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可以聊聊“梵二教”那边的修院和圣召问题。毕竟，奥斯瓦尔特神父（Father Oswalt）也曾就读于芝加哥蒙迪恩（Mundelein）的“梵二圣多玛斯修院”（Novato Seminary），后来才脱离“梵二教”，领受了真正的司铎圣秩。
就我个人而言，当年我还在“梵二教”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梵二教”的司铎圣召。我参加过他们举办的圣召周末、避静等活动。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正渴望的，其实是一种纯正的天主教信仰——有人能把完整的信仰教导给我，而不是把它稀释掉。因为你在那里总会听到：“我们早就不那样教了”，“不必那么较真”，或者“总得想办法让天主教与世界和解”之类的话。我猜，至少在“梵二教”的要理班或中学里，偶尔也会有人问谁在考虑修道生活，但这个问题总是轻轻带过，像一句玩笑话。
神父，请问今天的“梵二教”司铎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你刚才提到了一点，说“梵二教”的司铎其实只是会众的“主礼人”。换句话说，他更像一个社会工作者，而不是人与天主之间的中保。真正的司铎应该带领人走向天主、奉献祭献、是祈祷者、为生者与死者献上圣祭、赦免罪过——所有这些主亲自建立的司铎职分，在“梵二教”的司铎职中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司铎的整个概念已经变了。
尤其是在修院培育阶段——至少我所读的那所修院是这样，我相信其他修院也大同小异——他们非常依赖所谓的“人格培育”、“灵修培育”、“智识培育”、“牧灵培育”。但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你会变得像一个“小心理学家”，试图在自然层面上陪伴人群。你不再是作为一位神父、一位属灵的父亲，而更像是大家的“弟兄”——大一点的弟兄罢了，但终究只是“老大哥”。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梵二教”及其新礼弥撒会有那种倾向：主礼人总是要与会众平起平坐。他们面向会众，有时甚至直接坐在会众的同一排长椅上——据说是为了表达与会众的“共融”。但这完全不是司铎职中那种属神的父性。司铎的培育体系已经彻底变了，对司铎身份的理解也彻底变了。
正因如此，你才会看到“工人司铎”的泛滥，看到司铎们过度聚焦于社会工作、社会正义等事物。这些事本身固然是好的，但司铎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做一个社会工作者，也不是做别人的“哥们儿”。司铎的核心使命，是做一位属神的父亲：献祭、赦罪、祈祷、奉献、每天为自己的子民牺牲和祈祷。这才是司铎的主要职能。当然，从这核心出发，自然会延伸出一些社会工作，但司铎的首要本分，仍然是献祭——为生者与死者献上弥撒，履行圣事职务。
你只要记住一个总原则：“梵二教”以人代替了天主。抱着这个原则去看，你就会明白：“梵二教”对司铎职的理解，同样是关乎人，而不是关乎天主。它关乎取悦人，关乎自然层面，而不是超自然层面——即对天主的祭献与朝拜。
神父，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全面展现。
没错，正是如此。这确实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你读圣庇护十世（St. Pius X）的通谕，以及其他教宗的著作，都会看到同样的提醒：现代主义不只是思想和言辞，它更体现在行动上。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认识他——他们嘴上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所以你能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正如你之前所说，在“梵二教”（Novus Ordo）里，司铎几乎成了一个“表演者”。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噱头”：好一点的，还想要保持恭敬；糟糕的，就成了歌手、吉他手、喜剧演员、电影制作人、魔术师。那种“神父跟我们在一起真酷”的娱乐化倾向——至于祝圣过的双手应有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
你说得对。我记得在修院时，我们经常讨论这些事情。大多数修生的心态是：是教会需要改变，而不是世界。教会必须改变，必须下到世界上的人群中去，与他们待在一起，而不是把世界的人从世俗中拉出来。抱着这种心态，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哥们儿神父”——做个好人，做个“老好人”，甚至做个“娘娘腔”。你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取悦人、让人感觉良好上。说白了，核心就是娱乐大众、让一切变得有趣、娱乐化、讨人喜欢。我在修院和堂区都经历过：整个氛围就是“不要冒犯任何人”，让一切尽量平淡无奇、不激起任何波澜，这样大家就会“享受其中”。所以，当有人——包括我自己——在讲道或教导中讲地狱、讲那些信仰中并不“讨喜”却必须宣讲的重要真理时，就会惹上麻烦。轻则被训斥、调离，重则受到迫害。因为你不能那样做——那与“梵二教”的理念背道而驰。它的理念只是“主礼”会众：人人都好，人人都对，你只是在他们需要时帮一把，给一点心理上的“小贴士”、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金句”，而不是做一位父亲。我常哭笑不得，难道大家忘了耶稣所说那些难听话了么？
真正的父亲是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意味着，他不仅鼓励、奖赏，有时也必须管教、激发、鞭策。但在“梵二教”的司铎圈子里，这些东西早已被抛弃了。
神父，您当初是怎么知道自己有圣召的？您是如何分辨自己要成为司铎的？
我们的主、良善的天主，始终在召唤人。祂召唤每一个人悔改、归向祂，也召唤人走向圣洁的生活，召唤男性成为司铎。我认为，即使在“梵二教”中，仍然有人真正蒙召成为司铎，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回应这召唤。
就我而言，我那时在一个小镇上一个还算“保守”的堂区。当时的本堂神父是一位真正的司铎——他是在礼仪与观念改变之前、在祝圣礼被改动之前晋铎的。他虽身处“梵二教”，却仍然是一位真正的司铎。司铎职会在灵魂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你成为司铎时，内在会经历一种真正的转变。他仍然保有司铎的气质，在很多事上都能体现出来。我住的地方离教堂只有五个街区。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常被叫去为平日弥撒辅祭——很早的早间弥撒，天还没亮，外面还是黑的。通常只有五六位年长的妇女在那里。但教堂是一座老教堂，保留了很多外在的天主教审美，非常安静。正是在那种安静中，你才能真正聆听天主的声音。我从小学开始，就感受到了那份召唤。尽管身处“梵二教”，天主的恩宠依然在工作，依然在触动我的灵魂。良善的天主通过各种方式召唤祂的司铎。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司铎圣召。我想，我修院里的很多同学大概也是从类似的经历开始的。
但那是“梵二教”引入女辅祭之前的事了。当我后来在“梵二教”中被“祝圣”后，堂区里的男孩辅祭屈指可数。没有男孩愿意做了——因为女孩们进来了，辅祭班变成了女孩的天下。要知道，即使在梵二之前，辅祭的职务常常是圣召的苗床，是培养圣召的地方。许多蒙召成为司铎的男孩，就是在那时得到滋养和帮助的。如今，这一切几乎被彻底摧毁了。“梵二教”中的圣召也越来越少。那种作为辅祭的特权感、特殊感，如今已荡然无存。这是“梵二教”如何摧毁一切天主教、摧毁人对恩宠回应的又一个侧面。
神父，您在“梵二教”中经历圣召分辨的过程，是怎样的感受？
那是一段相当奇特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很难确切指出，最终促使我进入修院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但整个申请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
即使在“梵二教”里，按教会法规定，候选人必须具备某些基本条件才有资格成为司铎。所以，你得审视自己的生平，确认一切都合乎要求。但接下来的环节，又一次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心理学的依赖。我不得不参加为期三天的心理测试。测试官后来我才知道，是个刻意反天主教的人——可他却专门负责为教区甄选修生。连续三天，每天八小时左右。一周后我去看结果，他指着报告对我说：“你看，你的评估结果是‘保守型’，非黑即白，思维僵化。这不太符合我们的期望。”我当时心想：这不正是信仰本来的样子吗？非黑即白，界限分明。
很多问题也充满现代心理学的套路。心理学本身固然有部分合理性，但一旦走向反信仰的现代主义，就有问题了。整个过程的核心，似乎就是评估：这个人会不会被群众接受？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你是否够“开放”、够“灵活”。
申请修院时还要填写各种表格。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我读了不少圣人的传记，读圣奥斯定的《忏悔录》和《天主之城》。他们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我接着补充：“对了，我还刚读了一本托马斯·牟敦（Thomas Merton）的书。”——就是那位非常自由化的修士。结果他们立刻来了精神：“哦，真的吗？很好，很好。”所以我的感觉是，在他们眼里，如果你板正，就不容易讨人喜欢，也“做不好牧灵工作”。你必须能“随机应变”，要“接纳”、“玲珑”。这完全背离了司铎作为带领者的角色——圣保禄宗徒说过，有时要劝勉，有时要斥责，甚至要管教。但在“梵二教”里，你不是领袖，只是一个手拉手陪大家走路的“老大哥”。
所以整个甄选过程，说到底就是在看你“够不够自由化”。
那你的同辈们，想法和你相似吗？还是大多沉浸在那套“教会必须改变”的错觉里？
修生中其实相当多元。有些从较保守教区来的、甚至去较保守修院读书的人，回来度假时也会说：“我们那边可以穿黑长袍（cassock）哦”——虽然其实也没人真穿。所以是各种心态的混合体。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我认为是真正蒙召成为司铎的。他们渴望做司铎，把天主放在首位。他们读圣人的传记，读那些伟大司铎的生平——看他们如何以献祭、以圣事、以日课、以为子民祈祷为生命的全部，那种与天主的关系自然会满溢出来滋养羊群。我身边确实有人抱持这种心态。
但修院体系本身并不鼓励这个。它推崇的是另一种司铎观。另一些人则一心想着继续改变教会，让它更“进步”、更“自由”。你今天看到的同性恋议程、对种种不道德行为的软化与接纳，早在我在修院时就已经是许多修生的心态了。他们不想让教会看起来像过去那样——因为那“太古板局限”、“教条”、“伤人”、“不宽容”。我不得不说，抱有这种心态的修生占了绝大多数。他们试图做“酷神父”、“哥们儿神父”，与年轻人打成一片。那种感觉像推销员——圆滑、巧舌如簧，以为那样才“讨人喜欢”。当然也有少数真正怀有圣召的人，但他们通常很快就会发现，那份渴望和理想在修院里要么被改变，要么被压制。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说实话，我已经开始陆续收到一些信和邮件，都是问我能不能跟正在“梵二教”（Novus Ordo）修院读书、或刚在那里“晋铎”的人聊一聊。这份心意当然很好，但说到底，前提是对方得自己愿意接受。他们必须是在寻求真理。
我在修院及后来的堂区生涯中，始终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弄清它，也试图平息自己的疑虑——按伦理神学的教导，这是我的本分。我对恩宠是敞开的。偶尔有人寄给我一些传统方面的材料，我乐意读，也愿意思考。我在寻找、在探寻。所以说，“苗床”是存在的——种子可以撒下，也许不会立刻发芽，但需要时间。然而，对于那些根本不觉得有问题、甚至乐在其中的人，沟通就非常困难。他们往往说：教会变了，也必须变，这就是新教会。你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
我们能做的，首先是祈祷与牺牲。我相信，当年流向我的那些真实的恩宠，正是许多人通过祈祷——为真司铎、为真理能被看见——而获得的。我母亲是波兰裔，一家都是热心教友。外公每晚跪着念玫瑰经和晚课，从不间断。许多恩宠正是借那样的祈祷临到我身上。
因此，祈祷与牺牲最为重要。其次，若有人正在修院或已在司铎职中，我们可以偶尔寄些材料给他们。我在修院时，几乎从未读过梵二以前的文献——偶尔接触一点初期教会或教父的作品，但真正教宗的通谕几乎无缘得见。我第一次读到圣庇护十世、庇护九世、庇护十二世的通谕时，震惊不已——那真是醍醐灌顶。所以，可以寄些小东西，比如通谕。他们在修院里被灌输的几乎只有若望·保禄二世，真教宗的著作很少能接触到。也可以寄一些梵二以前写的圣人传记。我自己读过一本厚厚的圣若望·维雅纳（St. John Vianney）传，不知读了多少遍，深受吸引。当你读到那样的生命，再对照眼前“梵二教”司铎的样子，就会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颗小小的种子，或许就在心里埋下了。
此外，今日的“梵二教”不仅摧毁教义，也在摧毁道德生活与自然律。这一点更容易被人看清。你可以寄一本旧版的伦理神学手册，翻到关于同性恋等问题的章节，然后问：为什么“教宗”方济各等人（还记得去年良十四公开接见LGBT朝圣团代表马丁“神父”么？那些人衣着怪癖、暴露，把标语印在T恤上：“FXK the Rules” 去踏马的规则）今天所说的，与这本手册所写的完全不一样？这是在以一种善意的方式投下疑虑的种子——但这种疑虑是带着真信仰的，是让人停下来深思。
你要把这件事看作是在劝化一个“梵二教”的司铎回归真信仰，如同劝化一位新教徒归正一般，策略也当类似。因为“梵二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新教（新教直译为“誓反教”）——只不过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天主教外衣。所以，要怀着极大的爱德，别急着当头棒喝，只能这里撒一点种子，那里撒一点种子，并借着祈祷与牺牲，求天主使它们扎根。
神父，我们接着谈谈走向司铎职的实际步骤吧。
好的。在传统天主教会中，圣秩的晋升是有明确梯次的：首先是剪发礼（tonsure），然后是辅祭、读经、驱魔、烛光等小品（minor orders），之后是五品（subdeacon）、六品（deacon）和司铎——这些是大品（major orders）。一旦被祝圣为五品，就不能回头了。但在“梵二教”（Novus Ordo）里，所有小品都被废除了。现在只有一种类似剪发礼的仪式——那不过是正式接纳为修生而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剪发礼。然后下一步就是祝圣为六品，通常再经过一年的修院培育，便“晋铎”了。所有小品都丢失了，全部被废止。
不仅如此，“梵二教”还设立了所谓“终身六品”（permanent diaconate）。他们声称这是早期教会的做法，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六品本来就是走向司铎的过渡阶段，不是终点——除了极少数例外，如圣方济各·亚西西因自谦不配晋铎而终身止于六品。但那不是“终身六品”制度的本意。“梵二教”以“回归初期教会”为借口——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正如在礼仪改革中伪造所谓的“古老形式”一样。庇护十二世早已谴责过这种“回到过去”的企图，那正是现代主义的诡计。他们想绕过脱立腾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等“令人不快”的时代，便以“使教会如宗徒时代般简朴”为托辞。
“终身六品”通常由已婚男性担任。这实际上是在为最终接纳已婚司铎铺路——既然六品可以结婚，为什么司铎不能？此外，候选人不仅自己要参加培训，妻子也必须一同出席。这正是为“女性六品”乃至“女性司铎”开路。这些想法在修院里被频繁讨论过。每个行动都有其目的——“终身六品”制度意在逐步取消独身制，这是修院里另一个常见话题。若望·保禄二世和方济各虽口头否认，但女性辅祭已经出现在祭台上，各种“职务”也在圣所内泛滥。逻辑的下一步，自然就是“女司铎”。
这个制度也进一步贬低了司铎职。在我待过的堂区，“终身六品”承担了大部分探访病人等工作——本应司铎做的事，被推给了六品。在“梵二教”的弥撒中，司铎基本只是坐着，让别人干活。他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这正是摧毁司铎职、使之边缘化的又一步。随着司铎人数锐减，许多堂区只剩下“圣道礼”或“送圣体礼”，往往由平信徒主持。
那么，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请解释一下：在“梵二教”中，尤其是在1968年以后，司铎和主教的祝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圣事都需要三要素：形式（正确的经文）、质料（如洗礼用水、坚振用油）和意向。三者缺一不可，任何改变都会使圣事无效。你不能用巧克力饼干代替面饼，也不能更改祝圣的经文——哪怕一个字。“梵二教”在修院里教导说：这些很灵活，只要意向正确，改改词、换换材料也无妨。但教会从未这样教导过。
梵二以后，所有圣事的礼仪都被修改了——从洗礼到婚姻，从圣秩到一切。1968年，主教祝圣礼被修改。许多学者如契卡塔（Fr. Cekada）神父、桑伯恩（Bishop Sanborn）主教、佩罗内斯（Bishop Perones）主教、本笃（Fr. Benedict）神父等都有详细论述。庇护十二世在一份宗座宪令（而非通谕）中，明确规定了主教祝圣和圣秩圣事的必要条件。若将这些规定与新礼对照，就会发现所有禁止的改变，新礼都做了。这正是当年英国圣公会做过的事——良十三世（Leo XIII）曾宣布，他们的圣秩因哪怕最微小的改变而“绝对虚无、全然无效”。
所以，今天的情形是：那些自称主教的人并不是主教；那些经由新礼“晋铎”的人也并不是司铎。这就是“梵二教”的现实。至于那些在梵二之前晋铎、尚在世间的司铎，如今要么已退休，要么已去世。套用契卡塔神父——其实也是借用良十三世——的话来说：它完全无效，彻底虚无。
是的，读到这些历史，真叫人心惊。所以，光是把旧弥撒请回来、把一切照老样子做回去，是不够的——因为早在1968年，根儿就已经断了。
没错。也正因如此，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试着帮几位“梵二教”的司铎。他们隐隐觉得不对劲，可一旦真相借着恩宠照进心里，那打击是致命的——我当年差点没挺过来。因为我猛然醒悟：我不是神父！我听过的那一桩桩告解，我以为我在施行的那些圣事，全都不算数。这太痛心了。对很多人来说，这话像天方夜谭，他们会说：“不可能。” 可这不是不可能——你只要按教会一贯的教导来看，任何走样，都等于无效。教会对此规定得清清楚楚，因为这规矩是天主自己定的，是主定的。你不能改，也改不了。承认这事，很痛。对教友已经够难了，对“梵二教”里的神职人员，那更是剜心。但靠着天主的恩宠，我们不仅能直面真理，还能活出真理。
我还在“梵二教”的时候，常常祈祷说：求天主把缺的补上吧，但行不通啊。
当然没用。新教徒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直接向天主认罪就行了。”你可以有痛悔，但主没这么设——祂偏要借着人来办。祂说：你要去找神父。这是主的设计。圣事的三要素——材料、经文、意向——一丝一毫都得对，这是教会一贯的教导，铁打的规矩。
神父，您在“梵二教”晋铎、发现真相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
这就要靠互联网了。我在修院和堂区一直啃那些旧的神学手册，也诵念传统日课，自学拉丁文弥撒——这些都是拉我一把的实在恩典。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教会，这不是天主教。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不是教会，教会在哪儿？我在网上搜，一搜才发现，原来从梵二一开始，就有司铎和主教站出来拒绝。我联系了几个传统网站的负责人，他们帮我搭上了传统的司铎和主教。邮件来来回回，电话也打了不少，一点点理清楚。
到最后，我已经决定要走。正和多兰主教通电话，他给我讲了费伯神父的事：一位前圣公会牧师，在自己的礼拜上脱了祭衣，对会众说“我现在要去当天主教徒了”，放下衣服就走了。我想，我还没有那份胆量和恩宠。但正是那些传统天——我们可爱的教友、司铎、主教——伸手拉了我一把，我才迈出了那一步，开了口，最后攒足了力气说：我得走了，再见。
节目快结束了，我想说几句。对于那些被称为“传统天主教徒”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件事不可忽略：为圣召祈祷，为司铎和主教祈祷，也为“梵二教”中的神职弟兄祈祷。愿他们终能看见真理，愿他们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
请相信，你们的祈祷和牺牲，极其有力。即便你们今生看不到果实，它们也在暗中结出你们所不知的丰盛果实。
也请为真教会中的司铎和主教祈祷。未来的日子，注定艰难。但你们的祈祷和牺牲，能为他们——也为你们自己——带来那持守到底的大恩宠。愿我们彼此挂念，彼此扶持，在这漫长的旷野路上，靠着祈祷走下去。
神父，谢谢您。天主保佑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