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分辨假教会

首先表明态度：本站对于所谓的神视和私启示的态度，一向是明确的，就是只信教理，只信圣教会批准的私启示，其余私启示和所谓神视一概不信。本文介绍的加拉班达圣母（Our Lady of Garabandal）显现，也不是必须相信的。目的，只是试图讨论梵二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所涉及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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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班达圣母（Our Lady of Garabandal）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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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从1961年至1965年。

• 地点：加拉班达。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美丽偏僻的小山村；没有电视机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三百多村民都虔诚地信仰天主，俭朴的生活。

• 人物：四个11～12岁的小女孩：康芝达(Conchita)、雅辛达(Jacinta)、玛丽克鲁兹(Mari Cruz)和玛丽劳丽(Mari Loli)。据说圣母给四人显现了多次。

• 内容：分为圣母的讯息和圣母的预言两部分

  • 圣母的讯息：由四个见证者一同提供

    • 第一个讯息 ，1961年10月18日
      “我们必须作出许多牺牲，做大补赎，经常朝拜至圣圣体；但首先，我们必须成为非常良善的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惩罚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杯子正在被填满；如果我们不改变，将有极大的惩罚降临到我们身上。”
    • 第二个讯息，1965年6月18日
      “因为我在10月18日的讯息既未被实行，也未被传扬到世界，我警告你们：这是最后一次了。起初，那杯子正在被填满，现在它已经溢流了。许多枢机、主教和司铎正走在沉沦的道路上，并且有许多灵魂随他们一同走向灭亡。对圣体的轻视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你们必须以自己的努力，平息天主对你们的义怒。如果你们以灵魂的真诚祈求宽恕，祂必会宽恕你们。我，你们的母亲，藉着总领天神圣弥额尔的转祷，愿意告诉你们：你们需要悔改。你们已经处在最后的警告之中。我非常爱你们，我不愿你们被定罪。请思念耶稣的苦难。”

  • 圣母的预言：各位见证者各说各的，汇总起来。整个预言由“警告”、“惩罚”和“奇迹”三个部分依次接连发生组成。

预言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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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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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警告”可追溯到 1965年1月1日。那一天，孔奇塔（Conchita）独自一人在松林中，圣母告诉她，她将向世界发布最后一项讯息，以结束加拉班达的显现。随后，她传达了一段私人讯息，孔奇塔立即将其转告给拉菲纳神父（Father Laffineur）。内容如下：

“圣母赐给我们的‘警告’，是以惩罚的形式，为使善人更接近天主，并警醒他人。至于‘警告’具体是什么，我不能透露。圣母要求我保守这个秘密。愿天主使我们藉着这次‘警告’，能够悔改，并减少对祂的罪过。”

拉菲纳神父曾书面询问： “它会导致死亡吗？”

回答是： “如果我们会死，”——她说——“那并不是因为‘警告’本身，而是因为当我们看到并感受警告时，所产生震撼与情绪。” 拉菲纳神父评价道： “这些话简单、准确而且非常清楚。”

** “这本应已经足够，就如同法蒂玛的路济亚修女当年在1938年写信给她的主教说：‘我相信，人们所称的北极光，正是圣母给我的征兆，表明那些预言的事件已经临近。’这些事件后来导致了超过2600万人的死亡。” 关于“警告”的性质，我们还从孔奇塔对她的姨妈马克西米娜（Aunt Maximina）的解释中得到补充（她后来也将其写下）：

“祂告诉我，有一天我们将遭遇一场可怕的灾难，在世界各地发生。没有人能够逃避。善人将因此更接近天主；其余的人则会悔改。那种经历，即使只持续五分钟，也会如此难以承受，以至于宁愿死去也不愿经历。”

拉菲纳神父建议说： “警告如果实现，将是新的可信理由。向所有人宣告并再次确认这一点，是我们对世界最具兄弟之爱的关怀。”

孔奇塔又向年轻的安赫丽塔（Angelita）解释说： “如果我不知道将要来临的‘惩罚’，我会说没有比‘警告’更大的惩罚了。但它持续的时间将非常短暂。“它将达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啊，如果我能够把圣母对我所说的一切告诉你们所有人就好了！这是我们罪恶的结果。它可能在任何时刻发生；我每天都在等待它。如果人们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会感到极度恐惧！”

“那你为什么不公开，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知道呢？”——有人问她。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没有人关心。”

几天后，他们又谈起这个话题：

“孔奇塔，自从你把这些事告诉我以后，我常常想着天堂。” “我也是，”这位神视者回答说，“尤其是在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它会在夜里发生。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上主。” “圣母告诉我，人人都知道地狱和天堂的存在，但他们只是出于恐惧而去想这些，而不是出于对天主的爱。由于我们的罪，我们自己将成为这次‘警告’的本质原因。”

在1965年9月14日的一份问卷答复中，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

“‘警告’是直接来自天主的事情。它将在全世界显现，无论人在何处。它就像是揭示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罪过。人们将看见它、感受到它——无论信者或不信者，各国的人都会如此。”并且： “它就像是为‘奇迹’所作的净化。它如同一场灾难。它会使我们想到死亡，也就是说，人们宁愿死去，也不愿承受这次‘警告’。”

关于对每个人心灵的影响，孔奇塔解释说： “‘警告’将是对全世界良心的纠正……上主将派遣它来净化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珍视‘奇迹’，借此祂清楚地向我们显示祂的爱。”一位女士在听了孔奇塔的解释后说：“人们都知道有一颗彗星正接近地球。这会不会就是‘警告’？”孔奇塔回答： “我不知道什么是彗星。但如果那是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事情，那就不是；如果它取决于天主，那是有可能的。”“我们去教堂吧，”那位女士继续说，“孔奇塔挽着我的手。”

我说：“孔奇塔，为我祈祷吧，我很害怕，非常害怕。”她回答： “是的，‘警告’是可怕的！比地震要可怕千倍。”那位女士脸色发白，又问：“‘警告’的本质是什么？”孔奇塔说： “它将像火一样。它不会烧毁我们的肉体，但我们会在身体和灵魂中感受到它。所有国家、所有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它。没有人能够逃避。即使是无信者，也会认识到对天主的敬畏。即使你回到家中，关上门窗，也无法逃避；无论如何，你都会看见并感受到它。是的，圣母确实告诉了我这个现象的名称。这个名称在字典中可以找到，是以字母A开头的。但祂不允许我透露。”

“孔奇塔，我太害怕了！”她的朋友说道。孔奇塔微笑着挽住她的手臂： “是的，但在‘警告’之后，你将更加爱天主。”

关于孔奇塔这些陈述的补充，雅钦塔（Jacinta）在1976年2月说道：

“‘警告’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只有几分钟；但由于它带来的痛苦，这短短的时间会显得极其漫长……它将如同来自天上的火降临在我们身上，深深震动每个人的内心。在它的光照中，我们将非常清楚地看到自己良心的状态，我们将明白失去天主意味着什么，我们将感受到如同燃烧之火的净化作用。简而言之，这就像是在仍然活着的时候，经历个人的私审判，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发生。”

“警告”何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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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钦塔·冈萨雷斯（Jacinta González）在1989年8月关于“警告”的说法：“警告与入侵罗马有关。这里面，共产主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事件发生在‘警告’之前；当局势达到最严重的时候，‘警告’就会发生。”

这种净化是为了使我们准备好迎接“奇迹”；否则，我们如何能够承受那种超乎人性的、奇妙的经历呢？也许正因为安德烈神父（Father Luís Andreu）在看到某些景象之前没有经历“警告”，他才会在目睹那些景象后数小时内去世——而那些景象甚至连女孩们至今都尚未见到。

“警告”之前将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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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论共产主义，似乎已经显得过时。难道共产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了吗？根据加拉班达圣母对神视者所说的，答案是：“没有”。共产主义将再次出现，并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苦难。** “当共产主义再次出现时，一切就会发生。”**——孔奇塔在阿尔布雷希特·韦伯（Albrecht Weber）所著德文书中的引述

有人问： “你说‘再次出现’是什么意思？” “是的，当它再次出现时。” “你的意思是，在那之前，共产主义会先消失吗？”回答是： “我不知道，圣母只是说：‘当共产主义再次回来时。’” （注：在该书出版时，共产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仍然非常活跃。）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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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圣体瞻礼前的两个夜晚，加拉班达尔的年轻神视者们经历了几次异象；但这些异象与她们以往所见不同。她们听见恐惧的尖叫声，未来的事件在她们眼前展开。她们的尖叫声极其可怕，使在场的人深受震撼，甚至产生强烈的恐惧。一位目击者马诺林·迪耶斯（Manolin Diez）说，这种尖叫对12或13岁的女孩来说完全不正常。

第二个夜晚最为可怕，那时神视者看到了如果世界在“警告”和“奇迹”之后仍不悔改，天主将施行的“惩罚”。本文件仅描述她们在第一个夜晚所见的内容，这两个夜晚被称为“尖叫之夜”。

在第一个夜晚，她们看到的是“警告”之前的时代——一个教会与世界都将经历巨大苦难的时期。孔奇塔当晚并不在场，但她在家中进入神魂超拔状态，跪下时力量之大以致膝盖流血。她看到与其他人相同的景象，并且似乎也得到了某些启示。之后在其他异象中，她又进一步了解了这一主题。

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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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象发生时，雅钦塔、玛丽·洛丽（Mari Loli）和玛丽·克鲁斯（Mari Cruz）的面容显示出她们所承受的巨大震撼。玛丽·洛丽似乎是在1967年首次谈及此事，当时她向一位墨西哥神父古斯塔沃·莫雷洛斯（Padre Gustavo Morelos）提供了相关信息。三年后，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并由她亲自签名确认。内容如下：

** “尽管我们仍然看见圣母（在‘尖叫之夜’的第一个夜晚），我们也看见一大群正在极度受苦、惊恐呼喊的人。至圣童贞解释说，这场巨大的灾难（并不是‘惩罚’），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将会有一个时期，教会似乎濒临死亡。她（教会）将经历极其可怕的苦难。我们问圣母，这种巨大苦难是什么，祂告诉我们：这是‘共产主义’。” **

过后很久，神视者们对这一关于共产主义的启示作了进一步解释。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随后东欧国家的解放，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结束，媒体也多持这种观点。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几年前，在加拿大，有人曾与一位来自东欧、曾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神父交谈。他说，美国人太天真了，以为共产主义已经消亡；实际上，在许多领域中，当年掌权的人至今仍在掌权。另一位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根据加拉班达的说法，共产主义将再次成为一种力量，被用于最后一次试图实现世界统治的企图。

与贝纳克神父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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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29日，耶稣会神父方济·贝纳克（Fr. Francis Benac, S.J.）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采访了玛丽·洛丽。以下是部分问答：

贝纳克神父： 圣母是否谈到过共产主义？
玛丽·洛丽： 圣母多次谈到共产主义。我记不清多少次了，但她说，将会有一个时期，看起来共产主义会席卷整个世界。我想是在那时，她告诉我们，司铎将很难举行弥撒、谈论天主和神圣的事物。
贝纳克神父： 圣母是否提到有人会被杀死？
玛丽·洛丽： 圣母说的是司铎必须隐藏起来，但我没有看到他们是否会被杀。她没有明确说他们会被杀，但我确信他们会成为致命者。
贝纳克神父： 你母亲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你在楼上哭了一个小时……你还记得那时你说了什么吗？
玛丽·洛丽： 那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教会和人民将要经历的事情有关。因为这些事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人们中造成的影响——将带来极大的混乱，使人们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洛丽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似乎人们很少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邪恶力量故意渗透进教会，企图从内部摧毁它。作者还提到，他曾与《加拉班达的奇迹》（Miracle in Garabandal）的作者哈里·戴利（Harry Daley）交谈。哈里是瓦尔特·齐谢克神父（Father Walter Ciszek, S.J.）的好友——这位神父曾在苏联的监狱和西伯利亚劳改营中度过15年，并在《与天主在俄罗斯》（With God in Russia）一书中讲述了他的经历。哈里拜访齐谢克神父（他相信加拉班达尔事件）时，神父曾讲述，共产党试图招募他作为教会内部的代理人，并以各种好处为诱惑。

此处提到的，瓦尔特·齐谢克神父（Father Walter Ciszek, S.J.），是个有趣的议题，本文后半部分还会提到他。此处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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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前，共产主义渗透教会，不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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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后来为克格勃 KGB）曾将经过精心挑选与训练的人选，安插进入美国以及其他所谓“自由世界”的天主教修院，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

贝拉·多德女士（Mrs. Bella Dodd）曾是美国共产党（CPUSA）的重要成员，后来在1952年由富尔顿·J·肖恩主教（Monsignor Fulton J. Sheen）为她施行有条件的洗礼奉教。她曾作证，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如何亲手策划实施将共产主义代理人渗透进入天主教会的计划。以下材料发表于《梵蒂冈内幕》（Inside the Vatican），该刊物由罗伯特·莫伊尼汉博士（Dr. Robert Moynihan）出版，2018年9月1日：

“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我亲自安排了一千一百人进入司铎行列，目的是从内部削弱天主教会。
这些人的目标，是接受祝圣，并逐步晋升到具有影响力与权威的职位，例如蒙席（Monsignors）和主教……
如今，他们已经身居高位，正在推动变革，以削弱教会对抗共产主义的能力。
这将是剧烈的变革，以至于你们将认不出天主教会。
在世界所有宗教之中，天主教是唯一令共产主义者畏惧的，因为它是他们唯一真正有效的对手。
整个计划的目的，并不是摧毁教会机构本身，而是摧毁人们的信仰；如果可能，可利用教会机构，通过推广一种伪宗教来摧毁信仰。
一种看似类似天主教，但并不是真正天主教的东西。
一旦信仰被摧毁，就会在教会内部引入一种负罪感……把“过去的教会”描绘成压迫性的、专制的、充满偏见的，自以为独占真理，并对历代宗教分裂负有责任。
这样做是为了使教会的领袖感到羞愧，从而接受对世界的“开放”，并对各种宗教与哲学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随后，共产主义者就会利用这种开放，来削弱教会。”

（摘自贝拉·多德博士于1953年在福坦莫大学的演讲；刊载于《梵蒂冈内幕》新闻简报《Some Enemy Has Done This》）

研究者斯蒂芬妮·布洛克（Stephanie Block）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收录了另一位美国共产党（CPUSA）脱党者曼宁·约翰逊（Manning Johnson）的证词。该证词是在美国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前作出的：

“一旦克里姆林宫确立了渗透宗教组织的策略，实施这一‘新路线’的具体方法，便是遵循俄罗斯‘生活教会运动’的经验。共产党人从中发现，通过共产主义代理人渗透教会，可以更迅速地内部运作摧毁宗教。

美国的共产党领导层意识到，在本国实行渗透策略，必须适应美国的具体环境以及本国独特的宗教结构。在最初阶段，由于力量有限，他们决定将共产主义代理人集中投入神学院和修院中。红色领导层得出的实际结论是：这些机构能够使少数共产党员影响未来神职人员的思想，使之朝着最有利于共产主义目标的方向发展。”

总体而言，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将神职人员思维的重点从“属神事务”转移到“尘世与政治事务”上——这里所谓的“政治”，当然是指以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理论为基础的政治。不再强调灵魂与神修的问题，而是转而强调那些主要服务于共产主义“当前诉求”（immediate demands）的议题。

计划是要把修院变成一个“漏斗的颈部”，使成千上万未来的神职人员从中流出，并在不同程度上携带一种意识形态与倾向，从而：削弱教会反对共产主义的特征，同时利用神职人员作为推动重要共产主义项目的先锋力量
这一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超出了共产主义者自己的预期。三类人所构成的组合：共产主义神职、亲共产主义的神职，以及成千上万被说服将共产主义事业视为“进步”的神职。他们在短短二十年内，为苏联体系提供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被用作宗教外衣，掩护整体的共产主义行动——从推动“当前诉求”，到参与间谍活动，甚至公然的叛国行为。

在193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者指示其成千上万的成员重新回归他们原本的宗教群体，并以小组（cells）的形式运作，目标是为共产主义目的掌控教会。这种方法不仅被提出，而且在美国教会生活的相当大范围内取得了显著成功。通过“双重渗透”：一是通过受共产主义控制的神职人员，二是通过受共产主义控制的教友，共产主义者成功地扭曲并削弱了美国宗教生活的多个层面。

在教会及其他宗教组织中的共产主义者，利用教会神圣性的传统作为掩护，来实施其卑劣的行为。宗教内部的“赤色分子”，让我们看到了那句古老谚语的真实写照：“魔鬼也会引用圣经。”

共产主义者发现，被他们控制的神职人员，可以作为一种“体面的面孔”，为他们的大多数前站活动提供掩护。就这样，以“宗教”名义，推动由反宗教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代理人所策划的阴谋。

—（斯蒂芬妮·布洛克：《天主教人类发展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内核》）

1958后，对共产主义的妥协与媾和，不再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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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内容，从若望23的梅兹协定，保禄6的东方政策，到若望保禄2、本笃16、和方1的全面出卖，请参看本站文章《一步步出卖》的详细内容此处不再重复。

共产主义与瓦尔特·齐谢克神父（Father Walter Ciszek,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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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新闻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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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神父瓦尔特·齐谢克神父（Father Walter Ciszek）的封圣案——这位波兰裔美国神父曾在苏联囚禁中多年从事牧灵工作——已经被终止。不过，一位该封圣案的重要推动者表示，梵蒂冈的这一决定并不会“削弱他见证所具有的持久属灵价值”。

在4月9日的一封信中，博奇安蒙席（Msgr. Ronald C. Bocian）——原“瓦尔特·齐谢克神父祈祷联盟”主席——通知联盟成员：神父所在的宾州阿伦敦教区（Diocese of Allentown）接到通知，相关文件“不支持”继续推进其列品真福或封圣的进程。

博奇安蒙席的信中还转述了教区在4月17日向 OSV News 提供的一份声明，称该祈祷联盟将改组为“瓦尔特·J·齐谢克神父协会”（Father Walter J. Ciszek Society），并将“继续致力于纪念他的事迹，传播他的讯息，并鼓励人们敬重他留给教会的深刻属灵洞见”。

教区表示：

“这一进展是在圣座层面经过多年谨慎研究与分辨之后作出的。圣座肩负着责任，以彻底、诚信并忠于教会规范的方式评估每一个封圣案。”

该教区是在该案最初由新泽西州帕赛克（Passaic）拜占庭天主教教区发起之后，接手负责这一封圣案的。

目前，OSV News 正等待梵蒂冈圣人列品部（Dicastery for the Causes of Saints）以及博奇安蒙席的回应。博奇安蒙席现任宾夕法尼亚州申南多厄（Shenandoah）——齐谢克神父家乡——“天主慈悲堂区”（Divine Mercy Parish）的本堂神父。

在俄罗斯的秘密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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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谢克神父于1904年出生于波兰移民家庭。他于1937年被祝圣为耶稣会司铎，成为该修会中第一位属于拜占庭礼的美国神父。拜占庭礼是23个东方天主教会之一，这些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共同构成普世天主教会。

在修院时期，他曾在罗马学习，这是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为培养赴俄罗斯传教司铎而设立的计划之一。起初他被派往波兰，但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使用假证件进入俄罗斯，秘密从事牧灵工作。

他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工作，1941年被秘密警察以间谍嫌疑逮捕，并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15年。在多个劳改营中，他仍设法举行弥撒并听告解。

1955年刑期结束后，他仍被强制留在俄罗斯，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经过数十年无法与外界联系之后，他终于得以写信给美国的家人——当时家人早已以为他已经去世。

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通过交换两名苏联特工，促成了他与一名美国学生的获释。

直到1984年去世之前，齐谢克神父一直在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若望二十三世中心（John XXIII Center）工作。该中心如今已成为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大学（University of Scranton，由耶稣会管理）的东方基督教研究中心。

著作记录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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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谢克神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两本书：《祂引导我》（He Leadeth Me）与《与天主在俄罗斯》（With God in Russia），由他与同为耶稣会士的丹尼尔·弗拉赫蒂神父（Father Daniel Flaherty）共同撰写。

尽管他的封圣案已被终止，教区表示，齐谢克神父的影响仍然持续存在：

“这一消息或许会令许多受他英勇信德榜样启发的人感到失望，但这并不会削弱他一生、见证与遗产所具有的持久属灵价值。”

教区还表示：

“我们衷心感谢多年来信友们所付出的祈祷、敬礼与支持。齐谢克神父在极大苦难中所展现的勇气、坚忍与对天主坚定不移的信赖，已将许多灵魂引向天主，并将继续感动无数人的生命。即使正式的封圣程序已经停止，从他见证中流出的恩宠依然活跃。”
（《梵蒂冈终止耶稣会司铎瓦尔特·齐谢克封圣案》）

瓦尔特·齐谢克神父是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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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著作《与天主在俄罗斯》（With God in Russia）第一章中的自述：

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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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太可能成为司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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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于1963年10月返回美国——在苏联境内度过了23年，其中15年是在苏联监狱或西伯利亚劳改营中度过——以来，人们最常问我的两个问题是：“那是什么样的经历？”以及“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因为有这么多人问，我终于同意写这本书。

但我不擅长讲故事。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与我一同经历了这些苦难，并且同样活了下来；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出于对这些人的尊重，我将尽力诚实而平实地记录那些岁月，不隐瞒任何事情，也不刻意夸大。我会尽可能简单地讲述，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经历。

然而，我并不确定，这个故事本身是否能清楚回答那个更难的问题：“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对我来说，答案很简单，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是天主圣意（Divine Providence）。但我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我并不仅仅是说天主照顾了我；我的意思是，祂召叫我，为我作准备，并在我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年中保护了我。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这是我的生命经历，我在每一个转折点都感受到祂的手。

然而，我认为，若要真正理解我是如何活下来的，首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我最初是如何来到俄罗斯的。

比如，我想你们需要知道，我生来就很固执。而且，我很“硬”（tough）——不是礼貌意义上的“坚强”，而是像宾夕法尼亚州申南多厄（Shenandoah）的邻居们当年摇着头说的那种“狠角色”。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但却如实地表明了天主所使用的原材料是怎样的。

我曾是个恶霸，是一群人的头目，是街头打架的人——而且大多数打架都是我故意挑起的，仅仅是出于捣乱取乐。

我对学校毫无兴趣，除非那里有操场，可以让我打架、摔跤或参加各种运动——任何运动。我不承认在干这些事情上有我做不到、或不如别人做得好的。

至于学习，我逃学的次数多得惊人，以至于在圣卡西米尔堂区学校（St. Casimir’s parish school）不得不留级一年。甚至糟糕到，在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父亲真的把我带到警察局，坚持要求他们把我送进感化院。

但我父亲马丁Marti）其实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只是被我逼得无计可施：跟我讲道理毫无作用；打我反而只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有多“硬”。再加上他那种继承自旧世界的自尊，以及对家庭和家族名誉的重视，我知道，促使他采取那种做法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更多是羞愧。

我的父母——父亲和母亲玛丽（Mary）——都出身农民。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从波兰来到美国，定居在申南多厄（Shenandoah），父亲在那里下矿工作。家里的相册中有他年轻时作为矿工的英俊照片，但我记忆中的他，是一个中等身材、浓密黑发、留着漂亮大胡子的男人，体格结实——即使不算胖，也早已不是那些照片中那个精瘦的年轻矿工了。到我1904年11月4日出生时——我是十三个孩子中的第七个——他已经开了一家酒馆。不过，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精明的店主；他对那些刚到美国的移民总是过于心软。

我不认为父亲真正理解我。我们两个人都太固执，因此始终难以真正相处。他希望我能得到他从未有机会获得的教育，而我的态度却让他困惑不解。另一方面，虽然那天在警察局他所经历的羞辱——他们劝他说，把我送进感化院会让家庭更丢脸——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我绝不会向他承认这一点。我继承了他那种波兰式的顽固。

尽管如此，他依然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外地参加童子军活动，把他给我的钱都花在了营地附近的游乐场里，结果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于是我只好抓着车厢外面搭便车。列车经过隧道时，我几乎被撞死。凌晨一点左右，我又冷又累又害怕地回到申南多厄的家中。父亲因为担心，一直在等我。他生起厨房炉火，在不惊动母亲的情况下，亲手给我做了一顿饭，然后把我安顿好上床睡觉。多年以后，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每当我想起父亲，这一幕总是最先浮现在我脑海中。

如果说我那种“硬气”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么我的信仰培育则是来自母亲。她身材娇小、头发浅色，非常虔诚的教友，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很严格。在我们进入堂区学校之前，她就已经教会我们最初的祈祷，并在信仰上训练我们。我的两个姐姐后来进了修院，但我却从来不在外表上显得虔诚。然而，很可能正是借着母亲的祈祷与榜样，我在八年级时，突然之间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司铎。

父亲不肯相信。在他眼中，司铎是天主的圣人，而我完全不是那样的人。最后，事情还是由母亲作了决定——母亲往往就是这样。她告诉我，如果我要成为司铎，就必须成为一个好的司铎。由于父亲仍然怀疑，而我又固执坚持，那年九月我便前往密歇根州奥查德湖（Orchard Lake）的圣西里尔与圣默多丢修院（Sts. Cyril and Methodius Seminary），那里曾有许多来自我们堂区的波兰青年就读。

但我偏要与众不同。即使身在修院，我也刻意不让人觉得我虔诚，甚至对那些表现虔诚的人公开表示轻视。然而在夜里，当四下无人时，我却常常偷偷溜进小堂祈祷——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而且，我必须“强”。我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在修院的湖边跑五英里，或者在11月湖水几乎结冰的时候去游泳。我无法忍受别人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所以有一年四旬斋期，我整整四十天只吃面包和水；另一年，我整一年守小斋不吃肉——只是为了证明我能做到。

然而，我做这些，从未求过任何人的许可，也不告诉任何人我在做。训导长终于注意到我的行为，并警告我可能损害健康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有一种执念：无论什么事，我都要选择“最困难的那一条路”。

不仅是在体力方面。有一年夏天，我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学校，在田间劳动，强迫自己忍受孤独与与家人朋友分离的痛苦。我热爱棒球，在学校打，也整个夏天为家乡球队——申南多厄印第安人队（Shenandoah Indians）——比赛，对抗其他矿区城镇的队伍。我认为放弃这项运动对我来说会很困难——于是，我当然就把它放弃了。在圣西里尔与圣默多丢学院的第一年，我直接退出了球队。那时我们本该去密歇根州安娜堡（Ann Arbor）打一场重要比赛，我的决定甚至引发了一些风波。但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固执，坚持不去。

正是在修院期间，我第一次读到圣斯坦尼斯劳斯·科斯特卡（St. Stanislaus Kostka）的传记，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真想把那些石膏雕像全砸碎——那些雕像把他刻画成一副甜腻病态、眼睛仰望天空的样子；而我却清楚地看出，科斯特卡（Kostka）其实是一个坚强的波兰青年，他曾在各种天气条件下，从华沙徒步走到罗马，而且毫无损伤。他也是一个固执的波兰青年：他想入耶稣会遭到家人的反对和兄长的迫害，却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我喜欢这一点。我开始想，也许我应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就在那一年，一位耶稣会神父为我们这些修生主持了年度避静。我没有和他交谈，但我更加强烈地想成为一名耶稣会士。

然而，我其实并不愿意成为耶稣会士。那年秋天我就要开始神学课程，再过三年就可以晋铎。如果加入耶稣会，至少还要再学习七年。我不喜欢加入修会，尤其不喜欢我所读到的耶稣会“完全服从”的标志。我整个夏天都在试图放弃这个念头。一如既往，我没有向任何人请教。我只是祈祷，并与自己内心挣扎——最后我决定：正因为这件事如此困难，我就要去做。我想，天主一定对像我这样顽固的人有特别的眷顾。

接下来，我甚至连这件事也要用“最难的方式”去做。我写信给华沙的波兰耶稣会士，告诉他们我想在那里加入修会。而我仍然没有告诉修院或家里任何人。经过一段仿佛漫长无比的等待后，我终于收到了华沙的回信。我回到房间，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信写得非常客气，但大意是：我可能会发现波兰的生活和条件与美国大不相同；并建议，如果我想成为耶稣会士，可以联系纽约福坦路（Fordham Road）的耶稣会省会长。

我因此松了一口气吗？没有。我很固执。我既然决定要成为耶稣会士，就要去实现。于是有一天早晨，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坐上火车前往纽约。不知怎么地，我找到了福坦路501号——耶稣会省会长的办公室。门口的修士告诉我，会长不在。我没有说明来意，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晚上会回来。我又问能否见他一面。那位修士耸了耸肩，我便离开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吃，于是找了一家自助餐，然后整个下午都在福坦路（Fordham Road）上来回走动，心里那种迟来的紧张感不断翻涌。到了六点，省会长还没有回来；我又走到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校园里四处转悠，心里越来越紧张。

晚上七点半，我再次回到省会长的住处，询问他是否回来。那位修士让我在会客室里等候。大约八点钟，省会长凯利神父（Father Kelly）走进会客室，问我到底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是谁，并说我想成为一名耶稣会士。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坐了下来，问起我的父母情况。我告诉他我已经二十四岁，这个决定应当由我自己作出。随后，我提到圣斯坦尼斯劳斯从华沙步行到罗马去见耶稣会会长的事。凯利神父只是看着我，于是我赶紧继续说下去，试图解释我为什么想成为耶稣会士。

说实话，我大概并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我只是固执地一再坚持：我就是要加入耶稣会。他从我这里真正得到的具体信息，大概也只有我在修院的成绩。过了一会儿，他让我等一等，然后离开房间，派另一位神父来和我进一步谈话。那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几乎听不见，需要助听器。我们靠着大声喊叫，才勉强把事情重新说了一遍。我记得我一直在喊：我决心要成为耶稣会士。

那天晚上我还和另一位神父谈了话。最后，大约在十一点钟，凯利神父再次回来，对我说事情大概会顺利，但让我先回家等他的答复。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我收到他的回信时，答案可能会是“不同意”。我回到家就开始收拾行李，那种喜悦是我从未有过的。

那不仅仅是喜悦——那是一种深深的、令灵魂满足的平安。它也不仅仅是解决情绪问题之后所带来的那种轻松与释放，而是一种积极而深沉的幸福，类似于归属感，或是终于抵达安全港湾的感觉，但比那更深，是天主所赐的恩典。

当凯利神父的回信终于寄来时，是一份通知，要我在1928年9月7日到纽约州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的圣安德鲁·哈德逊初学院（St. Andrew-on-Hudson）报到。尽管如此，我一直等到出发当天早上才告诉父亲。他拿着凯利神父的信看了很久，好像一时难以理解，然后突然说道：“不行！你要回修院去。”
“不是的，父亲，”我说，“我要去圣安德鲁。”

于是我们像典型的父子那样争论起来，双方都一样固执。最后，父亲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说：“我最后再说一次，你不准去！”
我也同样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声喊道：“我要去！去的人是我，不是你！即使要在天主和你之间作选择，我也要去圣安德鲁！”

说完这些话，我提起行李，没有道别，也没有接受传统的父亲祝福，就走出了家门。

然而，尽管我经历了这么多挣扎才来到圣安德鲁·哈德逊，我却远不是一个理想的初学生。我不喜欢外在表现虔诚，对那些大多比我年轻、满怀热情与虔敬、努力在一切外在行为上都严格遵守规章的初学生，甚至带着轻视。我宁愿让自己保留一些“棱角”。因此没过多久，初学导师韦伯神父（Father Weber）有一天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他认为我应该离开修会。

我当场愣住了。接着，我那种波兰式的固执一下子爆发出来，我几乎喊道：“我不走！”
韦伯神父也被我吓了一跳。他猛地站起来，从桌子后面走向我；而我则绕着桌子向另一边退开。
“这是怎么回事？”他几乎难以置信地说，“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我就是不走，仅此而已。”我说——说到这里，我的固执忽然化成了眼泪。我为来到这里付出了那么多努力，经历了那么多挣扎，终于获得了那样的内心平安，而现在这一切却仿佛要在我耳边崩塌。

韦伯神父让我坐在椅子上，等我们两人都稍微平静下来。之后，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韦伯神父说话毫不留情，但我能看出他尊重我、喜欢我，并且尽管我有许多缺点，仍然信任我。他谈到我的优点和才能，也谈到如果这些能力要真正为天主所用，就必须被正确地引导与运用。

1929年初，在一次给初学生的日常讲话中，韦伯神父带来了一封刚从罗马寄来的重要信件。这是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写给“所有修生，特别是我们耶稣会的子弟”的信，呼吁人们加入罗马新成立的俄罗斯中心，为将来可能在俄罗斯从事牧职工作的年轻神职人员作准备。

教宗接着说，自1917年以来，苏维埃政权如何不断加剧对宗教的迫害；所有天主教主教在俄罗斯都已被逮捕并送往集中营；所有修院——无论天主教或东正教——都被关闭或没收；数以百计的堂区没有牧者；甚至禁止向儿童教授宗教。最重要的是，教宗强调，在那个辽阔的国家中，将极其需要训练有素、尤其勇敢的司铎。

当韦伯神父朗读这封信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被触动了。我知道，我漫长的寻找已经走到了终点。我深信，是天主终于找到了我，指出了我长久以来所渴望的答案，以及我一切挣扎的意义。

这种确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几乎等不及会议结束。我开始变得不耐烦、坐立不安。一结束会议，我就立刻直奔导师的房间。他看到我满脸通红、情绪激动，很是惊讶，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有，神父，”我急忙说，“但我有件事必须和您谈一谈。”
他让我坐下，然后专心听我说话。

“神父，”我脱口而出，“您刚才朗读圣父的那封信，对我来说几乎就像是天主的直接召叫。我觉得我必须自愿去参加俄罗斯的使命。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感觉，而随着您继续读下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到最后我完全确信：俄罗斯就是我的目的地。我知道深信，天主愿意我去那里，而且将来我一定会在那里。”

韦伯神父看了我很久，然后慢慢地说：
“嗯，瓦尔特，你必须为这件事祈祷分辨。毕竟你才刚开始初学院生活。这样的事情需要时间，也需要天主的恩宠。我不想打击你，所以你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并为此祈祷。在你发愿后，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出，这是否真的是天主对你的旨意。”

他说完便让我离开，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当然，现在我明白，我当时那样匆忙的表态，很可能只是片刻的热情，或是一种对新奇与非凡事物的过度渴望。

但当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沿着走廊离开时，我却对自己充满了绝对的确信。从那一刻起，乃至此后任何时候，我都从未有过一丝怀疑。

我几乎等不及发愿的那一天——1930年9月8日，还要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之前，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沃纳斯维尔（Wernersville），与第一批初学生一起进入马里兰—纽约省新成立的耶稣会初学院；我们也是在那所院舍中第一批宣发守会规誓愿的初学生。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对我来说，则意味着等待报名参加俄罗斯使命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立刻写信给总会长，明确表示愿意去俄罗斯传教。那封信寄往罗马，又从大西洋彼岸寄回的时间，感觉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

但当回信终于到来时，内容简洁而明确，我的喜乐也无以复加。总会长说，他很高兴收到我如此慷慨地愿意投身俄罗斯使命的申请，更高兴能够接受我的请求，并通知我，从此以后我将被视为指定参加俄罗斯使命的人选。不过，目前我仍需继续在修会中按常规完成学业，不断祈祷这项愿望的实现；等到时机成熟，我将被召往罗马。

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留在沃纳斯维尔，完成耶稣会称为“人文学阶段”（Juniorate）的学习。之后，我前往马里兰州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伍德斯托克学院（Woodstock College），开始哲学课程。不过，在离开人文学阶段之前，我又给总会长写了一封信——只是为了确保他不会忘记我，也希望他或许会把我召去罗马学习哲学。

总会长的回信简短而亲切。他保证不会忘记我，并提到俄罗斯的情况十分艰难，在那里工作绝不会轻松。因此，他再次劝勉我不断祈祷，并为将来在罗马的俄罗斯学院（Russicum）的艰苦学习，以及在俄罗斯更为艰难的使命工作作好准备。

我其实不需要这样的鼓励。我仍然几乎像一种宗教习惯一样，坚持每天四十五分钟的体能训练——这是我在年轻时作为“硬汉”养成的习惯。虽然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会请教他人、接受指导，并顺服听命，但我仍然保持着刻意放弃某些事物、承担令人厌烦工作的习惯，只是为了训练自己去做更困难的事情，并锻炼自己的意志。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写下了取得哲学学位所需的论文：《论意志的训练》。

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第二年学习接近结束时，我收到了一个令人震动的消息：那年秋天将前往罗马，开始神学学习，并在俄罗斯学院展开我的工作。

1934年夏天，我启程前往罗马，当时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年轻人。像所有在罗马学习神学的耶稣会学生一样，我住在位于塞米纳里奥街（Via del Seminario）的旧圣罗伯多·贝拉明学院（Collegio Santo Roberto Bellarmino），并在毗邻皮洛塔广场（Piazza Pilotta）的额我略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学习神学。同时，我也在卡洛·卡塔内奥街（Via Carlo Cattaneo）的俄罗斯学院（Collegio Russico，即 Russicum）学习俄语、礼仪和历史，该学院距离圣母大殿（Santa Maria Maggiore）不远。

对我们这些在俄罗斯学院学习的人来说，那几年的神学课程相当紧张繁忙。不过，作为“副业”，我还学习了法语和德语，并掌握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三年后晋铎时，我已经能够在罗马的法语和德语堂区听告解。

实际上，在那些学习岁月中，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东方礼仪。我们这些被派往俄罗斯学院的人，每天早晨都要做东方礼弥撒，而我实在难以忍受。但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俄罗斯工作，我就咬牙坚持，努力去学习并理解它。

在帮助我逐渐爱上东方礼仪，贡献最大的是一位名叫内斯特罗夫（Nestrov）的大个子。他是俄罗斯人，拥有浑厚而深沉的男低音嗓音，以俄罗斯人特有的方式热爱并辅祭礼仪。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倒不是因为礼仪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共同怀有进入俄罗斯的热切梦想。

事实上，在新成立的俄罗斯学院中，所有人都怀有同样的梦想：进入俄罗斯，去帮助那些——用主的话来说——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的信友。

这个团体成员来自不同国家，非常多元。有一位比利时人梅约神父（Father Paul Mailleux），后来成为福坦莫大学 若望二十三合一主义研究中心（John XXIII Center for Ecumenical Studies，原称俄罗斯中心）的负责人；还有三位英国人、三位西班牙人、两位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内斯特罗夫、一位波兰人，以及一位罗马尼亚人。当时我是唯一的美国人，虽然在我之前也曾有过美国人，而在我之后也会有许多人加入。

然而，在他们所有人之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我那种坚定的信念，或内斯特罗夫那种对进入俄罗斯的热情。

事实上，其他人常常拿我们开玩笑；我们对这个想法简直是热情如火。我们尽可能学习一切关于俄罗斯的知识——民族风俗、生活习惯、民族性格与文化，以及那片土地本身的状况和历史。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谈论这些——常常让其他神学生真心或假装地感到无奈——不断地憧憬、筹划、设计，并梦想着俄罗斯。

另一位几乎形影不离的同伴是马卡尔神父（Father Makar），一位波兰人。“不过我母亲是格鲁吉亚人，”他总是补充说。他天生喜欢恶作剧，是个策划能手和玩笑高手，总能让大家笑上好几个小时，而那位性格随和、体型高大的内斯特罗夫（Nestrov）常常成了他取笑的对象。不过，我们三个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以至于被人戏称为“三个火枪手”。

经过三年愉快而忙碌的学习生活，我于1937年6月24日在罗马晋铎。像俄罗斯学院（Russicum）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是以东方礼祝圣为司铎的，虽然在需要时我们也可以做拉丁弥撒。因此，我作为司铎的第一台弥撒，是在圣保禄大殿（Basilica of St. Paul）中、位于圣保禄墓上的祭台前，以东方礼举行的。

在我求学期间，我的父母都已去世，因此他们未能在经历了我带给他们的一切艰难之后，得到亲眼见证他们的儿子成为神父、行首祭的安慰。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人能来到罗马，但他们写信向我表达祝贺与喜悦。在我首祭时，陪伴我的，是总会长在罗马的美国助理麦考密克神父（Father Vincent A. McCormick, S.J.），以及沃纳斯维尔（Wernersville）的创办人尼古拉斯·布雷迪夫人（Mrs. Nicholas Brady）。弥撒后，我们三人一起用早餐，而我因晋铎的喜乐而满怀激动，愉快地谈了好几个小时，讲述我前往俄罗斯的梦想，以及我确信自己很快就会去那里的信念。

内斯特罗夫神父和马卡尔神父都属于耶稣会波兰省，总部设在华沙。在他们晋铎后的神学最后一年，他们被告知，当时不可能有人进入俄罗斯，因此他们将返回波兰，在当地的东方礼天主教徒中工作。

内斯特罗夫对这个消息尤其感到沮丧。然而我仍然坚信自己会去俄罗斯，并且怀有强烈的希望，觉得自己很可能会很快被派往那里。

就在这时，有一天我收到消息，说总会长想见我。我感到很惊讶；我知道，自从教宗庇护十一世委托他安排年轻耶稣会士参与俄罗斯使命以来，总会长莱多霍夫斯基神父（Father General Ledóchowski）一直亲自关心这项工作，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自与他交谈。

在我记忆中，那天的莱多霍夫斯基总会长（Father Ledochowski）是一位身材瘦小、体质孱弱的人，面容清瘦而带有苦修气质，双颊凹陷，额头高耸，眼神则是我所见过最宁静安详的。

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平和与宁静，在朴素与尊严中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话果断，甚至略显简短直接，但同时又十分亲切，令人容易交谈。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我讲述自己的希望、理想以及前往俄罗斯工作的梦想时，专心倾听。

我们交谈了二十多分钟。他告诉我，他非常欣赏我的愿望，也与我怀有同样的梦想，但目前还不可能派人进入俄罗斯。他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略带不安地来回踱步。

他说：“根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现在试图派人进入俄罗斯是不明智的。我知道你一定会失望，但波兰阿尔贝尔廷（Albertin）的传教区现在正需要人手，那里的工作也非常有成果。这项使命正在兴盛发展，是东方礼和俄罗斯学院的重要圣召来源。我希望你暂时能在那里工作。不过，我也希望你保留前往俄罗斯的梦想，也许有一天，天主会成全我们两人的心愿。”

他大概从我的脸上看出了失望，因此对我非常亲切。他请我把在阿尔贝尔廷传教区的工作情况告诉他，又再次谈到我们共同的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前往俄罗斯——然后为我祝福。

当然，我接受了他的决定；我终于学到了一点耶稣会的听命精神。

但如果说我没有失望，那就不诚实了。我对俄罗斯怀抱了那么久的梦想，付出了那么多，进行了那么艰苦的准备，当总会长告诉我，在一段时间内进入俄罗斯可能是不可能的，我无法避免那种情感上的落差。然而，即使在那一刻的失望之中，我从未有一丝怀疑：总有一天，我会在俄罗斯。

我在阿尔贝尔廷的工作，大致是三分之二牧灵、三分之一教学。我向在那里学习的年轻耶稣会士教授伦理学，也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授要理。不过，大多数时间里，我更像是一位赶着马车四处奔走的乡村司铎，走访阿尔贝尔廷及附近小村庄的家庭，为人们提供劝导，与年老的祖母和病人交谈，做着一个小城镇本堂神父在任何地方都会做的种种事情。由于阿尔贝尔廷的团体规模很小——除了院长栋布罗夫斯基神父（Father Dombrowski）之外只有三位司铎——而我又是新来的，因此那些通常由最年轻助理司铎承担的各种事务，自然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阿尔贝尔廷（Albertin）本身并不算什么城镇，事实上，它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城镇。真正的城镇是位于什查拉河（Shchara）畔的斯洛尼姆（Slonim），那是一条从莫斯科通往华沙的主要铁路线上一个工业中心。从什查拉河上的桥往东走，大约三英里的弯曲土路，就能到达阿尔贝尔廷村。铁路也通到阿尔贝尔廷，但这个村庄不过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招呼即停的小站”。而阿尔贝尔廷唯一稍有历史名气的地方，是它北边不远处森林中一条开辟出来的宽阔通道，被称为“拿破仑大道”（Napoleonski Tract）——那是当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修建的道路遗迹。

我是在1938年11月来到阿尔贝尔廷的，正是慕尼黑会议之后不久——那次会议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并按照张伯伦（Chamberlain）的话，带来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然而，我刚到不久，希特勒就开始了争夺但泽走廊（Danzig Corridor）的行动。整个冬天局势不断恶化；到初春时，甚至已经有传言说，德国士兵乔装潜入但泽，准备发动突袭。

那一年，阿尔贝尔廷的农民们播种黑麦和其他春季作物时，心中并不确定是否还能等到收获。到了春末，关于战争的议论已无处不在。

1939年8月21日，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与莫洛托夫（Molotov）宣布，德国与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不久之后，我收到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发来的电报，通知我战争可能很快爆发，并建议我准备离开波兰。我与栋布罗夫斯基神父（Father Dombrowski）商量后告诉他，我不愿离开。我来到波兰是为了从事东方礼的传教工作；而且，我从未放弃有朝一日进入俄罗斯的希望，而战争或许正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回信给使馆，说明我在堂区有需要，我会留在我被需要的地方。

几天之内，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了波兰。我们不断收听广播，传来的消息全是坏消息。短短几天内，德国军队包围了华沙，城市遭到围困与轰炸。波兰军队的残部沿着“拿破仑大道”向东撤退，穿过斯洛尼姆和阿尔贝尔廷。华沙电台沉寂了，我们知道波兰的命运已经注定。更糟的是，还有传言说苏联正在东部边境集结军队，很快就会进入波兰。

最终，栋布罗夫斯基神父（Father Dombrowski）决定先把耶稣会的初学生送回家，至少等局势稳定到可以制定未来计划的时候再说。他自己则前往维尔纳（Vilna）拜见主教，询问应如何处理传教区和堂区的事。由于我不是波兰人，而是美国公民，栋布罗夫斯基神父决定由我留在原地负责这项使命。负责拉丁礼堂区的格里博夫斯基神父（Father Grybowski），以及东方礼堂区的另一位助理司铎利特文斯基神父（Father Litvinski），则继续留在村中与当地家庭一起生活。

那时，我们仍然认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会尊重美国护照。就算发生最坏状况，美国大大使馆也知道我在哪，可以帮助我。因此，当俄军到来那一天，我这个年轻的美国人，成了阿尔贝尔廷传教区唯一的司铎。
第一位俄国军官是在一天早饭后不久到达的。当时我正在院子里，他骑着马前来查看我们的耶稣会传教点。他中等身材，穿着沾满尘土的卡其色军装，肩上有红色肩章。他很有礼貌地向我问候，也显得相当尊重。他帽檐下的眼睛显得有些疲惫，他坦率地说明——我觉得甚至带着一点歉意——可能需要让他的部分人员在我们的建筑里驻扎几天。他非常礼貌，甚至近乎友善，以至于我一度开始希望，在俄国占领下，阿尔贝尔廷的情况或许不会太糟。不幸的是，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军官；我猜他后来决定把普斯洛夫斯基伯爵（Graf Puslovski）的宅邸作为更合适的总部。

那天下午，一队俄军部队抵达。负责的那位年轻上尉既不友好也不粗暴，只是公事公办。他明确表示，他奉命征用修院作为部队驻扎之用。他告诉我，我可以继续使用一楼的房间，并可以带走我需要的教会用品、图书馆的书籍或个人物品，但其余的建筑及家具都将被接管。

不过，他承诺教堂不会受到干扰。为了确保这一点，他在院子里划出了一条通道，让教友可以来参加礼仪，而无需穿过军队驻地。他还下令将修院通往教堂的门用木板封住，以防止任何军人从那里进入教堂。

部队很快进驻了建筑。在长时间行军之后，他们闯入修院，就像当年十月革命的士兵冲进冬宫一样。卡车倒进院子，士兵们开始把图书馆里的东西乱七八糟地从窗户扔进车里，书籍四处飞散。院子里的士兵一边笑一边喊着让楼上的人继续扔；楼上的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最后，这些书都被运走，用来制成纸浆。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让我震惊的是，一名士兵用绳子套住院子里耶稣圣心像，把它拴在卡车上，直接把整座雕像拉倒。雕像轰然倒地，碎裂成块，引来士兵们一阵欢呼，然后被装上卡车运走。看着这一幕，我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命令所为，还是某个士兵一时的任性之举。

那一晚，是我在阿尔贝尔廷最难熬的一夜。楼上士兵来回走动，我几乎整夜未眠。第二天，我被传去与一位“政委”（politruk）进行所谓的“单独谈话”。他是随红军部队行动的共产党或秘密警察人员。他想知道阿尔贝尔廷前波兰政府官员的下落。我什么也不知道，也如实回答。后来我逐渐熟悉的一种审讯方式，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他用不同的方式反复问同一个问题。他坚持不懈，辩称如果我帮助他，就是在帮助“人民”。
“我的工作，”我回答说，“不是政治的，而是牧灵的。作为他们的司铎，我在属神事上帮助人，在可能的时候也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我还举例说明，我们曾筹款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中学甚至更高的教育。但这些他完全不感兴趣。他坚持认为，我应该通过揭露“人民的敌人”的名字，并公开我作为司铎所知道的信息，来“帮助人民”。

“你已经越界了，”我说，“有些事情是以司铎的身份托付给我的机密，我无权向任何人透露。我不能违背告解内容的保密。如果我把这些信息说出来，不但会伤害我自己，也会伤害‘人民’；而且这些事情本来就与‘人民’、政治，或与你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关系！”

到那时，他已经愤怒至极，而我也感到厌恶。我准备起身离开，但他拦住了我，让我坐下。不过，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又恢复了那种温和而礼貌的态度。过了一会儿，他把我送到门口，说不久之后还会再找我谈话。

然而，几天后找我的却是那位军队上尉。他说，根据军队规定，平民不得与士兵同住一处，因此他“建议”我搬到传教点花园尽头的一间小屋——那原本是这块地产上最早的住宅。我当天下午就搬了过去，当晚格里博夫斯基神父（Father Grybowski）和利特文斯基神父（Father Litvinski）也搬来与我同住。我们很高兴能再次一起过团体生活，但没过多久，当地的共产党委员会认为这间四居室的小屋对“三个资产阶级司铎”来说太大了，于是又安排了其他家庭与我们同住。我们三位司铎被挤在一间房里，两户人家共用大餐厅，另一户占据一间小房间；厨房则大家轮流使用。

尽管有这些不便与骚扰，我们仍设法使堂区运作基本维持正常。我们每天早晨都能开弥撒，主日为教友开两台弥撒，虽然有些人因为害怕共产党报复而不敢来参加。士兵们占用了主教堂旁边的修院小堂，把它当作值班室和教室。每天早晨弥撒时，我们能听见他们在隔壁活动；而且常常在我们用东方礼弥撒开始时唱连祷应答之后，他们就会吹口哨、模仿吟唱：“Gospodi, Gospodi!”（“主啊，主啊！”）。不过，根据那位上尉的承诺，从那个房间通往教堂的门一直被封住，士兵们也没有实际闯入干扰。

有一个主日，在七点弥撒之后，我走出去给教友们讲一段简短的道理。刚开始讲，我注意到有几名士兵懒散地站在教堂门厅里。他们戴着帽子，嘻笑着，眼中带着顽皮的神情。我顿时怒火中烧。在愤怒中，我以一句经典经文展开讲道：“愚人心里说：没有天主。”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即兴的一次讲道；每一句话都出自内心，直指他们而去。他们一时愣住了，随后显得困惑不安，东张西望，在看到会众的目光都转向他们时，局促地挪动着脚步。他们一度想离开，却又站在那里——既不肯退却，又因羞愧而无法回应——直到我讲完。这对我来说算是一种个人的胜利，但我也知道，这种胜利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士兵们在弥撒期间没有再制造麻烦。虽然我知道他们一定对我的话和所受的羞辱心怀不满，但我希望这件事也许就会这样过去。
然而，一天早晨，我来到教堂准备做弥撒，却发现圣体龛的门敞开着，祭台布被翻得一片凌乱，至圣圣体已经不见了。我顿时震惊不已。当我注意到从圣所通往士兵值班室的门已经不是被钉死的，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也明白了原因。

那天下午，我试图去见那位上尉提出抗议，但毫无结果。拉丁礼教堂仍然照常运作，事实上，参加的人比以前还多。士兵们似乎特别敌视东方礼天主教徒，把他们视为与俄罗斯东正教对立的教会，但他们几乎不去骚扰拉丁礼教友，因此我们的一些教友也转而去那里望弥撒。于是，我只好不情愿地决定关闭东方礼教堂。在此之前，我做了一次最后的检查，发现部队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一直把阁楼当作储藏室使用，而我们则只能在花园那间小屋里的一个房间里，为少数仍然前来的信友举行礼仪。

就在这时，我又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大使馆的电报。这一次是从莫斯科发来的——华沙沦陷后，使馆已迁至那里。他们通知我，可以前往莫斯科寻求帮助返回美国，或者如果更方便，也可以前往罗马尼亚的美国使馆。我把电报给其他神父看，并与他们商量。他们认为我应该离开。当时东方礼的传教工作几乎已经完全被破坏，我留在这里所能做的，别人也同样可以承担。那位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特工——电报当然必须经由他之手——也“建议”我作为美国公民应立即离境。
尽管有这些劝告，我却觉得，栋布罗夫斯基神父既然把堂区和传教区交托给我，在没有收到他的进一步指示之前，我应当留下。因此，我当天下午就给使馆回电，说明我决定留在我所负责的堂区。我不打算离开我的羊群。

不久之后，我又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内斯特罗夫神父和马卡尔神父从利沃夫（Lvov）的耶稣会神学院赶来，带来了栋布罗夫斯基神父的讯息——主教已经决定暂时关闭阿尔贝尔廷的东方礼传教区。于是，我们这“三个火枪手”竟然在花园尽头那间小屋里重逢了，在俄军占领的阴影之下，这样的重聚实在显得奇特。

高个子的格鲁吉亚人马卡尔显得异常兴奋。他长着一头浓密的卷发，鹰钩鼻，黑眼睛闪闪发光，天生带着一种冒险家的气质，从利沃夫到阿尔贝尔廷的这段旅程更是激发了他的精神。内斯特罗夫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冒险者”，虽然外表看不太出来。他体格魁梧，几乎秃顶，鼻子圆而突出，看上去像一个放大版的托尔斯泰。但他那种有朝一日进入俄罗斯工作的梦想驱使着他，那天晚上，他整个人都为此而充满活力。

他对我说，他觉得时机已经到了，可以把我们共同的梦想付诸行动。既然俄国已经占领了波兰，那么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在“俄罗斯”之中了。栋布罗夫斯基神父既然关闭了传教区，也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免除了我继续留在阿尔贝尔廷的责任。至于阿尔贝尔廷的教友，我也承认，格里博夫斯基神父可以通过拉丁礼教堂照顾他们。那么，为什么这不成为我们进入俄罗斯腹地的机会呢？内斯特罗夫和马卡尔不断提出理由，我的热情也随之高涨。最后，我们三人一起决定，只要上级允许，就尝试付诸行动。

当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时，计划也逐渐变得具体起来。内斯特罗夫和马卡尔将返回利沃夫（Lvov），然后由马卡尔再来接我。由于我们的上级都在利沃夫，一切都必须从那里开始。而在此期间，我需要尽量在阿尔贝尔廷把事务安排妥当，同时又不能引起别人对我可能离开的怀疑。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内斯特罗夫离开时，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到了春天，我们就会在俄罗斯了！”

一周之后，马卡尔果然如约回来。傍晚时分，我们两人悄悄离开了那间小屋，踏上通往斯洛尼姆（Slonim）的道路。火车早已不再按时运行，而那些仍然运行的列车也根本买不到车票，但这对我的那位格鲁吉亚同伴来说根本不算问题。我们在斯洛尼姆的车站徘徊，等候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然后直接无票登车。列车已经开动后才有人注意到我们；它经过阿尔贝尔廷时甚至没有减速，我只来得及最后匆匆看一眼那个村庄。

等到列车员终于来查票时，马卡尔反而先发制人，抱怨服务差、列车时刻混乱。列车员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随后变得坚持要求查票；马卡尔则越发愤慨，列车员也愈发强硬。他说下一站是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我们必须在那里下车买票，否则就要把我们赶下车——这是最后决定。那位可怜的列车员并不知道，巴拉诺维奇正是我们本来要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是通往利沃夫线路的铁路枢纽。

然而，即使在巴拉诺维奇，我们仍然买不到票。那晚确实有一班去利沃夫的列车，但普通车厢已经挤满，而卧铺车厢则是为军官保留的。这对马卡尔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沿着侧线走到卧铺车厢旁，直接爬了上去。一名官员走过来，告诉我们这是军官专用车厢，但马卡尔用白俄罗斯语飞快地说服了他，说我们是一个白俄罗斯委员会的成员，正前往利沃夫，而且绝对不希望当晚被打扰。

这类事情对马卡尔来说再平常不过。我记得后来在利沃夫还有一次，我们深夜外出归来时，被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人员用枪拦下。马卡尔勃然大怒；如果他心里有任何紧张，也完全看不出来。他滔滔不绝地编出一段复杂的故事，还责骂那名特工竟然在深夜用枪拦截“两位党的成员”。最终，那人或许是出于害怕，也或许是被弄糊涂了，竟然放我们走了。这次也是如此，那位官员给我们安排了铺位，保证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于是舒舒服服地一路睡到利沃夫，精神饱满地下车。

利沃夫的情况也并不比阿尔贝尔廷好多少。耶稣会士只被允许使用神学院建筑的一部分，其余房间已被俄方分配给其他家庭居住。他们再次强调，所有建筑都属于“人民”，同时也希望通过让民众住进原本属于教会的建筑，来显示这种改变。因此，我们的院长别恩科神父（Father Bienko）从一开始就决定，让马卡尔、内斯特罗夫和我在外面另找住处会更合适。我们最终在距离神学院大约六个街区的地方找到了一间房子，那是一套公寓，住着许多从华沙逃来的难民，其中不少是犹太人。

别恩科神父在这样的艰难时期，实在是一位理想的院长。他身材高瘦，年近六十，鼻子细长，头发浅色。但最让人注意的，是他的微笑——他常常面带笑容。然而，在这温和外表之下，他却拥有一颗极其敏锐而坚强的头脑。他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被许多耶稣会同僚认为是该省最杰出的头脑之一；而在实际管理方面，他表现得更加出色，甚至可以说具有一种卓越的适应能力。

许多年轻的耶稣会神学生已经被迫外出找工作，以帮助维持团体生活，因为神学院的资金已经被没收。内斯特罗夫、马卡尔和我也找了工作，好让我们在前往俄罗斯之前能够自给自足。我为一个被征用来搬运物资的劳工队开卡车，劳工队负责把俄方从城市各处没收来的家具和家用物品运到火车站，再装车运往俄罗斯。

我很快发现，这里面其实存在一种“暗中周旋”的双重局面。劳工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城里有亲戚，所以他们把“没收”的物品，被悄悄送到他们在城里的亲戚家，或者藏到乡下的隐蔽地点。也有其他人付钱请我们，把他们的东西运送到亲戚那里，而不是交给俄方。这当然有风险，但由于被没收并运往车厢的物品实在太多，根本无法逐一核查。车上的人对能这样“戏弄”占领军，反而感到特别痛快。

我们刚在利沃夫安顿下来不久，内斯特罗夫和我就去见别恩科神父（Father Bienko），向他提出我们进入俄罗斯、帮助那些没有神父的团体的愿望。
当时马卡尔暂时无法抽身，但我们强调，现在正是最合适的时机——占领刚刚开始，道路与城市中到处是难民。我们的计划其实很简单：俄方正在从占领区招募大量劳工，送往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工作。斯大林显然对希特勒没有任何幻想，俄国的工厂正日夜不停地运转。

我们提出自愿前往乌拉尔地区工作。正如我所说，别恩科神父是一位具有宽广属灵视野、同时又非常务实的人，他同意让我们去。不过他也指出，我们必须先获得利沃夫东方礼总主教谢普提茨基（Metropolitan Shepticki）的许可。

内斯特罗夫安排了会面，过了一两天，我在圣乔治大教堂（St. George’s Cathedral）附近的尤里亚广场（Platz Yuria）总主教府与他会合。当时总主教已是年迈之人，但在人民中极受尊敬，以至于共产党人也不敢公开对他采取行动。他身体虚弱到需要坐在椅子上被人抬进来见我们，但他的眼神依然明亮，思维清晰如常。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耐心听完我们的陈述后才开口说话。

这位睿智而慈祥的牧首对俄罗斯有亲身的了解。他先表示非常欣赏我们的热忱，但同时也警告我们将会面对的困难。最后，当他看到我们确实决心前往时，说道：
“这样吧，我们可以先试一年。我允许你们尝试进入俄罗斯，但你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你们的目标应当只是观察情况，看看在俄罗斯是否真的能够进行多少司铎的工作。天主知道，那里的人民确实需要你们。”

随后，他详细向我们讲述了一些我们之前零散听闻的情况。他描述说，俄方正在大规模逮捕那些曾在政府或警察系统工作的人，以及教师、律师、专业人士、贵族成员，甚至只是比一般人稍微富裕一些的人——并据说把他们送往乌拉尔地区劳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些人，他们必然会接受我们作为司铎；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探索在俄罗斯人民中开展工作的可能性。
——（摘自《与天主在俄罗斯》瓦尔特·J·齐谢克）

本书后续，讲了齐谢克神父如何在苏联传教，以及他随后被以“间谍”罪名逮捕、被判处劳改，并在西伯利亚从事苦役的经历。在他所经历的每一个“岗位”上，齐谢克神父都决心尽力做好被分配的劳动工作，来彰显他对天主的爱；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还在某个苏联州获得了“年度劳动者”的称号，同时，他仍能在适当时机秘密举行弥撒。

本文之所以提供这么多细节，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齐谢克神父这位天主忠仆有所了解——他全心侍奉吾主、神圣救主耶稣基督、祂至圣的母亲，以及神圣的天主教会。

齐谢克神父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被迫停留的二十四年，由《America》杂志的编辑戴维斯神父（Father Thurston Davis, S.J.）在其序言中作了总结。他特别提到，在1963年10月11日——天主之母瞻礼——齐谢克神父返回美国（当时降落于纽约牙买加区的艾德尔怀尔德机场，即今日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之前，美国耶稣会团体中所弥漫的那种期待之情：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你将读到一个看似奇特、几乎像小说一样的故事。但这并不是虚构，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在当代耶稣会最值得自豪的篇章之一。

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位福音作者，我有幸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亲身在场，而一个人能够亲眼见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归来，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也可以略述这个故事的开端，至于完整的经过，就留给本书来展开——那些在铁幕背后隐秘岁月的记录，并且也许还暗示着，一个新的篇章尚待书写。”

“这个故事始于1939年——一个漫长、复杂、几乎难以置信的故事，贯穿了一整代人的生命。
当这个故事在地球另一端展开时，数以百万计的人死去，一场大战爆发，氢弹被发明，人类开始绕地球飞行，新生儿出生、成长、结婚，还有四位教宗先后登上伯多禄之座。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六七年，我有幸认识这位故事的主角。我们曾在同一小堂祈祷，在走廊相遇，在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附近那片起伏的乡村中，一起走过初学时期的小路。

那时的他，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运动员，一位有前途的语言学者，工作勤奋，性格安静却外向，是一位明显燃烧着修会理想的年轻耶稣会士。我还记得，他总是能在事情停滞时重新推动它运转。”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六月日子，我的这位朋友从那座小山上下去，而我留在了原地。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63年10月11日下午3点45分，我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是我们曾经的省会长约翰·麦克马洪神父（Fr. John McMahon）的声音。他刚从另一位省会长约翰·戴利神父那里得知，美国国务院将在当天下午四点向媒体发布一条惊人的消息。

苏联将以交换两名在美国被捕的特工为条件，释放两名被关押多年的美国公民。而就在当天下午，这两人将从伦敦飞往纽约。”

“那确实是一代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的，正是那位当年从沃纳斯维尔初学院离开、继续在伍德斯托克和罗马学习、准备按俄罗斯礼晋铎的年轻耶稣会士；他于1939年前往波兰担任本堂神父；随后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浪；当战事向东推进时，他被卷入苏联的未知之地，从此音讯全无。

我们在10月12日清晨前往机场时，心中回想着这一切。

我们清晨4点半为他献上弥撒，然后驱车前往机场。

有人想起1940年从波兰寄来的最后一张明信片——随后便是漫长的沉默。

也有人记得，在1947年，人们已认定他去世，并为他举行了修会的追思弥撒。”

“后来突然有一天，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寄来了一封信——字迹看起来确实像他；随后又来了一封，又一封。 他请求寄来衣服、外套、鞋子，后来又要了一些书。 这些信都署着他的名字。

当我们接近机场时，我们不禁怀疑：那真的是他吗？还是有人冒用了他的名字？ 如果真的是他，他会变成什么样？西伯利亚的岁月对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他还认得我们吗？还会说英语吗？身体或精神是否受损？”

“飞机准时降落。 当舱门打开时，两位获释者首先走了下来——一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学生；另一个则是一个矮壮、满脸皱纹、头发灰白的中年男子。 他穿着一件深绿色外套，戴着一顶俄式帽子。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他几乎机械地跟着警察队伍走向海关。

起初我们甚至以为他是某个苏联代表团成员。 直到他走过去，我们才意识到——那就是他。 而当他走进海关时，他自己似乎才真正意识到：他已经回家了。”

作者最后写道：

“他从西伯利亚的矿井与劳改营中归来——头发几乎全白，双手因劳作而变形，但他的精神没有被摧毁，也没有被洗脑，他的心仍然充满对人们的怜悯。 他不求我们的赞美。 他只希望我们理解，在天主的恩宠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见证：基督的爱没有疆界。”

“这样的故事，会被一代又一代地讲述下去。 在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中，仍有新的年轻人，等待着书写他们自己的篇章。 当你阅读这个故事时，不妨回望四百年前，把‘泰本（Tyburn）’换成‘卢比扬卡（Lubianka）’，把‘伊丽莎白女王’换成今日的统治者。
那时的信德见证，如今仍在继续。”

因此，你阅读瓦尔特·齐谢克神父的这段故事时，请回想真福爱德蒙·坎皮恩（Blessed Edmund Campion），以及那篇大约四百年前写给英格兰女王的雄辩信仰文献《坎皮恩的宣言》（Campion’s Brag）的结尾：

“许多无辜之手每日为你向天举起祈祷——那些英格兰的学子，他们的后裔永不会消亡；他们在海外聚集德行与充足的学识，为着这一目标，决心永不放弃你，或是赢得你归于天国，或是死在你的长枪之下。”

“至于我们的修会，请你知道，我们已经结成联盟——全世界所有耶稣会士，他们的延续与人数，必将超越你在英格兰的一切谋划——甘心承担你加在我们身上的十字架；只要我们中尚有一人，仍能承受你的泰本绞刑（Tyburn），或在你的酷刑中受折磨，或在你的监狱中被消耗，我们便绝不对你的归化失去希望。代价已经计算，事业已经开始；这是出于天主的，无法被阻挡。正如信仰曾被建立，它也必将被恢复。”
——瑟斯顿·N·戴维斯神父（Thurston N. Davis, S.J.）——《America》杂志主编

齐谢克神父在其著作的致谢部分（该书是在耶稣会士弗拉赫蒂神父的协助下完成的）解释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离开祖国二十四年后，他的案件竟在国内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

“直到我回到美国之后，我才完全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付出了慷慨的努力，促成了我的归来。首先，我对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 Eisenhower）和约翰·F·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以及他们的白宫工作人员，还有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对我案件所表现出的关心，深表感激。我也愿借此机会感谢密歇根州前国会议员撒迪厄斯·马赫罗维奇（Thaddeus Machrowicz）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前理事马修·S·西姆查克（Matthew S. Szymczak），感谢他们为我所作的努力。”

“当然，我还特别要感谢国务卿，尤其是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正是他启动了促成我获释的程序；同时也要感谢美国驻莫斯科以及华盛顿的国务院官员，他们自我的案件首次被人知晓以来，在整整八年中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为促成我的释放不懈努力。”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耶稣会同伴——丹尼尔·E·鲍尔神父（Fr. Daniel E. Power, S.J.）和爱德华·W·麦考利神父（Fr. Edward W. McCawley, S.J.）。正是鲍尔神父最先将我的情况呈报给国务院，而麦考利神父则毫不保留地付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使我的案件持续受到关注，并最终促成了成功的结果。”

“对于我的姐姐海伦·吉尔哈特（Helen Gearhart），我怀着由衷而深切的感激之情，感谢她在华盛顿为我所作的一切不懈努力。她与我的另一位姐姐——方济各会修女玛丽·埃万杰琳（Sister Mary Evangeline, O.S.F.）——在漫长的等待与有时令人失望的岁月中，通过她们一封封来信所表达的深厚姐妹情谊，以及她们始终不变的信心，成为我持续的鼓励与力量。”

“最后，我要感谢我所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我的耶稣会同伴，以及许多其他司铎、伯尔纳丁修女会的修女们，还有许多朋友与亲属，以及那些我至今甚至还不认识姓名的人——尤其是那些学童——正是他们的祈祷与奉献，使我最终得以回到祖国。”

“愿这些祈祷所产生的善果，继续‘共同效力，使万事都成为善’，造福那些我在俄罗斯奉献了多年岁月的人们。”

——瓦尔特·J·齐谢克，耶稣会士

瓦尔特·齐谢克神父与加拉班达圣母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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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瓦尔特·齐谢克神父被梵二假教会的封圣案终止，是因为他相信1961年至1965年间西班牙加拉班达尔圣母的显现。

好了，这些内容应当已经让你大致了解了已故瓦尔特·齐谢克神父，为了我们的主及祂的圣教会，在苏联俄罗斯为灵魂的成圣与得救所作的工作中，是多么甘心情愿地承受苦难。

那么，如何知道齐谢克神父支持加拉班达尔圣母的讯息的呢？那是在齐谢克神父去世两年之后（他于1984年12月8日去世）。哈里·戴利先生（Mr. Harry Daley）详细说明，他的朋友瓦尔特·齐谢克神父完全支持加拉班达尔显现的可信性，以及1961年至1965年间，圣母通过孔奇塔·冈萨雷斯（Conchita Gonzalez）、玛丽·洛丽（Mary Loli）以及乔伊·拉蒙吉诺（Joey Lamongino）所传达的讯息。如上文所述。

然而，加拉班达圣母的故事，并不只是关于共产主义。请记住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65年，梵二正式闭幕之前，圣母警告，教会内部将出现混乱，并指出许多主教与司铎会误导信众。

–第二个讯息，1965年6月18日
“因为我在10月18日的讯息既未被实行，也未被传扬到世界，我警告你们：这是最后一次了。起初，那杯子正在被填满，现在它已经溢流了。许多枢机、主教和司铎正走在沉沦的道路上，并且有许多灵魂随他们一同走向灭亡。对圣体的轻视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你们必须以自己的努力，平息天主对你们的义怒。如果你们以灵魂的真诚祈求宽恕，祂必会宽恕你们。我，你们的母亲，藉着总领天神圣弥额尔的转祷，愿意告诉你们：你们需要悔改。你们已经处在最后的警告之中。我非常爱你们，我不愿你们被定罪。请思念耶稣的苦难。”

这一点，本站认为直接适用于“梵二革命”的所有支持者，因此他们倾向于把齐谢克神父对这些警告的信念，贬低为“与圣德不相容”，从而不愿将其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换句话说，圣母在梵二前（正式闭幕前）的警告，适用于梵二本身。

如果教友真信加拉班达圣母的显现，就应该抵制梵二，以及梵二革命者发明的梵二假教会。

本主日——2026年4月12日——对于传统教友来说，是卸白衣主日，为复活瞻礼周画上光荣的句号。对于梵二教，他们庆祝的是另一个，“神圣慈悲主日”（Divine Mercy Sunday），一个假私启示的错误敬礼，这些假启示出自假圣人付天纳修女，由“大叛教者”若望保禄二世（）所推广。

2000年4月30日，梵二教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那天若保第二封圣了傅天娜·科瓦尔斯卡修女，同时还设立了所谓的“神圣慈悲主日”，即复活节后第一主日。当年网络并不发达，社交媒体还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事仍然迅速的传遍了世界各地。

EWTN（永恒之言电视网，Eternal Word Television Network），每天下午3点开始播放“神圣慈悲串经”（Divine Mercy chaplet）。各堂区也纷纷效仿，在几乎每座教堂中都设立了神圣慈悲像。傅天娜修女的《日记》在所谓“天主教”书店以及神职人员中被普遍推荐。“神圣慈悲主日”取代了“卸白衣主日”，在神圣慈悲流行的地方，“神圣慈悲主日”几乎跟复活瞻礼一样受欢迎。

许多人热心诵念慈悲串经、分发慈悲圣像，宣传《日记》中的“慈悲信息”。神父、修女极力推荐，使教友认为这是一种安全的敬礼，就像洽谈经教会认可的敬礼一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完全支持“神圣慈悲”。这种敬礼看起来或许虔诚而无害，但事实上，“神圣慈悲”敬礼存在许多问题——无论是整体信息，还是《日记》本身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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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1905年8月25日，玛利亚·傅天娜·科瓦尔斯卡出生于波兰的格沃戈维茨Glogowiec。她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十个孩子中的老三；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十分虔诚的教友。

她后来在《日记》中说，她在7岁时朝拜明供圣体时，第一次感受到修道生活的召叫。她在完成学业后希望进入修院，但父母不允许。16岁时，她开始做女佣以维持生活并帮助家庭。

18岁时，她与姐姐一同前往罗兹（Łódź）一座公园参加舞会。在舞会上，她看见了一个“受苦的耶稣”的异象，她认为这位耶稣对她说：“我要容忍你到几时？你还要拖延我到什么时候？”
随后，她立刻前往罗兹的主教座堂，并在那里——据她后来所说——耶稣指示她立即前往华沙并进修院。她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尽管她在华沙一个人也不认识，仍然乘火车前往，距离约85英里。到华沙后，她走进了自己看到的第一座教堂——圣雅各伯堂Saint James望弥撒。她向达布罗夫斯基神父Fr. Dąbrowski）寻求建议，神父建议她暂时住在当地一位名叫利普希措娃Lipszycowa的妇人家中，直到她找到一所修院。

被多所修院拒绝后，直到1925年，她才被“仁慈修女会Sisters of Mercy”院长接纳——是她先做女佣、攒够入会所需费用之后。1926年4月30日（颇具讽刺的是，74年后同一天若保二世将她封圣），她领受修会名，称为“至圣圣体的玛利亚·傅天娜修女”（Sister Maria Faustina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傅天娜”这个名字来自罗马殉道者福斯丁（Faustinus）的男性形式。到1928年，她完成了初学院的训练，并发了初愿。

1930年，她被派往波兰的普沃茨克Płock。在一次重病康复后，直到1931年，她才开始经历更多所谓“耶稣的显现”。她声称，那年2月22日的夜晚，耶稣在她修院房间中向她显现，身穿白衣，从祂的胸口射出红色与白色的光芒，并对她说：

“按照你所见的样式绘制一幅画像，并写上：‘耶稣，我信赖祢’（波兰文：Jezu, ufam Tobie）。我愿这幅画像先在你们的圣堂中受到敬礼，然后在全世界受到敬礼。我应许：凡敬礼这幅画像的灵魂，必不丧亡。”（《日记》第47–48段）

傅天娜修女不懂绘画，于是她请求同会的其他修女协助。她的告解神父请了一位画家，在1934年完成了第一幅画像。

1933年发了末愿后，她与另外18位修女一起被调往维尔纽斯（Vilnius，今属立陶宛）的修院，并在那里从事园艺工作。正是在此，她第一次遇见了索波奇科神父Fr. Michael Sopoćko。她向他办告解，并声称自己一直在与耶稣交谈。
索波奇科神父坚持要求她接受一次完整的精神科评估，这项评估由与修院有关的精神科医生海伦娜·马切耶夫斯卡（Helena Maciejewska）进行。该评估于1933年完成，结果认定她神志正常。基于正常结果，索波奇科神父开始信任她的这些“异象”，并支持她。

索波奇科神父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载：

“1935年圣周期间，傅天娜修女对我说，主耶稣要求我将那幅画像安放在‘黎明之门’（Gate of Dawn）三天，在那里将举行救赎禧年的三日敬礼（triduum）。他还要求，这个三日敬礼正安排在那期待已久的‘慈悲瞻礼’同一天。很快我得知，确实将举行这个三日敬礼，而‘黎明之门’的本堂司铎邀请我讲道。我答应了，条件是那幅画像要作为装饰安放在修院窗户上，这幅画像看起来非常醒目，比圣母像更吸引人的注意。”（“黎明之门”是一座约在四百年前奉献给“仁慈之母”玛利亚的圣堂。）

傅天娜修女在《日记》中写道：

“在星期五，当我前往‘黎明之门’参加这幅画像的展览时，我听到了我的告解神师索波奇科神父的讲道。这篇关于神圣慈悲的讲道，是耶稣很久以前就要求的第一件事情之一。当他开始讲述上主的伟大慈悲时，那幅画像仿佛活了起来，光芒刺透了在那里聚集的人们的心。看到天主的宠佑，我的灵魂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1935年，在她的指导下完成这幅画像之后，傅天娜修女声称又领受了一个异象：一位由天主差遣的天神被派去惩罚某座城市。她开始祈祷，求慈悲，但祈祷似乎毫无力量。突然，她看见了至圣圣三，并且——据她所说——感受到了神圣救主的宠佑在她内的力量。同时，她发现自己正在以“内在所听见的话语”向天主恳求慈悲。

“永恒的圣父，我将祢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性奉献于祢，为补赎我们的罪过及普世的罪过；因祂悲苦的苦难，求祢垂怜我们。”（《日记》，第一册，第475条）

她继续念这经文，据说那位天神变得无能为力，无法执行应施行的惩罚（第474条）。第二天，当她进入圣堂时，她再次听到这种“内在的声音”，指示她如何诵念这段后来被主称为“串经”（Chaplet）的经文。这一次，在“求祢垂怜我们”之后，又加上了“以及普世”（“and on the whole world”）（第476条）。从那以后，她几乎不断地诵念这经文，尤其是为临终者。

在随后的“启示”中，主明确表示，这串经不仅是为她个人，而是为全世界。祂还将一些非同寻常的许诺，与念这串经联系在一起。

这“神圣慈悲串经”是用普通玫瑰经念珠来念，它延伸了到了奉献圣体，因此特别适合在领圣体后念。可以在任何时间念，但主特别告诉傅天娜修女，要在“慈悲瞻礼”（即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之前的九天内诵念。随后祂又补充说：“借着这个九日敬礼（串经的九日祈祷），我将赐给灵魂一切可能的宠佑。”（第二册，第796条）

也有人认为，每天下午三点“伟大慈悲时刻”（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去世的时刻）念这串经，尤其适宜。在祂向傅天娜修女的“启示”中，神圣救主要求在这个时刻特别纪念祂的苦难。她的记载说，念这慈悲串经有三个目的：一是获得慈悲，二是信赖基督的慈悲，三是向他人施予慈悲。

到1936年，傅天娜修女不得不返回波兰。与此同时，她的告解神师索波奇科神父撰写了第一本关于“神圣慈悲”敬礼的小册子，雅乌布日科夫斯基主教（Bp. Jalbrzykowski）为其颁发了“准印”（imprimatur，意为“准予出版”）。
这本小册子的封面印有神圣慈悲像。索波奇科神父寄了一些副本给了在华沙的傅天娜修女。起初，她被安排到华沙东南的瓦伦杜夫（Walendów）。后来，在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之后，她被送往克拉科夫普拉德尼克（Prądnik）的疗养院。

1937年7月，第一批印有“神圣慈悲像”的圣像卡被印制出来。同年8月，索波奇科神父请求傅天娜修女写下“神圣慈悲九日敬礼”的祈祷方式——她声称这是当年圣周五耶稣向她传达的信息。

最终，在1938年，由于病情恶化，她的健康急剧衰退。索波奇科神父在同年9月最后一次见到她。她于1938年10月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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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

许多为该画像及其敬礼辩护的人，常说：教宗庇护十二世曾于1956年降福过这幅画像。然而，同样是在这一年，在他降福之后不久，傅天娜修女的《日记》被列入《禁书目录》。
禁书的事实，往往被其支持者轻描淡写地解释为：教宗当时得到的是错误的翻译版本，后来已经撤销。然而，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翻译问题，而在于这些“启示”本身，以及傅天娜修女所声称经历的这些所谓“显现”的其他相关情况。
这些内容本身已经严重到足以引起教宗的再次审查——尤其是据称神圣救主要求傅天娜修女公开传播的那些信息。
凡被列入《禁书目录》，意味着其内容对灵魂构成危险，可能误导信众。因此，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

教宗庇护十二世去世不久之后，在若望二十三世任内（当时至圣圣部Holy Office仍然存在），对她的书下了两项禁令。
第一次谴责是在1958年11月1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圣部随后声明，对慈悲敬礼作出三点裁定：

1. 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启示是超性的。
   这意味着圣部（也就是庇护十二世去世前仍在任的同一批神职人员）审查了相关内容，并认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显现是超性的。
2. 不应设立“神圣慈悲”的瞻礼。
   教会不能根据一个无法确定出自天主的事物来设立瞻礼；如果这事是错的，那么就意味着教会会犯错——这是不可能的。
3. 禁止传播以傅天娜修女推广该敬礼的人著作，以及相关的画像。
   换句话说：不允许画像、不允许书籍、不允许串经（祈祷）——一切都被禁止。

1959年3月6日，圣部发布了第二项法令，指出应由各地主教决定如何移除那些已经公开供人敬礼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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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开始看《日记》中有哪些内容可能误导灵魂？

警示点1

《日记》称耶稣说：

“我意愿慈悲庆节成为所有灵魂的避难处和庇护所,尤其是可怜的罪人。在那天,我至溫柔的慈悲之最深处敞开了,并向所有投奔我慈悲泉源的灵魂,傾注汪洋大海般的恩宠。在那天办告解和领圣体的人会获得罪过和罪罚的完全赦免。在那天,所有恩宠的水闸都开放了。让所有灵魂都不必害怕亲近我,即使他们的罪过红得发紫。”
（第二册，第699条；强调为原文所加）

诚然，教友办告解时，可以在道德上确信自己处于宠爱状态，罪的永罚已获赦免。然而，教会教导说：为避免罪所应受的暂罚（炼狱、世苦），人必须行补赎、领受圣事并祈祷；这些也是在教会授予全大赦时所要求的条件。

告解不除去罪的暂罚。因此，很难相信神圣救主让教友相信相反祂的教会教导。

警示点 2

1935年2月4日，据称神圣救主对她说：

“从今天起，不要再害怕天主的审判，因为你将不会被审判。”（第一册，第374条；）

人死后都要受私审判和公审判，这是信理。在法蒂玛，圣母告诉雅琴达与方济各他们将上天堂，但并没有说他们可以免于审判。
神圣救主说这样的话，同样有问题。因为如果傅天娜不需受审判，那么她继续留在世上就没有意义了。

警示点 3

1936年10月2日，她记载说“主耶稣”向她显现，并说：

“现在我知道了,妳并不是为了我的圣宠或恩典才爱我,而是因为我的旨意对于妳,比性命更珍贵这就是为什么我与妳的结合共融,比与其他任何受造物,更加亲密无间。”（第二册，第707条）

难道让我们相信，神圣救主与傅天娜修女的结合，比与至圣童贞玛利亚更为亲密吗？或者比圣若瑟、圣若翰洗者，甚至比一些最高等级的天神更亲密吗？这种说法至少是错误的。

警示点4

1937年5月2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耶稣这样说：

“我看见你的爱如此纯洁；比天使的还要纯洁，而且更是如此，因为你不断争战。为你的缘故，我祝福这个世界。”（第三册，第1061条；）

这不仅荒谬，而且与人需要慈悲的目的相矛盾。如果她的爱已经比天使更纯洁，那么她为何还需要在临终前祈求慈悲？而且，如果神圣救主因她的缘故要向世界倾注祂的慈悲，那么为何这些“显现”之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警示点5

她在《日记》中声称：

“圣体从圣体柜中出来，落在我的手中，我满怀喜乐地将祂放回圣体柜。这件事重复了第二次，我也同样这样做。尽管如此，这件事又发生了第三次。”（第一册，第44条）

这是最为怪异的一段叙述。为何祝圣后的圣体面形会这样做三次？其目的何在？难道是因为傅天娜修女比天使更纯洁，或因为神圣救主与她的结合比任何受造物更亲密吗？

寂静主义：一种被遗忘的异端

“寂静主义”（Quietism）是17世纪的一种异端，由米格尔·莫利诺斯（Michael Molinos）所宣扬。这种错误否认人在默观与成圣过程中需要主动的配合，主张当心智与意志完全处于消极（“寂静”）状态时，才达到最高的灵修境界；并认为任何依附于神圣形象或外在敬礼的行为，都会妨碍与天主的结合。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只信赖慈悲，而不要作补赎，那么他就等于相信一种“无条件慈悲”，陷入与莫利诺斯相同的错误——他因妄想了天主的慈悲、主张人只需消极不作为而被定罪。正如圣经所说：

“所以，我亲爱的，你们应当怀着恐惧与战兢，成就你们的得救。”（斐理伯书 2:12）

而这幅画像本身甚至没有显示耶稣的圣心——圣心正象征祂对那些愿意补赎己罪者的真正慈悲，“耶稣圣心敬礼”才是正确的理解。

下面是《日记》中另外一些例子，表达了一种建立在“完全信赖”上的“无条件慈悲”观念：

“告诉受苦的人类，让他们依偎在我慈悲的圣心旁，我必以平安充满他们。告诉众人，我的女儿，我本身就是爱与慈悲。当一个灵魂满怀信心亲近我时，我便以如此丰厚的恩宠充满它，使它无法将这些恩宠局限于自身之内，而是将其散发到其他灵魂身上。”（第三册，第1074条）

“力求德行完美的灵魂要特别崇敬我的慈悲,因为我慷慨恩赐他们的无数圣宠,完全源自我的慈悲。我期望这些灵魂无限地信赖我的慈悲,因此与众不同,出类拔萃。我会亲自在成圣的道路上,细心照顾这种灵魂。我会提供他们修成圣德所需要的一切。只有一种宝瓶,可以汲取我慈悲的恩宠,那就是信赖。一个灵魂越信赖我,便会获得越多的恩宠。灵魂若对我无限的信赖,便给予我莫大的安慰,因为我会把我所有的恩宠珍宝,罄囊赠送给他们。如果他们向我诸多要求,我便欣喜万分,因为我渴望赐下许多恩宠,无穷无尽的恩宠。相反,当灵魂对我要求得很少时,我就非常伤心,因为他们的心胸太狭窄了。”（第五册，第1578条）

只钦崇祂的慈悲？？？那么我们是否也应当钦崇祂的公义呢？教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宠佑”是天主赐给所有人的，包括最可怜的罪人，人人都有，与罪人们信赖不信赖天主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应当信赖天主并钦崇祂，但我们也必须敬畏天主，敬畏生活，避免冒犯祂；若我们跌倒，就应当为罪作补赎。

告解使我们得宠爱，也即是圣化的恩宠。教会教导，领宠爱是有条件的——即痛悔罪过、决意定改不再犯罪。意味着，我们有行为，履行条件，寄望得到祂的慈悲。而仅仅信赖慈悲，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正是上述引文所暗示的。这可以理解为与静寂主义异端相同的错误。

“那家伙”得逞了

如果教会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没有走上梵二道路，如果一切仍然保持一贯的天主教传统，我们今天大概根本不会听说“神圣慈悲”。它或许会像“玛利亚维派”（Mariavites）或“神秘司铎”（Mystic priests）一样，仅仅被记作历史事件——这些团体同样来自波兰，并在1906年被教宗圣庇护十世在通谕《Tribus Circiter》中所谴责，因为他们相信一位名叫玛利亚·方济加修女的人。

然而，不幸的是，1965年，当时的克拉科夫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重新开启了对傅天娜修女生平与德行的调查，并获得圣部许可，再次审查证人的证词。巧合的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就在那一年结束，而至圣圣部也被改名为“信理部”（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紧接着，在保禄六世的命令下，于1966年6月14日，《禁书目录》被废除。到了1978年，沃伊蒂瓦成为教宗，取名若望保禄二世（那家伙），并被称为“伟大的慈悲教宗”。

根据神圣慈悲官方网站所述：

正是“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告诉玛利亚会士：‘在玛利亚慈母般的爱护与引导下，成为神圣慈悲的宗徒。’我们一直忠实地遵循他的指示。”
无论在教导还是个人生活中，“圣”若望保禄二世都努力实践并宣讲“神圣慈悲”的信息。他撰写了一篇关于神圣慈悲的通谕，并称：
“神圣慈悲的信息一直与我极为亲近……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我整个宗座任期的形象。”
在他的讲道与著作中，他将“神圣慈悲”描述为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以及第三个千年的信息。
2002年，这位“教宗”在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拉盖夫尼基（Łagiewniki）祝圣了国际神圣慈悲朝圣地，并将整个世界奉献于神圣慈悲。这里正是“圣”傅天娜的遗体安葬之处。她生前居住的修院也在附近。
这位“教宗”还回忆说，他年轻时曾在距离该朝圣地不远的采石场工作。他还表示，在撰写有关神圣慈悲的通谕时，他早已长期思考傅天娜修女。此外，这位“教宗”也多次引用她的《日记》，并在她的墓前诵念神圣慈悲串经。

结论

“神圣慈悲”曾被真教宗列入《禁书目录》，且理由充分，如上所述。自1978年后，它实际上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天主教敬礼，例如耶稣圣心敬礼与玫瑰经。

它完全符合梵二教的方向：“弃旧迎新”。发展本身并无错误，只要它符合天主教的全部真理；但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本身就不是天主教的，那这个发展就是错的。

新的训导权、新的弥撒、新的圣事、新的要理、新的法典、新的福传方式、新的神学、新的纪律、新的“圣人”、新的敬礼（如神圣慈悲与光明奥迹），甚至对拂性邪淫团体的接纳，让人走上了许多错误的道路。

天主教会引人得救；而“梵二教”则引人走向灭亡。就是如此简单。

附录补充

有些人声称，慈悲敬礼之所以看起来有问题，是因为傅天娜《日记》的“翻译错误”。但实际上，即使不涉及翻译问题，这一敬礼本身的内容就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

法蒂玛是一个毫无疑问公认真实的显现；虽然公教信德并不建立在私启示上，但法蒂玛信息与教会教导完全一致。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者：法蒂玛 vs. 神圣慈悲。

1. 法蒂玛传达的是一种非常天主教的讯息：

停止犯罪、每天念玫瑰经、守首瞻礼六（周五）、戴圣衣、做补赎等。

而傅天娜的“神圣慈悲”，则是向那些“信赖者”许慈悲，而不是许给那些悔改并补赎者。这种思想贯穿她全部著作，不可能只是所谓“翻译错误”。

这种“只要信赖耶稣的慈悲就能洁净罪过，而无需痛悔与补赎”的观念，是非常誓反教的，也正符合梵二教伪合一主义者的口味。单纯依赖“慈悲”，并不能像法蒂玛所要求的那些实践那样培养德行。

2. 法蒂玛提倡至圣玫瑰经。

而“神圣慈悲”则实际上削弱甚至取代玫瑰经——它使用念珠来念“伪慈悲串经”。在每端十颗珠子上，本应诵念“圣母经”，却被替换为：“因祂悲苦的苦难，求祢垂怜我们及普世。”

这种祈祷甚至一个誓反教教徒也可以诵念。同时，它剥夺了我们至少50次呼求圣母“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后”的恩惠。

天主亲自赐给我们玫瑰经，但沃伊蒂瓦（若望保禄二世）却引入了“光明奥迹”，并以一种脱离补赎的、伪合一主义式的“慈悲祈求”来取代它。

而在法蒂玛，圣母在每端玫瑰经后加上这段祈祷：“吾主耶稣，请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免于地狱之火，引导众灵升天，特别是那些最需要祢慈悲的灵魂。”

“神圣慈悲串经”中却完全没有提及地狱。最接近的一段是：“虽然罪恶是邪恶与忘恩的深渊，但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无法衡量的。因此，每个灵魂都应信赖主的苦难，并将希望寄托于祂的慈悲。天主不会拒绝任何人的慈悲。”

然而，对于那些拒绝悔改与补赎的人，天主确实不会施予慈悲！这再次体现了“因信得救”的誓反教教式错误。

3. 法蒂玛提倡圣母无玷圣心，这是对耶稣至圣圣心的完美补充。

而“神圣慈悲”从未提及无玷圣心，淡化圣母在救恩中的角色，并削弱甚至取代耶稣圣心敬礼。傅天娜提出的画像甚至可以被誓反教徒接受——一个“没有圣心”的基督形象：从衣袍发出光线，却没有被荆棘刺透的圣心。

因此，“神圣慈悲”可能导致：

• 妄拟得救罪
• 忽视补赎与赔补罪过
• 忽略已被认可的敬礼（如玫瑰经与耶稣圣心）

可别以为，这些严重错误只是“翻译问题”所造成的。

“神圣慈悲”是一个假敬礼，是撒殚借着假“教宗圣人”——大背教者若望保禄二世——所推广的。

务必警惕。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了那些实际的步骤。那么今天，神父，我们想谈谈那些还留在“梵二教”里的司铎。就您当年的经历来看，您觉得今天的“梵二教”司铎是什么样的？

说起来，当年也有一批年轻的修生——我那时也还算年轻——我们虽然都生在“梵二教”里，心里却想做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一开始，我们被一些外在的东西吸引：拉丁文弥撒，教堂的富丽，圣乐，古老的咏调……教会曾经拥有的那些美，触动了我们。我们想回去。因为我们大多来自典型的梵二堂区——有的很自由化，有的还算收敛，但总觉得空荡荡的，缺了什么。

于是，一批修生——也许今天还有——想要“挽回”教会的过去。我们怀着善意，想做完整的天主教徒，不想当什么社会指导，不想当社工，不想当那种“快活神父”。我们想改变教会，把那些美好的东西带回来。这愿望本身是好的。可问题是：我们瞎了眼。教会哪里需要改变？教会是完美的，是圣的，是主亲自建立的。我们是谁，竟以为能“纠正”她？这里面藏着一种骄傲。

当然，在那些比较“保守”的修生和新晋司铎中间，这种念头一直还在。但问题是，“梵二教”里有两拨人：一拨是彻底梵二的——通常是老一辈，他们以极大的怀疑眼光看着这些想“复古”的年轻人。我们一旦流露出对过去的向往，马上被贴标签，被排斥，甚至被“迫害”。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堂区实习，随手把一本 Dom Columba Marmion 的默想书放在桌上。一个老神父走过来，拿起来看了看，开始嘲笑：“哦，这东西啊，我们早就不用了。” 我很震惊。他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信那一套了。”你看，老一辈是这种心态。年轻一辈想恢复，于是冲突不断。但无论他们多想恢复，都不会成功的。梵二就是梵二。他们说什么“在传统光照下解读梵二”，说什么“连续性”——都是骗人的，是疯癫。你一次又一次想把它变好，却指望这次能行？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相信现在也一样——在“梵二教”里，你晋铎之后大约三到五年，会面临一个选择。你如果继续努力做天主教徒，穿黑长袍，讲全面的教理教义，讲圣人，你会不断撞墙。他们最终会“破碎”你——把你送去再教育，或把你发配到某个自由派或激进自由派的堂区，让他们的“熏陶”磨掉你对旧事物的依恋。因为在他们眼里，你是危险分子。或者，你干脆放弃，随大流，把司铎职当成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打高尔夫球的时间比跪着祈祷的时间还多。反正谁在乎呢？

所以，对于那些信仰真诚的司铎来说，要么被标签化、被边缘化，要么在不断的警惕和打压中渐渐消磨了心火。你说话要小心，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谈关乎天主教信仰的事。说大声了，就会被盯上，被举报，被叫去谈话——主教啊，圣职长啊，给你一顿“温馨提醒”。你活在一个恐惧的世界里。到最后，要么麻木，要么消失。我原来教区里好几位，后来干脆不干了，找工作去了。挺惨的。

梵二给司铎职戴上的面具，和真正的司铎职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一开始就在谎言里。你要么一辈子为这个谎言找借口，说服自己“我挺开心的”，要么有一天你撞了墙，开始问自己，然后选择离开。

不过，偶尔也有“梵二教”的神父主动联系我。不久前，一位1970年“晋铎”的老神父跟我谈了很久。他说他终于明白了——“梵二教”是个骗局。他不是有效的司铎，当初的祝圣有问题，而过了这么多年才看清。但天主的恩宠还在工作。只要人还对真理有一丝渴望，天主就会动工。

所以，对于那些有圣召、却误入了“梵二教”的人，天主的恩宠还在。他们中少数人——真的是极少数——会看见，会向天主开放，会做该做的事。但现实是，绝大多数人要么看不见，要么不愿看见，要么永远不会看见。你可以说，想明白的那些人，是“少数人，骄傲的少数人”——但仍然是少数。恩宠还在，天主的旨意还在。

是的，神父。你这样一说，真让人心疼那些心怀善意、有信仰追求的人。认清“梵二教”不是天主教会，那里的司铎不是真司铎，这本身就够难了。而想要把“梵二教”改造成天主教会——那是一个天坑。我们这些寻求真理的人，其实不必背负那个不可能的任务。

正是。你改变不了“梵二教”的本质。你最多给它披上一件漂亮的祭衣，暂时好看一点。但梵二不是天主教会。

无论你怎么辩解，“承认与抵抗”那一套终究是徒劳。它只会让你陷入绝望，因为你试图改变一个根本不会改变的东西。它不想变，也不会变。最令人痛心的是，看到那些本分热忱的人，真心想做好事，却困在其中。

我自己也曾试过。我曾试图把天主教信仰带回那个教会。我穿过旧祭衣，宣讲纯正的教义，把超性的信仰注入“梵二教”。但现在回头看，我问自己：我这样做，到底欺骗了多少人？那些保守的教友，看到一个“传统”模样的神父，就会聚拢过来。外表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我把他们留在了“梵二教”里。我耽误了他们。魔鬼正是这样做工的。那些所谓“保守”或“传统”的神父，造成的伤害，可能比那些明目张胆的自由派更大——因为他们吸引着渴望真理的人，却把他们锁在了谬误里。

所以，神父，这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不能指望“天主会补足缺失的部分”——因为圣事本身已经被改了。

不，行不通的。当然，私下祈祷、玫瑰经等，能带来“实际恩宠”，这很好。但一旦人陷入大罪，唯一的出路是告解圣事，或是完美的痛悔。去告解，不需要完美的痛悔，不完美的痛悔也够，因为有圣事本身，实实在在。但如果你去找一个你以为，其实不是神父的人告解，而你又没有上等痛悔——那就严重了。

这正是“梵二教”带来的毁灭。它不是“偏好”或“选择”的问题，**而是灵魂的沦丧，是通往永死的路。**你可以一厢情愿，但现实是，我们有责任。人把灵魂赌在上面，赌注太大了。灵魂的得救，是此生最严肃的事。“梵二教”正是魔鬼的杰作，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我当初耽误了那么多人，因为我没有及时转身。那些在“梵二教”里、心怀善意、想做天主教徒的人——如果你对“梵二教”有保留，如果你开始觉得“不对”，你必须行动，必须逃离。因为你在那里扮演的是“牧人”的角色，而你把羊群领偏了。

至少，“梵二教”里的那些“拉丁弥撒”让我看到：原来还有另一种可能，还有一点旧日模样的影子。但幻象很快就被打破了。有一次告解，神父给我的补赎是念“神圣慈悲串经”。你看，所谓的“假装回到梵二前”，根本没用。

去“梵二拉丁弥撒”的人，大多出于善意，想作好教友。但他们停留在“偏好”的层面——喜欢那种“气味和铃声”。他们被禁止批评梵二，不能说拉丁弥撒比本地堂区好。本笃十六世（Ratzinger）的算盘，从一开始就是把1962年弥撒逐步融入新弥撒，造出一个“新新弥撒”。方济各（Francis）关停了这些拉丁弥撒团体。那个“舒适区”正在消失，迟早会被粉碎。

我附近有一个“梵二拉丁弥撒”团体。人们幻想着，即使教区取缔了，神父可以“独立”，或者加入SSPX，继续保留教堂。这是妄想。教区主教随时可以收回一切。他们最终将面对赤裸裸的现实：要么去那些彻底自由派的“梵二教”堂区，要么无路可走。

但现实是冷酷的。你不能只靠“闻闻香味”来拯救灵魂。你得作完完整整的教友，接受全部真理。

我们今天讨论了“梵二教”的神职人员，以及“拉丁弥撒特例”（Indult）的误区——那种只重形式、却忽略了灵魂得救和完整信仰的路线。那么神父，要离开“梵二教”，需要谦卑地承认：自己错了。这对“保守的梵二教”人士尤其困难，因为他们有一种骄傲——觉得自己比“自由派”强。

此外，关于“服从”——我们凭什么权威，可以离开“梵二教”？

现代主义者很狡猾。他们用天主教词汇，但意思变了。和经历过变革的老一辈人聊天，你会发现，“服从”这个词被用到了极致。任何质疑，都被“服从”堵回去。

没错，服从是天主教徒的标志——服从基督，服从教会。但不是盲从。我们不是凭自己的意见说“我不喜欢那个”。我们是把“梵二教”的教导，和教会两千年来一贯的教导对比。这不是“我觉得”，这是“教会说”。结果发现，“梵二教”讲的，和从前正好相反。真理不变，信理不变，教义不变。如果突然变了，那就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服从，是对教会——对她一贯的教导、一贯的信仰——的服从。当有人——哪怕是主教、教宗——开始教导相反的东西，他们就是假牧人，我们不必服从。圣保禄说：若有人——哪怕是天使——传另一个福音，就该受绝罚。我们的主也说：末世会有假牧人，不要信他们。

我们站在真正教会的肩膀上——站在所有真教宗、真主教、真司铎的肩膀上，最终站在基督身上。那才是我们该服从的。那些假扮牧人的，我们不必服从——因为他们领你走上歧路。

神父，一个“梵二教”的神父，如果真要离开，该怎么做？

要离开“梵二教”，没有现成的手册可循。我只能说说我自己是怎么做的，以及可能会遇到哪些陷阱。

对于那些还在“梵二教”里、正开始质疑、寻找真理的神父们，我首先要说：说话要非常小心。你跟谁说，说什么，都得留神。你向另一位神父吐露心事，他可能转头就去报告主教。你马上就会陷入危险。当然，你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系，发邮件。我自己也偶尔回复“梵二教”神父们的邮件。

但一旦你认清那不是教会，就必须准备离开。你要明白，离开“梵二教”，意味着你放弃一切：丰厚的薪水、退休金、医疗保险……一切都没了。他们不会善待你。你可以约见主教当面说清，也可以写信。我没那个胆量，只是写了封信，就切断了联系。

你要做好准备：他们会往你身上泼脏水，说你是疯子，是异端，是裂教者。幸运的话，他们也可能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你从名册上抹去。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对你客气。

一个实际建议：如果你的银行账户教区有权限（比如直接存款），离开前把钱转到另一个账户。我有一笔薪水，教区直接从我账户里划走了。那是违法的，但他们做得出来。

你不能说走就走，连下一步去哪都不知道。我离开时已经筋疲力尽，回家和父母住了半年多才缓过来。在此之前，你应该已经联系了传统主教和神父，和他们建立关系，商量下一步去哪里。无论投奔哪位主教，你很可能需要重新学习一段时间——也许一两年，重新温习神学，甚至再进修院。你得从头开始。这很难，但很有必要。这让我变得更谦卑，而谦卑对司铎生活至关重要。

离开“梵二教”后，他们按规矩给我发了威胁信，最后说把我的案子送到了罗马。不久前，我收到一封联邦快递，是从教区和罗马信理部寄来的。我的案子终于有了结果：我被正式宣布为“裂教者”，被剥夺了“梵二教”中的一切“司铎职”。我的第一反应是：毫无反应。然后我想，这文件倒是可以裱起来，因为它证明了我不是那个异端教会的一部分。

在将临期，我们看到“梵二教”在加速崩坏。过去十年，它以惊人的速度在自毁。如果你还在里面，听这些节目，可能会觉得希望已死。但你要明白：“梵二教”不是天主教会。主的应许是活的，祂的教会是活的。它很小，是一个“遗民”，遍布世界各处。但信仰在那里，因为主的应许从不落空。

将临期，天使向圣母报喜，那是在黑暗世界中，主的光依然照耀。那悄悄的许诺，最终实现了。我们有时会绝望，但主的应许是真的。我们在信德中等待。我们不信任世俗的精神，我们信任天主的信息，信任祂的应许。

无论怎样的黑暗，怎样的迫害，那块磐石永远屹立，直到世界的终结。这是极大的安慰。希望就在于此。即使在患难中，仍有大希望。

关键是你必须认出那光，然后离开。那黑暗不会领你到光那里，不会领你到主那里。一旦你在教会中找到了祂——就像两千年来每个天主教徒所做的那样——你就站上了那块磐石，紧紧抓住祂。你会有苦难，但那是可立功的苦难。有了圣事，有了真理，有了信仰，你会惊讶于自己能靠天主的恩宠坚持多久。

你必须迈出第一步，说：是的，我要跟随基督，我要做名副其实的天主儿女，即真天主教友。“梵二教”不是答案。教会在那里，但你必须尽自己的本分。靠天主的恩宠，你能做到。

“神圣慈悲”敬礼与若望二十三世及若望保禄二世“封圣”

本笃·休斯神父（Fr. Benedict Hughes）

基督内的弟兄姊妹们：

我相信，大家最近都留意到了一则广为流传的消息，尤其是今天——今晨在罗马举行的那场“封圣”典礼。两位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称梵二，1962-1965年召开）之后的“教宗”被隆重地列为圣人：一位是若望二十三世，他开启了梵二；另一位是若望保禄二世，他将梵二的教导推广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借着频繁的国际牧灵访问。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

不过，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偏偏选在今天？去年夏天，方济各（贝尔戈里奥） 宣布要为这两位人物封圣；随后在九月，日期被定在了今天——也就是复活期第二主日，传统上称为卸白衣主日（Low Sunday）。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礼教会”（指梵二改革后的天主教会）中，这个主日又被大力宣扬为神圣慈悲主日，并附带着特殊的恩许。

我相信大家对那幅画像并不陌生：我们的主从祂的圣心中射出两道光芒，一红一白，令人想起若望福音中的话——当主的肋旁被长枪刺透时，流出了血和水（若19:34）。这血与水，正是圣事恩宠的象征。

可是，这种敬礼究竟从何而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什么在梵二之前，教会曾明令禁止过它？

让我们先回到1937年。当时的圣部（Holy Office，即今日信理部的前身） 针对当时涌现的许多“新敬礼”发布了一道法令。那些年代，有人声称自己得了神视，便主张推行某种敬礼。圣部却毫不含糊地指出：

“许多新创的崇拜与敬礼形式，往往是荒谬的，大多不过是对那些早已合法确立的敬礼所做的无用模仿或扭曲。近来，这类事在信友中天天被制造、传播，甚至让非天主教人士大为惊愕，并对教会发出尖刻的讥讽。”

请注意，这是1937年的法令。教会借此表明：我们不会随意批准任何一厢情愿的敬礼。许多新花样，不过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

那么，当这个所谓的神圣慈悲敬礼开始在现代教会中蔓延时，发生了什么呢？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渐渐被冷落了。

而我们对主耶稣的两项核心敬礼，原本是什么呢？—— 至圣圣心敬礼、圣体圣事内的耶稣敬礼

可是，随着神圣慈悲敬礼被大力推广，这些美好的传统敬礼反倒被搁置一旁，几乎无人问津。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教会当初要禁止这种敬礼？

我给大家读一下 1959年3月6日 的另一道法令：

“至高神圣圣部在审查了属于仁慈圣母会、于1938年在克拉科夫附近去世的傅天娜（福斯蒂娜·科瓦尔斯卡）修女所声称的神视与启示后，作出如下决定：凡以该修女所提出的形式宣扬神圣慈悲敬礼的画像与著作，一律禁止散发。”

换句话说，在梵二之前，这项禁令一直有效，直到1978年。

那一年，在一位波兰主教的努力下，禁令被撤销——当然，这已是梵二之后的事了。而那位波兰主教，名叫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大约六个月后，他被选为教宗，取名若望保禄二世，并开始在普世教会中大力推行这一敬礼。

于是，我们再次要问：为什么当初会禁止这种敬礼？

有人说是画像上主的手脚没有伤痕。但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傅天娜修女日记中所记载的那个承诺。

她写道：

“在那一天，”——她指的是复活期第二主日，即他们所称的神圣慈悲主日——“我温柔慈悲的最深处向人敞开。凡走近我慈悲泉源的灵魂，必被注入整片恩宠的海洋。那个去办告解并领受圣体的灵魂，将获得罪过与罪罚的完全赦免。”

“那一天，天上所有恩宠的闸门都打开了。”

这话里藏着一个极严重的神学问题。她声称主亲口许诺：只要你在复活期第二主日办告解、领圣体，那么你所有罪过当受的暂罚（指罪过虽已蒙赦免，但尚未补赎的现世或炼狱中的刑罚） 都会被消除。换句话说，你所有的罪都被赦了，所有的债都被抹了。

甚至有一位推广此敬礼的神学家，干脆把它叫作 “第二次洗礼” 。仿佛这是一种自动生效的“洗白”：你每年只要在那个主日去领圣体——告解、领圣体——你就重新变成一张白纸，一切归零。

而这，正是教会当初谴责它的主要原因。

我们相信有炼狱，相信罪过带来的暂罚仍然需要补赎。我们补赎的方式是：祈祷、领圣事、得大赦（包括全大赦与限大赦）、行爱德善工（包括神哀矜与形哀矜）、克己、苦修等等。

但我们从不相信，事情可以简单到只要在某一天领一次圣体，一切就被彻底抹除。

因此，这项敬礼再次被禁止，实非偶然。

而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若望保禄二世极力推广了它，这也正是为什么封圣典礼选在今天举行。

所以今天早晨，在罗马，这两个人被所谓的 “新礼教会”（Novus Ordo Church）、大公会议教会（Conciliar Church） 的“教宗”豪尔赫·贝尔戈里奥——即人们所称的教宗方济各——宣布为圣人。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留意：在传统的封圣程序中，封圣一向被视为不可错误的行为。而且，在一个人被封圣之前，教会会对他的一生进行极其严格、近乎苛刻的审查。封圣在历史上是极其稀少的。

然而，梵二之后，封圣开始大量涌现。据说，若望保禄二世在近27年的任期内，册封的圣人与真福人数，超过了历代所有教宗的总和。

——哦，如今这事，好像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了。

更有意思的是，按照传统，封圣需要四个经过认证的奇迹：两个用于宣福，两个用于封圣。而且这些奇迹必须是确凿无疑出自天主之手，在医学与科学上完全无法解释。

可是，到了若望二十三世这里，他们连所要求的那一个奇迹都没有。于是方济各直接豁免了这个条件，说：我照样要封他为圣。

至于若望保禄二世，他们所用的两个奇迹，本身也相当可疑。

反观传统上的圣人们，他们的奇迹是多到数不清的。比如圣小德兰，或任何一位梵二之前被封圣的圣人，奇迹多到教会必须从中筛选，只挑出四个来用，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而奇迹，正是来自天上的确认与批准（ratification, approbation）——证明此人确是一位圣人。

那么，从上面这些话里，你们应该已经听出来了：我不相信这两个人是圣人，差得远呢。事实上，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教宗。

若望二十三世开启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他当选后不久，出乎所有枢机意料地宣布：“我要召开一届大公会议。”有人问他：“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说：

“我要让一些新鲜空气进入教会。”

——而这股“新鲜空气”，却带来了现代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洪流，几乎改变了一切。

事实上，曾有人在他当选后问：“你要做一位怎样的教宗？”他回答：“想想教宗庇护十二世会怎么做，而我要做完全相反的事。”他确实这样做了——不断地做与真正的教宗（如庇护十二世）相反的事。

他在位时间不长，1963年夏天去世，任期不到五年。但是他打开了梵二的大门。

随后，保禄六世完成了梵二。顺便一提，已经宣布大约六个月后要将他宣福。由此可见，如今的标准，真是低得可怜。

然后便是若望保禄二世，1978年当选，在位近27年。在此期间，他走遍了全世界，参与了各种形式的跨宗教活动与大公合一运动，与几乎一切宗教一起举行共同祈祷与崇拜。

他进过犹太会堂，亲吻过《古兰经》，与穆斯林、犹太人、新教徒，甚至巫毒教仪式都有过交集。

他还在亚西西两次召开臭名昭著的祈祷大会，邀请所有宗教的信徒聚在一起，与他一同为和平祈祷。这无疑亵渎了亚西西圣方济各的陵墓，仿佛圣方济各竟成了跨宗教合一主义的保护者。

可以说，若望保禄二世将梵二彻底固定下来、巩固下来，并再一次把它推广到全世界。他于2005年去世。

他去世时，成千上万的人涌向罗马参加葬礼，尤其是他的同胞波兰人，还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们。因为人人都爱这位富有魅力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人群中高喊着 “Santo Subito！” ——意大利语，意思是“立刻封圣！”

而本笃十六世也表示照办，并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大约五年后就将他宣福。

按照常理，一个人去世后，宣福与封圣的程序往往要经过很多年才会启动。但这些传统要求全被豁免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启动程序。显然，他们早就打定主意要尽快把他捧上圣坛。

我个人认为，这两次封圣，其实是在试图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封圣”。换句话说，他们想传达的是：“看，这些人给了我们梵二，他们是圣人。”所以，这不只是封圣两个人，更是在宣告：梵二才是正道，才是教会该走的路。

然而事实上，梵二推翻了以往所有大公会议的教导，引入了一种新的宗教。梵二甚至暗示，错误的宗教、假的宗教——尽管没有直说——非天主教的宗教，也就是异教也能使人得救。你可以通过加入别的教会而得救。

梵二还教导了宗教自由，即你有权选择任何你想要的宗教，而且所有人都必须尊重这一选择，国家也必须尊重。

我们会回应说：是的，人确实有自由意志，也有选择的自由，但这绝不意味着天主悦纳这种选择，也不意味着国家必须认可它。

实际上，梵二废黜了基督君王的王权。

所以，梵二本质上就是现代主义正式上台后所依托的躯壳——而现代主义，早已被教会多次谴责。如今，你看到这两个人在大力推广它，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在他访问一百多个国家的旅途中，把梵二推向了全世界。

我们应当感恩，因为我们拥有真正的信仰。

我们应当感谢天主，因为我们持守着祖先的信德——圣伯多禄、圣保禄以及众宗徒的信德；持守着所有梵二之前被封圣的圣人们的信德；持守着那在数个世纪中被实践、被教导、被活出来的信德。

但今天在现代教会中，那些仍然打着“天主教”旗号的教会结构里所推广的，已经不是同一个宗教了，也不是同一个信仰。那是一个新的宗教，而且是与正统无关的异教。

当然，在那个宗教里，有些人从小领洗，按天主教方式长大，却被蒙在鼓里；也许他们心中仍存有信德。许多人确实如此。但我敢说，在新礼教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信的已经是另一种宗教了。

他们认为人工避孕没问题，许多人甚至赞同堕胎、同性婚姻（还有安乐死、婚前同居、离婚再婚）等等，因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被现代教会中一次又一次的讲道所改变——无论是主日弥撒还是周六晚间的讲道。

我们要持守祖先的信德。

最后，我愿意用圣亚他那修的一段精彩讲道（其实是一封书信）来结束。圣亚他那修是第四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曾饱受迫害，多次被迫离开教区，隐居避难，但他始终借着书信与他的羊群保持联系。

在一封信中，他谈到亚略异端（Arianism，否认基督天主性的异端），这番话今天听来依然极其贴切：

“他们拥有教堂，但你们拥有信仰；他们拥有建筑物，却没有真正的宗教；你们还是拥有信德。请问，哪一个更重要——是建筑，还是拥有真理的宗教？”

所以，他们也许拥有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他们甚至可能掌控着那些古老宗座圣殿和教堂中圣人们的墓穴……但那里，已经不再有信德了。

我们不要受骗。让我们牢牢持守真正的信德——梵二以前两千年来教会的信德，那我们所热爱的信德，那我们祈求能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口气的信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承接前几期节目，我们现在继续“逃离计划”的第二部分。神父，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希望讨论：在认清问题之后，在祈祷、敬礼和纪律之后，接下来必须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应当预料到哪些后果。那么，神父，这些实际步骤的第一步，是不是停止参加“梵二教”的弥撒——也就是保禄六世的弥撒？

是的。一旦你通过学习、祈祷和恩宠，看清了事实，得出结论——“梵二教”不是天主教会，那么，就到了“该动真格”的时候了。头脑中知道真理是一回事，把它活出来是另一回事。而第一步，就是断然离开。

这往往是最难的一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把它想明白是一回事，真正付诸实践，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旦你付诸实践，你就会开始意识到……这里面掺杂着很多人情上的顾虑。家人、朋友、教堂里的教友，他们会开始质疑你。他们出于善意，担心你“离开了教会”，不再是天主教徒了。这种外在的“切断”行动，是最难的。我自己就是这样。把学到的、看到的、靠着恩宠认清的真理实现我的信仰——这需要勇气。如果你读过圣人们的传记，或者读过《师主篇》，你就会知道：知识再丰富，若不活出来，就毫无意义。你可以把圣经和教理倒背如流，若不实践，终究无用。

所以，第一步最难。它像是要跨越科罗拉多大峡谷（Grand Canyon），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我们往往把它想得太难了。可一旦你踏上这条路，付诸行动，你会惊讶地发现，恩宠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你不仅会看得更清楚，还会获得勇气。这绝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天主的恩宠。我们给天主一寸，祂会回报我们一里——祂的慷慨永无止境。这条路当然难，毫无疑问。但你会拥有所需的恩宠和力量，去承受必须承受的，去坚持到底，去做正确的事。

第一步，就是对自己下个决心：“我不能再去了。那地方不是天主教的。那对我的灵魂是危险，对我的信德是危险。那不是真理。”也许你所在的“梵二教”堂区比较“保守”，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自由派东西，没有舞蹈之类的疯狂举动。但那不重要。本质是一样的。那不是天主教会。所以，你必须切断与它的联系。

我想起母亲的一个例子。她年轻时，烟抽了许多年。后来，身体开始抗议了，医生也发了话。她终于看清了一件事：必须戒。她没有跟自己商量“少抽几根行不行”，没有讨价还价。她选了最决绝的方式——直接掐灭。一天之内，烟盒、打火机，全扔了。往后五十年，直到离世，她再没碰过一根。她说，那很难。但她知道，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还只是身体，只是肺，只是几十年的寿命。可我们此刻谈的，是灵魂啊，是永生。

所以，你得把这件事放到那个尺度上去称一称。你这样做，不是因为偏爱拉丁文弥撒，也不是因为对旧日时光的留恋。你这样做，只因为你的灵魂悬在危险中，你的救恩悬在刀刃上。为此，任何代价，任何疼痛，任何撕裂，都值得。

这样想，你才能跨过那些人情冷暖的牵绊，才能挣脱那张叫“安逸”的软网。待在“梵二教”里，多舒服啊，多省心啊，谁也不得罪，日子照旧。可做这个决定，可不容易呢。然而你一路学习、祈祷、读圣人的书、读圣经，心里早已明白：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轻省的路。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崎岖的，得天天背起十字架，得受苦，得迎着风走。我们被召叫，不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舒舒服服地混日子。我们被召叫，是为了背起十字架。而生活中的那些艰难抉择——包括这一个——正是十字架的一部分。

但当你迈出这一步，恩宠会像泉水一样涌进你的生命。因为你选择了天主，而不是人。我们说过，“梵二教”以人为圆心，而天主教会以基督为圆心，以天主为圆心。你这一个选择，本质上就是在最重大的人生层面上，站到了天主那一边。你那小小的信德，那小小的爱德，会被天主以加倍的慷慨回报。祂的恩宠会扶你站起来，让你更坚定，更有德行，一步步走向至高圣德，更深刻的内修生活。

是的，第一步最难。但你必须断开。你不能再去“梵二教”了。

当你不再去之后，周日不出现，下周日也不出现……家人、朋友会开始关心，会来问你。你可能需要向他们解释。老一代人——那些在梵二前受过培育的人——会特别担忧。年轻人倒未必在意，他们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在“梵二教”里，很多人是“红白教友”——复活节百合花白的时候来，圣诞节一品红花红的时候来。你突然不来，他们也许只说一句“可惜了”。但如果你去一个传统小堂，他们可能会说：“你离开了教会，你不是天主教徒了。”你可能会听到这类话。

但记住，我们的主说过：不与我相合，就是反对；不与我收集，就是分散。没有中间地带。所以，即使你不开口，你的行动本身就在宣告：这才是天主教会，你们所在的地方不是。真理本身就是分裂的。你可能会遇到敌意。但第一步，就是停止参加“梵二教”的礼仪。后面的桥，等走到的时候再跨。

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从理智上接受了“宗座从缺论”（sedevacantism）和真天主教会的立场后，我坐在“梵二教”的弥撒里，一听到方济各（Francis）的名字——“与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共融”——我的良心就像被虫子啃噬。我知道我不该在那里。

在伦理神学里，如果你处于这种怀疑和煎熬中，你是有义务去解决的，否则就有罪。你不能一直待在一个你知道不是天主教会的地方。每次听到方济各、本笃（Benedict）（还有良十四 Leo XIV）那些名字，你明知他们不是教宗，却还留在那里，那是在折磨自己的灵魂。你的行动否认了你理智上认定的真理。这种冲突会严重危害你的信德，甚至让你彻底失去信德。没有人愿意活在矛盾和动荡中。圣人们毕生追求的，是灵魂的平安——那是在天主旨意和真理中的平安。即使身处苦难和迫害，他们依然拥有这份平安。而你若违背真理，明知何为真却偏要待在虚假里，那是一种荒诞的、自相矛盾的罪，危及我们身而为人的“存在”，而且会严重破坏灵魂的平安。

你感到的那种“激荡”，其实是一股推动力——推动你去行动，去离开。教会不是让灵魂激荡不安的源头，教会是灵魂的良药，是救恩之门，是我们的慈母。所以，让这种激荡成为更大的推动力吧：“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理，我必须活在真理里，我必须承行天主的旨意。”一旦你迈出这一步，你会逐渐获得灵魂的平安。你再也不必为贝尔戈里奥（Bergoglio，即方济各）的荒唐言行、或你本地主教、神父的异端言论而时刻感到愤懑和难堪。你再也不必左右找借口，做各种“精神体操”来勉强自圆其说。一旦你离开那个虚假的“梵二教”，你会安息在真正的磐石上——那是自吾主时代直到世界末日永不改变的天主教会。你不再站在沙土上了。

我自己已经厌倦了为每件事找借口。我记得我曾为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亲吻古兰经（Qur’an）找借口：“哎呀，那是别人硬塞给他的，他本能反应就亲了一下。”——这种借口太荒唐了。所有这些，当你离开“梵二教”的混乱之后，都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会一夜之间发生。恩宠做工也需要时间。但如果你有幸附近有宗缺的天主教堂，你不再需要坐在长椅上担心：“今天又有什么舞者要从走道过来了？神父这周又要在讲道台上散布什么异端？我们又得听什么轻浮的曲调？”所有这些，都消失了。你在天主教会里。

神父，不用再“审核”弥撒、不用再挑选“口味”、不用再面对混乱，这真是一份恩赐，一种解脱。

确实如此。在“梵二教”里，如果你试图做天主教徒，你就像在筛面粉——必须自己分辨：什么是天主教的，什么不是。但这本质上是新教徒的心态——你在把分辨的权威揽到自己身上。读“梵二教”的通谕时，你得像过筛子一样：“这不对，那不对，这个是天主教的，那个不是……”这种负担是沉重的。而一旦你离开，你不再需要去比对脱立腾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来分辨哪句是天主教、哪句不是。那份负担被卸下了。当然，作为天主教徒，你仍有巨大的责任——要努力拯救自己的灵魂，要在德行上成长，要善用弥撒中的恩宠。但那份额外的、“审核”的负担，消失了。

我偶尔还会回头翻翻原来那教区的网站。说不上为什么，也许只是好奇——想看看那边又在折腾什么。最近一次，我看见他们在大张旗鼓地推行“平信徒牧职”。说是平信徒经过两年培训，就能“毕业”，成为“牧职”。可实际上呢？平信徒在做本该司铎做的事。这种担子，本不该压在平信徒肩上。教会两千年来，从未如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生活状态，各自有各自的责任。一旦你离开那个体系，你会猛然醒悟：那些事，我不必做；那不是我该扛的。这份醒悟，是一种释放。你终于可以像圣保禄宗徒说的那样，“以恐惧战栗”来谋求自己的得救——而不是把精力耗在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上。那里有一种极大的自由，至少是心智上的自由。你会重新找回自信，重新找回灵魂的平安。

而这一切的一切，始于第一步。你必须停止参加“梵二教”的礼仪。

神父，停止参加“梵二教”弥撒这件事，我们在生活中的职责各不相同，取决于我们的身份。您对单身者、已婚者有什么建议？至于“梵二教”里的神职人员，我们留到另一期再谈。

说到已婚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担子就更重了，难处也更大。孩子多半还在“梵二教”的学校里念书呢。

我有个兄弟，就是这种情况。我离开后，试着跟他解释。他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还算热心、还努力追寻信仰的人。他有七个孩子。他心里是明白的，也看清了事实——知道“梵二教”不是天主教会。可他对我说：“可我有七个孩子啊，他们都在那些学校里。我怎么办？”

这话听起来，谁都得叹口气。表面上看，这是个两难的坎儿。可难归难，责任并不会因为难就消失了。你心里认定了那不是天主教会，却还把孩子留在那里。做父母的，是要为孩子的灵魂负责的——至少在他们自己能拿主意之前。你对他们的培育，是负有责任的。你明明看见了危险，却还把他们搁在那样的环境里，这笔账，将来是要沉重地还的。

那些真正走出来的传统天主教父母，大多是这样做的：如果附近没有传统天主教学校，他们就自己在家教，也就是“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研究早就证明了，在家教育的孩子，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远远超过公立学校的学生（特此说明，这是在美国）。这条路走得通，但绝不容易。这不是换个政党、换个老板——签个名就完事了。这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一道坎一道坎地过。但每一步，每一个决定，都会带来新的恩宠。

至于那些仍在堂区里的已婚教友，你们身边有同龄的朋友。你会面对许多疑问，甚至质疑。向自己的孩子解释，也并非易事——没有现成的手册可以照搬。你只能尽力，把你的决定、你的理由，慢慢地、一遍遍地讲给他们听。

其实你一直在培育他们。你让他们懂得：这一辈子，不是为了把自己哄开心，而是为了预备进入天堂。这话你早就说过了。

对于那些每天念玫瑰经、一直努力寻求天主的父母来说，当你做出这个决定时，孩子应该不会感到太意外。你可以试着根据他们的年龄和理解力，让他们一点一点地明白。你要告诉他们：作为父母，在天主面前，我对你的灵魂是负责的。所以你需要信任我们，需要服从这个决定。

这背后，是孩子对父母的一份信任，也是父母在天主面前的一份沉甸甸的托付。

至于单身的人，离开“梵二教”会相对容易一些。你可能在那里有些朋友，但如果你年轻，不再去了，别人或许只当你搬了家，或是换了工作。你面对的审视会少得多。单身的、年轻的听众们，你们可以开始分辨：天主召叫你走一条怎样的路——婚姻、修道，还是单身。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有它自己的恩宠。你也可以试着联系其他的传统天主教徒。

那是一条安静的路，也许起初只有你一个人走。但你走着走着，会发现身旁渐渐有了同行的身影。不是热闹，是温暖。不是喧哗，是心安。

宗缺中文站：https://zhentzj.com/

是的，所以，主动联系其他单身的人、年轻人，当然也包括已婚人士。因为你需要身边其他传统天主教徒的支持。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完全孤立无援——尤其是当你身处一个根本没有传统教堂的地区时，你确实会有一种被隔绝的孤独。但这也正是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互联网有很多坏处，但也有许多益处。你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传统教友通信。

所有的真天主教教友，都经历过你当前的事——离开，摸索，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去。这条路，早已被无数人走过。能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让你稍稍靠一靠，哪怕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哪怕只是网络联络，总是好的。

我想起我的家乡，一个只有一万三千或一万五千人的小镇。那里有两座天主教堂，但没有任何传统的事物。某种意义上，我孤身一人。但莫大的安慰是，我意识到：全世界各地都有传统天主教徒。我们人数当然很少，分散在世界各处——这里一小群，那里一小撮，这里又有少数几个。但把他们加在一起，人数其实相当可观。我们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孤单。我们也许彼此隔绝，但我们并不孤独。

如果你附近有一座总缺小堂，那再好不过。你也可以试着联系司铎。这并不容易。我和其他司铎一样，都在尽力帮助他人。但我们有自己的堂区、网站要负责，常常不堪重负。我们会收到邮件或电话，我承认自己并不总能及时回复。但我会尽力回答问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某位司铎没能腾出那么多时间，让你失望了，请不要灰心。我们人手太少了，只能做我们能做的。

关键是要提醒自己：你并不孤单。你可能身处偏远之地，身边没有一个同道中人。但这就像任何一位天主教徒一样：你可以走遍世界，在异国他乡遇到另一位说着不同语言的天主教徒——但你们之间有一种联结，一种近乎兄弟般的情谊。单单因为你是天主教徒，就有一股灵性的吸引力。今天，真教友之间也是如此。

无玷母后会（CMRI）每年十月，都在斯波坎（Spokane）举办法蒂玛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教友——有时还有几位从美国以外远道而来的——都会赶来相聚。素不相识的人，见面时却像失散多年的老友，仿佛他们做了一辈子的朋友。这是因为，你是教友。教会是战斗的教会，是一个家庭。在“梵二教”里，你以为你拥有这份联结，其实没有。因为没有信仰将你们绑在一起。那里只有自然主义。真正把你和他人绑在一起的，是信仰。而这信仰，你只在真天主教里，才能找到。

神父，这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离开“梵二教”之后，您怎么看待“梵二教”的圣事？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好的。实际的做法是：你离开“梵二教”后，如果附近有一座总缺小堂，你就去那里，找神父谈，向他说明情况。

如果一位皈依者是来自新教、异教等背景，教会通常会要求他做一个“弃绝错误”的简短仪式，弃绝他曾经的异端谬误。但在传统天主教团体中——比如CMRI，对于来自“梵二教”的人，一般不再要求这道手续。但你仍要做一件事：一次“总告解”（general confession）。

因为在“梵二教”里，那些1968年以后——主教祝圣礼和司铎祝圣礼都被改动了以后——被“祝圣”出来的人，他们听的许多告解，其实不是向真的司铎告明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往事从头梳理一遍。你回忆自己从懂事起走过的路，省察一路上犯下的罪。不必记住每一条罪的具体次数，但那些主要的过犯，那些你反复跌进去的毛病，你要把它们带到天主面前。有些书可以帮助你做深度省察。我不在这里细说了。但你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次总告解。

神父会给你一些要理的引导，帮你理解那些年的错乱，确保你信的是天主教当信的道理。你不必害怕，也不必忐忑。传统神父会一步一步带你走。你能离开“梵二教”，能认出真理，还能把它活出来——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每一位神父看见天主的恩宠在一个人灵魂里这样工作，心里只有敬畏。他会陪你走完所有该走的路。你做一次总告解，确认你的信仰纯正，然后就可以开始领圣事，开始过天主教的信仰生活。

那么，“梵二教”里的哪些圣事还是有效的呢？很可能是洗礼。紧急时连平信徒都可以施洗。但传统上，神父有时会选择做一次“有条件洗礼”（conditional baptism），因为“梵二教”里有时会用不当的形式——比如“我因造物者、救赎者、圣化者的名给你授洗”，而不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那样的洗礼是无效的（唯一有效的中文洗礼经文：我洗尔/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洗尔/你，不可分开断开）。但若质料和形式都正确，即使意向模糊，通常还是有效的。

婚姻方面，如果没有前婚的限制，两个在“梵二教”里未结过婚的人结婚，圣事是由新人自己授予的。他们当时的意向是“在天主教会内结婚”。传统神父也许会为你的婚姻加一个额外的祝福。

至于其他圣事——特别是1968年以后接受的坚振（confirmation）——虽然坚振本身不是救恩的必要条件，但它让你成为基督的战士，把圣神的恩赐和果实倾注在灵魂里。神父很可能会建议你再领受一次坚振。

总之，所有人都会耐心地引导你。他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你——不仅帮你与天主和好，也确保你在圣事上一一稳妥。这是我们的责任。

关键只有一步：你要主动去联系真的司铎或主教（宗缺），然后按他们说的去做。

本期节目，我们讨论了离开“梵二教”之后的各种后果、与你生活状态相应的责任，以及如何就圣事问题走近真正的司铎。神父，最后您还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世界越来越晦暗。一件件可怕的事，像潮水般涌来；信仰，也在大片地流失。可你要记住——我们的主，才是真光。正是这样的年月，迫害绵延，信仰凋零，教会的礼仪节期反而在我们生命中释放出更大的力量。我们开始用一种更贴近骨血、更沉潜的方式，去读懂这些伟大的时节：道成肉身的奥秘，主的诞生、死亡与复活……只要你还在祈祷，还肯为每一个节期预备自己的心，那么，在这个苍凉的世代，它会成为一口恩宠的深泉——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也更丰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