理清楚。

网址：https://zhentzj.com/

到最后，我已经决定要走。正和多兰主教通电话，他给我讲了费伯神父的事：一位前圣公会牧师，在自己的礼拜上脱了祭衣，对会众说“我现在要去当天主教徒了”，放下衣服就走了。我想，我还没有那份胆量和恩宠。但正是那些传统天——我们可爱的教友、司铎、主教——伸手拉了我一把，我才迈出了那一步，开了口，最后攒足了力气说：我得走了，再见。

节目快结束了，我想说几句。对于那些被称为“传统天主教徒”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件事不可忽略：为圣召祈祷，为司铎和主教祈祷，也为“梵二教”中的神职弟兄祈祷。愿他们终能看见真理，愿他们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

请相信，你们的祈祷和牺牲，极其有力。即便你们今生看不到果实，它们也在暗中结出你们所不知的丰盛果实。

也请为真教会中的司铎和主教祈祷。未来的日子，注定艰难。但你们的祈祷和牺牲，能为他们——也为你们自己——带来那持守到底的大恩宠。愿我们彼此挂念，彼此扶持，在这漫长的旷野路上，靠着祈祷走下去。

神父，谢谢您。天主保佑您。

梵二后几十年来，一直有一群人，有一个运动，把私启示（就是是获得合法教会权威的认可的私启示）拔高到教会权威教导的地位。他们是“显现主义者”，痴迷于相信各种圣母显现，或者是各种预言，如中国普遍的“真理书”、“慈母心声”。本文主要批判这种现象。

比如：他们中最著名的，是已故的梵二“神父”尼古拉斯·格鲁纳（Nicholas Gruner）。他把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办法，都寄托在将俄罗斯奉献于圣母无玷圣心上。在他脑海中，梵二的问题和危机甚至都没有出现过。只要按照圣母在法蒂玛向三位儿童所传达的指示，完成所谓“集体奉献”，一切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似乎只有格鲁纳先生才懂真正阐述法蒂玛，只有他知道怎么做。在20世纪80年代，他所出版的《法蒂玛十字军》杂志不断警告，如果人们不尽其所能捐款，协助他“向教宗和主教请愿”，那么苏联即将发动核毁灭。甚至在80年代之后，类似的灾难警告仍然持续不断，前提始终是：除非完成那奉献，否则灾祸难免。

格鲁纳先生甚至从未认真考虑过“宗座出缺论”（sedevacantism），也没有关注梵二包含的邪恶。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做呢？他存在的一切理由，就是推动教宗和主教完成奉献俄罗斯。如果没有教宗，那么他的整个理论基础，以及他自称掌握“法蒂玛真正意义”的说法，也就随之崩溃了。
同时要注意，他对法蒂玛信息的解释，是一种“集体奉献”：教宗单独行动是不够的，他“需要”主教们的参与。而“集体主义”（collegiality）正是梵二大力推动的一项重大错误，并且属于梵二体系的一部分。

本文将说明：过度高举私人显现或神视（即使是梵二前的），对信德造成的危险，以及真教会如何分辨号称显现或异象的真伪性。

眼见未必为实

一个过度高举显现，而导致严重偏差的典型例子，就是“玛利亚维派”（Mariavites）。这一名称源自拉丁语短语 qui Mariae vitam imitantur，意为“那些效法圣母玛利亚生活的人”。该团体由波兰人费利克萨·玛格达莱娜·科兹沃夫斯卡（Feliksa Magdalena Kozłowska，卒于1921年）创立，名为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Sr. Maria Franciszka）。1887年，她与另外五位女性在普沃茨克（Płock）开始共同生活，遵循方济各会的灵修传统。她们以刺绣维生，并实行相当严格的生活规程，戒绝一切肉类和鱼类。

自1893年起，科兹沃夫斯卡号称自己开始经历神视。据称，她最初的一次神视指示她建立一个新的司铎团体，其主要目标是推广对至圣圣体的朝拜，以及对“天主永援之母”的敬礼。
这一切表面上看似十分可嘉，但魔鬼若能让人接受0.1%的错误，便愿意夹带99.9%的善。1904年4月，这位波兰修女在扬·玛利亚·米哈乌·科瓦尔斯基神父（Father Jan Maria Michał Kowalski）的协助下，试图寻取教区主教和罗马的教会法承认。但是，当地主教拒绝了这些神视，而宗座圣部则将其判定为“纯粹的幻觉”。教宗圣庇护十世在颁布《Tribus Circiter关于玛利亚维派或波兰的神秘司铎的通逾》时，曾概述了这一派别的奇特起源，其中写道：

可敬神昆，祝好，并领宗座遐福：
1.约三年前，本宗座得悉：在你们各教区中，有一些尤其是较年轻的司铎，未获长上合法许可下，成立了一种类修会团体，名“玛利亚维派”（Mariavites），或称“神秘司铎”。该团体逐渐偏离正道，并背离他们应当服从的主教——那些“由圣神所立，以治理天主教会的人”，思想变得虚妄。

2.他们宣称，一位女子极其圣善，奇妙地充满天上的恩赐，在许多事上获得天主的光照，是天主上智安排为拯救即将灭亡的世界被赐下的；于是，他们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托付于她，并在一切事上听从她的意愿。

3.他们依靠所谓来自天主的使命，自行其是地在民间推广各种敬礼活动（这些活动若正当进行，本是极其可嘉的），尤其是对至圣圣体的朝拜，以及勤领圣体的实践；但同时，任何怀疑该女子圣德及其所谓天选地位，或反对玛利亚维派团体的司铎与主教，他们都提出了严重指控。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人有理由担忧：许多信友受骗，离弃了他们合法的牧者。

4.因此，在我们可敬神昆——宗座法院枢机们的建议下，我们于1904年9月4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正如你们所知），解散上述司铎团体，并命令他们彻底断绝与该女子的一切关系。

他们不听庇护十的命令，因此在同年12月，教宗正式绝罚了他们。随后，他们的信德与伦理迅速开始瓦解。科瓦尔斯基神父（Fr. Kowalski）后来从老天主教（Old Catholic）派那里祝圣了主教。科兹沃夫斯卡的“神视”被整理成《伟大慈悲的工程》（The Work of Great Mercy）一书，视为“仅次于圣经”的权威。他们废除了司铎独身制，甚至授予女性“司铎职”，并引入了“信徒共同司祭职”（这是一个纯粹的誓反教教观念）。1935年，该团体分裂为两个派别，至今仍有少数成员存在。（参见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1223001317/ http://www.mariavite.org:80/chhistoirea.htm）

他们之前做的一切，听起来美好而高尚。然而，正如圣庇护十指出的，即使是频繁的敬礼行为，也只有在“正确地实施”时才是极其可嘉的；这清楚表明，即便是获认可的敬礼实践，也能被错误地执行，甚至给人造成损害。
该敬礼的追随者们，忽视了许多明显的警告，并对这些所谓的“神视”作出了不符天主教信仰的回应。首先，他们擅自认可了这是真实的来自天主的超性私人启示。其次，他们把所谓的“见证者”塑造成“活圣人”。最后，这些所谓神视的信息，实际上取代了教会权威。
他们居然要求服从这些所谓的“启示”信息，置于教宗和主教之上；而真正的教会教导（如《要理问答》），反而被降到了次要地位，让位于所谓“天主借玛利亚直接传达的信息”。一旦人相信天主正在直接对自己说话（或借着祂的母亲等方式），那还干嘛需要教会训导权呢？
这就是私人启示带来的危险（无论是否获得认可）。因此，坚持传统信仰的教友，必须要把私人启示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

认定私启示的简史回顾

特伦多大公会议（1545–1563年）确立的，有关显现的案件中（亦即可以归类为私人启示的情形），当地主教是首要且主要的权威。以下摘自特伦多大公会议第二十五期会议的规定：

为更忠实地遵守上述事项，本神圣会议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地方或教堂中（无论其是否享有豁免权），安置或令人安置任何特别圣像，除非该圣像已获得主教批准；同样，除非主教加以审查并批准，不得承认任何新神迹和新圣髑；主教需获得确实信息，应征询神学家及其他虔诚人士的意见之后，依其判断，按真理与敬虔的原则行事。

然而，若要纠正任何可疑或困难的滥用，或在这些事务上出现更重大的问题，主教在作出裁决之前，应等待总主教及本省诸主教在省级会议中的裁断；并且，在未先咨询至圣罗马教宗之前，不得作出任何新的决定，或任何在教会中以往未曾实行的决定。

在特伦多大公会议前，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1512–1517年）上，将新神视、新预言、新启示的认定权，保留给宗座。普罗斯佩罗·兰贝蒂尼（Prospero Lambertini，1675–1758年），即后来的教宗本笃十四世，在著作《论天主仆人之列品与真福及圣人之册封》（De Servorum Dei Beatificatione et de Beatorum Canonizatione）中，于1740年前后提出了若干准则，用于分辨私启示，以及封圣过程中辨别真圣迹。这类事件必须以人的理性判断具有确实的非凡性，并且超出自然原因所能解释的范围。
1917年《教会法典》第1399条规定：若未获得当地主教的批准，不得出版任何有关“新的显现、启示、神视、预言与奇迹”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蒙蒂尼（即保禄六世）后来废除了这一要求，任何自称有“神视”或宣称发生“显现”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许多时候，这些私启示甚至被描述得仿佛已获得认可，例如纽约皇后区所谓的“玫瑰圣母”（Our Lady of the Roses）的假显现。

分辨的准则

既然如今没有教宗，也没有可以求助以判断那些所谓私启示的当地主教，那么坚持传统信仰者应当怎么办呢？
首先，在这“大背教”的时期，不应宣称显现或神视宣布是“值得相信”的。我个人意见，应当远离所有的显现和神视；应专注于学习圣教会的公道理，如《要理问答》《要理大全》，或者获认可的神学家与教会法学者；采用获得认可的敬礼（如玫瑰经、耶稣圣心敬礼等），并在神师指导下实践。

如果你仍然好奇某个号称的神视或显现，记得问自己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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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事实有没有明显错误？
   如果某个神视含义错误的日期、引用、鼓吹合一主义、宣称明显的异端（例如声称圣母与天主平等），或劝你留在梵二教里，那么它不可能来自天主。
2. 接受这些所谓讯息的人，是否心理平衡、诚实且品行端正？
   如果他们表现出异常行为，自称“特殊”，或属于梵二体系却看不出其中的问题，那么这不可能来自天主。若“见证者”是儿童，他们是否成熟？还是看起来受到父母的操控？
3. 是否指控天主或教会“犯错”？
   例如：“教会需要改变其关于司铎独身制的立场，这种制度对神职人员并不好。”
4. 是否涉及金钱因素？
   例如：“请尽你所能给予最大的捐献，因为天主〔或圣母〕希望这个讯息被传播。”
5. 是否以新敬礼取代已获认可的敬礼？这些新敬礼是否怪异？
   例如：向“耶稣的圣手”祈祷——或其他类似离奇的敬礼。或者，是否把传统敬礼变得强制或过度？例如：必须每天诵念完整的十五端玫瑰经，否则将受永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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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一些基本问题，但都需要严肃认真地加以回答。

如何看待那些号称真发生了奇迹的显现或神视？

人很容易说：因为自己看见了某个神视，或按照某个显现要求的去做，于是自己的病就“奇迹般地痊愈了”。这里要特别强调教会教导中的一点：

奇迹不能证明错误的可信度。任何试图证明某个错误的“奇迹”，要么（a）可用自然原因解释，因此非真奇迹；要么（b）源自魔鬼。

证明如下：
奇迹是一种能感知的、非凡的、并且源于天主的行为。因此，由于“圣体变质”（transubstantiation）是不能感知的现象，所以严格说，它不能被称为奇迹。奇迹只能用于支持真实且美善的事物。天主不能欺哄人。进一步说，如果天主借着施行某些奇迹，来证明某些虚假的教义，或完全出于人的教义说是天主启示的，那么实际上等同于说天主在造假。我们应当认识到：天主允许魔鬼施行某些非凡之事。（参见神学家唐奎雷〔Tanquerey〕，《教义神学手册》，Desclée出版社，1959年，第1卷40–45页；）

在《出谷纪》7章8–13节中，我们读到：

上主对梅瑟和亚郎说：“当法郎对你们说：‘你们显个奇迹吧！’你就对亚郎说：‘拿起你的杖，在法郎面前丢下，它就会变成蛇。’”于是梅瑟和亚郎来到法郎面前，照上主所吩咐的行了。亚郎在法郎和他的臣仆面前丢下自己的杖，那杖就变成了蛇。法郎于是召来智者和术士，埃及的巫师也用他们的邪术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各人都丢下自己的杖，杖也都变成了蛇；但是亚郎的杖吞噬了他们的杖。然而法郎的心仍然刚硬，不肯听从他们，正如上主所说的那样。

既然在当前情形下，真教宗无法对所谓的“奇迹”加以确认或否定，我们也就无法判断哪些所谓的奇迹是真实的。任何支持梵二或方济各的，或以任何方式促进此类立场的“奇迹”，都不可能是真的。

结论

坚持传统信仰者，绝不可让私启示高过教会教导，甚至等同。应当尽力研读教理和获认可的神学家与教会法学者的著作，来理解教会的教导；在这“大背教”时代，有极大帮助。

最好的劝告来自圣路易·德·蒙福（St. Louis de Montfort）的经典著作《敬礼圣母的真道》（True Devotion to Mary）：

“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正确选择至圣童贞玛利亚的真正敬礼，因为现今有许多假敬礼，容易被误认为是真敬礼。魔鬼是伪造者和狡猾老练的骗子，借着对圣母的假敬礼，使许多基督徒误入歧途并走向毁灭。

他每天都用其邪恶的经验，引导更多人走向灭亡，使他们在罪恶中麻木不醒，让他们相信：只要念几句经（就算念得不好），再加上一些由他所激发的外在行为，就是真敬礼。

一个伪造者通常只伪造金银币，很少伪造其他金属，因为那样不值得费力。同样，魔鬼往往不去干扰其他敬礼，而主要伪造那些直接指向耶稣和玛利亚的敬礼……因此，首先认出那些假圣母敬礼，并要避免，其次认出真敬礼并实行，这是最重要的。”（参见第90–91页）

 

革命是魔鬼用来把世界颠倒混乱的工具。

例如，经过誓反教革命（所谓的宗教改革），当年背教者逐渐对各种异端习以为常，包括：

• 否认教会论：即主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可见的、具有层级结构的社会——教会，以圣伯多禄及其真正继承人为元首；
• 认为人只要在耶稣圣名下作出一次所谓的“信德宣认”，就已经“得救”；
• 否认告解圣事以及主在至圣圣体中的真实临在；
• 否认弥撒是加尔瓦略山祭献的不流血方式重现；
• 接受加尔文异端，即：人的灵魂是由武断的天主预定升天或下地狱，并否认祂赋予理性受造物的自由意志。

此外，他们还接受了许多所谓的“新事物”，例如：

• 新的“礼仪形式”；
• 以“餐桌”取代祭台，将礼仪变为一种“晚餐”；
• 新编的祈祷词；
• 复兴曾被圣若望·达玛森（St. John Damascene）所反对的破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
• 敌视对天主之母圣母玛利亚以及诸圣的敬礼。

所以如此，他们认为：那些仍然忠于天主教信仰、并且坚持祖祖辈辈承传下来的丝毫不变信仰的人，是“疯狂的”、 “分裂的”、 “不忠的”，甚至“不爱国”。

不要以为上面那些是在说如今的梵二教人。上面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描述安立甘叛教的变化。以下是哈罗德·加德纳神父（Father Harold Gardiner）记载的一段历史，描述了真福爱德蒙·坎平（Blessed Edmund Campion）在被捕后返回伦敦时，被押送游街示众的情形—— 1581 年 7 月 14 日。在 英王 亨利八世（Henry VIII）背教，自称为英格兰教会最高元首之后仅 47 年； 以及亨利八世与 安妮·博林（Anne Boleyn）所生之女、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其同父异母的姐姐——亨利八世与其合法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Catherine of Aragon）所生的玛丽一世（Mary I）五年统治后，使英格兰重回誓反教后仅 23 年：

当他们开始穿行城市的时候——从城这头被押送到另一头游街示众——人群发出嘲笑声，许多人向这些囚犯发出嘘声和辱骂。
他们骑在马上，手肘被反绑在背后，双手被捆在一起，双脚则被固定在马腹之下。为了进一步羞辱他，坎平神父（Father Campion）的帽子上被别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煽动叛乱的耶稣会士坎平（Campion the Seditious Jesuit）。”

队伍经过伦敦便宜坊（Cheapside）时，他们被带到市场中的一座十字架前。那十字架在宗教纷争中已被损坏和玷污，但它仍然是一座十字架。坎平神父抬眼望向它，尽可能低头致敬，并试图用他那被束缚的双手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圣号。

一些挤上前来围观这位“著名囚犯”的人发出嘘声和嘲笑：
“你那教宗派的手势救不了你，等着你的，是泰伯恩（Tyburn）的十字架，你这个叛徒！”
“他向石头做的十字架低头，却不肯向女王低下他那顽固的脖子。”
“哈哈，不过很快，他连可以低头的脑袋都没有了！”

这样的嘲笑与辱骂不绝于耳，但也有一些人流露出尊敬与同情，甚至带着羞愧。这还是英格兰吗？一个被指控的人，竟然在尚未受审、尚未被判定有罪之前，就被如此对待？他还有哪怕一丝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吗？>如果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如果仅仅因为是司铎、是好天主徒，就要遭受迫害甚至被处死，那么英格兰还能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吗？

这些想法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但他们都不敢说出口，因为说出来会带来危险。但是，坎平神父很快就会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而且是以给与教友新的勇气与力量的方式——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是的，只要还有像坎平这样的人继续他的工作，英格兰仍然可以被视为基督信仰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确实有人继续跟随。从坎平的时代直到后来，司铎们不断宣讲基督和祂的教会，教友也不断追随。迫害与致命持续了一百多年，但最终，和平来到了英格兰的圣教会；而随着和平的到来，也带来了成长与复兴。
——（哈罗德·C·加德纳神父，《爱德蒙·坎平：地下天主教会的英雄》，1957 年，第 132–134 页）

不幸的是，加德纳神父的这本真福爱德蒙·坎平的著作于 1957 年出版后不久，书中英格兰天主教会的描述，便显得过时了——正是教宗庇护十二世1958 年 10 月 9 日去世前一年。

随后兴起了一场新的“革命”。这革命竟然赞颂裂教的“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正是真福坎平以及其他英格兰致命者们（在 1534–1547 年间，放荡君主亨利八世命令杀害的 72,000 名天主教徒）曾坚决抵制合法性，只视其为异端与裂教的不正当产物。这场革命试图说服天主教徒：这些英格兰与爱尔兰的致命者是徒然的；宣称一种基督教的“传统”和另一种一样好。

值得注意的是：亨利·都铎（Henry Tudor，亨利八世）1534 年领着英格兰脱离真教会后不久，大多数英国人不仅失了信德，并在很短时间内，竟然激烈反对天主教，成为他们曾经天主教徒一切的敌人。真福坎平于 1581 年被处死——距离亨利·都铎与其阴谋多端的情妇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所谓“婚姻”，仅仅过去了** 48 年。那时，大多数英国人已经对传统的古老弥撒（Immemorial Mass of Tradition）**以及天主教会的一切古老习俗与传统，产生了近乎疯狂的仇恨。

不到半个世纪，英格兰天主教过去几乎被完全抹去，仿佛被投入了奥威尔式的“记忆黑洞”。修士和修女被逐出他们的修院；而那些依附于修院土地生活的佃农，也被迫离开这些土地，最终成为后来英格兰城市贫民的祖先——这些人，在一百七十多年之后，落入了肮脏的加尔文主义资本工业家的掌控之下。

试想一下吧，可以吗？
不到半个世纪。

那么，自从安杰洛·龙卡利（Angelo Roncalli，即若望二十三世）开始他所谓的“向世界开放”以来，已经过去多久了呢？
没错，已经过去了六十七年零五个月又一天。

大约五百年前，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多数天主教徒，并没有追随英格兰致命者之路，因为他们“喜欢”所谓的“新秩序”。还有一些人则随波逐流：或畏惧世俗评价；或担心自身性命；或害怕失去财产；或对局势极度困惑。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礼仪和教义上的革命导致的信德的根本丧失。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丧失信德如此，至于如今几乎没有多少天主教徒会对这事感到震惊：
普雷沃斯特 （良十四）竟然向新任坎特伯雷“女大主教”莎拉·穆拉利（Sarah Mullally）发出了一封欢迎信：

怀着对天主永恒存在的确信，值此您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际，我向您致以虔诚的问候。
我知道您所担任的职务责任重大，不仅关乎坎特伯雷教区，更关乎整个英格兰教会乃至整个圣公会。此外，您正值圣公会历史上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开始履行这些职责。我祈求主赐予您智慧，并祈求圣神指引您服务于您的社群，同时从天主之母玛利亚的榜样中汲取灵感。
六十年前，在罗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中，我们敬爱的先辈——圣保禄六世和迈克尔·拉姆齐大主教——共同致力于将天主教徒和安立甘教徒带入“基于基督徒博爱的兄弟关系发展新阶段”（《联合声明》，1966年3月24日）。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这一充满尊重和开放的新篇章硕果累累，并延续至今。
在同一场合，保禄教宗和拉姆齐大主教也同意启动神学对话。事实上，自成立以来，安立甘-罗马天主教国际委员会(ARCIC)为增进彼此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项宝贵工作的成果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共同见证信仰(参见圣公会-罗马天主教国际合一与使命委员会，《在合一与使命中共同成长》，第93页)。鉴于我们人类大家庭今天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我非常欣慰这项重要的对话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普世合一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前任教宗方济各和贾斯汀·韦尔比总主教坦诚地承认，“新的形势在我们之间产生了新的分歧”。然而，我们仍然携手前行，因为分歧“不能阻止我们因共同的洗礼而彼此认出是基督内的兄弟姐妹”（联合声明，2016年10月5日）。就我而言，我坚信我们需要继续在真理和爱中对话，因为唯有在真理和爱中，我们才能共同认识天主的恩典、慈悲与平安（参阅若望二书1:3），从而将这些宝贵的恩赐奉献给世界。
此外，基督徒所追求的合一绝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宣扬基督，正如主基督所祷告的，“使世人信”（若望福音17:21）。教宗方济各在2024年对圣公会各主教长发表讲话时指出，“如果我们因分裂而未能履行共同的使命，即宣扬基督，那将是一件丑闻”（致圣公会各主教长讲话， 2024年5月2日）。亲爱的姊妹，我完全赞同这些话，因为唯有透过一个和好、友爱、合一的基督徒团体的见证，福音的宣扬才能最清晰地回响（参见2026年世界传教日文告，第2段）。
怀着这些兄弟般的情谊，我祈求全能的天主保佑你们，愿你们在肩负重任之际蒙受祝福。愿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在主的服事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梵蒂冈，2026年3月20日

必须提出几点基本评论

首先，“梵二教宗们”（conciliar “popes”）一贯把异端且裂教的安立甘教会团体，当作天主教的一个“姊妹基督教会”，事实上把合法性赋予了一个本质上源于魔鬼的组织。

其次，这些“教宗”把所谓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视为坎特伯雷教区的圣奥斯定（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的合法继承人，并视其为有效祝圣的“主教”，事实上废弃了教宗良十三世《Apostolicae Curae 论安立甘品级之无效》的约束力。

第三，普雷沃斯特写给莎拉·穆拉利的信，不仅承认她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而且还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相信在安立甘会中女性可以当“司铎”或“主教”，却没有维护 只有男性才能被祝圣为天主教的司铎或主教那不可改变的真理：因为吾主耶稣，亲自拣选了只有男性作祂的宗徒，并将那完全无功受赐的圆满神品之恩——主教职——赐予他们。
没有人能比圣母更配说“Hoc est enim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成圣体祷文，因为是她在领报时，借着至圣圣三第三位的能力，将她神圣之子的神圣人性赐予了祂。但她并没有被祝圣为司铎，因为在救赎的品级（恩宠）中，男女各有不同的职分，就如同在创造的品级（自然）中也是如此。
但是，普雷沃斯特却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莎拉·穆拉利是一位真主教，只因为安立甘赋予了她主教称号——哪怕这违背了天主神律，更不用说其礼仪本身就是无效的。从本体论讲，女性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圣教会的司铎或主教，更不用说那个亨利八世为满足其私欲而建立的宗教团体中的女性了。

第四，时间并不能合法化源起于撒殚的东西，如否认公教信仰和公教权威。难道时间的推移，会使《圣公会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获得合法性吗？如果不会，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却能被自称天主教的梵二假教会以某种程度认可呢？

第五，圣教宗庇护五世明确宣布圣公会礼仪书是异端：

“她以强硬手段禁止了真宗教。此前，亨利八世（背教者）也曾推翻了真宗教，而后由合法女王玛丽，在本宗座的协助下得以恢复；但她却追随并接受了异端的错误。
她解散了由英格兰贵族组成的王室议会，改以身份卑微且为异端之人取而代之；她压迫天主教信仰的追随者；设立假导师和不虔敬的牧职；废除了弥撒圣祭、祈祷、大小斋的规矩、独身制以及天主教的礼仪；并命令在全国传播那些鲜明的异端书，同时她自己依照加尔文规则而制定的不敬礼仪与制度，规定臣民必须一起遵守。
她胆敢将主教、堂区司铎以及其他天主教神职人员逐出他们的教堂，断绝俸禄，把这些教职交给异端，并裁决属神事务；她禁止主教、神职人员和信众承认罗马教会、服从法令与教会规章；她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她邪恶的法律，放弃对罗马教宗的权威与服从，并宣誓承认她为在世俗与属神事务上的唯一主宰；她对那些拒绝的人施加刑罚与惩处，并向那些坚持信仰合一与上述服从的人征收罚款；她把天主教的主教与司铎投入监狱，其中许多人因长期的折磨与忧苦而悲惨地死去。
这一切事情在万国之间都是公开、明显的、众所周知的；有许多有力的见证加以证明，因此毫无任何借口、辩护或逃避的余地。”

——（《Regnans in Excelsis》，教宗圣庇护五世于 1570 年 3 月 5 日发布的敕令，宣布将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逐出教会）

时间的流逝，如何纠正《圣公会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的异端呢？——这部书本身正是用来取代天主教礼仪四大部的：即大日课（Breviary）、弥撒经书（Missal）、主教礼典（Pontifical）以及罗马礼典（Ritual）。

第六，圣公会礼仪（即梵二教所称的，圣公会“用法”的“弥撒”；其神学缺陷，约十年前曾在《拉丁弥撒：天主教文化期刊（The Latin Mass: A Journal of Catholic Culture）》的一篇文章中受到相当严厉的评析），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誓反教礼仪以及犹太—共济会色彩的“新礼弥撒”（Novus Ordo）的先驱与源头。

第七，尽管梵二教官员声称，誓反教各派与天主教会是“不完全共融”，所以有一些“真理与成圣的要素”，但实际上，没有所谓的“部分共融”的概念，一个人要么是天主教会的成员，要么不是。1894 年 6 月 20 日的通谕《Praeclara Gratulationis Publicae》中，良十三世在谈及东方教会时，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庇护十二在 1943 年 6 月 29 日的通谕《Mystici Corporis基督奥体》中，也作出了同样明确的教导：

你们要在天主面前，并在自己的心中，仔细权衡我们这一请求的性质。我们提出这一劝告，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动机，而是由于天主的爱德所推动，并出于对众人得救的愿望，劝勉你们与罗马教会修和、合一；而且我们所指的，是一种完满而完全的合一。这样的合一，绝不可能仅仅建立在某种教义上的局部一致，或彼此之间某种兄弟之爱的交往之上。基督徒之间真正的合一，乃是教会的建立者耶稣基督亲自设立并愿意实现的合一；而这种合一，就是：
信德的统一
治理的统一
——（良十三，《Praeclara Gratulationis Publicae》，1894 年 6 月 29 日）

22 事实上，只有那些领过洗，且公开宣认真信仰，以及没有不幸地从奥体的统一中自我分离出来，或因重罪而被合法权威逐出奥体者，才被纳入教会的成员中。正如宗徒所说：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是为奴的或自由人，都在同一个圣神内受洗，归于同一个身体。[17]因此，在真正的基督徒团体内，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神、一个主、一个圣洗，所以也只能有一个信仰。[18]
因此，如果有人不愿听从教会，主命令说，要将他视同异教人和税吏。[19]由此得出，那些在信仰上或统治处于分裂的人，不能活在这奥体的统一之中，也不能活在那唯一圣神的生命中。
——（教宗庇护十二世，《Mystici Corporis》，1943 年 6 月 29 日）

第八，任何假宗教的信徒，都必须无条件皈依天主教；他们要公开弃绝自己的错误，并宣认信德宝库的一切内容，不得附加任何保留或限制。

第九，这些梵二“教宗”事实上承认了圣公会品级有效，故意无视良十三世不可更改且具无误的训导：

我们特此命令：本函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在任何时候均不得因所谓的瑕疵，或因任何关于我们意图的隐瞒（subreption）或误导（obreption），而被质疑或提出异议；相反，这些规定始终有效、具有约束力，并应当在法律上及其他方面，由所有无论其地位或尊荣如何的人，予以不可侵犯地遵守。
并且，我们宣告：凡在此事项上，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权威或借口、无论有意或无意所作出的一切相反行为，皆为无效且毫无效力，即使存在任何相反的规定，亦不例外。

——（教宗良十三世，《Apostolicae Curae》，1896 年 9 月 15 日）

这些梵二革命者，相信自己明明白白的相反天主教信德真理是正确的——就算这些真理被一位又一位真正的教宗不断重申，他们也视而不见。这种荒谬者，真应该被送到精神病院去。公教信友对外教人的责任是：迫切地寻求他们无条件地归化到天主教会的慈母怀抱中，因为在圣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我们的真教宗，始终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责任；而这些梵二教宗，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弃了这责任。

请再思考庇护九世在 1868 年 9 月 13 日通谕《Iam Vos Omnes》中的这些话：

因此，凭借主基督亲自托付的宗徒至高牧权，我们必须履行善牧的一切职分，并以父亲般的爱去关怀并拥抱世上所有的人。为此，我们向所有与我们分离的基督徒发出此信，热切劝勉并恳切请求他们，尽快回归基督的唯一羊群。因为我们从心底渴望他们在基督耶稣内得救，并且担心有一天要在我们的审判者面前交账：如果我们没有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指出并预备通往永生的道路。在我们一切的祈祷与恳求中，我们昼夜不断地以谦卑而恳切的心，向那永恒的灵魂牧者祈求，为他们求得丰富的恩宠与天上的祝福。
既然我们履行尘世基督代权人的职分，我们便以敞开的双臂，满怀期待那些迷失的子女回归天主教会，好将他们以无比的爱迎入天父的家中，并使他们分享其中无尽的宝藏。我们最深切的愿望，是他们回归真理并与天主教会共融；因为不仅他们个人的得救依赖于此，甚至整个基督徒社会的福祉也系于此：事实上，若非在一牧一栈下，整个世界也无法享有真正的和平。
——（教宗庇护九世，《Iam Vos Omnes》，1868 年 9 月 13 日）

梵二“教宗”曾这样方式讲过话吗？
他们不仅确实没有，而且恰恰相反。
这正体现了天主教义与“梵二教义conciliarism”间众多显著差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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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必须相信天主教会所教导的一切，否则他就不是天主教徒。
一个人若相信所谓的“新教会学（new ecclesiology）”，就不能是天主教会的成员。
一个人若相信“主教团制度（episcopal collegiality）”，就不能是天主教会的成员。
一个人若相信“伪合一主义（false ecumenism）”，就不能是天主教会的成员。
一个人若参与“跨宗教对话”或“跨宗教祈祷活动”，接受誓反教“牧师”的祝福，或进入誓反教、东正教或穆斯林的礼拜场所，并参与其宗教行为，就不能是天主教会的成员。
一个人若相信并推动“宗教自由”以及“教会与国家分离”，就不能是天主教会的成员。
一个人若参与那些甚至会使阿里乌派都感愤怒的礼仪，就不能是天主教会的成员。
一个人不能把誓反教教或东正教团体中的神职人员称为“基督教会中的‘牧者’”。
任何异端或裂教，都不可能在“基督的教会”中承担所谓的“牧灵职务”；因为基督的教会就是天主教会，且唯独如此。
乔治·马里奥·贝尔戈利奥（Jorge Mario Bergoglio）在天主教会中没有任何这样的“牧灵职务”，因为他是一个背教者，自己脱离了慈母圣教会的怀抱。
不够，梵二教宗们（包括现今的普雷沃斯特“良十四世）宣扬的、泛泛的基督教合一主义，对于启示的天主——至圣圣三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天主已经藉由真教宗的权威，谴责了这个错误的伪合一主义。

那些背离天主教真理的人，如何能够在当今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中，为天主圣言的救恩真理作出“合一的见证”呢？异端绝不可能成为个人或社会秩序的基础。

难道第一诫与第二诫不是天主法律的根基吗？一个人若公开且不断地违犯这些诫命，怎能不同时犯下异端与背教之罪呢？

每位梵二假教宗，都在若干条教义上背弃了神圣信仰。其中六位都曾拥抱假宗教的领导人，但阿尔比诺·卢恰尼／若望保禄一世除外，虽然他也是异端，但他的假教宗任期仅持续了34 天，所以没有机会而已。

这一切是从安杰洛·龙卡利／“圣”若望二十三世开始的。1960 年 12 月 2 日，他接见了安立甘的“大主教”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cher），并解释说：身为大圣额我略教宗的所谓继承人，他对于会见这位坎特伯雷的圣奥斯定的假继承人感到“高兴”。
此后，蒙蒂尼／保禄六世继续与费舍尔的继任者米迦勒·拉姆齐（Michael Ramsey）会面，也会见了裂教且异端的希腊教“宗主教”阿忒那哥拉（Athenagoras）与狄弥特里奥斯（Dimitrios）。1972 年，他们在西斯廷小堂会面时，“教宗”竟然自发地在他们面前屈膝致敬。
“教宗”沃伊蒂瓦／“圣”若望保禄二世以及若瑟·阿洛伊斯·拉辛格／本笃，则打开了跨宗教祈祷的闸门。他们走进入假宗教的礼拜场所，并不断用赞美之辞称颂假宗教的“德行”。从这里再往前一步，就到了已故的马里奥·贝尔戈利奥向各假宗教的领导人道歉，为的是过去天主教徒曾努力使其信徒皈依。

这些梵二“教宗”甚至把异端裂教的安立甘，称为所谓“基督宗教信仰”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有些人——包括已故的贝尔戈利奥以及他的继任者普雷沃斯特——竟然认为，这种“基督宗教”由“罗马基督教”、“宗教改革后的教会团体”、“安立甘传统”以及“东正教”构成。
但是，致命者们正是为捍卫真正的信仰，而抵抗希腊人的背教、“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以及安立甘的背教。甚至被梵二“教宗”“列真福”或“封圣”的致命者，也被他们视若无物。

以下是蒙蒂尼／保禄六 1966 年 3 月 24 日（圣加俾额尔总领天神瞻礼）首次会见安立甘“大主教”米迦勒·拉姆齐（Michael Ramsey）的报道：

从这罗马，大圣额我略教宗曾派遣圣奥斯定前往英格兰，并在那里建立了坎特伯雷的主教位。如今，所有圣公会信徒都把目光投向该座，视之为他们的“基督教共融”中心。在此背景下，教宗保禄六世与代表圣公会共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米迦勒·拉姆齐阁下相会，彼此交换兄弟般的问候。

在会晤结束时，他们感谢全能的天主：祂借着圣神的工作，在近些年来，在罗马天主教会与圣公会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督徒友爱氛围。
1966 年 3 月 23 日的这次会晤，标志着兄弟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种关系建立在基督徒的爱德之上，并致力于真诚地消除冲突的根源，重新建立合一。

出于对基督命令的甘心服从——祂曾吩咐门徒彼此相爱——他们宣告：在祂的帮助下，他们愿将过去一切与此爱德诫命相抵触的事，交托于仁慈的天主手中；并以宗徒的话作为自己的心志：“忘尽我背后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驰，为达到目标，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召我向上争夺的奖品。”（斐 3:13-14）

他们确认愿望：凡属于这两个团体的一切基督徒，都应怀有同样的尊重、敬重与兄弟之爱的情怀。为使这种情怀得以充分发展，他们计划在罗马天主教会与圣公会之间展开严肃的对话；这对话将建立在福音以及古老的共同传统之上，并旨在引导人们走向基督所祈求的、在真理中的合一。

这项对话不仅应涉及神学问题，如圣经、传统与礼仪，也应涉及双方所感受到的实际困难。教宗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确实意识到，在恢复信仰与圣事生活的完全共融方面，仍存在严重障碍；然而，他们一致决心，在教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促进负责任的接触，因为这样的合作有助于加深理解与爱德，并共同努力，为当今世界中所有信仰基督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借着这样的合作，愿天父的恩宠与圣神的光照，使吾主耶稣基督为祂门徒合一所作的祈祷更接近实现；并愿随着合一的推进，世界的和平也得以加强——这和平唯有那位赐予“超越一切理解之平安”的主才能给予。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祝福常与众人同在，直到永远。

——（摘自《保禄六世与平信徒亚瑟·米迦勒·拉姆齐联合声明》）

“圣公会”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所谓“冲突”根源，在于1534 年，英格兰议会在国王亨利八世的命令下通过法令，宣称他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元首，从而使他得以情妇结婚——阴谋多端的安妮·博林。圣公会的出现，正是由放荡的亨利·都铎的邪情肉欲所引发，并受到异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的推波助澜而产生的。

因此，这个假的、异端且裂教的安立甘，从天主那里并没有存在的权利。尽管个别安立甘信徒若要救其不朽的灵魂，就必须皈依真正的宗教。表达“重新合一”的愿望，就等于承认安立甘是“合法教会”，只不过缺乏那些梵二革命者所谓的“完全共融”。

此外，保禄六还将自己的主教权戒赠予亚瑟·米迦勒·拉姆齐Arthur Michael Ramsey。事实上，这至少象征着：他承认拉姆齐是真正的宗徒继承人；而所谓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则是良十三世于 1896 年 9 月 15 日发布的《Apostolicae Curae》定断圣公会的品级无效。

保禄六甚至更进一步，做出了连背教先行者，前任若望二十三都没做过的（他只敢在 1960 年 12 月 2 日在梵蒂冈私下会见拉姆齐的前任杰弗里·费舍尔），鼓励这位安立甘平信徒与他一同“联合降福”。

请看一位英国天主教修生对这一段“合一主义”历史时刻的回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坎特伯雷大主教拉姆齐于 1966 年 3 月来到罗马，并与他的同伴一起住在我们英格兰学院。他被当作朋友、当作一位“基督徒同道”来接待——这种欢迎彻底打破了我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许多观念。
我收到了邀请，去参加在西斯廷小堂举行的一场礼仪，当时教宗与大主教一同主持。你必须想象一下这样的规模：我们亲眼看到教宗在西斯廷小堂与一位非天主教徒共同主持礼仪。而我当时占据了一个极好的位置。作为年轻的修生，我们有时喜欢在梵蒂冈“玩点小把戏”，比如设法溜进一些私人区域而不被拦下。诀窍就是装得好像你属于那里，并且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一次，我注意到第二排外交使节区有两个空座位，于是信心十足地走过去坐了下来。
我还记得礼仪结束时的情景。教宗走上前去准备降福，而显然这一部分并没有事先排练。他随后示意站在他身旁祭台边的拉姆齐大主教，与他一同降福。拉姆齐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教宗的请求在语言上有些沟通问题。于是教宗平静地抓住拉姆齐的手臂，把它抬起来作降福的姿势——意思就这样传达清楚了！
我也记得梵蒂冈在英格兰学院为庆祝这次访问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即便在当时，我们也觉得鱼子酱多少有点“过于奢华”，如果能简单一些，或许更能反映西斯廷小堂礼仪那种美好的朴素。不过，我想这大概是梵蒂冈表达这次会面重要性的方式。
3 月 24 日，在城外圣保禄大殿举行了一场公开礼仪。同样，这场礼仪也是由教宗与大主教共同主持的。但真正令我以及许多当时在场的人印象深刻的，是礼仪结束后教堂外的场景。教堂里人满为患，不仅有来自英国天主教与圣公会的许多代表，还有大量意大利人，他们渴望一睹教宗以及这位与教宗频繁往来的英国人物。
我至今还能想起那一幕：当教宗与大主教走出圣殿，来到圣保禄广场那巨大的庭院时，他们被成千上万热情而好奇的人群包围。就在教宗准备向大主教告别之际，他摘下自己手上的戒指，戴在了大主教的手上。随后，教宗很快被带上车返回梵蒂冈，只留下大主教独自站在群众之中。
教宗这一简单的举动使大主教感动得流下眼泪。在无数当地民众的包围中，大主教含泪给予祝福。后来，我们都聚集在英格兰学院的庭院中，向大主教和他的同伴告别。学生总代表请大主教为我们降福，我们全都跪下来接受。
当你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但那是 1966 年——当时有 90 名身穿修士服的天主教修生，在罗马跪下来接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祝福。我必须说，我们当时都觉得有点“顽皮”。事实上，我们很希望媒体能报道这件事，好让我们自己的主教看到，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对“合一主义”还没有完全跟上时代。像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一样，我们带着一点反叛的心态，而这件事让我们觉得像是在进行属于自己的“反叛”。
可惜的是，所有记者当时都已经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等候大主教的到来，因此我们的这一“越轨行为”并没有被报道出来。
—— （摘自《Alive At The Dawn?》）

异端者拉姆齐与背教者蒙蒂尼／保禄六之间的会面，正发生在“合一主义狂热”被各地敌基督的代理人大肆宣扬的时期。事实上，纽约州罗切斯特教区的报纸《The Catholic Courier》在 1965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刊登了如下报道：

四百多年来第一次，一位罗马天主教司铎本周在英格兰罗切斯特的圣安德肋圣公会主教座堂主持礼仪。
这座古老的主教座堂，曾是圣若望·费舍尔主教区的所在地——他如今是纽约罗切斯特教区的主保——但在宗教改革时期被英格兰国教所接管。
英格兰肯特郡罗切斯特圣若望·费舍尔堂区的本堂司铎约翰·伯克神父，在最近致查尔斯·J·拉维里（C.S.R.）院长的一封信中透露，他将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他写道：

“英国主教团已经允许我们接受邀请，参与在非天主教教堂举行的非圣体礼仪。我已被罗切斯特教堂主任邀请，在 1 月 18 日至 25 日的‘合一祈祷周’期间，在主教座堂地下礼堂讲道。这将是自圣若望·费舍尔时代以来，首次有天主教司铎在这些墙内主持礼仪。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1952 年，基尔尼主教批准在全教区进行一次特别募捐，共筹得 3 万元，用于在“旧罗切斯特”（距伦敦约 30 英里的一个小镇）建造并装备一座纪念致命者圣若望·费舍尔的教堂。自从亨利八世没收该主教座堂并处死其主教以来，该地一直没有天主教教堂。
当地圣若望·费舍尔学院的学生还为新教堂购买了一只圣爵，该教堂于 1953 年开放。
——《The Catholic Courier》，1965 年 1 月 21 日，第 1 页）

尽管这篇报道完全支持伪“合一主义”立场，但它更坦诚了触及到安立甘与天主教之间“冲突”的根源，要比保禄六与拉姆齐的“联合声明”更诚实。

每个梵二‘教宗’，都赞扬这个假宗教的“传统”，这个侮辱了英格兰与爱尔兰致命者的假宗教，以强制没收、掠夺与毁坏天主教会的教堂、修院、隐修院、学校、圣所，甚至圣林为手段，建立起来的假宗教。

然而，天主教会对安立甘试图寻找所谓“共同基础”的做法，一直有明确论断：它是一个理应不存在的假宗教；其为数不多的残余成员——其中许多属于“低教会派”，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只是“受洗的异教徒”——应当皈依回到教会慈母的怀抱之中，因为在她之外没有救恩，也没有真正的社会秩序：

有人已经将此事报告给宗座：有一些天主教友和神职加入了一个社团；据他们说，社团的宗旨是“促成”基督宗教的合一。该社团成立于 1857 年的伦敦，而且已经有许多报刊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署有天主教徒的名字以表示对该社团的赞同，或被证明出自教会人士之手，赞扬这个社团。

然而，该社团的性质以及发展方向，其实无需多言；只要从名为《THE UNION REVIEW团结评论》的报纸文章，以及那张受邀成员的页面，就可以轻易看出。事实上，这个社团是由誓反教徒建立并领导的，公开宣称：罗马天主教、希腊裂教以及安立甘这三种“基督宗教共融体”，虽彼此分离和对立，但都同样有权自称“天主公教”。因此，这个社团向所有人开放，无论天主教徒、希腊裂教或者安立甘——只要遵守一个条件：任何人都不得提出他们在不同教义上的分歧问题，并且每个人都应当心安理得地遵循自己宗教信仰中所接受的内容。该社团甚至为其所有成员规定应诵念的祈祷，也为司铎规定应按其意向举行的祭献：即这三个所谓的基督宗教共融体——据称它们共同构成天主教会——有朝一日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社团的建立基础，让天主创立的圣教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的基础假设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一部分是散布于全世界的罗马天主教会，另一部分则是佛提乌分裂以及安立甘的异端；并且认为这些与罗马教会一样，都拥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参见厄弗所书 4:5）。

毫无疑问，对天主教徒而言，没有什么比根除基督徒的分裂与纷争，使所有基督徒“竭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厄弗所书 4:3）更为重要。……然而，让基督的信众和神职人员在异端的领导下为基督宗教的合一祈祷，更糟的是，按照一种被异端污染和感染的意向祈祷，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耶稣基督的真教会是由天主权威所建立的，有四个标记为人所认识——我们宣认信经，必须信仰这些标记；而这四个标记彼此紧密相连，不能分离。因此，那真正的，被称为公教的教会，同时也必然以至一、至圣和宗徒传承的特权而光辉显著。所以，唯有天主教会在全世界和万民的统一中是显著而完备的，尤其在这统一里，其开端、根部和永不衰竭之源，正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以及他的罗马宗座继承者所拥有的至高权威与“至高首位”。除了建立在唯一伯多禄之上的教会外，没有其他教会可以称为公教；这教会在信德与爱德的合一中，成长为一个“结构严密、彼此相联的身体”（参见厄弗所书 4章）。……

因此，信众尤其应当避开这个伦敦社团，因为凡同情或支持它的人，都在助长宗教无差别主义，并引发丑闻。

——（教宗庇护九世：《论教会的合一》，圣部致英格兰主教的信，1864 年 9 月 26 日；载于亨利·登青格《信理汇编》第十三版，英译本由 Roy Deferrari 翻译，1955 年由美国圣路易斯与英国伦敦 B. Herder 出版公司出版，第 1685–168 号，第 428–429 页。）

圣部在 1864 年所指出“绝不能容忍”的事情，如今却被“合一主义”的领袖们所宣讲；而对于那些身处梵二教内、相信·普雷沃斯特是“教宗良十四世”的人来说，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并不相信“唯有天主教会在全世界及万民的合一中是显著而完备的”。

这一点也应当帮助那些已经看出“普雷沃斯特是异端”的人，进一步认识到：这位异端普雷沃斯特，不过是那个假天主教会的头子。这个假的类人猿教会的所作所为，早已被历代的真教宗以同一声音（una voce）一致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