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创立了一种支离分割，各自为政的教会，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堂区和堂区之间，都不一样。关于梵二，最被人回忆的，就是它对信仰和礼仪做的实质性改变。虽然有时候，改变是积极的好事，但也可以是有害的坏事。比如说，公司做出商业改变，发挥商业潜能；又如，历史上，欧洲黑死病导致封建制度中止，造成了社会大改变，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败坏的统治者，比如苏联列宁，为了攫取权力也进行了社会改变，建立了独裁制度，把劳动阶级变成国家政府的奴工。

俗话说，“一个东西如果还没碎，就先不用管它。”，这是基于常识。但是革命主义者们，总是用改变这个词，来为社会突变正名。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曾用“希望和改变”这个口号来攫取权力。现代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共济会员，也用改变来消灭传统，控制人民，使人与他的根源分离。在梵二大会上，他们也用这手段，建立了一套新教理和一个新教会。

改变可以是好的，坏的，或中性的。汽车、飞机、电脑、电话等物从发明到现在，经历了长期的改变。改变也可以是坏的。不信，问问福特汽车公司或可口可乐公司，他们曾经一度的畅销车型和某款产品，经过改变后，被消费者不认可，销量暴跌。

改变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某物有了缺陷时，才需要用某物来更换：比如，给汽车换漏气的轮胎，或换掉不亮的灯泡。积极的变化，就称为发展：比如，更大的功率，更坚强的金属，更有效率的生产。但是，当某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时，这物就变成了另一种物。梵二就是如此，它改变天主教理的方方面面：信仰，朝拜，权威，祷文，故而制造了一个新的假教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信仰的丧失，基督教伦理的根绝。

天主教会在适应各种时代的同时，依然能保持她的永久特征。天主教会支持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但是反对教义的变化。圣雅各伯论天主（雅各伯1:17），说：“在光明之父内，没有变化，或更替的阴影。”在梵二前，全世界各地，教理，弥撒，和天主教的圣事都是相同一致的；望弥撒的出席率很高，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信仰；新教堂、学校和学院的开工一片热火朝天；圣召丰盛；大量外教皈依天主教；传教会的事业相当成功；在社会上，天主教徒也获得很多的高位。

前修女莫妮卡海维格Monika Hellwig，曾在梵二期间担任研究助理，她是美国天主教神学会的主席（1986-19878），天主教大专院校联合会的执行董事和主席（1996-2005）。她目睹了梵二大会造成的剧变，写道：“变化的到来，是如此的迅速和集中，以至于教会中的许多人，有平信徒，也有神职，都在恐惧担心，教会的种种都在分崩离析。……许多人干脆随波逐流，漂到不知去向了。”女权主义者，本笃会的琼·奇蒂斯特Joan Chittister，简洁地描绘了牧职人员教区内在执行梵二改变时的混乱局面：

平信徒们不得不应对这些变化，从一个接一个的圣体栏杆，到一首接一首的唱经曲，到一个接一个的礼仪；然而却很少有人给与解释和说明，几乎没人教神学了。堂区只是简单的启用下发的新式礼典，招收修女时用新式会服，祈祷时用新式译文。人们怀着阴郁的悲伤，又或是深深的憎恨，眼看着他们曾经熟悉的教会慢慢的消失在遗忘中。

作家Michael Novak描写了两个不同的教会，梵二前和梵二后的：

就好像整个世界（至少是教会的历史）从现在起，只被分为两个时期，梵二前，和梵二后。“以前”的一切，涉及其权威管辖内的，很大程度上被废止了。最极端的是，在当今要做天主教徒，就意味自己多少可以根据自己的所愿来信仰，至少，可以根据自己个人解读的这个意义上，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是“精神上的”天主教徒。另一个人可以因家庭出身，说自己是“文化上的”天主教徒，而不是建立在信经宣认的基础上的……

谁能够协调组织，并且详尽的贯彻这些彻底的改变的？是在撒殚的领导下，在最近的300多年内，天主的敌人们做了相当的努力，联合了邪恶势力，组成了恐怖的军团，对慈母圣教会从内从外发动的进攻。本书描述了这些进攻，以及天主对教会的保护性照看。改变，是在修院，修会，教区，堂区，学校，大学里引入谬误教理和哲学，摧毁信德，废黜天主，削弱天主对社会的统治，而最终完成的。

邪恶的军师们，早在梵二到来前的几十年里，就为日后假教会的形成，预备好土壤。读者应先理解了梵二是怎么样发生的，否则就很难理解在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场耗费了上百年的周密计划，是联合行动的结果。在各方面条件都就位以后，邪恶的目标才得以最终达成。

撒殚懂得，让灵魂偏离正道的最好办法，就是用谬误取代真理，用败坏取代德行；所以，他把谬误掺进真理，用半真半假的混合道理，在教会内掀起了让人难以察觉的，针对教理和伦理的革命。谬误的道理，被称为异端，使信奉者背弃天主和祂的法律。可敬者圣比德St. Bede the Venerable说过，撒殚把真理和谬误混合在一起，让人感到可口满意。圣教宗庇护第十把这种掺了假的天主教信仰，比作毒药。如果社会接受了这些错误的伦理标准后，人们就会把日常的邪恶事，认为是正当的。伦理的相对性，就是在梵二上所推广的，造成了许多教友认为罪是正常的，而认为德性是一种极端主义。

虽然，革命性的改变通常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然而一个组织完善计划周密的阴谋政变却可以触发困惑与骚乱。只需要一个煽动者掀起暴乱，然后由一群有组织的人就接手并开启一场革命。机场塔台里，只需要个别几个人就能控制全机场。商城里，一个人哭喊着“有炸弹”或者“失火啦”，就能让几千人四散奔逃。革命者解散现有机构，换上自己的人。在梵二后的短短几年内，新的神学，和新的信仰就让天主教会原有的样貌变得不可辨认。这个目标的最后达成，是靠着协同行动，以及控制了教会内的关键位置，而做到的。

在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经验后，撒殚意识到，欺骗天主教徒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听命服从于异端神职——披着羊皮的狼，这些人能把整个羊群偏离正路。圣教宗庇护第十论教会的敌人，说他们“潜伏在羊栈四周，用最狡诈的诡计对羊栈攻击。（通逾Acerbo nimis, April 15, 1905.）”以牧羊人的外表，他们摆布着迷惑的羊群，带他们走进满是恶狼之地。

这位圣教宗指派蒙席 Umberto Benigni领导一个小组“中央警戒委员会”，负责追踪教会内异端的传播途径，这委员会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网络，由情报员，笔迹专家和密码破译员组成。可惜的是，教宗本笃第十五于1914年，解散了这个组织。圣若望欧德St. John Eudes在著作 《祭司：尊贵与责任 The Priest: His Dignity and Obligations》写过：

天主义怒的最明显证据，以及祂加给这个世界的最可怕的惩罚，这两样将要向世界显明的标记，就是祂允许祂的子民落入那些坏司祭之手，这些人的司祭名号远大于行实，这些人如豺狼般残酷，而不像虔诚的牧人，有爱德与温情。他们不去喂养委托给他们所照看的羊群，反而残忍的撕扯和吞食他们。他们不带领教民们归向天主，反而拖拽基督徒灵魂下地狱。他们不是世上的盐和光，反而是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的毒药和黑暗。

神父Felix Sarday Salvany（西班牙神父1844-1916）在《什么是自由主义？》一书中，说：

异端邪说的怂恿者和推广者们，跟异端邪说的创立者们一起，一直以来就被统称为异端者。因为教会一直以来，视异端为严重的罪恶，所以她也一直以来称呼异端的追随者是败坏的…看一看宗徒们怎么对待首批异端者的，教父们和圣教会用官方正式语言谴责他们。把邪恶称为邪恶，，把邪恶的创立者，怂恿者和追随者称为败坏的，把他们一切的行实、言论和文字称为邪恶的、恶毒的，不义的，这样做并不是违背爱德的罪。简而言之，豺狼要永远被称为豺狼。没人会认为，称呼豺狼，是对羊群和牧者的不公与错误。

通过一种错谬的服从感，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徒盲目的接受了梵二策划者教导的新宗教。许多其他真诚的人，也被误导了。在很短的时期内，异端的新宗教难以置信的，如同森林野火般的吞噬了整个世界。

共济会：1717年在苏格兰形成，然后传播至比利时、法国，最终传遍全世界。这是一个对抗天主和天主法律的组织，它否认超性的世界。它的目的，是以世俗人本主义为基础，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果，于1917年在俄国扎根。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暴政专制的统治阶级，来奴役人民，摧毁天主教。

现代主义：目标是彻底的转变人类对天主、对他人、对世界，对此生和来生的认识。现代主义诞生于人本主义和18世纪的哲学思想，在法国大革命里，被郑重的推广。

虽然，每个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都相互不完全相同，但是在确定的信仰和思想上，是一致的。这些确定的信仰包括，信理的进化，信仰和朝拜的完全自由精神，伦理的相对主义，痴迷于哲学和神学领域内的现代理论。他们挑战天主教神学和天主神律的基本原则，由个人的喜好对这些原则下判断。

现代主义经过卢瓦西Loisy（法国现代主义神父），泰瑞尔Tyrrell（爱尔兰现代主义神父）和哈纳克Von Harnack（德国路德教徒）等三人的规划和定规，最终导向了无神论。它形成了一种信徒DIY式的新信仰，把人和天主、天主神律分裂开来。它的精神是叛逆，它的对外表达是革命，从马丁路德的“打倒教义”，演变成法国大革命罗伯斯皮尔的“打倒基督教”，再变成列宁的“全面打倒天主”。

梵二刚一结束，有许多非天主教徒，共济会员，共产党员和现代主义者，就开始庆祝他们的胜利。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成功的把天主教会封印在坟墓里了。然而，尽管这些人努力打压教会，她的荣耀还是会从被钉在苦架的那个黑夜中升起，就像耶稣基督，教会的缔造者经历过的那样。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8年访问英国驻柏林大使馆时，曾经谈起过天主教会的超性的力量与适应能力。晚餐后，戈培尔毫不掩饰的轻蔑的说：“我们必须打破罗马天主教会的能力，就像我打碎这个玻璃杯一样。”说完，他就狠狠把手里的香槟酒杯朝着墙壁砸去，令人惊讶的是，脆弱的玻璃杯依然完好无损，连个刮痕都没有。戈培尔与他的东道主都面面相觑。

共济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16年12月27日（圣史若望瞻礼日），在英国伦敦的苹果树小酒馆会议（Apple Tree Tavern）。1717年6月24日（洗者圣若翰瞻礼日），在鹅与烧烤小酒馆（Goose and Gridiron Tavern），四个共济会分会合并为伦敦大会所，他们选Anthony Sayer为大会长。

今天，每个共济会普通分会，都有总会授权的特许状，而且每个分会都可以最终追溯到英格兰总会、苏格兰总会或爱尔兰总会之一。共济会很快就传到了比利时（1721年）的蒙斯Mons，法国巴黎（1725年）和北美（1728年）。1723年，誓反教长老会的长老James Anderson编写《共济会宪章Constitutions》。1869年，美国人，Albert Mackey博士编写《共济会礼仪书 The Masonic Ritual》。截至1773年，法国共济会大东方会Grand Orient of French总会长Louis Phillippe d’Orleans(1747-1793),管辖了超过600个分会。50年后，法国大东方会已经有18,000会员，苏格兰礼共济会有6000会员。

中世纪时，砖瓦匠或称石匠们，他们在一个个的城市间旅行，谋建造主教府的活计，在会所里聚会，商议工资，建筑计划和其他事项。在誓反教兴起后，主教府的修建数目急剧下降。于是这些自由石匠们就利用空闲的会所，搞秘密活动。后来，共济会的分会们就称呼他们的会员为“自由且被接受的石匠”。

在中世纪，“自由石匠”是指那些不是农奴，没有对某诸侯的义务，可以自由旅行和居住的石匠。“被接受的”是说他们不是操作性石匠，而是被某会所接受，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的匠人。今天，共济会依然保留着秘密的代码和其他石匠标志，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金字塔、尺子、圆规、围裙和五角星依旧代表他们的诡计。比如，圣地兄弟会医院（Shriner Hospitals），马戏团/小丑表演/摩托车展，这些都给真正的共济会的任务使命提供了公共关系。

在两百万的北美共济会员，和全世界其他三百万共济会员中，有许多人并不理解共济会的邪恶本质。他们只是希望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参与慈善事业，或者结交新朋友。许多低级会员对高级会员所作的邪恶的、秘密的工作完全不知晓。共济会不是一个温和的慈善社团，它是一个革命组织，目的是消灭天主教会，建立世界新秩序，制造社会骚动。1939年共济会出版的宣传册子《共济会是什么What Masonry Means》里说，“共济会员有义务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秩序。”

教宗良十二Leo XII在1825年3月13日的宗座宪令《论秘密社团Quo Graviora》，针对共济会组织说：“如果他们的行事方式不是如此的邪恶，那他们就不会如此憎恨光明……你们要躲避这些颠倒光明与黑暗，把光明视为黑暗，把黑暗视为光明的人。”共济会掌握了极大的势力，在美国，无论在大城市的繁华地带，还是偏远的村口镇脚，都能看到共济会会所或者共济会的欢迎标语。

为了吸引新会员，密歇根州分会采用户外广告板，收音机广告来提供“分享秘密”。什么秘密？共济会在会所中，用秘密的血盟方式在他们的33级中晋升，并发誓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否则承受死亡的惩罚。大师级Master Mason的第三级入会礼，就包含对海勒姆·阿比夫（Hiram Abiff，共济会号称此人是所罗门神殿的首席建筑师，因为拒绝透露密码而被处死）之死的重演，来提醒候选人要尽到对本会之外的人保守共济会秘密的义务。许多共济会员骄傲的夸耀他们的共济会戒指，上面刻有共济会内的级别，并把他们的大徽章贴在汽车的后面。

共济会声称，要光照启迪会员，并通过其秘密本质，吸引他们。无论知道或者不知道，共济会员们追求的光照，来自于路西法，光明之子。共济会的三个伟大的光明，是神圣的法律书，直尺和圆规，用来提醒会员们要服从共济会的生命规范。神圣的法律书，可以是圣经，犹太妥拉、可兰经、薄伽梵歌，或者候选人所尊崇的类似书籍。共济会成员尊崇宇宙的大建筑师 the Grand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一个假神，类似于自然神或诺斯底灵智主义，不是唯一的真天主，荣福圣三。

共济会著名的作家艾伦·罗伯茨（Allen Roberts，1917-1997）写道：

你已经了解，共济会把天主称为“宇宙的大建筑师”。这是共济会称呼天主的特殊名称，因为他是全宇宙的… 共济会员在他私人的崇拜仪式里，他可以向耶和华，默罕默德，安拉，耶稣，或任何他选择的神。但是，在共济会的会所里，共济会员会发现，他信奉神的名字，就包含在“宇宙的大建筑师”里面。

罗伯茨还解释了美国共济会采用字母“G”的隐藏含义：

你已经看到字母“G”，就悬挂在本会崇拜大师的座椅上方，暗指几何学Geometry，也就是第五科学。…几何学被认为是天主在自然界的‘思维方式’。

因为，任何秘密组织在本质就是隐藏在暗中的，他们的行为常常无法监测。共济会使用了许多秘密的符号，来源有几何学、建筑石匠行业，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方各宗教，巫术，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异教。共济会的秘密入会仪式，更是彰显了这个组织不仅仅只是一个友爱互助协会。一个招魂术士评价苏格兰礼共济会，说：“从19级开始到28级，他们的行为就非常秘密，不为人知。”

对共济会的效忠是第一位的，要盖过家庭、朋友、教会和国家。第一级会员的入会仪式就类似于某种领洗仪式，把候选人的此生与该分会联系起来。在第一级入会仪式上，候选人必须摘下婚戒和身上的全部信仰物品。此后每增加一级都会使共济会员与该分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艾伦·罗伯茨，描绘了一个共济会员的生活：

通过入会仪式，你加入了一个分会，这标志着你的重生。入会仪式的每个步骤都强化这次重生。没有什么比第一级共济会更美、更有意义的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比人类重生的精美更有力的。共济会员的道德真理就是成为一件杰出的作品。

共济会候选人的入会申请，必须由该分会的全体会员秘密投票批准。“白球代表当选，黑球（或方块）代表拒绝。”入会仪式上，新会员脖子上缠着绳子，由人带领走进会所，绳子象征着脐带，以及与共济会建立了毕生的关系和纽带。

他的眼睛被一块眼罩遮住，象征共济会就是他所寻找的光明和向导，而不是世界的光，基督。然后，候选人围绕着共济会的祭台转圈。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印度人，德鲁伊教，穆斯林也有这样的绕物转圈的仪式。“我们共济会的绕圈礼仪，可以追溯至早期祖先对太阳的朝拜，在寻找光明和真理的道路上永远靠右边行走”，一位共济会作家说。

在仪式期间，要用圆规的尖头压在候选人的心脏附近的皮肤上，提醒他永不可给其他人泄露共济会活着本分会的秘密。当候选人跪在共济会祭台前，就进行宣誓，共济会誓言是“…他奉献自己，为宇宙最高建筑师和全人类而服务。”

崇拜大师Worshipful Master，负责主持整个分会，以及各种礼仪。

会所内的东侧，是崇拜大师的所在，在此他给弟兄们传播光明和指导。虽然在有些分会中，大师的位置不是真正的东方，但重点是，大师的位置永远要位于象征性的东方，而其他人则要象征性的位于大师的西方，北方和南方。

共济会的最终目标，就是摧毁天主教会，建立一个没有天主的社会。1776年5月1日，前耶稣会德国神父，教会法教授，亚当·韦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创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光明会（光照派，Illuminati）。韦斯豪普特招募了许多狂热的欧洲人，协助他达成打倒“腐败的天主教会”这一目标，同时建立一个无神论人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

光明会是国际共济会的中枢组织。它的高级精英会员挑选国家领导人，设计战争计划，制造金融危机。他们是撒殚的代理人，在极大的程度上，他们要对当今这个世俗化世界负责，也要对梵二所做的信仰和崇拜礼仪改变负责。他们是靠着对政府、媒体和有影响力的机构进行渗透，而达成目标的。韦斯豪普特意识到，越迫害教会，殉道者越多，反而激励教会更加发展壮大，于是他决定不摧毁天主教会，而是用一个假天主教会来取代真的，利用天主教会的普世特征来传播共济会和自然主义思想。共济会的目光永远聚焦在当下和此刻，不仅不考虑而且特别抗拒来世的生命。

共济会对社会的破坏性结果有：怀疑，无信仰，道德相对主义，反抗权威，对天主、天主十诫和教会教导的冷淡和憎恨。1822年Piccolo Tigre（意大利共济会即“烧炭党”，其大会所成员，化名 Piccolo Tigre，据称是犹太人）的一封信里，描述了共济会要怎样渗透天主教会：

…你要使自己友好的提拔到宗徒之位（教宗）的周围。你要发动一场革命，以十字架为旗帜的，在三重冠和白袍（教宗的标志）内的革命，一场以火星开始，向四方世界倾泻大火的革命。

…在当前的环境下，决不可取下面具。你要潜伏在天主教的羊圈里，但是要效仿那高超的狼，总是羊群过往的道路上，在合适的条件下，捕获领头羊。…对付教宗的阴谋不能与其他的目标起冲突。…把这个世界去天主教化，是决对必要的。…教会内的这场革命是持续的… 除了对抗罗马以外，我们不要搞其他的阴谋。

共济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派人渗透天主教会，为获得权力或名誉的回报。这些狼（神职）毫无察觉的造成了无法计算的伤害，推行激进的变化，严重的动摇了教会的根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主教和神父，加入了共济会，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会员。神职也避免不了腐败，就像执法官员，监狱看守和政府官员，时不时的背叛他们发誓要保护的公民。

作家H. Daniel-Rops在《十八世纪的教会》一书里，写道：

在法国的克德贝克昂科Caudebec，分会的80个会员里，有15个神父；在桑斯Sens，50人里有20个神父。教会法专家和堂区神父坐在集会中，格莱福的熙笃会Cistercians of Clairvaux里，甚至在修道院内设有一个分会。拿破仑底下的斯特拉斯堡教区Strasbourg的未来主教Saurine，就是法国大东方会的掌权人之一。从这些事实片段，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到1789年，四分之一的法国共济会成员，都是教士。

一旦共济会神职在堂区、修院，大学和修会里散播有害的瘟疫后，其邻国也受到感染。共济会利用宗教，来为它的目的而服务，使社区互动成为它的首要目标。

共济会在全世界有许多虔诚的会员，渗透天主教会这个任务，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困难。在20世纪里，有许多的主教和枢机们，外界都传言他们是共济会员，包括Rampolla, Roncalli (未来的若望23), Liénart, Bugnini, Villot, 孙能士Suenens（比利时主教）, Baggio, and Casaroli。这几人，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起不知疲倦的工作，为实现共济会建立一个新教会的目标，一个从梵二制造的混乱中诞生的新教会。共济会是一种压倒个人信仰的生活方式。会员对所属组织（分会）的忠诚超过了对天主的，和对家庭的。教会中的现代主义者的高级教士们，即共济会员，他们在天主和会所之间，选择了会所。

共济会不知疲倦地，为把自己的会员扶植到伯多禄之位，从内部摧毁天主教会而工作着。苏格兰礼共济会，法国最高总会的Yves Marsaudon在1964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说：“目标不再是摧毁教会，而是渗透它利用它。”1981年，神父Malachi Martin（1921-1999，生于爱尔兰的美国传统天主教神父，耶稣会会士，圣经考古学家，驱魔师，罗马宗座圣经学院的古文字学教授）说：

若望教宗令人惊讶的成就是，在短短的五年里，他把近四个世纪以来的每一位教宗所做的，全都废除…若望的继任者，保禄六世，只不过把若望对老教会的破坏工程做完而已。

共济会试图用世俗人文主义来取代基督教，用无信仰来取代教理，用不受约束的自由来取代服从天主。意大利共济会烧炭党的最高会，教导说：“我们的最终目的，跟法国革命的目的，伏尔泰的目的，是一样的：天主教会和一切基督教思想的永远消失。”1937年9月11日，33级法国共济会员阿尔伯特·朗托瓦内Albert Lantoine通过一个小宣传册《给当今教宗的一封信》，提议天主教会与共济会之间的休战。在这封信里，他写道：

我们是自由的思想者，你们是信仰者。共济会的追求是赞美人类；教会的追求是赞美天主。我们，是撒殚的仆人；你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是天主的仆人…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相互敌对吗？

共济会利用梵二的改变，来推广世界新秩序：一个从他们制造的混乱中显现出来的，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社会。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新秩序，就是今天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后基督教时代”。梵二发明的新礼弥撒New Order of the Mass的拉丁语Novus Ordo Missae，这个词与共济会的口号，就是印在一美元纸币背面的世界新秩序的拉丁语Novus Ordo Seclorum[Saeculorum](The New Order of the Ages)，非常相似。

卡多什骑士团（30级）是共济会的一个兄弟会组织。这个组织的入会仪式，象征着这个兄弟会对教会和王国猛烈的进攻。总会长走到一张放着三个骷髅头的桌子前，其中一个骷髅戴着仿制的教宗三重冠，一个戴着王冠，第三个戴着月桂花冠。总会长用刀刺戴三重冠的骷髅，候选人随他重复说：“打倒欺骗！打倒罪犯！”然后总会长与候选人一起跪在戴月桂花冠的骷髅前，说：“永恒的荣耀属于不朽的德行殉道者！”然后走过戴王冠的骷髅，两人一起高唱：“打倒暴君！打倒罪犯！”候选人此时，第二次发誓，“为推翻迷信，狂热，欺骗，和不宽容，而努力奋斗。”然后第三次发誓：“我在此，宣认本所是我的最高审判者，愿接受它对我的可怕惩罚。”

教宗克莱芒第十二，于1738年，就首次谴责了共济会和其他的秘密组织，他之后的十任教宗，共签发了超过200份教宗文件，谴责共济会。教宗庇护第八，庇护第九，庇护第十一，额我略第十六，和良第十三专门谴责了共济会倡导的宗教无差别主义，即每个宗教都是好的，彼此之间没有差别。梵二的《大公主义法令》和《信仰自由》两份文件，就倡导宗教无差别主义。 纽曼枢机（Cardinal Newman）说过，共济会吹捧人类，神化人类，把人类的理性置于圣经和圣传的地位之上。把所有宗教都平等对待，那就等同于，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必要存在，也没有用处了。

在全世界范围内，贯穿历史，共济会组织了许许多多的暴力革命。法国大革命（1789-1799）推翻了天主教君主制。1848年，共济会员马志尼Mazzini，加富尔伯爵Cavour和加里波第Garibaldi领导的意大利革命，推翻了罗马教皇国，至使教宗庇护第九（罗马国最后的君主）流亡。共济会还计划了葡萄牙革命（1910）和西班牙内战（1936-1939）。法国历史学家M. Henri Martin把共济会组织称为“革命理论的试验室”。法国社会主义者，记者费利克斯·皮亚 Félix Pyat说共济会是“革命的教会”，最终将取代基督教。《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卡尔马克思，也同样提倡革命。

共济会对天主教会怀有恶魔般的憎恨，从他们充满亵渎的声明中就可以看出来：

相信启示，是一种疾病，一种只有理智软弱的人，和虔诚的人才有的疾病。这是一种流行传染病，从世界的一开始，就被用来摧毁人类的自由；真正的理性和健全的理性，跟启示信仰完全不相容；它就是迷信和宗教狂热之父。

共济会天主教义进行攻击，并试图取代教义。他们说：

所以，我们从他们的教义中看到，至圣圣三，基督的神性和其他种种教理，简而言之，整个的基督教主题，都被共济会的组织所否认。

法国奥尔良主教Dupanloup（1802-1878），解释共济会对自由的信仰，说：

共济会宣扬的，良心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是成为共济会员的基础。涉及到宗教信仰时，这理论就是怀疑主义，和无差别主义。这种宣传，本质就是含蓄的否认一切自然的和启示的信仰。

当1869年，梵蒂冈第一次大会期间，共济会在布鲁塞尔，那不勒斯和巴黎也召开了他们自己的议会。意大利共济会，与法国、比利时、英国和德国等其他地方共济会，都是高度组织化的。共济会给自己定位是高于一切信仰和一切教义。

《共济会学徒礼仪》一书把共济会描绘成“取代一切宗教的，未来的宗教…”1864年，有大势力和大影响力的比利时大东方会下属的安特卫普分会，反对天主教理的教导。共济会倡导并推广无信仰教育，让儿童们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成长。

他们的目的是根绝天主教会，根绝尘世里的天主之国，并希望用一个无神论的，人类兄弟会组织取而代之。共济会的活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60年，传信部（现万民福音部）的文献记载：

至于共济会，梵蒂冈代表说，从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以后，共济会势力就非常强大，在各国议会里，对教会的攻击是无休止的；他们所采用的办法是巧妙的扰乱策略，把反对信仰的本质隐藏起来，这样可以不冒犯人们的信仰感受。这样以来，共济会给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带来了损害，他们把世俗主义带进学校和家庭，热衷于建立招魂术（灵媒主义）中心，特别是在巴西和海地。不仅没有消失，共济会在这些国家反而壮大起来。在古巴，15%的公立中学都属于共济会的会所。

1926年，共济会的“新时代”出版社，通知他们的共济会员，要对他们参加的教会组织，进行自由化和现代化。1951年7月出版的社论说：“…许多罗马天主教平信徒和许多祭司们，会提供帮助。”天主教记者保罗·A·费希尔Paul A. Fisher，描述梵二后发生的变化说：

圣体龛，每一座天主教堂的最聚焦的中心，被挪到祭台的一边，或者圣物室的一边去了。美丽的大理石祭台，大多数都被拆除，还有圣体栏杆也被拆除，多少世纪以来，信友们都跪在圣体栏杆前，领圣体，朝拜圣体。圣人雕像很大程度上也被取消了，还有那摇曳的安静沉默的守夜灯火，在教友们离开教堂后，象征着教友们上升到天主台前的祈祷，也没有了。

苦路十四处，帮助天主教徒热情的回想起基督的受难，也常常被放弃；还有九日祈祷，玫瑰经，公开朝拜圣体，圣体降福等等。教会内好似尸横遍野一般，不由得想起圣咏74篇里，“他们竟用斧头铁锤，捣毁了圣殿的门扉；他们又纵火焚烧了你的圣殿，把你圣名的居所亵渎于地面。心里说：我们把它们全部摧毁，烧尽天主在地上所有的殿宇。”

一本鼓励共济会员攀升高级会员的宣传手册说：“共济会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命。”尽管一些誓反教的教会反对共济会的某些元素，但许许多多的誓反教徒都属于共济会的会所。大英与爱尔兰的联合浸信会总结说：“共济会内在的复杂理念，与神秘主义很相似。”

甚至某些耶稣会士也推广共济会思想。1938年和1951年的耶稣会期刊《美洲America》，就曾强调共济会的“保守主义本质”。1957年，苏格兰礼共济会大法师Grand Commander，路德史密斯Luther Smith说，耶稣会正在罗马组织成立一个共济会分会。1958年，耶稣会神父Walter Abbott，他是著名的作家和改宗者，曾抱怨说，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不能在共济会内升到更高的级别。

1961年5月出版的《美洲》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祭司和共济会员”，内容是耶稣会神父Riquet给500名共济会员的演讲，号召天主教和共济会要团结起来。《美国天主教》期刊的1968年3月号，发表了圣母大学的耶稣会神父John O’Brien的文章“共济会，我们的朋友”，并且他的朋友，Albert Hepler是33级共济会员，成功的鼓励了许多美国天主教徒以及哥伦布骑士团成员加入了共济会会所。

1950年，神父Cordovani注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Le Devoir报社里，天主教神职人员努力与共济会合作建立联盟关系，这种合作已经达到能让他们遭受绝罚的程度。若望保禄二，在1983年的新教会法典里，取消了关于共济会的绝罚令。新法典1374条仅仅说：“凡加入反对天主教的社团者，应处相当的罚；凡推行或领导此等社团者，应处禁罚。”用词何其含糊不清，甚至连共济会都没有提到。

1965年，韦恩堡-南本德教区主教Pursley对共济会的演讲中说，在天主教和共济会之间，梵二对建立一种可运作的关系产生了影响。罗德岛主教Gelineau，为他作为共济会原则的表率作用，而领受了大会长勋章。芝加哥枢机主教Cody，波士顿枢机主教Cushing，Burlinton主教Joyce，在共济会大会上发布讲话。1976年3月28日，纽约枢机主教Cooke在共济会早餐会上，为3000人担任主发言人。

枢机Felici点评说，虽然梵二大会用“困惑取代了有序，突变取代了安宁，骚乱取代了和平”，但他仍然希望人们盲目的服从指令，对“本次大会怀有极大的信任……为了最终重建这个地球”。他的“重建这个地球”，指的就是由共济会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秩序。

梵二的许多文档，都在推广共济会的理念，包括：大公主义法令，信仰自由宣言，教会宪章，牧职宪章，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

就如同耶稣受难日那天，罗马总督彼拉多和犹太王黑落德，变成了朋友一样；天主公开的敌人势力，也经常联合起来，一起试图摧毁天主教会。撒殚非常狡猾，把全球性共济会的秘密网络，跟共产党的洗脑再教育宣传手段结合起来。共济会和共产党在本质上，都是反对天主的革命组织。他们控制社会群体的办法，就是削弱软化人们的决心，借此希望人们盲目的跟随他们任命的领导人，必要的时候还要用恐吓和威胁的手段。

共产党经常联合共济会和现代主义者，用宣传机器，群体控制，和在社会强行推广有神论等方式，试图摧毁天主教理。在1926-1929年，发生在墨西哥的基督战争，就是一场共济会联合共产党发起的消灭天主教会的战争，据《纽约时报》和梵蒂冈《罗马观察报》的当时报道，四千多名神父和数不清的教友为基督而致命。

1927年，苏联共产党和西班牙共济会一起合作，推翻西班牙君主制，攻击天主教会。1936至1939西班牙三年内战，共有13位主教，4172位教区神父和修生，2364位修会神职，283位修女和10%的平信徒，在马德里被反天主教的军队屠杀。这场内战中，25000所教堂被烧毁。他们甚至试图根除西班牙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国家，她的每一处基督教痕迹，比如他们在马德里附近的 Cerro de Los Angeles“集体枪决”耶稣圣心像。虽然有许多的主教在梵二大会（1962-1965）上，反对现代主义，但是一些西班牙的高级教职却拥抱共产主义和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现代主义神职抵制弗朗哥政权，却拥抱自由主义，虚伪的称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天主教义”。枢机Enrique y Tarancon（马德里教区）领导了西班牙的现代主义运动，并利用他的职位对他属下的神职施加影响。

无神论共产党相信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憎恨捍卫个人自由的天主教会。因此，这两者是彻底相对抗的。

当共产党掌控了国家后，他们就试图中立化天主教会，诽谤教会领导人，抓他们坐牢。共产党用暴力、拷打和宣传洗脑来控制大众群体，压制反对声音。因为共产党不相信天主真神，也不承认人类有超性的终向，所以他们经常待人如奴隶或动物，消灭不受共产党欢迎的人。共产党一旦掌权，就立刻控制媒体，处决许多的神职和知识分子。他们经常把教堂改造为大会堂，毫不怜悯的杀掉或囚禁挑战他们权威的人。共产党政府几乎控制了人生的每个阶段。

1949，圣座下达命令，任何共产党员，或支持者，或自愿阅读他们的宣传材料的天主教徒，神父不得给这些人送圣体。此外还有更重的惩罚，即自科绝罚，应用在任何承认、支持和传播反基督教义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天主教徒身上。

约瑟夫朱加什维利（1878-1953）从小就经常挨他的母亲和酒鬼爸爸的打，1894年在格鲁吉亚的东正教第比利斯的神学院上学，但5年后被开除。在那里，他学到了如何伪装自己，怎样耍阴谋，以及如何仔细的倾听他人的同时，还做到绝不露出自己的底牌。在1920年代的后期，他是苏联的独裁者，他命令忠诚于苏联克里姆林宫的西方共产党员，作为修生渗透到天主教会里去。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他继承了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在设计银行劫案，制造混乱和动荡方面特别擅长。他说过：“我们必须不断的犯法，直至革命发生。尊重法律就意味着变回正常。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征服沙皇。”他经常用易容术逃避警察的追捕，他是“格鲁吉亚的罪犯教父”，他使用别名斯大林——钢铁般的人。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称她父亲是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怪物。

在1930时代的大清洗运动中，偏执狂斯大林仅在一年内，就处决了70万的自己人。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超过200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近一半人没有活着出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信，斯大林杀了6000万人。斯大林很羡慕阿道夫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纳粹党大清洗（血洗冲锋队），有近1000人遭逮捕，另有近1000人遭处决。在这些人中就有许多反对希特勒的天主教领导者。斯大林告诉同僚说：“希特勒这人真是个人物。他这么干，的确需要一些技巧。这就是怎么对付政治敌人的正确办法。”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峰会上，斯大林告诉丘吉尔：“撒殚站在我这一边。他是个好共产党员。”

1927年8月19日，在苏联报纸《新闻》上刊登了谢尔盖·斯特拉哥罗德斯基Sergius Stragorodsky的一则公开声明,以俄罗斯东正教代理牧首的身份，宣布俄罗斯东正教对苏联政府的无条件效忠。虽然很多东正教主教、神父和信友反对谢尔盖的这则声明，但他们很快就被噤声，流放或者谋杀。

1945年4月，共产党政权逮捕了总主教Slipyi和所有的效忠于罗马的乌克兰主教，并驱逐了500名东礼神父。拜占庭礼乌克兰和罗塞尼亚教会的宗座观察员，总主教Bucko声称，在10年里，超过3600名的乌克兰神父、主教和其他神职被共产党处决。仅存的忠贞神父，以秘密的地下方式来帮助教友。自此，乌克兰变成了共产党硕果累累的招募站，将近1000名神父，担心自己生命安危，倒向了共产党。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克格勃希望把乌克兰天主教会吸收至俄罗斯东正教里，然后用他们的教堂去推行共产主义思想。

第二年3月8日，希腊礼天主教会的大部分神父（共1270名，其中的997名）发表了书名声明，请求加入东正教会。时任克格勃暗杀小组领导的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负责在乌克兰境内安排潜伏游荡的游击队，专门暗杀苏维埃政权的显赫敌人。他说：大部分游击队指挥官，都出身自乌克兰神职人员的家庭成员。

截止梵二开始前，全世界范围内，之前被斯大林安排进天主教修院当修生的许多共产党特务，如今是神学家、主教甚至枢机。在梵二会期，他们禁言了那些要求大会发表谴责共产主义声明的人。他们还故意谎称共产党都是些很受尊重的人，而不是残暴处决几百万无辜生命的恐怖分子。

自1940年代中期共产党控制了波兰后，新的政府通知神父们，要打破告解秘密的封印，向政府报告有哪些人反对苏维埃。铁托在南斯拉夫也是如此，但是用平信徒伪装成神父来听告解。根据波兰国家安全局，即秘密警察SB（Sluzba Bzpieczenstwa）的档案：政权在社会信息上达到了极大的控制。曾一度，有超过1000名的神父，加入了波兰共产党政权，担任情报员和间谍。他们令人震惊的背叛了教会的信任，经常性的打破告解秘密的封印。

1949年，波兰共产党政府培养出来 pax priest（和平神父），他们宣誓效忠于政府，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拒绝宣誓的，就造到共产党的监禁，流放，或处决。波兰一共关押了3647名神父，1117名修女，其中1996名神父和238名修女死于狱中。与此同时，华沙总主教及枢机，斯德望·维辛斯基Wyszynski则因与政府领导人合作，而为教会获得了一些自由，但是他为获得这些自由，所做的牺牲是巨大的。

一旦原领导人被强制更换，或者处决掉，那没几个人再有勇气反抗了。用缴械和恐惧来控制一个国家，是很容易的。那些与共产党合作的人，可以享受特权。那些反抗者，则承担痛苦。1954年，一个共产党流氓殴打南斯拉夫Split教区助理主教Franic，因为南斯拉夫成立了共产党裂教组织“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兄弟会”，他停职了那些参加这个组织的神父。在梵二大会上，Franic主教勇敢的捍卫天主教信仰。而另一方面，神父沃伊蒂瓦Wojtyla，未来的“教宗”，当时则能享受教学、旅游、野营、滑雪、划艇、追求业余爱好等等活动，而一边的忠贞波兰神职和教友们，要么被逮捕，要么遭处决。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高兴的支持提拔沃伊蒂瓦，直到他当上了克拉克夫Krakow的总主教。

在匈牙利，一小部分神职们跟罗马决裂，加入了“祭司与和平”运动，并招致自科绝罚。1960年保加利亚，共产党迫使每个天主教神父加入了“和平运动战士”的组织，这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阵线。土耳其记者Asian HUmbaraci写道：藏在和平战士这个天使般名称的背后的，其实是莫斯科的一个大的政治军事企业。类似的，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一个裂教的组织，由所谓的“爱国神父”和主教组成，服从共产党最高领主的命令。

前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也曾被共产党控制，那里的主教们或遭逮捕，或遭监视居住。修会被解散，487名耶稣会士被送往集中营。政府控制了所有的天主教学校，修院里最后两学期的课程里增加了共产主义宣传资料。罗马新闻记者Corrado Pallenberg说：“有非常多的神父加入了共产党。”

1953年，美国前共产党员和纽约教师工会会员，贝拉·多德Bella Dodd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作证说：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1930年代，从莫斯科发出命令，给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组织。为了从内部摧毁天主教会，要把共产党员安插进大小修院和教区组织中… ‘我亲自就安排了1200人进入天主教修院里。’她还说，‘现在他们已经在教会升到最高处’，正在协力弱化教会对抗共产主义的效果。她宣传，将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到时候你都认不出这个天主教会了。

几年后，Bella认识了一位新的天主教朋友Alice von Hildebrand，告诉她说，梵蒂冈里有四个枢机，正在为共产党工作。这时，距离梵二召开，还有十二年。这是一个全面组织的，精心缜密的计划，共产党相信，最终会摧毁美国。共产党员和其他的空想主义者，利用各种漏洞，自愿充当媒介，被安置在美国的各个社会、宗教信仰和政治层面，她详细的介绍了共产党在这里所采用的种种方式。

1954年，卡尔·麦坚泰尔Carl McIntire，圣经长老会的创始人，他代表国际基督教会理事会，支持《美国水星杂志》J. Matthews的声明，说“共产党招募了至少7000名誓反教牧师的支持者”，他补充说“这些牧师，其身份是共产党员、同路人、间谍、政治路线拥护者或无脑的傻瓜，给共产主义服务。”他还说“除了公开已知的美共领导人外，美国前五名苏联宣传的支持者，无一例外，都是誓反教的牧师。”这些支持者来自誓反教的许多教派，还包括23个教会长老。

许多的美国精英分子，不仅接受，而且推广现代主义信仰。自从斯大林加入英美阵线对抗纳粹德国后，好莱坞就开始美化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条充满着革命、迫害和恐怖主义的血腥之路。这残酷无情的理念把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后，就奴役其他人。想一想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越南大清洗，柬埔寨大清洗，北朝鲜和古巴的大清洗，非洲发生的暴力革命，1956年对匈牙利的镇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很快的镇压下去，50万华沙成员国军队和坦克在边境线虎视眈眈。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要为近七千六百万被无情处决的，死在奴役劳改营和饥荒饿死的中国人负责。

1954年，随着红色政权的新一波迫害开始，原本5700名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只剩下594名还在中国。仅有30名美国传教士，其中17人在监狱，5人在家中监视居住。

为什么共产主义如此反对天主教会？自1917-1959年，前苏联境内的，和被苏联控制国家的天主教会命运如下：

处决：250万平信徒，55位主教，12800位神父和修会僧侣

监禁或驱逐：199位主教，32000为神父，1000万平信徒

15700名神父被迫还俗，接受其他工作

大量的修院和修会被解散；1600修道院被国有化，31779间教堂被关闭。400份报纸被禁，所有的天主教组织被解散。

共产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理念，都建立在欺骗和谎言上，说一套而做另一套，篡改语言本身的含义。他们一起合作并不奇怪。共产主义宣传和梵二文件，内容故意写的含糊不清。梵二是历史上一场最可悲的叛变，当天主教神职和信友因反抗无神论的领主而致命，受酷刑，受监禁，进集中营时，梵二却拒绝批评共产党的暴行。

某些帮助共产党，并倡导共产主义理念的人，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这样做有助他们混在大众中，避免被怀疑。帮助共产党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保持沉默。而这就发生在梵二大会中，并且被一句口号彻底概括，“变红色总比死了强”。参加梵二的许多主教，带上了眼罩，装作共产主义不存在。尽管这些主教并没有正式的支持共产主义，但是大多数也并不反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在乎这事。

甚至当1962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威胁肆虐，美苏之间一场核战争快要爆发时，若望23依然跟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其他的共产党临高人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若望23根本无视共产党的野蛮残忍和非人的暴行，却以密友对待他们。他无视数百万天主教徒在共产党压迫下受难，怎么能给若望23封圣人呢？

前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在欧洲和亚洲，用红色浪潮吞没了许多国家，然后他们把目光转向了非洲和美洲。共产党恐怖分子对待反抗的方式，就是集体处决，集中营和强制洗脑。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的Tennien神父说，共产党通过检举揭发他人的方式控制中国，包括自己的亲戚或父母，或任何说过做过，无论任何方式反对共产党政府的人。

在共产党这里，真正的信仰自由根本不存在。他们关闭天主教学校、教堂、修院修会，处决或驱逐主教和神父。修会的平信徒会员和忠贞信友，遭囚禁或谋杀。1954年，在欧洲和西亚的“铁幕”背后，就有6500万天主教徒受到共产党压迫。

1945年后，共产党控制了东德，有250万人逃亡西德。1961年8月13日，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开始施工建筑，把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它蔓延长达170公里，直到1989年11月9日被推倒。试图翻墙的人，死在机关枪下的有171人。有5000人成功逃过去，包括一个自制潜水艇从下水道逃过去的。1979年9月1日，Wetzel和Strelzyk两个家庭戏剧性的用热气球的方式逃了过去。此事在1982年被迪士尼翻拍成电影，名叫《偷渡人》Night Crossing。

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要求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拆掉这个墙，并宣布，我们西方必须阻止苏联扩张，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卫无力。但是我们寻求和平，所以我们双方必须减少武装。为了防止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里根说：我想要消除双方感受到的巨大恐惧，就是每天早上我们起床时就想到这个世界会被核战所毁灭的哪种恐惧。

1962年10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警告美国，由航空照片确认的，苏联导弹部署在古巴造成的巨大威胁。对古巴的舰队封锁立刻展开，数以百计的美国战斗机从佛罗里达空军基地，准备在第二天发动袭击。核战隐隐出现。对古巴的封锁是绝对严肃。1962年11月2日，《生命杂志》的封面就是美国战斗机和美国军舰朝向古巴的照片。

幸运的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最终认输，撤走了古巴导弹。而讽刺的是，1962年10月，并没有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反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命丧亡事件的开始，随着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的召开，它即将造成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信仰损失。

赫鲁晓夫任命忠诚的苏联将军萨哈罗夫斯基，去制定一项计划，给拉丁美洲传播马克思主义。萨哈罗夫斯基曾监督修建柏林墙，给古巴运输导弹。来自内部的攻击，显然要比军事行动容易许多。萨哈罗夫斯基去罗马尼亚，在那里发明了解放神学的理论。共产党主教和神父，可以用这套理论给跟从他们的教友灌输马克思主义。耶稣会在总会长神父Pedro Arrupe的领导下，组织反对越南战争的各种游行，同时也推广这套解放神学，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巴西圣保罗的枢机Arns，通知若望保禄一世，在南美州，有超过十万个天主教革命社区。截止当时，有700到800名神父和修女参加革命游击队而战死中。若望保禄一世在死前，曾考虑用别人取代耶稣会会长神父Pedro Arrupe，并试图使耶稣会在南美洲的影响力减弱。

前罗马尼亚秘密警察，Ion Pacepa将军叛逃至西方。他确认，是共产党发明了解放神学。当时的拉丁美洲革命，并不是一种人们受到压迫后，希望自由的自然的暴动，而是一场由共产党精心设计的，利用神职的手，去推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的结果。Pacepa还说，克格勃就在他们的总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 (Lubyanka Square)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of Columbia和玻利维亚尼阿卡瓦苏游击队。打着自由的旗号，共产党使用了跟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时一模一样的战术。共产党控制了普世教会协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该协会对梵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该协会还传播自由神学理念。

自由神学的诞生，是1960年代一个高度机密项目“政党-国家虚假信息计划”的产物。该项目由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和苏共政治局委员阿列克谢·基里琴科共同批准实施，基里琴科当时主管苏共国际政策。该项目要求，克格勃先秘密控制总部在日内瓦的普世教会协会，然后利用它把自由主义神学转化为南美洲的革命工具。梵二后，普世教协是国际最大的合一运动组织，代表了120个国家5.5亿不同的誓反教教派的信徒。

拉丁美洲主教会议The Latin America Episcopal Conference成立于1955年，旨在团结拉美的主教们。几年后，克格勃成立基督徒和平会议，跟南美洲的主教中的现代主义者，共产主义拥护者一起合作，传播解放神学。在1968年，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集会议，高级教士们推广共产主义目标，包括财富的再分配，社会斗争等。主教们甚至希望建立一个“人民的教会”，基于总主教Romero和神父Leonardo Boff的马克思主义理念。

1955年，美军仅对越南派出战术顾问，10年后，美国彻底介入。与此同时，苏联和共产中国给北越部队提供训练和支援。在公共舆论领域，这场战争美国是失败者，受美共的操纵，美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骚乱和抗议，媒体负面报道铺天盖地。

1966年3月25和26两天，在国际抗议日里，10万人聚集在纽约，还有其他近100个美国城市，和超过30个国家里爆发反战游行…

1973年3月29日，美军离开越南。西贡在1975年4月30日陷落，标志越南战争结束。越共先屠杀平民和南越军人，对其余人进行再教育。1975-2015年，估计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的共产党领主屠杀了750万人。据信，还有几十万“船民”在试图逃离共产党红色恐怖里葬身大海。

共产党在全美国利用学院教授和组织者，怂恿和教唆反战暴动和示威。摇滚乐，低俗的时尚，毒品，嬉皮和性滥交（自由）运动等，使青少年的道德堕落，消除社会传统价值。鲍勃·迪伦和琼·贝兹两人的出名歌曲“时代，他们就是一种改变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非常精确的定义了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许多的神职和修女支持这些社会运动，同时在教会内的变化也使得社会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无论是教理方面，还是伦理方面。

尽管共济会在秘密的策划建立新世界秩序，而共产党则公开行动。1960年代里，由Bella Dodd当年带进来的几千名修生中，许多人已经浮出水面，公开支持现代主义和社会动荡了。他们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一个恰当的位置，给那些服从命令的，和不服从命令的人制造了“代沟”。

梵二的变化导致了权威的分崩离析。如果这个教宗不是教会的首脑（梵二教会宪章里，主教团而不是教宗享有最高主权），为何人们还要服从他？如果主教们有至高权力可以治理教会，他们就会做任何他们喜欢的。如果人人都是祭司（平信徒的一般祭司职），那人们就会干任何自己想干的。如果无人负责管理，那就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神父不服从他们的主教，修女不服从她们的长上，主教不服从罗马，年轻人不服从他们的父母，警察被上下打量后被称为“猪猡”。

一旦天主的十诫仅仅被当做一种伦理“建议”，人们就会认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是正当的，因为许多的道德准则，已经变成了过去时。梵二告诉天主教徒，要拥抱这个世界。所以，许多人就开始，为低俗的时尚、毒品上瘾，滥交“爱情自由”，低俗色情电影，通奸，离婚，人工避孕，性虐，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在都允许做的邪恶事辩解。摇滚乐队，以及梵二对于合一运动的概念，引导许多人走向东方的宗教，瑜伽，神秘的冥想打坐，以及泛神论和轮回论。

在极度混乱里，许多平信徒变得很困惑。许多人还顺从的留在他们的堂里，有些人彻底离开了教会。还有人加入了其他信仰，或者干脆干自己想干的去了。现在，“没有规则”就是新的规则，许多神职和修女支持这种流行的观点。极有可能，这段时间里被媒体曝光的许多天主教会侵害案里，那些虐待年轻人的神父和修女就是共产党的特务或同情者，就是为了给教会制造不可弥补的伤害。除了用可憎的，毫无伦理的行为，破坏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活外，这些人永远的污染了数以百万计人们的思想，以及神职和修女会的形象。尽管，这些十恶不赦罪行的罪犯，人数是少数，但是，所有的神父和修女都承受了他们的后果，从此被人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们开展工作收到了极大的障碍。这首先就是共产党的首要目的。他们这邪恶事干的真漂亮。

共济会和无神论共产主义，同属于自然主义体系。共产党脑海里的世界新秩序，是一个没有天主的，只有自己是唯一征服者的世界。克里姆林宫意识到，除了试图征服美军，通过道德败坏和无秩序，从内部摧毁美国会更容易。共产党激励并支持那些创作叛逆歌词的音乐家。一旦反抗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伦理就败坏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就染上了毒瘾，酗酒，性乱和赌博。美国现在都不再提这是威胁了，早些年前还曾说。

法国戴高乐将军在他的《战争回忆》中写道，斯大林对权力有极度的渴望和着迷，而且他一生搞阴谋，伪装自己的性格，隐藏最深处的灵魂，是个极度败坏的人。共产党通过宣传机器，伪装和狡猾的逃避手段继续在误导欺骗数以百万的人。他们的全部哲学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和编造上。所以，他们帮助，并且带头对天主教会的攻击，丝毫不奇怪。

耶稣基督受难会CP神父Barnabas Ahern说，“马克思主义只限在一个尘世视角中看待生命，而教会则为人类在天上的真正终向而欢呼。”比起古巴威胁，美国曾更害怕现代主义者在美国推广解放神学。197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10年后，一篇标题为“世界范围内的动荡袭击教会”说：“卡斯特罗是正确的。美国不应该担心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因为他们不再是革命者了。美国应该担心天主教的革命者，他们才是。”

慈幼会宗座大学Pontifical Salesian University的信理神学教授Antonion Javierre，曾预测有“一个新教会”，据说它的特征，特别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他还预测到了，在“新基督教”和“传统天主教”之间会有一场冲突发生。共产党的习惯操作就是不断对过去和历史视而不见，完全忽略，就好像之前的历史事件不存在一样；同时，不停的创造变化，搞创新这一招，也被现代教会非常有效的运用，使群众疲于奔波，无暇思考。如果不能把现在跟过去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和根基，许多人就盲目的按照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

在集体价值观环境下的人，绝不会质疑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哪怕就算所做是错的。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与领导人太大的权力，而个人的权利经常遭到损害。绝大多数人，就像盲从的羊群一样，极少使用他们的理性或者常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红色恐怖，这些都是鲜活的例子，提醒我们这种集体心理可以变成多么的有毒害。给人群洗脑宣传，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国家用来凝聚统治力的工具。这种洗脑宣传，也被用在梵二大会上，以及梵二后的许多年里，共产党对这件事的贡献颇多。

个人犯下异端、背教和裂教后，就把自己与天主教会分离。异端是指否认一条，或多条de fide的教会信理。异端源于希腊词“选择”。知名的异端者由亚略Arius，马丁路德和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前天主教坎特伯雷总主教，后英国国教圣公会）

背教是指，一个领洗的天主教徒彻底完全的放弃了信仰。背教在当今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当今被称为后基督教时代。

裂教是指，“一个领过洗的人，否认罗马教宗的权柄，或者拒绝与教会中服从罗马教宗的人共融。”裂教来源于希腊词“分裂”。裂教否认教宗首席权和教宗无误论。

教宗首席权意思是，教宗位居一切主教之上，对全教会履行普世统治权。教宗无误论是指，当教宗教导普世教会有关信仰和伦理时，他的教导不会犯错。这两条教义，都是教会的de fide信理。

根据1917年法典第1325条，异端是“凡信友于领受圣洗后，如备存信奉基督指名义，而顽强拒绝信仰或疑惑用于信仰天主及公教会相宜之信德应信之任何道理者。”

1917法典在2314条继续解释道：“凡违犯公教会信德之人，及异教人，裂教人，均受下列各目之罚： 1目-仅因犯罪事实而受弃绝罚； 2目-在公教会内有圣禄职，尊位，恩俸，职务及其他事务之人，经劝告而未悔改者，应罢免之，并认定其为破廉耻者；如为教士，应再劝告后，科处以免职罚。”

教会法典用了拉丁短语 ipso facto（因事实本身）和绝罚（从天主教会开除）这两个词，标志着：因异端、背教或裂教三个即成事实，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正式宣布，此人立刻马上与天主教会分离。

教会法典第188条列举了八种情况，任何神职只要犯有其中的某一条的事实，即刻依法律，准许之自科绝罚，不用宣告即当然为出缺者，188条第四目说：凡教士公然背天主教者。

那么，有人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神职们在公开场合说错了话，或对教理理解不透，这都有可能发生。仅凭此公开错误，就能断定是公然背天主教吗？

对此疑惑，教会法典2200条解释的很清楚：

1项：（违法）之恶意，是指自由决定违犯法律的意志；但因知识能力和意志能力有欠缺而抵触法律者，算能力欠缺。

2项- 当违反法律的外在行为发生时，若发生地是公共公开的聚集、集会、机构处，即推定有恶意，除非有其他证据证明没有恶意。

任何人必须首先宣认天主教信仰，然后才能担任天主教会的职务，这是天主教会权柄有效性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根据教会法律规定，教友见到神职公开背教的事实，就要拒绝服从他的权威，无需任何的正式手续，既不需要教会法庭的判决，也不需要其他的官方宣布，更不需要提交辞呈然后被正式批准之类的。公然背教的事实本身，就是辞呈。

异端人、背教人和裂教人，不属于天主教会，在天主教会之外。圣奥斯定说，吾主是善牧，保存羊群，拯救羊群，并警告羊群不要跟随异端（假牧者），因为异端会引诱，分裂，最后屠宰属天主的羊群。

现代主义者哄骗人，让人们相信传统天主教信仰和朝拜已经过时，而且还阻碍了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很显然，天主教会并没有谴责一切现代的事物，只是谴责致命的现代主义谬误，因为这谬误造成灵魂的丧亡和对教会的无法估量的损失。在现代主义者想象的世界里，人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切教派的差异都消失。

假教会跟天主教会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其相似程度足够欺骗那些只关注表面，不看根本的人。大多数属于天主教会的建筑和机构，如今变成了假教会的一部分。梵蒂冈看似没变，里面的统治者也还穿白袍。然而，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新弥撒与拉丁弥撒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假教会里面的大多数圣事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祷文仅剩下原来的17%。甚至先教宗们明明白白的谴责伪合一运动，集体主教制，信仰无差别主义，假信仰自由等思想，而假教会却把这些受谴责的思想当成天主教义给信友教导。

最可怕的冰川，是潜在水下那最具有破坏力的部分。类似的是，现代主义者大多数的破坏工作也是隐藏起来的。梵二大会的秘密计划和准备，建立一个假教会的工作，花费了数个世纪。梵二所做的一切改变，即非出于圣神，也非出于信德的自然增长。天主不会制造礼仪混乱，也不可能提倡无信仰。一旦所有的准备就位，来自全世界潜伏的特务们就同时执行早已规划好的计划。

给曝光那些带头的现代主义者的简历之前，要先认识到先教宗们，曾经持续不断的攻击谴责现代主义异端们。圣教宗庇护第十，把现代主义称为誓反教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一切异端的集合，因为现代主义否认许多天主教义。现代主义的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就是其创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现代主义用微妙的伪装，来攻击许多天主教理，包括：荣福圣三，基督的神性，神性之母，信仰的委托，圣经，圣传，教会的可见性，教宗的首席地位，教宗的不可谬误，七件圣事，弥撒的神圣祭献，和变质论。

现代主义者相信，人类理性是判断对错的指导。他们想要信仰跟伦理的内容和标志，能与社会的趋势保持一致，并应着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而改变。教宗庇护第九描述了现代主义异端的悲剧性后果，今日的社会，完全应证了教宗当时所说：

“这个污秽的谬误大杂烩悄悄地蔓延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再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言论和写作，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一切后果：社会伦理衰败了，基督至圣信仰被蔑视，神圣朝拜的重要性被否认，宗徒之位的权柄被窃取，教会的权威被挑战攻击…主角们的权力被践踏，婚姻的圣化性被侵害，每个政府的规矩都被严重的动摇…”

圣教宗庇护第十说，现代主义对每一条天主教义都进行攻击：

“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想把历史上一切反对信仰的谬误都收集起来，然后把这些谬误的核心和本质浓缩成一个，那这人一定不如现代主义者所做到的……他们整个体系，不仅仅意味着天主教信仰的毁灭，而是所有信仰都毁灭。

所以，危险已经几乎到达了教会的心脏和每条血管里。教会受到的伤害是更加确定的，因为他们（现代主义者）懂教会知识懂得非常深。另外，他们并非把斧子放在枝杈和嫩芽上，而是放在信仰的树根处，即最深的纤维中。所如一旦伤到了这不朽的树根，他们就会把毒药注入整棵树中，以至于圣教会里没有哪部分是他们没有染指过的，没有哪块是他们不想败坏的。…他们鄙视所有的权威，忍受不了任何的限制。”

三年后1910年9月1日，圣教宗发表《反现代主义誓词The Oath against Modernism》，强制要求所有修生在领大神品圣秩前，要宣此誓，此外还包括修院、大学的所有神哲学教授，告解神师，教区牧职，传道先生和修会长上们。

教宗本笃十五在1914年11月1日通逾《呼求和平Ad beatissimi Apostolorum》，警告“现代主义的可怕的谬误”。

教宗庇护十一通逾《人之灵魂Mortalium Animos》教导说：基督的教导不会因为各个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是永远完整，保持不变。

教宗庇护十二说，现代主义者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读圣经，并拒绝教会的教导。而教会却真实有来自基督的权柄，解读神圣的启示。

尽管数位教宗不断警告天主教徒们，要跟当时的邪恶斗争，但是现代主义者们学会了如白蚁一样耐心潜伏，秘密工作。他们以天主教徒自居，却不知疲倦的行推翻教会的事。现代主义就好像传染病一样，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好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被他们的文雅的彬彬有礼的老师给误导了。被现代主义感染的神职和平信徒，只剩外表是天主教，但是他们却因着信奉异端，把自我开除出教会。梵二这次大背教，预示着我主用野火淹没了整个世界。

现代主义者否认教会教导的权柄、许多的圣经、圣传和许多的信理。他们是异端者，自我挑选自己的信条，不是他们自我声称的天主教徒。著名天主教作家G.K.Chesterton警告他的读者，那些欺诈的领导者，看似像温顺的羊，但是攻击起教会来，就像恶狠狠的狼。“事实是，越接近于真理的谬误，越是更大的谬误。”当现代主义者无法为他们的行为而正名时，他们就告诉人们说“习惯就好了”。不幸的是，人们就这样做了。

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跟现代不现代毫无关系，其实是许多的旧异端思想，跟许多革命理念的结合体，来源包括：宗教改革，共济会，达尔文，黑格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尼采，佛洛依德等等。现代主义者攻击天主教神学及基本的原则，神圣法律，和天主的概念。他们把伦理和教理的绝对性，改造成由个人做决定的变量。尽管有些现代主义者更极端，但是大多数都认可核心的原则，如：信理是进化的，信仰和朝拜的彻底自由，相对的伦理原则，痴迷于近代哲学和神学理论。荷兰誓反教作家Seef Konijn描述现代主义是：

“信仰从来不是一种可以清晰地下定义和写下来的东西…有信仰不等于接受了这个那个的教义后，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刻准备用这些教义进行斗争…我们整个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消极。我们要自己掌握。人类已经开始一项彻底的自由运动。”

撒殚修了一条通往深渊的新路，领着数不清的灵魂误入歧途。他给现代主义背书，因为这是他自己发明的。不幸的是，数以百万的天主教徒屈服于现代主义的致命诱惑，因为现代主义就像强力麻醉剂，麻木了良心，允许个人各行其是。这个现代教会抢劫了人们的许多恩宠和慰籍，这些本是他们能从有效的弥撒，有效的圣事和真正的天主教义中获得的。

藏传佛教徒达赖喇嘛的言论，展现出现代主义跟佛教很相似。他在自己的书《和平的精神》里说：“佛教说，人是自己的主人，或者人有潜力变成自己的主人。”又说：“有人会说，信仰是一种奢侈品。如果你有信仰，那很好。但很清楚的是，就算没有信仰，我们也能做到。…我不认为只有一种哲学，或者只有一种信仰。”

存在主义者卡尔·拉内，说在人的内部，有一种本质的元素，叫做生命的内在Vital Immanence，“这是一个通往甚至是固定在人类圆满和意义的神圣性根源的恩宠。”他的这种思想，明白的体现在梵二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整个天主子民，尤其所有牧人及神学家，应当依靠圣神的助佑，去倾听、分析并诠解我们这时代的各种论调，而借助天主圣言的光明，加以评价，以期人们能更彻底地领略，更深入地了解，更适宜地陈述启示真理。”

印度教徒相信，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信理。类似的，现代主义教导说，信理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印度教说，“生命看似一个礼仪；在神圣和亵渎之间，不存在一条绝对的分界线。”拉内和德日进（法名：夏尔丹）坚称，天主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宇宙层面的联合。类似的，在一切事物中都有神性（泛神论）是印度教的寻常观点。保禄六说印度“是伟大宗教的摇篮，在深深的冥想中，在热情的祈祷歌声中，是怀着持续的渴望寻找天主的民族。…人类种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改变，正在摸索着寻找指导原则，和新的能够领导进入未来世界的力量。”

东方宗教对现代主义者们的影响，体现在他们的神学和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书里。许多东方宗教是个人主观性的，允许同教内存在各种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在梵二后的现代教会内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况。梵二后，许多的避静所逐步的变成了东方宗教培训哲学。避静的主题从朝拜荣福圣三，，变成了培养和发现人内在的神。所以，这种宗教的焦点完全集中在个人身上，“我是天主，天主是我，我们是永远的一体。”这种思想导致对自我的神化和泛神论，要么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神，要么说整体都是神。1969年，罗马批准了印度教外形的弥撒，好似“一个印度教礼仪，外在看似是在印度教寺庙中的礼仪，举祭者穿的好像pujaris（印度教僧侣）。变化包括，把弥撒圣蜡换成印度教传统油灯，把下跪（不是印度式的表达尊敬方式）换成anjali（双手合十的鞠躬），把传统罗马礼的祭批换成angavastra（一种长袍）”

1969年7月10日，《罗马观察家报》报道了在一个印度修院里，200名光脚神父共祭的弥撒。椰子，鲜花和水果被放在祭台的献品上。一些印度人甚至认为这场“弥撒”是一种新的印度教朝拜仪式。

现代主义者创造了一个非常天才的错误推理的形式，叫求新求变argumentum ad novitatem，来说服百万人追随他们。他们宣传，任何新（现代的）的东西，都比过去的东西要高级，就是因为这是新的。我们用符号来表示就是：X已经存在很久了。Y是新的。所以Y比X更好。情况当然不全如此。许多老的手工品要比如今大批量生产要好。这种线性推理方法，绝不适用于弥撒的本质元素，因为吾主的教导，和吾主的圣事，根据其本质，是永恒不变的。

信德和信仰真理，毫不依赖于当今的科学理论，或者社会发展。神圣的启示，和天主教的真理都直接从天主那里来的，天主绝不可能主动骗人，或者被人骗。

1176年，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建立了“里昂的穷人Poor Man of Lyons”，他四处讲道，但重点只讲神贫。瓦勒度主义被定为异端并遭绝罚，因为他们传播谬误信仰，否认可见的教会、婴儿领洗、祭司职、炼狱、为亡者祈祷、礼敬圣人、使用祭批、圣髑等教义。他们提供一种祈祷仪式，叫“主的晚餐”，然后人与人相互之间告解罪过。此外，教会当时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就是黑死病（1347-1353）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其中就包括许多神职。而许多新的神职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或者世俗心很重。

在英格兰，约翰·威克里夫（1324-1384）John Wycliffe，推销预定论和唯独圣经的信仰，并反对修会制度、体血变质论、可见的教会、教宗无误论、圣秩圣事，补赎和终傅圣事。扬·胡斯John Huss (1369-1415)在波西米亚散布了许多威克里夫的信仰。这两人都被教会绝罚，但也为欧洲的誓反教革命提供了准备。

天主教人文主义者，比如圣托玛斯·莫尔（1478-1535），鼓励艺术、文学、音乐、科技、科学和学习的振兴和重生，温斯顿丘吉尔曾说圣托玛斯是“一切中世纪最好事物的捍卫者”。文艺复兴使社会产生了许多新的修会，已经透视法写实、建筑学的发展、教育、勘探、医药、音乐和科学的新发现。这是能工巧匠和大师辈出的时代，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拉斐尔Raphael(1483-1520), 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哥伦布Columbus(1451-1506), 麦哲伦Magellan(1480-1521),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 谷登堡Gutenberg(1398-1468), 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 (1564-1616)。这也是许多伟大的圣人辈出的时代，他们与当时的世俗世界斗争。

不幸的是，某些人文主义者开始复苏那些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异教哲学和文化。信仰的狂热主义者推广考证主义，反抗教会，为誓反教革命准备好了基础。而当时教会内的任人唯亲现象非常猖獗，很多的神职教士非常世俗，对他们的亲戚朋友大开特权优待。文艺复兴时代，也经历了许多不道德和腐败的教宗们。英诺森第八Innocent VIII（1484-1492）就有16个子女，亚历山大第六Alexander VI(1492-1503)则有9个子女，以及良第十Leo X(1513-1521)则把梵蒂冈变成一个拉斯维加斯。

人文主义者铺就了通往宗教改革的道路。德国的奥格斯堡 Augsburg，雅各布·富格尔Jacob Fugger的家乡，是银行业中心，以及科隆Cologne，商业枢纽，两处成为了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天堂。伊拉斯谟Erasmus (1466-1536，天主教神父，曾与马丁路德同在一所修院，相互熟悉，尽管他是人文主义者，但他并不认同马丁路德的理念)在全欧洲散布人文主义，攻击教会。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 以及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3-1572)分别建立了路德教、改革宗、圣公会和长老会。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改革了什么。他们建立了自己信仰的教会。克兰麦用马丁路德的教导，当作他的新弥撒和许多圣公会信仰的基础，诺克斯则是加尔文和克兰麦的亲密朋友。

数以千计的天主教徒加入了路德、加尔文、克兰麦、茨温利和诺克斯的新组建的誓反教信仰。新的信仰和礼仪，迅速的在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大不列颠，瑞士和波西米亚传播起来。这些早期的誓反教革命者们，跟梵二的异端们的所做，几乎以完全一样的方式。两者都在本质上，修改了弥撒，圣事和基督的教导。直至今日，当年的这些教会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是建立在反抗天主之上的。

1523年，马丁路德把他的“主的晚餐”祈祷书翻译成了德语。三年后，路德教的牧师们开始面向人群，并宣称所有信徒都是祭司。路德相信，应该采取逐渐的变化，为了让人群能感觉到不那么颠覆。但讽刺的是，过了不久他就开始谴责那些反抗他的平信徒，他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反抗的人，更有毒，更有害，更像魔鬼的了”，但他却从来看不见他自己对天主教会所做的。

在路德教里，神父祭批，瞻礼日和唱经依然被保留着…然而更重要的，圣体被确认为主复活临在的一个圣事，但是变体论教义则被完全废除了。

1999年，美国福音派路德教会与现代天主教会，批准了《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JDDJ，该联合声明宣称双方教会对“通过对基督的信念，凭借神的恩典称义”这一观点的一致。2016年8月10日，路德教通过了《道路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Way》，宣布路德教和现代天主教会，在圣体，教会和牧职三方面有完全一致的信仰。

宗教改革时期，在英格兰使用的新弥撒，是基于科隆总主教Hermann of Wied（1477-1552）编写的一个弥撒经书。Hermann是誓反教异端马丁·布策Martin Bucer（1491-1551，前道明会修生）和腓力·墨兰顿Philipp Melancthon (1497-1560)的亲密好友。

第一本安立甘教的英语弥撒经书《爱德华六世第一祈祷书 First Prayer Book of Edward VI》，还保留了一些拉丁弥撒祷文，让人们逐步的接受变化。那些表达为赎罪而祭献目的的祷文被移除掉，或者换成雨里雾里意义含糊的奉献祷文。然后，奉献祷文就聚焦于人们的募捐，人类的奉献。克兰麦和诺克斯两人合编了《通用祈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于1549年问世，其中就包括为“主的晚餐”而祈祷。1549年圣神降临主日前，英格兰的所有神父，都必须做新弥撒。

那些拒绝做新弥撒，继续献上拉丁弥撒的勇敢神父们被拷打和处决。拒绝参加新礼的平信徒，先是被罚款，然后囚禁和处决。三年后，一切跟拉丁弥撒神圣祭献的相似之处，全部消失。安立甘追随路德的方向，饼酒的祝圣祷文被替换成“圣餐礼文”，含糊描述了最后晚餐。

神父晋铎和主教晋牧的礼仪也被改写，删除了任何提到可献祭的司祭职。1550年，克兰麦写了《爱德华圣秩书 Edwardine Ordinale》，取代了《罗马主教礼书Pontificale》。1552年和1560年还有后续版本出炉。在女王玛丽一世（1553-1558）的短暂统治下，天主教会得到了暂时的延缓，英格兰总主教Pole枢机从流亡中被召回，短暂的担任了两年的坎特伯雷总主教，直至去世。

1558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登上王位后，大多数的英国主教或去世，或被囚禁，或被流放，或因坚持天主教而被处决。她需要找一个天主教主教，以便使她的英国教会能建立在天主教主教的宗徒传承上。1559年12月7日，前奥斯定修会院长，退休主教William Barlow祝圣了Matthew Parker博士，任安立甘教会的坎特伯雷总主教。在这次的祝圣礼典上，刻意的使用了无效的祷文。伊丽莎白一世否认圣体变质论和弥撒的神圣祭献，她命令她的下属发誓弃绝这两点。Parker的继任者Grindal则仇视天主教，他说弥撒是‘可诅咒的憎恶，是对主的晚餐一个恶魔般的亵渎’。1571年他访问约克郡时，他下令拆毁所有的祭台，破坏所有的祭台石的外表，故意用在亵渎的场所。

1896年9月13日，教宗良第十三在宗徒诏书Apostolicae Curae、宣布安立甘教秩是无效的。他正式的宣布，并支持教宗儒略第三Julius III（1553-1554）和教宗保禄第四Paul IV在几个世纪前的相同教导。

杨森主义Jansenism,，敬虔主义Pietism，寂静主义Quietism对欧洲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散布怀疑论，使许多人丧失了他们的信仰。这些意识形态鼓励个人远离天主远离天主教会，鼓吹平信徒司祭职，否认天主教义、弥撒和圣事的必要性，为梵二大会铺就了道路。

康涅留斯·杨森Cornelius Jansen，法国Ypres伊珀尔教区主教（1585-1638）。当他在比利时鲁汶时，接受了迈克尔·拜斯Michael Baius（1513-1589）的异端思想。杨森主教坚持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他的天主教信仰被污染，他把天主视为一个无情的暴君。加尔文发明了预定论，杨森主义者宣传只有极少数人的得救是预定了的，大多数人都要受到惩罚。在他死后，他的书才得以出版，并在法国与荷兰地区撒播怀疑、不信和绝望。杨森主义不鼓励望弥撒，领圣体、礼敬玛利亚和祈祷。

杨森主义相信，进天堂是几乎不可能获得的，甚至做尝试也是徒劳的。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杨森主义者。许多人放弃了德性的生活，拥抱世俗，强烈的反叛一切权威，无论是世俗权威或教会权威。教宗克莱芒第十一在1713年9月8日的教宗诏书Unigenitus里，谴责了101条杨森教义。

许多感染了杨森主义的法国主教和平信徒，为共济会和法国大革命准备了基础。杨森主义者攻击教宗首席权和教宗无误论两条多少世纪以来的信仰，直到1869-1870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被正式定为信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最终确定信理的投票前，许多主教离开了大会。杨森主义者编写了本土化的，人文主义礼仪，与之后的新弥撒非常相似。尽管经过圣亚丰索St. Alphonsus（1696-1787）,圣类思蒙福St. Louis Marie de Montfort（1673-1716）和圣教宗比约第十Pope St. Pius X (1835-1914)的努力，杨森异端思想的影响还是经过了几个世纪才消退。1913年的天主教百科全书中，描述了杨森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似处：

“杨森主义在所有的异端思想中是很突出的，因其狡诈的活动，诡计和圈套，以及追随者的不坦诚为特征，特别是他们找借口依旧自称天主教，却不弃绝自己的错误……通过有技巧的躲避或挑战最高权力（教宗）的惩罚。这种行径毫无疑问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敬虔主义起源于德国路德教福音派的一个运动，在17、18世纪得以发展，并在过去这5个世纪内对欧洲的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的主张，就是马丁·布策Martin Bucer (1491-1551，前道明会神父，后遭罗马绝罚)的信仰，一种糅合了路德与加尔文的信仰。菲利普·施本尔Philipp Spener (1635-1705)则形成了路德教的版本。敬虔主义包括了梵二大会所倡导的许多信仰，如：信徒的人人皆祭司，合一运动，基于个人体验（非基于信条和礼仪）的信仰。那时候，社会上质疑教会权威已经是家常便饭的普遍现象，再加上无神论的传播和法国大革命的成功，更是如此。

这个运动影响了全世界的许多个人。约翰·阿恩特Johann Arndt1605年出版的《真正的基督教》（True Christianity），刘易斯·贝利Lewis Bayly 1610年出版的《敬虔的操练》（The Practice of Pietie），海因里希·缪勒 (Heinrich Müller)1659年出版的《从圣爱中体验基督教实践》(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 Flow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ivine Love)，这三本书影响了欧洲许多人，教人们拒绝有组织的宗教，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教。教会被视为“社区”。大卫·施特劳斯 (David Strauss 1804-1872)在1835年出版的《耶稣的生活The Life of Jesus》中攻击圣经的真实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声称天主是想象力的虚构，是“人类意识的设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受这本书的影响。

在德国，这个运动被称为“大觉醒 The Awakening”,认为那些依然相信天主和启示的人在沉睡，他们需要被唤醒，跟随新的潮流趋势。对天主的宗教，变成对人文主义的宗教；对天主的朝拜和祈祷，变成社会运动，社会服务和组织管理。类似的模式在梵二后也出现了。这些恶性的理念迅速传遍全欧洲。

奧古斯特·托勒克 (August Tholuck 1799-1877)给宗教下定义是“在神与生活之间的各种感觉收藏集”。现代主义者后来把内在的神性生命称为，生命的内在Vital Immanence。如果每个人的内在都有天主神性，那就不需要理由去朝拜天主了。

约翰·韦彻恩Johann Wichern (1808-1881)相信人民教会和“天主的人民”概念。他提倡信徒人人皆祭司，强调教会的社区和社会活动。他的高中毕业发言里，给宗教排序，把印度教的摩奴，祆教的琐罗亚斯德，儒教的孔夫子排在了梅瑟，耶稣和默罕默德的前面，并说基督教与东方智慧相比，特征非常平庸陈腐。

高卢主义（法国天主教教会自主论），是追溯至17世纪的一种谬误信仰，号称法国君主和大公会议的地位要高于教宗。1682年《高卢自由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Gallican Liberties》授予法王指定主教的权力。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主教们，反对教宗权柄并希望教会采用民主制的这些人，被称为高卢主义者。意大利其余忠贞于教宗的主教们，被称为越山主义者（越过阿尔卑斯山）。

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的米格尔·莫里诺斯神父Fr. Miguel de Molinos (1628-1696)，发展出了寂静主义，这是一种基于摩尼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消极被动概念。寂静主义鼓励人先消除所有的愿欲，甚至包括得救恩的意愿，然后平静接受一切，不要对抗诱惑。寂静主义铺就了通往主观宗教的道路（DIY宗教），和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寂静主义含蓄地否认了自由意志，否认了趋善避恶的重要性。有些寂静主义者声称贝居安修会生活Beghards and Beguines才是完美的，这是被维埃纳公会议 (Council of Vienne)在十四世纪所谴责的修会。1687年11月20日，教宗英诺森第十一在教宗诏书《Coelestis Pastor》中谴责了寂静主义。然而，盖恩夫人Jeanne-Marie Bouvier de la Motte-Guyon和弗朗索瓦·拉孔贝神父Fr.François Lacombe二人则复活了寂静主义，此二人作品被列入禁书目录。

18世纪经常被认为理性时代或者启蒙时代。这期间，法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发明了欧洲“黑暗时代”这个词，目的是显要自己，污蔑天主教会。共济会就活跃在这种环境下。

梵二大会实现了许多的合一运动和共济会的概念，比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伏尔泰Voltaire,和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等在弥漫渗透整个18世纪的观念。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导致了猖獗的无神论流行，把人类奉为神，造成信仰突变，用哲学取代宗教，冷漠了良心。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对信仰漠不关注，支持国家和教会分离，赞成革命。洛克相信存在主义：一种强调在怀有敌意或冷漠的世界中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孤立性的哲学，它认为万事万物都能只能认识外在表象，不仅人的本质是不可解释的，而且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无法解释。保禄六、若望保禄二，和许多梵二现代主义者都提倡存在主义。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无神论者，苏格兰哲学家，声称生命的基础是自我满足。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视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并相信人们不应该受到约束和限制，应该把生命建立在情绪上，免受道德的约束。卢梭把“现代主义”这个词用于无神论哲学。卢梭自己也毫不顾忌道德约束，他连续把自己五个亲生子（私生子）送进了当地的孤儿院里，自己在外面快活，不承担任何抚养的责任。这五个孩子可能都早夭。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伏尔泰猛烈的攻击天主教信仰，和天主的存在。这位多产的作家写了2000多本书和期刊，以及20000多封信。临死前，他叫来一位神父到床边试图办告解，神父问他在临时前弃绝撒殚吗，他犹豫说，现在不是再树立一个新敌人的时候，于是终傅的告解没有办成。他最后死于绝望中。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在1751-1772年期间，编辑了一套自然主义的百科全书，用来攻击天主，推广革命理念和自然主义思想。有许多法国神父参与了这个工作。

历史家Peter Fredet（1801-1856）描写了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状态：

“在法王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前，对神父和其他无辜人的屠杀，就已经在巴黎的各处陆陆续续发生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伙们的压倒一切的怒火，现在从首都横扫到王国的边界。恐怖与死亡的黑暗景象覆盖着法国；在许多省份绞架被搭建起来，而几乎在每个城市更是如此；对君主和天主教的拥护者，新的拷打方式被设计出来；从1792到1794，这个不幸的国家各处鲜血横流。

“然而，对掌握现在法国主权的煽动家来说，这些依然不够疯狂，不够叛逆；任何对天主的礼敬都是他们特别憎恨的目标；圣物和圣地被亵渎或破坏；主日和瞻礼日被废除；基督教的每个标记都被铲除；教会神圣的礼仪被替换为臭名昭著的朝拜理性女神。”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团结了法国共济会（雅各宾党），来推翻法国君主制和天主教会。在顶峰时，雅各宾共济会在全法国有至少7000家分会，估计有超过50万会员。他在1793年5月控制了政府后，就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直到1794年8月下台。

1794年6月，罗伯斯庇尔建立了最高主宰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上的自然神论宗教。一旦人们看到他正在试图扮演天主的角色，人们就受够了。他的下场来的很快，也很可怕。罗伯斯庇尔的下颚被子弹击穿，被逮捕并被关在曾经囚禁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牢房里。

这位嗜血的革命者，曾不经审判就处决了几千人，现在轮到处决他了。1794年7月28日，随着刽子手撕开包扎他下颚的绷带时的哭喊声，他在断头台上永远的寂静了。

法国，曾经的“天主教会最大的女儿”，现如今称为共济会的世界中心。1790年7月，法国通过《教士的公民组织法》，使得神父变成政府的雇员。90%的忠贞教士要么被处决，或被流放或迫害。一些勇敢的神父秘密的做弥撒，给信友办圣事。法国大革命（1787-1799）其后果就是，教会财产被没收，建立了一个裂教的教会，教士们被鼓励还俗结婚。忠贞教士给信友做弥撒和其他圣事被禁止。墨守陈规的教士越来越优先考虑世俗利益，忽视救灵的工作。曾经看似固若金汤的法国天主教会，现在崩溃了。

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第二，他的“天主教启蒙运动”在共济会的指导下进行。他开启了一个合一运动，史称约瑟夫主义，视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加入共济会的教会法律师Joseph Ebyel推崇自然神信仰，而Königgrätz教区Hay主教则告诉教士们，不要说别的宗教是假宗教。1783年，约瑟夫第二则号称有判断婚姻的权力，违反教宗权柄，允许离婚。许多天主教教士跟随他的领导。这个皇帝自己指定主教，控制修院。

1799年教宗庇护第六Pope Pius VI在流亡于法国时逝世，一切看似刺骨阴冷，以至于有些人预测天主教会的末日到了。一些法国政客和德国自由思想者甚至开始吹牛说他们终于摧毁了教宗制。在19世纪末期，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由各国统治者来选择任命主教。

《1801年教务专约》The French Concordat of 1801恢复允许天主教在法国传教，但是法国主教需要由政府提名。这就使得共济会员和现代主义者把他们自己人放在权力之位上。达尼埃洛Daniélou, Elchinger, Etchegaray, Feltin, Liénart, Lustiger, Marty, Suhard, Villot, Weber以及其他人在梵二期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意大利的共济会秘密组织被称为烧炭党Carbonari，由Giuseppe Mazzini, Camillo di Cavour和Giuseppe Garibaldi领导，传播马克思的革命理念，并积极行动，意图推翻意大利的天主教会。这场革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吞并了教宗国，削弱了教宗权力。就在这时期，意大利共济会开始渗透教会。

1871-1878年的普鲁士文化斗争Prussian Kulturkampf，是誓反教徒奥托·冯·俾斯麦试图弱化天主教会的手段。尽管天主徒占了德国40%的人口，俾斯麦还是囚禁或驱逐了一半的主教，和近2000名神父。协助教会的平信徒被关进监狱。耶稣会被整体驱逐，直到1904年才重回德国。

在此期间，25%的德国堂区被废弃，超过100万的教友被剥夺了弥撒和其他圣事。因为政府控制了学校和修院，修生就不得不服从政府的教学指导，参加世俗大学。这就使得同情俾斯麦的主教和神父占据了教会的关键位置并训练修生。在梵二召开的一个世纪前，教会的敌人就牢牢地坐在马鞍上了。

1477年创设的图宾根大学，曾是自由思想的天堂。这个大学是现代主义者的摇篮，为现代主义培养了许多领导人，为走向梵二铺就了道路。在这所大学里，天主教和誓反教双方的神学家一起工作和研究，并且有许多著名的校友，包括：

马丁路德的朋友，腓力·墨兰顿Philipp Melancthon（1497-1560），被誉为“德国的老师”，他与马丁·路德是最好的朋友与同志，是德意志宗教改革，除马丁·路德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对图宾根大学的神学课程有很大的影响。

约翰·德雷Johann Drey (1777-1853)神父，神学教授，教导信理的进化。他对约翰·莫勒Johann Möhler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约翰·莫勒Johann Möhler（1796-1838）在图宾根大学研究那些用现代哲学结合誓反教信仰的神学书。他的朋友伊格纳兹·冯·多林格 Ignaz von Döllinger，老天主教会的创立者，编辑莫勒写的书。莫勒把教会描绘成一个共融体，并强调从信理神学的历史观和怀疑论的角度，教会是一个统一的多元化的奥迹。莫勒也推崇本地话弥撒。道明会士，舍尼Chenu和龚格Congar把莫勒的信仰写进梵二《教会宪章》和《大公主义法令》里。

费迪南·鲍尔 Ferdinand Baur（1792-1860）誓反教神学家，创设并管理图宾根神学院，以及图宾根新约批判主义学院。

Anton Graf (1811-1867)和Johann Baptist Hirscher (1788-1865) 在图宾根教导并提倡本地话礼仪、各种圣餐的共融，以及一个基于圣经的信仰。

若阿内斯·库恩Joannes Kuhn 神父（1806-1887），在图宾根大学教授神学长达43年，他从不区别超性的恩宠和自然本性，并在讲座中宣传誓反教信仰。

马蒂亚斯·谢本Matthias Scheeben神父(1835-1888)使用含义模糊的神学术语，并沾染上现代哲学的谬误。谢本发明了一个多神论的概念，叫做先验综合Transcendent Synthesis。他的书在20世纪早期受到广泛的传播。谢本相信，天主教会是一个不能下定义说明的‘奥迹’。梵二采用了他对教会的定义，是一个‘圣事’。龚格Congar大大赞扬谢本对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阿洛伊斯·施密德Alois Schmid 神父(1825-1910)是慕尼黑的神学教授，他说应该用历史和圣经的角度来批判性的审视信理。施密德相信，圣经中记载的神启教理和奇迹，应该被质疑，并进一步分析。

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1851-1930)是路德教的神学家，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他质疑天主教信理的真实性，用历史批判的方式解读圣经和历史。卡尔·巴特Karl Barth是他在图宾根的学生，拒绝承认天主和人类之间的联系。

卡尔·亚当Karl Adam神父(1876-1966)毕生都在图宾根以教书为职业。非天主教徒高度赞扬他对合一运动的贡献。他致力于礼仪改革实验。

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是路德教神学家，是圣经怀疑论者，曾自称是“《新约》非神话化”的倡导者，并推崇存在主义。

罗曼诺·郭蒂尼Romani Guardini神父(1885-1968)是现代主义者和礼仪改革主义者，他曾在图宾根大学学习。

现代主义者孔汉斯Hans Küng神父和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神父（本笃16），都曾在图宾根大学教书。

今天的许多现代主义者都跟随巴特、孔汉斯和其他人的图宾根圣经解读法的错误信仰。这个解读法声称：“福音书的作者，不是认识耶稣的同时代的人，而是一个世纪后才冒出来的伪造者写给我们‘基督教的神话。’有些人声称历史上从没有基督这个人，也没有人从白冷的马槽里诞生过…”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采用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不可知论的前提，相信人类本质是有缺陷的，所以人类从天主创造的世界里，永远无法知道天主。康德说神启是不可能的，因果律也难以证明。他推崇基于人类理性的人类自治和道德。

如同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康德相信人们无法知道事物的真正本质，而只能知道事物的表象。如果一个人在任何事里都永远找不到绝对确定的把握，那他的生命就变成一种DIY，没有操作手册或者规则。因为梵二神学建立在否认天主，否认神启之上，那么梵二神学始终在不断的变化，也不奇怪了。这个梵二现代教会也采取了康德的伦理相对主义的信仰。

费利西泰·德拉梅内Félicité de Lamennais(1782-1854)是背教者，他放弃了司铎职，1834年被绝罚出教会。他希望教会采纳法国大革命的理念。

在维尔茨堡的护教学教授赫尔曼·谢尔神父Herman Schell(1848-1906)，蔑视教会权柄，给他的学生教导东方的宗教，并推广康德和尼采的信仰。谢尔是合一运动鼓吹者，倡导所有信徒的普遍祭司职，反对经院哲学，称自己的追随者是“进步的天主教徒”。他的第一本书从未得到主教的批准，他的后三本书被列入禁书目录中。

谢尔的思想和信仰，在梵二后变得非常流行，并体现在许多的梵二文献中，这是拜孔汉斯、呂巴克和拉内所赐。教宗庇护第十所尊敬的神学家Ernst Commer神父对谢尔的思想评论说：“在他神学的每个领域，都有错误。”教宗良第十三谴责谢尔的对圣三的异端概念，以及谴责谢尔否认原罪、大罪和地狱永罚。谢尔极度轻视圣洗圣事和终傅圣事的有效性，还相信死亡是一种类似圣事，可以让未领洗者得救。圣教宗庇护第十把谢尔的信仰称为一种新毒药。

莫里斯·布隆德尔Maurice Blondel(1861-1949)是法国平信徒哲学家。他相信一种内在力量，叫做生命的内在Vital Immanence，这股内在力量可以打开通往天主神性的大门。他对超性的事物和自然的事物不做区分。他的信仰类似于异端的伯拉纠主义Pelagius（354-418），相信凭借自然行为就能得到超性恩宠的功劳，凭借自然美德就足够获得救恩。他相信，信仰不过是人类的雄心罢了，不是超性的德性。梵二参会的现代主义者舍尼，吕巴克和龚格都教导布隆德尔的异端信仰。

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1851-1930)来自柏林，是路德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声称天主教会曲解了福音教导。他否认荣福圣三，否认耶稣基督是天主。阿道夫哈纳克相信耶稣仅仅给人类揭示了天父而已。他也不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有形的教会，他还教导围绕着耶稣这个人，逐渐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教会。舍尼、拉内都接受了他许多的错误信仰。

他的学生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5）协助创立了普世教协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并且影响了20世纪的誓反教思想。巴特以非天主教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梵二大会。

阿尔弗雷德·卢西Alfred Loisy 神父(1857-1940)是巴黎天主教大学the Institut Catholique of Paris（1890-1893）的圣经批判者。卢西相信，信理是人类编造的，而且一代一代的不断发生着变化。

他否认圣若望福音的真实性，他把神学家的观点置于天主的法律之上，他开启了人本主义的新宗教。他被普遍认为是天主教现代主义的奠基人。1908年3月，卢西被教会绝罚。至圣圣部把卢西的五本书都列入禁书目录中。他之后在巴黎的法国学院the Collége of France教宗教史（1909-1932）。为他写传记的作家，跟他交流后，认为这位被绝罚的异端，本质上是一个喜欢被关注的无神论者：

“我知道他不再是一名基督徒，尽管他总是自称是某种天主徒，但是我相信他跟我一样，是一个唯心论者和无神论者。他告诉我，在20年前，他就不再相信灵魂、自由意志和来世的生命了…”

根据Albert Houtin的证言，卢西在1907年就承认在过去的21年里，尽管在这期间他依然每天做弥撒，但他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天主，来世的生命，或者任何超性和灵性的事物了。

卢西的自传说，“至少在29岁（1886）时，他对历史的研究，就让他放弃了圣经和信理是绝对真理的信仰。”贝亚Bea枢机、达尼埃洛Daniélou枢机和Alfrink枢机相信，梵二文献《天主的启示宪章》正式的接受了一种对福音书的批判法。卢西的立场，现在被接受了。

乔治·泰瑞尔George Tyrrell(1861-1909)耶稣会爱尔兰神父，从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改宗天主教，但是在阅读布隆德尔的作品后，丧失了信德。他的亲密好友弗里德里希·冯·赫格尔Friedrich von Hügelh平信徒作家（1852-1925）说过：“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有真的事物，但是把一切虚无都汇集起来，却是宏伟的。” 泰瑞尔相信，在平信徒中永居的圣神，就是居住在群体中的天主。他谴责信理，否认基督的复活，否认永不谬误的信仰宝库。

他相信神学是不断进化的，神学应该以个人经验为基础。泰瑞尔还相信教宗和圣统制是人造的机构，他把教会称为“圣事”，对现代主义含糊其词，说“有多少个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现代主义。”他还相信任何平信徒都是传教士。龚格把他的这个观点变成梵二文件里信徒普遍祭司职的概念。

泰瑞尔认为伦理道德之标准，要以社会流行的观点来制定。如今这个概念弥漫在全社会里，造成了猖獗肆虐的道德沦丧，信仰丧失和广泛散布的无神论。

他死后出版的书《处在十字路口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at the Cross-Roads》，描绘了他的普遍宗教观，一个没有等级结构的教会，信仰和道德由个人决定。今天的方济各就追随了他的思想。1906年泰瑞尔被耶稣会除名，他声称尽管他还活着，但是心却已经死了。1908年，他被教会正式绝罚。有些人相信他是不可知论者。

驻巴伐利亚的教宗公使，Frühwirth枢机(1845-1933)允许传播现代主义，免了教士的反现代主义誓言，允许现代主义者自由行事。

整个19世纪，共济会员、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与英格兰、爱尔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非天主教领导人联合在一起。巴黎的枢机主教Suhard（1874-1949）描述现代主义的传播网络说：“一个超过省份、国家的关系网正在编织中，已经达到了世界性的程度，一个共产主义化的人文主义，一个全球化的文明。”

1868年的光荣革命对西班牙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这个时代的动乱体现在了伊莎贝拉女王二世的告解神师，圣安多尼·加烈Anthony Mary Claret（1807-1870）的人生中。邪恶的神父和共济会员试图谋杀这位令他们麻烦的古巴总主教。当他回到天主教西班牙时，教会的敌人诽谤他，试图用炸弹、匕首和手枪来暗杀他。他曾经收到一个装着死人的棺材，里面的字条写着：“很快别人就会这样看到你。”

某次，一个深夜，有人紧急叫圣人去终傅一位“临终病人”，其实是杀手持手枪假扮病人躺在床上，直等圣人开门的时候就开枪，然而等圣人赶到时，奇迹发生，这杀手此时已经的死了。圣人推门出来，对这场暗杀一无所知，告诉杀手在外等待的同伙，为何不早点叫他来终傅，因为他的朋友已经死了。圣人在自传中写道：

“无论何时，我总在思考针对这些极大邪恶（反天主教）的补救措施。在经过许多思考后，我清楚的看到，针对这些毒药的最好解药，就是培养好的神父，有学识，有德性，有热情，常祈祷。与此同等必要的，还有给各个阶级的年轻人讲教理，讲道理，推广好书和好宣传册。”

欧洲现代主义者有着最容易的路径来渗透天主教会。梅西耶Mercier枢机（1851-1926）保护比利时的现代主义者们。渗透者们在普鲁士文化斗争的时候，进入了德国的修院里。在图宾根，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着未来的教会领导人和神学家们。

另一方面，法国政府所挑选的主教们，在为其他人铺就道路。因为许多的现代主义者“神学家”们是高产的作者，在知识界非常受尊重，他们的书和文章狡猾的把真理和谬误掺在一起，在梵二前的几十年里，对读者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现代主义者作者如，博杜因Beauduin, 博特Botte, 布耶Bouyer, 舍尼Chenu, 龚格Congar, 达尼埃洛Daniélou, 吕巴克De Lubac,德克曼Diekmann,埃拉德Ellard, 荣格曼Jungmann, 孔汉斯Küng, 马提莫尔Martimort, 帕斯Parsch, 拉内Rahner,拉辛格Ratzinger, 罗盖Roguet, 施雷贝克Schillebeeckx和冯·巴尔塔萨von Balthasar。他们的异端理念如洪水般泛滥在修院、教区和修会中。教会官方的出版社，如明尼苏达州的礼仪出版社Liturgical Press和比利时的Desclee，在全世界范围内散播这些现代主义信仰。

在梵二前的几十年里，现代主义者们已经把一些天主教神学术语和礼仪术语替换为现代主义术语了。拉丁弥撒的两个部分：预祭—（保守者弥撒、慕道者弥撒）和正祭（信友弥撒），被改成了圣言礼仪（圣道礼仪）和圣体礼仪（圣祭礼仪）；圣洗变成入门礼，告解变成和好；婚配变成婚姻；临终傅油变成病人傅油。以及大量使用非天主教的词汇，天使、圣餐、主的晚餐、圣餐祷告、手领圣餐、基督徒团体、普世信友皆祭司。

尽管打着科学和历史事实准确的旗号，现代主义者宣传拒绝天主教信理和一部分的圣经，这本质上是信德的丧失。这是一种新的宗教，建立在个人感受和个人偏好之上；是道德相对主义体系的产物，道德相对主义允许人们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根据自己的意愿生活。

亨利曼宁Henry Manning枢机，称这个现象是，自治自主的道德。现代主义是如此的宽泛和广布，可以容纳进所有的宗教，但是却完全没有任何的信德。有适度的现代主义者，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和秘密的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其实是否认一切不可谬误教理。因为它认可一切生活方式都是对的，所以从实践上，就否认了超性的生命，完全着眼在这个尘世生命上。现代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形式，是对天主教会的精神性的反叛。

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倾向于用自己的思想取代宗教，因为它精确地渴望人本主义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尘世伊甸园，而不用必须等待那超越尘世之上的事物。

英格兰《独立报》的宗教版编辑Andrew Brown写道：对我而言，如果你把天主的一切权力都从这个世界拿走，使这个世界对天主漠不关心，那你不仅是个异端，更是个无神论，无论你的主教职务履行的看起来有多么好。

因着骄傲而跌倒的撒殚，给追随者们在这尘世里开出了诱人的报酬。现代主义就是撒殚的特别创造，为得是哄骗人灵，摧毁他们的信德和道德。整个梵二就是由恶魔般智慧所设计和计划的。撒殚的代理人们新造了一个冒充的教会，利用天主教会的建筑设施，在里面进行以人为本的敬拜，并散布异端教义。

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虔诚的犹太人），是芝加哥一位知名的革命者。他的书《激进者的规则：为现实主义激进者的实用手册》中所提到的原则，可适用于信仰革命，特别是他提到的内部渗透原则的重要性。这本书明白的是奉献给撒殚路济弗尔的礼物，阿林斯基在作者感谢页写道：“…人类所知的第一个反抗权威的激进者路济弗尔，做的如此有效，以至于他至少给赢得了属于他自己的王国。”

来自不同民族、地区和社会阶层背景的人，团结在一起从内部试图摧毁教会。他们整个计划的每个方面就如一个复杂拼图的每个零片，相互勾连。当所有的小零片都就位时，现代主义者就最终达到他们的目标。在梵二进程中，现代主义者们就采用了“先诱导，后调包”的政治技巧，先提议做小改动，然后做本质性的变动。使用熟悉的词改动，看起来似乎没有变化。而大会主持人歪曲会议规则，噤声反对者。自现代主义者一开始就控制了大会，所以几乎不能表达什么反对立场。

梵二对教理和崇拜的改变是革命性的，彻底上下翻转颠倒了天主教信仰。英语Revolution（革命）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volvere翻转颠倒的意思。

人性被加冕，而天主则被罢冕。

礼仪变成了社交，不再是朝拜天主的形式。

人类应该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再是追求永恒的生命。

基督的人性被强调，而基督的天主性则被迂回式的否认。

自然界变成了“恩宠”，而原罪的效果则被忽略。

救恩被授予了所有人，不再需要靠努力和祈祷而挣得。

最后的晚餐桌成了最显眼的，而圣体龛则被隐藏在一旁。

拥抱世俗精神，不再追随基督拒绝世俗。

当时，现代主义者们提倡以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的新宗教时，许多人都中了圈套。这套新宗教更容易更轻松，因为其重点已经不再是个人行为对天主要负的责任了。现在个人能决定生死了。

1）渗透 把现代主义者置于关键位置上。那些招募进修院的人，被许以报酬和名声。教授、学生和高级教士都很愿意协助。现代主义像一个高度协调的机器，能把自己人快速的送到高层去。

2）背离正轨 借着教会的合法运动名义（指庇护十二在20世纪50年代的礼仪改革运动），现代主义者的真正动机就看不见了。奥地利的皮乌斯·帕斯神父Pius Parsch，比利时的兰伯特·博杜因神父Lambert Beauduin和当·波特神父Dom Botte，法国的路易斯·布耶神父Louis Bouyer，奥杜·卡瑟尔神父Odo Casel，罗曼诺·郭蒂尼神父Romano Guardini，和美国的维吉尔·米歇尔神父Virgil Michel，戈弗雷·德克曼神父Godfrey Diekmann，杰拉尔德·埃拉德神父Gerald Ellard，马丁·黑尔里格尔神父Martin Hellriegel，为了不被怀疑，他们获得了教会的礼仪专家的允许，各自进行礼仪实验。

当时，教宗庇护十二鼓励圣经研究，于是现代主义者，多明我会的玛丽·若瑟·拉格朗日神父Marie-Joseph Lagrange，贝亚Bea枢机和Alfrink枢机等人推广历史批判主义的圣经分析法，这其实是一种对圣经记载真实性的怀疑主义。

龚格Congar, 达尼埃洛Daniélou和吕巴克De Lubac，利用教父们的研究作为烟雾弹，以回归教会早期方式为借口，试图对礼仪进行重大改变。

教宗庇护十二在1947年谴责了这种古物主义。

传教士历来的任务，都是劝化异教，使其皈依天主教。然而，梅西耶Mercier枢机、贝亚Bea枢机和约翰内斯·维勒布兰兹Johannes Willebrands主教却发起了合一运动，核心是与异教建立对话，而非劝化皈依天主教。

3）引起关注 现代主义者们在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使现代主义看起来像是一场自发的、信仰导向的、广泛的运动。这些巧妙混杂着真理和谬误的文章，使许多的神职、修生和教师放下戒备，不知不觉中被现代主义思想洗脑，并给他人传播。于是，现代主义如野火般散布开来。

参加了梵二的沉默的大多数主教，对当时许多提议的异端概念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们对这些已经非常熟悉。虽然许多主教并没有积极的推广现代主义，但是大多数并没有制止，或者反对它。

4） 招募帮手 当参会的现代主义者们，在罗马的Domus Maria成立了一个组织后，吸引了很多理想主义者不知不觉的在散播现代主义思想。这个组织联合了欧洲的现代主义主教联盟，南美主教和非洲主教，允许现代主义者们每周给参会的1800名主教发公报，邀请他们参加洗脑讲座。当现代主义变成“时髦”玩意后，这些新成员就支持合一运动主义，集体主教制，和更改礼仪。

5） 灌输洗脑 现代主义者劝说那些传统思想的主教们要思想开明，要“与时俱进”，要“相信专家”。这种“再教育”（洗脑）的确把许多坚定的天主教徒改造成狂热的进步人士。

6） 使大众持续困惑 有意识的采用含糊的术语，来掩盖信仰的本质的改变。现代主义者相信，大多数主教不会注意到天主教术语是否跟异端术语混杂使用。就好像炒菜，如果放的调味品比食材还多，那就很难判断出有哪些食材了。

天主教的运动，促进信德，增加虔信。而现代主义者，则打着天主教的旗号，传他们的道，把灵魂引到背教和信德丧亡之路上去。

这些披着羊皮的狼群，虚伪到令人感到可怕。他们所谓一切要变得更“牧灵”，而实际上，则带领着羊群走向的屠宰场。

以下是一些政治话术策略总结，被现代主义者广泛的应用。

天主教会的教导是永远无误的，是清晰的，是简洁的。而现代主义者写的许多书，冗长且困惑，啰嗦且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他们从不清晰的描述天主教信仰，却用一堆互不相干的理念和空洞的措辞堆砌出一个杂货铺，其目的就是刻意制造困惑。他们号称放开思想，不存偏见，但却要求别人跟着自己的步伐。他们经常用“学术自由”当成借口，攻击信仰。

共济会、共产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以世俗人文主义为基础的思想，现代主义者吕巴克神父Lubac自己，就把这三种主义称为“无神的人文主义”。它们都否认超性的存在，如天主和教会。世俗人文主义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把人类理性奉为神明，取代真天主，让人们自行决定自己的信仰和伦理标准。

修院培养修生的标准课程，包括两年的哲学，之后是四年的伦理和信理神学。教会法，圣经研究和许多的其他课程都包括在这六年的培养期内。修会的修生，则多加一年的修道院见习，来增进灵性生命。在整个培养期内，向年轻修生传授神学、礼仪和伦理原则，使他们学习到德性增长，不懈祈祷。在梵二前，许多的修院长和修院教授破坏了数以千计充分信任他们的修生们的信德。他们极度轻视灵性生命，给予错误的伦理指导，教导异端思想。英国著名作家，共济会员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曾经在诗里描述过这方法“哦，当我们最开始行骗时，我们就编织了多么复杂的网啊。”

修生晋铎为神父；神父晋牧为主教和枢机；然后枢机选举教宗。现代主义者们，因为在高层有保护者，所以爬晋升的阶梯非常快。那些藏在罗马领下、主教冠下和枢机袍下的豺狼们，是为了更容易的欺骗羊群。这些伪装的效果非常好。尽管人们经常恼恨邪恶，然而他们却经常被伪装为无害的，甚至伪装成美善的邪恶所欺骗。虽然在梵二召开时，参会的传统传统思想主教占人数大部分，但是，事情的变化却很迅速；参会的许多年轻主教受到了现代主义的感染，并带来了现代主义的咨询顾问。

其他人则来参会时是天主教徒，离开时已经成为现代主义者或者现代主义同情者。信德一旦妥协，就很容易的失去。一些曾经很能干的主教，但缺少深入的灵性生命，以及对天主教信理的全面知识。在第二会期时，许多主教拥护梵二的极端改变，和世俗精神。沉默的大多数依然对现代主义者的破坏保持消极态度。从一开始，他们的信德就不大。勇敢地反对梵二改变枢机和主教们最后输掉了斗争。因为他们寡不敌众，所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用。

在二战时，德国党卫军曾经策划狮鹫行动，伪装成美国宪兵，给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和困惑。这个计划非常杰出。有谁会质疑穿着宪兵服的军警呢？虽然一小群白蚁不能破坏整个房屋，但如果在房屋结构的关键位置出现了蚁穴，那就不一定了。

虽然在20世纪早期，天主教会整体看似晴朗安定，但是已经承受着秘密的，和公开的攻击。1910年的葡萄牙，1917年的俄罗斯，1936年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共济会都在攻击教会。法国政府从1682年起，就有挑选主教人选的权力，更从1900年前后驱逐了许多修会的神职和会员。现代主义者，共济会员和共产党员，利用共济会的各个会所当掩护，像潜艇在水下一样秘密攻击着教会。最后，他们终于把一个自己人扶植到了圣伯多禄的位置上。若望二十三召开了梵二大会，来摧毁天主教会。

许多人都是同一个教授的学生，或者都与某些现代主义者紧密联系

许多作家、教授和修院长影响了数以千计的未来一代。

由于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身份，他们说服拉拢了许多人。

许多自年青时踏进修院，多年从未回过家的修生。

有许多的现代主义者自幼失去父母或亲人，造成他们唯独只听从他们的长上。（贝亚Bea枢机和Alfrink枢机都在一岁时丧母）

许多晋升速度极快的人，从神学教授到修院长，到主教，再到负责重要教区的枢机。

现代主义就像一座在看似平静世界中的休眠火山。甚至连续几任教宗多次警告危险，但只有少数人听从。一旦岩浆（假教理）开始喷发，毒气烟云（丧失信德）笼罩大地时，再去寻求预防性措施就太晚了。严重的损害已经造成，其中大部分是永久性毁坏。教会再也回不到她之前的状态了。

通过梵二前的长期渗透，现代主义者的军师们，就好像成功的商业领袖，通过天主教的机构设施，散播有毒的信仰。

撒殚懂得人性本来脆弱，也意识到人们通常会选择走阻力最小最省事的路径。如果一所学校许诺学生不再布置任何家庭作业的话，所有人都会来这里。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任何规矩要求，那肯定吸引百万人参加。梵蒂冈第二次大会就是这样，创造了一个大杂烩自助餐式的宗教，任君选择。

必须承认这些现代主义者是很聪明的，他们相互紧密联系，把聪明才智用来帮助撒殚创造一个假教会的工作上。

弗兰茨·科尼格Franz König，卡尔·拉纳Karl Rahner和嘉禄·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若望保禄二）都是有天赋的礼仪学者。

龚格Congar教导，信友分享普遍祭司职Universal Priesthood of Believers。

孔汉斯Hans Küng和施雷贝克Schillebeeckx否认基督是天主。

吕巴克De Lubac否认圣体中有基督真实的临在。

龚格Congar，杰拉德斐利浦Gerard Philips，拉纳Rahner，和拉辛格Ratzinger（本笃16）撰写了梵二文件。

贝亚Bea枢机、格雷戈里·迈耶Gregory Meyer总主教（芝加哥教区）和Alfrink枢机推广一种现代主义的圣经批判研究观点。

舍尼Chenu，达尼埃洛Daniélou, Döpfner, Frings, Häring, 和Léger等人教授现代主义。

阿希尔·利纳特 Achille Liénart, 孔汉斯Hans Küng, 和马克西莫斯四世Maximos Saigh IV鼓励人们质疑一切。

埃尔德·卡玛拉Hélder Câmara（巴西总主教，社会主义者，解放神学的主要推动者）和弗兰茨·科尼格Franz König是解放神学和马克思原则的提倡者。

保禄·古永Paul Gouyon，拉辛格Ratzinger和嘉禄·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一起工作，创造主教团制度，削弱教宗权柄。

Döpfner, Frings, Hélder Câmara, Ritter, Rugambwa, 和Suenens出面组织现代主义者。

Bea, Cushing, De Smedt, Grillmeier, Heenan, Henríquez, Meyer, Murray, Rahner, Ritter, Sheen, Shehan, Suenens, 和Willebrands提倡合一主义，宗教无差别主义，信仰自由和普遍救赎论。

Baum, Bugnini, Diekmann, Gouyon, Hallinan, Journet, Jungmann, Lercaro, 和McManus在一起工作，摧毁弥撒和七件圣事。

为了欺骗广大人群，现代主义者渗透进修会中。

本笃会拥护礼仪改革，因为本笃会士通常被认为是礼仪专家，在梵二和梵二以后，他们都很有势力。

多明我会曾是神学大师。对异端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多明我会修士服更好的伪装呢？有谁会去质疑一个“天主的宠儿”呢？

耶稣会是出类拔萃的教师。“学识丰富的”耶稣会神父领着数不清的天主教徒走向邪路，仅仅因为许多人认为他们是神父，所以一定就是对的。

虽然有一些会士对教会依旧保持忠贞，但也有很多会士追求变化，支持现代主义和合一主义。他们是现代主义豺狼的猎物，现代主义者采用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不择手段的策略，他的《君主论》里说，做事要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凶狠。现代主义者就是如此，为达目的敢做一切他们认为必要的事，而且非常非常成功。他说，“当信守诺言对自己不利时，聪明的统治者就不能，也不应该信守……因为人类是邪恶的，也不会对你保持忠诚，你也不用对他们保持忠诚……但是，要懂得如何隐藏狡猾是最基本的，还有要懂得如何做一个聪明的骗子和伪君子。”

现代主义者的革命对天主教的信仰、礼敬和实践造成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以至于梵二后形成的这个现代教会的教徒，与生活在梵二前的天主教徒几乎没有相同之处。这个现代教会不是基督建立的天主教会，而是一个假冒的赝品。

虽然这场革命看似无人领导，但撒殚构思了这场计划，制造了疑惑和怀疑论。虽然现代主义者否认神圣天启，但他们却期望人们毫不怀疑的服从他们。现代主义者搞的主教团制度，实际上废除了教宗存在的必要性。

如同随风飘散的野草种子，一旦发现一块肥沃的土壤就立刻扎下根，现代主义者渗透进天主教机构里，造成修生、神父和平信徒产生疑惑，并质疑一切教导。现代主义者的“拆迁专家”散播怀疑的种子，摧毁一切残存的信德。因为找茬反对，总是比证明更容易些。想一下政客辩论，他们不需要提出一个比现行更好的计划，要做的无非就是攻击对手。

世界各地的热心人在到处推广这个新宗教，新礼敬和新实践。现代主义具有一种能激动人心的社会运动的外表和感受，通过高喊错误的运动口号，人们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想。格里高利·包姆 Gregory Baum（加拿大神父，神学家。1960年代，他在合一主义，宗教间对话以及天主教会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工作在北美和欧洲闻名），放弃了神职，还俗后与一位离过婚的前修女结婚，他号召“在新的焦点目光下，要重新阐述历史所有的教会教导。”他曾是同性恋，也参与过编写梵二文献。

现代主义这个词很诱人，因为它看起来在讲当代流行，且被社会所接受的事情。但惊人的是，在现代主义里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现代的，不过是把旧的异端思想重新包装而已。本书会列举许多的现代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异端作品，讲演，或与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这不是说现代主义者说过每句话，或是做过的每件事都是异端。其自然一些人，是因为跟现代主义者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然后就受其影响变成了现代主义者；而其他人则是用毕生的精力来攻击基督的教会。让天主来最终审判他们吧。

胡志明的口号是“必须对受过教育的、有钱人、地主和保皇派斩草除根”，并处决了两百七十万北越人。于是，近两百万北越人逃往吴庭艳总统的南越政权寻求庇护，免于处决与折磨。越共势力的战争，达30年之久。作家William Andrews说，在1957-1964年间，越共暗杀了7200名南越当地官员、教师，为的是推翻吴庭艳总统的政府和制造恐怖。

甚至于，1962年6月23日的日内瓦协议规定，老挝是中立国，但仍有1万名越共士兵驻扎在老挝。他们很快就控制了老挝的一半领土。与此同时，有1万5千名越共游击队渗透进南越，配合越共部队从侧翼进攻。美国参战试图阻止越共夺权，但是华盛顿对战场局面的独断专行，以及美联社AP的连续负面报道，导致了吴总统的崩盘。

普遍认为，是南越陆军将军杨文明计划并实施，由美国CIA提供支持，在1963年11月2日对吴庭艳总统兄弟俩实施了暗杀。暗杀发生在杨文明承诺安全护送二人的装甲车内。CIA和肯尼迪政权不仅完全知晓此次阴谋，并且批准同意实施，并对政变者表示，美国不会干涉或阻止。暗杀发生后的20天，肯尼迪总统在德州达拉斯也被暗杀身亡。

在暗杀听证会上，胡志明说，“我真不敢相信美国人会这么愚蠢。”越共中央政治局称，“11月1日政变的结果将会与美帝国主义者的打算相反……吴庭艳是反抗共产主义最激烈的人之一。吴廷琰会作出任何事情来试图扑灭共产革命。吴廷琰是美帝最能干的‘傀儡’之一……在南越流亡海外的反共分子中，没有人有足够的政治资产和能力能让其他人服从。因此，这个政权不会稳定。”

在11月政变前，越共承认，南越控制着三分之二的人口，设立了超过3500个战略堡垒。越共进一步承认，他们派遣了超过4万名干部和士兵在1963年底前进攻南越，但是吴总统不仅击退了越共还不断的取得胜利。

一旦吴总统被移除掉，越共就混杂在社会中各个地方，四处开商店，甚至把商店开在美军基地里。他们受到信任，极少被发现真实身份。许多越共士兵的妻子就生活在南越，并给越共间谍提供庇护所。越共通过胡志明小道，老挝和柬埔寨，运输苏联和中共武器。越共将军武元甲，一开始手下只有34个兵，到最后指挥超过一百万人。

而美军这边，士气和战斗力被随手可得的鸦片和海洛因大大降低，又被美联社和共产党的不断负面宣称搞得士气全无。国内大学生、政客和名人们，包括简方达（绰号河内简）在四处宣传共产党的立场。美国共产党则在大城市和大学里，掀起各种游行示威，制造暴乱，鼓吹拒绝服兵役。甚至，即便美军取得了每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且有更强大的武器的情况下，越共和北越军通过宣传、游击战和渗透，依然成功的促使美国放弃了越南战争。

1968年，越共对美军和南越发起春节攻势，历时两个月并失败；但如胡志明所预计，美国已经对战争感到疲倦。与此类似的是梵二会期时，许多主教已经对与现代主义者的斗争感到疲倦，于是边加入了他们。那些在二战时受到苏联或纳粹保护的主教们（弗兰茨·科尼格Franz König，卡尔·拉纳Karl Rahner、嘉禄·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孙能士Suenens），或者被圣部（Holy office）保护的吕巴克De Lubac，则能继续他们的破坏性工作。举例来说，嘉禄·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怎么能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下，可以去露营、去玩划艇一个月，可以去教书，而不被秘密警察盯梢骚扰，而其他的波兰主教、神父和平信徒则要么被逮捕、被拷打和处决？

这些精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异端神学家们参与编写了梵二文件，他们是：舍尼Chenu，龚格Congar, 吕巴克De Lubac, 孔汉斯Küng,拉内Rahner，施雷贝克Schillebeeckx。他们忽略掉“神父”头衔，因为他们只希望以“神学家”的身份，而非天主教神父的身份而露面。有趣的是，几乎找不到这些“神学家”们任何的做弥撒、念日课或祈祷玫瑰经的照片。除非他们放弃掉神修责任，否则他们哪来的时间写几千篇文章，数不清的讲座，在世界各处旅行？梵二用再教育和洗脑技术，把天主教的主教们转变成傀儡，用橡皮图章批准这些异端文件和他们的激进改变。全世界的主教们忠贞的参加由舍尼Chenu，龚格Congar, 吕巴克De Lubac, 达尼埃洛Daniélou，约翰·穆雷John Murray和施雷贝克Schillebeeckx的再教育讲座，支持了现代主义，和摧毁弥撒以及其他圣事。

天主教领受了神品圣事的神职，其任务是教导，带领灵魂。带领羊群走天国之路是他们严肃的使命。可悲的是，被现代主义影响的神职，带着许多人走向了歪路。这种角色翻转在共产主义国家非常典型，共产党领导人常常任命无神论者担任宗教局长，任命罪犯担任警察局长。教宗庇护十二和罗马教廷为对抗这诡秘地损害信仰的现代主义新神学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当时，现代主义神学家被视为蓄意破坏者和灵性生命的杀手。1933年，派契利枢机Cardinal Pacelli（未来的庇护十二），称纳粹是“充满撒殚骄傲的假先知”，和“一个新福音新宗教的抬轿人”。现代主义者也完美地符合这个定义。

现代主义者不是试图帮助别人的，思想单纯的进步主义者，而是批着羊皮的凶猛豺狼。一旦随着庇护十二的去世，阻拦他们的障碍就不在了。紧接着，若望二十三和保禄六中立化罗马教廷后，现代主义就掌握了最高权力。人数占少数的现代主义者就有了惊人的影响力。那些掌权者就挑选相同思想的助理主教们和狂热的神学家们（异端者），来协助他们创立这个假冒伪劣教会的邪恶任务。这个现代主义者核心集体，在各条战线上，在世界各地，都有着良好的组织，都有有影响力的主教。

有两者类型的现代主义者：从不伪装的豺狼，和穿着羊皮的豺狼。这两种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欺骗了广大教友。

激进的神父：爱德华·施雷贝克Schillebeeckx，卡尔·拉内Karl Rahner,孔汉斯 Hans Küng, 约翰·穆雷John Murray, 伯恩哈德·哈林Bernhard Häring, 玛丽-多米尼克·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他们的作品把许多人带向了邪路。他们极少隐藏自己的异端信仰和真正的动机。对现代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作品是绝对必要的，并为他们获得了世界上的名声。通过他们的写作、教导、办讲座，利用大众媒体，他们是发动变革的前线人员。

主教们：安尼巴莱·布格尼尼 Annibale Bugnini，Karel Calewaert，埃尔德·卡玛拉 Hélder Câmara，Emile De Smedt，Manuel Larrain, Stephen Leven, 和Paul Hallinan。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来提拔现代主义异端者。

枢机们：Bernardus Alfrink, Augustin Bea, Yves Congar, Richard Cushing, Jean Daniélou, John Dearden, Raúl Silva Henríquez, Henri de Lubac, Julius Döpfner, Josef Frings, Giacomo Lercaro, Franz König, Albert Meyer, Paul-Emile Léger, Achille Liénart, Joseph Ritter, Lawrence Shehan, Leo Suenens, Urs von Balthasar, Hermann Volk, 和Jan Willebrands。他们用自己显赫的位置来改变信仰。他们选出自己的现代主义代言人做“教宗”，确保他们做的变化能永久的保持在假教会里。

假教宗：他们快速的攀爬到顶，造成了信德的可怕丧亡。之后的章节里会讲述他们的生平。

若望二十三 John XXIII (Angelo Roncalli)

保禄六 Paul VI (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

若望保禄一 John Paul I (Albino Luciani)

若望保禄二 John Paul II (Karol Wojtyla)

本笃十六 Benedict XVI (Joseph Ratzinger)

方济各一 Francis I (Jorge Bergoglio)

有趣的是，名单中的第一个（若望二十三）和第六个（方济各）通常被称为革命者。这种称呼绝不可能用在基督在世的代表上。

在这个新宗教里，个人的选项是无穷的：为传统教友，提供了圣统制，堂区，学校，祈祷，一个新式的誓反教风格的弥撒，不同的圣事，被篡改的玫瑰经，和一些基本的传统信条。对其他人，则是一个新时代的新宗教，灵气疗法，瑜伽，超觉静坐，迷宫，信仰治疗，神秘体验，咒语召唤等。在这个新宗教里，居然能找到这么多多元化的东西，真令人难以置信。

随着梵二被深入的分析，越来越多的内在联系显现出来：行动的路线，话术风格，人员，和机构。大多数的现代主义者说起话来，就像克隆人一样，只会鹦鹉学舌般的重复着人本主义的废话胡话。把若望二十三的文字，跟方济各的进行对比，两者都充满了含糊和空洞的平庸。因为写这些文字的本意，就是为了故意误导人，而不是真正给人指导。有些幼稚人认为，针对教会的阴谋是不可能的。那么请问，撒殚为了摧毁教会，已经做了两千年的破坏工作，他为何现在要停止呢？发动一场革命并不难，只需要根据规划好的步骤，就能成功。圣经也谴责现代主义者，“这样的人自称认识天主，但在行为上却否认天主；他们是可憎恶的，悖逆的，在一切善事上是无用的。（第1:16）”，“那说「我认识他」，而不遵守他命令的，是撒谎的人，在他内没有真理。（若一2:4）”

不幸的是，许多如圣人般的美国枢机们，在离梵二召开前不久就去世了，他们是Mundelein 和Stritch (芝加哥教区), Mooney (底特律教区), Glennon (圣路易斯教区), O’Connell (波士顿教区), Keough (巴尔的摩教区),和Hayes (纽约教区)。接替他们的是现代主义者Meyer, Cody, Dearden, Ritter和Carberry, Cushing, Shehan和Spellman。就在选举若望二十三之前，Stritch枢机和Mooney枢机在罗马去世了，如此不可思议，在这不恰当的时间节骨眼上。这个离奇死亡使现代主义者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他们的枢机职位空缺了，第二，他们的反对声音不在了。这就给美国现代主义者开了绿灯，他们非常高兴的取得了领导地位。接下来，他们就引导着许多参会主教盲目的跟从他们。

梵二后，现代教会内的美国主教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Bernardin, Cody,(Timothy)Dolan, Egan, George, Gumbleton, Hoffman, Hunthausen, Keeler, Krol, Law, Mahony, Malone, Manning, McCarrick, Pilla, Rigali, Szoka, Skylstad, Untener, 和Weakland。在梵二召开前几年，许多美国主教的任命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务能力和筹款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圣洁生活，或信德，或牧德。许多曾经在修院里受到新神学和礼仪改革的影响，在梵二大会期间，这些人鼓励现代主义思想。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Cushing与肯尼迪总统的亲密关系，使他拥有了极大的能力。然而，他的合一运动行为造成许多人对基督教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他担任天主教传信善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会长达15年之久，居然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救恩的载具？他的晋升之路飞快，1939年5月14日升蒙席Monsignor，一个月后晋牧主教，任波士顿教区助理主教。5年后，被委任为波士顿总主教，1958年12月15日升枢机。Cushing是一个高效的能办事的经理人。他创立了87个堂区，新开了18所高中，许多医院和大小修院，以及许多为残疾人、孤儿和精神病人的收容所。

Dearden枢机通过组织全国主教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1966)和全国咨询委员会U.S.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1968），在美国的教区里实施了梵二的变革。早在1937-1948年，Dearden神父就在克利夫兰的圣玛利亚修院里教授哲学课，在1944-1948年任修院长。他的学生Hallinan和Bernardin成为了主教。1950-1958年，Dearden任匹斯堡教区助理主教，1958-1980年任底特律教区总主教。他设立堂区委员会制度，并在底特律地区建了大量现代主义风格的教堂。这些教堂在梵二后大多数都关门了，因为进堂人数太少。Dearden被公认为美国最自由主义的，和为自由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枢机。他协助编写了梵二文件《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GS》和《教会宪章LG》。他曾经去底特律亨廷顿会议中心开会时，被旁边的传统天主教友抗议，大声说他是“茹达斯”。

虽然他没有参加大会，但是Dulles神父与时髦的进步主义神学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在梵二后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John Dulles的儿子，也是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外甥，这位耶稣会神父写了800多篇文章，出版了27本神学书，其中一本书名是《神学的诡计：从象征性符号到系统》The Craft of Theology: from Symbol to System（译者注：神学是诡计？）。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美国修院里传授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当时流行的新神学，由“拉内、孔汉斯，龚格，吕巴克，达尼埃洛和其他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神学家，以及由著名誓反教神学家的著作构成，这新神学逐渐从梵二大会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看到这里，为何这么多人丧失信德，就一点也不惊讶了。

Dulles称梵二大会是“马丁路德尚未完成的改革”，这是很恰当的描述。他相信现代哲学使现代天主教教育得到了复兴和重生。他是梵二国际神学委员会的成员。其他的成员包括，龚格，Delhaye，吕巴克，卡斯培Kasper, 莱曼Lehmann，罗烈根Bernard Lonergan，吉拉菲利普斯Gerard Philips，拉内，拉辛格（本笃十六），Semmelroth, Vagaggini, 汉斯·冯·巴尔塔萨von Balthasar,以及马克斯·瑟里安Max Thurian，他是泰泽团体的誓反教士。

2008年12月12日，纽约时报记者Robert McFadden在Dulles的讣闻中，提到这位枢机曾经质疑过天主教会的不可谬误性。Dulles在《重塑的天主教义The Reshaping of Catholicism》一书中写道，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承认教会可能犯了严重的谬误，因此需要改革。（译者注：这说法严重违反了天主教信理，即基督建立的教会是不可谬误的。因为，教会是灵魂得救的方舟。方舟犯了谬误，还怎么救人？难道说基督的方舟会害人？这是不可能的。）

在梵二大会期间，Paul Hallinan总主教对天主教传统信仰和行实的叛逆精神，极大的影响了参会的美国主教们。他于1911年4月11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Painesville，1932年在圣母大学获得哲学学位，在克利夫兰的圣母玛利亚修院完成了修生课程，于1937年2月20日晋铎。Dearden枢机是Hallinan神父的导师。他在克利夫兰的圣类思堂区服务了五年，之后任随军神父，又回到克利夫兰的圣若望主教府任助理神父。1947-1958年，他指导了克利夫兰教区的纽曼俱乐部Newman Club（译者注：纽曼俱乐部是当时美国天主教的一个组织，帮助天主教学生在世俗大学里保持信德，与反天主教的世俗精神斗争），并在全国纽曼俱乐部联盟里任指导神父（1954-1958），并且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驻校神父。他获蒙席衔后，于1958年9月9日被Amleto Cicognani主教祝圣后晋牧主教，1962年2月19日任亚特兰大总主教。

他的助理主教Joseph Bernardin，后来成为芝加哥总主教。Hallinan是孙能士Suenens和孔汉斯Hans Küng的密友，在梵二期间非常活跃，声音很大。会议期间，他被任命为圣事与圣物的委员分会主席，同时还是圣礼委员会的委员。1963年，这位合一主义者参加了19个不同的誓反教会议并做了发言，包括世界循道宗会议the World Methodist Council。1964年，他协助修改弥撒和其他的圣事，但是仅三年后，他在梵二闭幕前去世。

截止1967年，许多美国神父随心所欲，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Hallinan要求美国主教们指导礼仪改革。梵蒂冈委派了Gut枢机来插手此事。他指派了三个美国大学进行礼仪实验，批准了弥撒经书的新翻译，并允许在教堂使用多种乐器。罗马很快就发现，一旦允许变化的大门打开后，就几乎不可能再关上了，这是路德、克兰麦和加尔文早在500年前就得到的教训。虽然Hallinan曾抱怨说，在美国只有30-40个现代主义主教，人数太少，还说，要把“老古董”们都踢出去，他却先于他们进了坟墓。这位57岁的总主教在1968年3月27日，死于肝炎。同年4月5日，《时代》杂志追认并称赞他是美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之一。

Stephen Leven出生在奥克拉荷马州的Blackwell，并进入休斯顿的圣母玛利亚修院修道。1922年，进入位于欧洲比利时鲁汶的无玷始胎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1928年6月10日晋铎，他的主教对他寄予厚望。他在永援圣母主教府任副本堂四年，之后任Kelley主教的助手两年。在奥克拉荷马教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35-1938年，他被任命为鲁汶的无玷始胎美国学院副院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精通了荷兰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

回到美国后，他在奥克拉荷马的Tonkawa和Blackwell的堂区任本堂。Leven神父在基督教义兄弟会全国中心担任指导（the National Center of the 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 1939-1940），并因流利的德语能力，他在奥克拉荷马的9个德国战俘营担任梵蒂冈代表。1956年2月8日，他晋牧为San Antonio教区的助理主教。在梵二会期时，他鼓励并提倡合一主义对话，强调天主的人民，和平信徒祭司职的概念。他还在大会上模仿嘲笑那些捍卫信仰的主教们。1969年10月20日，他被任命为德克萨斯州San Angelo教区主教，并任职十年。在他的教区里，他强调已婚执事的重要性。1983年6月28日他在故乡Blackwell去世。

Meyer枢机是合一主义者，也是一位安静的思考者。他极大的影响了参加梵二大会的美国主教。他在14岁时当修生，在罗马的宗座圣经学院学习。他攻读圣经硕士学位期间，给基督教义兄弟会的1941版新经翻译了圣若望书信。在罗马学习期间，Meyer与受到新神学影响的德国和奥地利的修生一起研究学习。1932-1946年，Meyer神父在Milwaukee的圣方济修院，教授信理神学、圣经、意大利古圣经、拉丁文、希腊文的课程，1937年获蒙席头衔，出任修院长。1946年5月8日，晋牧主教，威斯康星州Superior教区，6年后的1958年11月16日，任芝加哥总主教，1959年12月4日，升枢机。由于生活在大湖区附近，他也是一名很优秀的渔夫。若望二十三指派他担任梵二大会准备会委员。在1962-1965年间，Meyer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服务于特别事务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for Extraordinary Affairs。

John Courtney Murray在1920年进入耶稣会，1933年晋铎，1937年在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于是回到马里兰州Woodstock的耶稣会神学院担任神学教授。在1950年代，他的耶稣会长上限制他的出外旅行时间，并经常大段删除他的作品，因为他的观点过于极端。从1940年代起，他就提倡圣秩兼任制，和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在《美国教会评论American Ecclesiastical Review》月刊发文，跟Joseph Fenton蒙席、赎世主会的Francis Connell神父争辩。

1960年12月12日的《时代Time》杂志首页上，刊登了Murray的照片。他是梵二文献《信仰自由宣言》的主要作者，也是梵二大会上的名人。他有娴熟歪曲事实的能力，使许多美国主教盲目的跟随他的方向。他说天主教会需要平等对待一切宗教，消除宗派之间的壁垒，天主教会要变得更民主。爱尔兰都柏林总主教McQuaid禁止Murray神父和Gregory Baum神父在爱尔兰的神学院举办讲座。在今天，有许多人用Murray的书《我们高举这些真理We Hold These Truths》，来为堕胎、通奸、节育、离婚、同性恋和婚前性行为正名。他在书里，错误的区分了公众道德和私人道德，并相信法律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天主。

Ritter枢机曾在梵二大会上做了16次发言，影响了许多美国主教接受梵二的变化。因为主教们通常以集体为单位投票，所以他要做的就像足球比赛一样，带着球不断向前跑。他既狡猾又顽固，他的晋升之路非常快速。1917年由Chartrand主教祝圣晋铎，六个月后，他就被安排在主教府主教身边工作长达16年之久。1925年5月，罗马任命Chartrand主教为辛辛那提教区总主教，但是Chartrand拒绝了此项任命，因为他要留下来继续指导Ritter。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教区，Ritter神父担任过的职位有，主教府助理，主教府本堂，教区顾问，主教总代理，以及教区报纸的副主编。

Ritter神父一直随着Chartrand主教生活，1933年42岁时被祝圣为主教。一年后，他担任印第安纳波利斯教区主教。1944年11月11日，被任命为印第安纳波利斯教区总主教，1946年为圣路易斯教区总主教。

在美国历史上，富尔顿·舒恩是最有个人魅力的宗教人物。他本名是彼得舒恩，1895年5月8日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El Paso，但是很快就改用他母亲未出嫁前的名字，富尔顿。梵二后，他变成了现代主义的鼓吹拥护者。这是如何发生的？

Lawrence Shehan出生在巴尔的摩，现在圣母玛利亚修院St. Mary’s Seminary学习，后来在宗座北美学院Pontifical North American College和罗马的宗座传信大学 Pontifical Urban University学习，于1922年12月23日晋铎，于1923年获得神学博士；1945年12月12日被Amleto Cicognani祝圣为巴尔的摩-华盛顿教区助理主教；1953年被任命为康涅狄克州Bridgeport教区主教；1961年任巴尔的摩教区总主教，1965年2月22日升枢机。

在梵二大会上，他鼓励参会主教们认可合一主义和信仰自由。Shehan枢机和Ritter枢机憎恶拉丁弥撒。Shehan还是促进基督徒统一秘书处的成员，跟犹太教和东正教的领导一起密切工作。在1968年，设立巴尔的摩合一主义机构，并且与孙能士一起在梵二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George Tavard的现代主义书籍影响了许多人。1922年，他出生于法国南希，之后加入奥斯丁会（圣母升天会），并于1947年3月2日晋铎。作为吕巴克De Lubac的学生，Tavard神父从里昂天主教大学获得神学博士。Tavard推崇共祭的概念（译者注：拉丁弥撒没有共祭，只能有一个神父献祭。梵二新弥撒才有多人同时伸手），把弥撒视为一种在信徒的普遍祭司职内，分享主的晚餐，并且宣传私人弥撒是荒唐的。Tavard神父相信，一个只有精神和教义上是自由的，被自由化后的教会才能推动普遍的基督兄弟情。

他的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合一主义的，没有组织结构的“超级教会”，由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Churches的领导者Visser’t Hofft提倡的愿景。在完成英格兰旅行后，Tavard于1953年在纽约短暂的定居，然后在麻省Worcester的圣母升天学院Assumption College，匹斯堡的Mount Mercy学院，以及俄亥俄Delaware的长老会神学院和宾州州立大学教书。若望二十三指派Tavard与宗座秘书长一起为基督徒统一委员会工作，并授予他梵二大会神学顾问头衔。他的55本书，数不清的文章和讲座，内容全都是合一主义、与其他宗教跨信仰对话。

Gustave Weigel神父（马里兰Woodstock学院教授，1906-1964）

Gustave Weigel于1906年1月6日出生在纽约州的水牛城，1934年在马里兰州的耶稣会Woodstock学院晋铎。1937年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后，于1937-1948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教书，为智利的神职未来接受梵二的改变而做思想准备。在梵二大会期间，他协助编写了《信仰自由宣言》。除了写书和写文章，他还在四处做讲座，包括：卡内基技术学院，布朗学院，天主教大学，福坦莫大学，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罗耀拉大学，马凯特大学，圣母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州大学，普渡大学，罗格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范德堡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耶鲁大学，北卡大学，弗赖堡大学，美因茨大学和图宾根大学。

整体全局来看

美国的现代主义者成功的使全世界的主教们相信，天主教会要有开放的思想，并适应这个现代世界。许多主教被误导了。现代主义者们嘴上说他们只做一些轻微的调整，但却做了本质的改变。他们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教会，而非进行微调。许多学识渊博的主教，被进步主义者的半真半假的诱惑言论欺骗了。

现代主义者宣称，他们的教导不过是进步的标志，而梵二的法令、宪章和宣言则服务和帮助人类。尽管措辞很华丽，但现代主义者却故意用种种的欺骗、操弄和强力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虽然他们的提案可能有些价值，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却是邪恶的：是为了摧毁传统天主教。

比利时既有深厚的天主教根基，也有深厚的共济会根子。1846年之前，比利时共济会就积极公开地对信仰，对天主教会宣战了。比利时政府的反天主教态度保持了许多年，甚至在Frère-Orban (Hubert-Joseph-Walther 1812-1896)的治下，与梵蒂冈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截止1866年，在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根特、列日的许多人都加入了反天主教党。截止1879年，比利时政府禁止在学校里进行信仰教育，并对教会领导人和修生施加影响。

比利时这个小国家位于德法两国之间，缺少邻国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竞争的情绪。比利时人可以讲多种语言，很容易跟其他国家的现代主义者沟通交流。比利时成为了现代梵二假教会的最佳聚会和策划中心。二十世纪早期，教宗们的精力都集中处理两次世纪大战造成的大量问题上，谁都没有怀疑Mercier枢机是合一主义者。而其实他就躲在假圣洁的外表下，躲避雷达波的扫描。

参加梵二大会的比利时现代主义者

Mercier枢机的门徒们，孙能士，De Smedt，Philips，以及“比利时帮”在梵二大会上，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Eduardo Dhanis神父和Damien van den Eynde神父曾经是罗马天神学院和宗座额我略大学的校长。这场革命策划花了数个世纪的时间，使所有的筹码最终完美就位。梵蒂冈国务院在1959年7月14日给Mercier枢机的继任Van Roey枢机的信里，指出比利时本笃会的修士们对礼仪改革的帮助很重要，这封信显示了比利时的礼仪改革的现代主义者们对梵二的重要性。

比利时帮由Namur 教区 André-Marie Charue 主教,以及Charles Moeller神父、Gerard Philips神父、Albert Prignon神父和 Gustave Thils神父组成。他们在秘密的指导梵二会议，因为他们之前从未暴露过，没有被谴责为现代主义者。所以，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是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的文献记录的档案馆，就丝毫不奇怪了，因为这里曾是规划梵二的总部。

在梵二大会上，再没有人能比来自法国多明我会的伊夫•龚格神父更获得尊重的了，他是大会重要的神学顾问。从他的日记中，我们读到，是在罗马的比利时学院里，讨论形成了大会的神学体系轮廓。

尽管比利时在欧洲是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每个比利时教区的主教都是梵二某个委员会成员，只有一个主教除外。孙能士是大会主持人，Calewaert是礼仪委员会成员。De Smedt在促进基督徒团结秘书处，Charue是信仰交流委员会副主席。

1906年Mercier枢机祝圣若瑟贾尔定为神父，任命他指导社会工作。1924年，贾尔定神父创立公教职工青年会，该组织实际上是当时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另一版本。这个组织发展的极其迅速。1938年时，已经有50万会员了。截止1967年，会员达到200万，来自全世界69个国家。这个运动目前已经传播到109个国家。

虽然公教职工青年会看起来是一个天主教的社会俱乐部，但实际其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青年人有效的传播现代主义思想，并给全世界的现代主义者建立起联系。贾尔定在比利时的工厂工人组织，是基于共产党小组运动发展而来，并很快的传播到法国、荷兰和德国的现代主义者温床上。在美国，它的名称变成公教家庭运动Catholic Family Movement和公教青年学生会Young Christian Students。这个运动的支持者们，同时也是梵二的知名人物，有：Ancel, Botte, Cento, Charue, 舍尼，龚格, Deschamps, Feltin, De Smedt, Elchinger, Frings, Léger, Liénart, Garrone, Gerlier, Gouyon, Guérin, Hurley, Hélder Câmara, Marty, Meyer, Moeller, Montini（保禄六）, Philips, Rusch, Schoenmaeckers, 孙能士, Villot, Waeyenbergh, and 沃伊蒂瓦（JP2）。大名鼎鼎的现代主义者们纷纷公开支持YWC，因为这个组织为他们的目的而服务。贾尔定的网站写着“那些发现了贾尔定和他的YWC组织有价值的神父们，把YWC与他们的牧职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些神父有不少后来变成了主教，甚至是枢机，并在梵二大会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贾尔定神父曾说过，如果有人改变了鱼的水源，他实际上就改变了里面的鱼。当现代主义者教导谬误的信理时，就改变了水源，他们也改变了里面的鱼，变成了新教会的一部分。孙能士枢机于1965年2月21日祝圣贾尔定为主教，作为他的回报，并在第二天，被保禄六提拔为枢机。他以参会教父的身份，协助编写了《教友传教法令》。贾尔定枢机对《生命》杂志的记者John Jessup说，“在教会漫长的生命里，梵二完成了一项历史上的最浩大的工程。”的确，梵二从本质上改变了天主信仰和崇拜，造成数百万的天主教徒丧失信德远离天主，这句绝不是一种自我吹嘘。

De Smedt出生于比利时的奥普韦克，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哲学博士，1933年晋铎，1950年任梅赫伦教区助理主教，1952-1984年任布鲁日教区主教。De Smedt主教写了许多关于平信徒普遍祭司职的书。孙能士是他的密友与至交。在梵二前，没人知道De Smedt主教是梵二大会上“强化者”。他讲话时的冷酷凝视让人权衡再三。当他宣传现代主义与合一主义时，或者在挖苦天主教信仰和行实时，他的举止吸引人聆听。有进取心的De Smedt主教给比利时学院购买了一台滚筒油印机，有效的把现代主义思想传递给其他的主教们。他还装了14条电话线，确保与主要的现代主义者保持沟通，来拉拢其他大会主教。梵二大会的神经中枢，就是比利时学院，来这里能就能得到最新的大会文献草稿。

Gérard Philips为梵二辛苦的工作，是梵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但他的努力从未得到相应的回报。他没有升主教或者枢机，没有得到特别的认可，除了在历史书里，梵二大会没有引用他的任何重要作品。他担任孙能士枢机的神学顾问，他总是准备着写最新的草案，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他生活在阴影中，看似他喜欢这样的方式。他在Liège教区晋铎，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Liège教区的大修院里协助工作一段时间后，Philips在1944-1969年期间于鲁汶天主教大学任信理神学教授，并结交了许多现代主义者的朋友。

Philips的语言技能极其优异，总是出色完成任务。他受到现代主义者和保守派两边的信任，是两面派。他是大会预备委员会的成员，和信理委员会的秘书，许多保守派主教把秘密托付给他。所以，他总是知道保守派主教们的计划。不出所料，大多数计划都失败了。

Philips蒙席以信理委员会秘书的职位，负责草拟一些重要的大会文档。他说过，大会训导的牧灵面和教义面，是不可分割的。

这一点极其重要。虽然，很多人号称梵二只是一次“牧灵”会议，但实际上，梵二主要的目的是以牧灵的方式，执行异端的教义：主教团制度，合一主义，现代主义，谬误的信仰自由，以及宗教无差别主义。

Sebastiaan Tromp神父作为信理委员会的副秘书，跟Philips神父一起工作。当时的规矩是，如果一个秘书提升为枢机，保禄六也必须提另一个秘书当枢机。而保禄六非常厌恶Tromp神父，不愿提拔他，所以Philips也得不到提拔，一直是神父。同样的，1954年，当庇护十二得知Montini蒙席（即保禄六）跟克里姆林宫有秘密的合作时，当时的国务副秘书Domenico Tardini蒙席，也没有提为枢机，因为庇护十二不愿意提拔Montini。若望二十三提拔了Montini为枢机，也同时提拔了Tardini，因为他想让Montini继承他。

孙能士枢机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演讲者，一个无畏的大会主持人，在梵二会期是最有权力和领袖气质的人。Ottaviani枢机曾希望，他能找到有这品质的人站到保守派这边来捍卫信仰。孙能士年仅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1921年，著名的合一主义者Mercier枢机送孙能士去宗座额我略大学学习。1927年孙能士晋铎，并一直居住在罗马的比利时学院直到1929年。Mercier和孙能士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尽管孙能士很厌恶经院哲学和信理神学，但是在他的灵修导师，罗马Sant'Anselmo学院神学教授Dom Beauduin的鼓励下，他耐心等待时机。他是Philips的密友，也是日后成为主教的Charue, Himmer 和 De Smedt的密友。1930-1940年，孙能士神父在梅赫伦教区的圣若瑟修院教授现代主义哲学，于1940-1945年任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副校长。1944年6月5日，纳粹逮捕了鲁汶天主教大学校长van Waeyembergh蒙席，而孙能士神父和其他人也收到了命令，去面见纳粹占领军军官Graf von Thadden，其他人去了之后就没再回来，而孙能士神父在给德军领导高声称赞合一主义的光荣后，一个小时后就回到了学校。

二战期间，孙能士被比利时王室利奥波德三世聘为家庭教师，使他有机会游历欧洲，结交重要联系人。这些人在他梵二时发挥了有效的作用。1945年12月16日，孙能士晋牧为梅赫伦教区助理主教。在为王室工作期间，孙能士认识到媒体的力量和外交的价值，这些手段助他在梵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大会秘书长Felici枢机靠边站。1961年12月15日，孙能士提为梅赫伦-布鲁塞尔总主教，和比利时首席主教。若望二十三选他加入梵二预备委员会，并于1962年提他为枢机，为使他在即将到来的大会上扮演重要角色。

许多人喜欢这位58岁和蔼文雅的孙能士枢机。他是极有天分的语言专家，在梵二上，是很理想的现代主义领导者。他通晓弗莱芒语、法语、英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能轻松的跟世界各地的主教和枢机们沟通。他身兼协调委员会委员和特别事务秘书长的职务，做大会主持人。他是梵二时最有权力和令人害怕的大主教之一。

John Moorman是安立甘Ripon教区的‘主教’，在梵二当观察员。他对孙能士做出的无情严格的决定非常钦佩。孙能士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朝着目标坚持推动进展，不管用什么手段，确定他的议题一个接一个的被采纳。若望二十三去世后，拉纳和龚格都非常担心靠山没了，孙能士却勇敢的继续推进，绝不放弃，也不怕反对。他用定断的话，深情的呼吁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使大会教父相信他是正确的，很轻松的就抓住听众的心，使他们加入现代主义者阵营，最终成为多数派。虽然孙能士告诉人们要听圣神的话，教会正朝着一个新方向走去，但并非是天主激励了梵二改革，而是撒殚。

梵二的后果就是证据：精神世界的全面荒芜和破坏。被孙能士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主教们批准了梵二文献：合一主义，信仰自由，礼仪宪章，天主教与非基督徒宗教的关系，以及现代世界的教会，甚至他们知道这些文件里包含异端。孙能士的信仰遍布在他的神学顾问Gérard Philips参与起草的梵二文献，包括《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和《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

1963年6月23日，保禄六邀请孙能士去圣伯多禄广场的阳台小坐，对孙能士在梵二大会的领导角色表达个人的感激。从照片上看，孙能士枢机在他的现代主义者同僚中，显得充满活力和热情。但在其他时候，他显得无情、冷酷和冷淡。他的微笑看似排练过，人工痕迹明显；他的眼睛出卖了内心的残酷。甚至他微笑时，他的眼睛也看似威胁和挑战。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着，朝着一个未来的，新的信经下的，结构完全重组的世界教会而努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个改革后的邪教教会。

孙能士的密友包括：俄罗斯东正教的尼科季姆都主教（克格勃特工），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Philip Potter，安立甘宗坎特伯雷主教Michael Ramsey博士和Donald Coggan博士，以及著名的现代主义者：Alfrink, Charue, De Smedt, Döpfner, Frings, König, Léger, Lercaro, Liénart, Philips, Ritter, Thils和Weber,以及许多东正教、誓反教和非基督徒的领导人。

1963年10月22日，孙能士枢机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集“教会里的神恩范围Charismatic Dimension in the Church”提交给了大会。论文强调了圣神在平信徒中行的工作，并燃起了全世界对神恩运动的兴趣，而他则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一些人说，“天主教”神恩运动于1967年在匹斯堡教区的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正式开始，并很快就传播到其他的学校，包括圣母大学。许多主教支持这场运动，并错误的声称这运动有很强的“圣经”基础。神恩运动1.2亿的追随者里，许多都来自巴西、美国、拉丁美洲、韩国和菲律宾。神恩运动占据了南美洲，用情绪化取代了教理。今天，在巴西的8200个堂区里，有6000个神恩团体。

1975年圣神降临瞻礼，孙能士组织了由一万人参与的罗马朝圣。在罗马期间，保禄六告诉他，把神恩运动整合进教会中。天主教徒不能支持或参加神恩运动，因为这运动向邪灵乞求，会导致邪魔附体。神恩运动，是靠着情绪化的诉求和“口舌的恩典”来吸引追随者。因为这个现代教会是如此的贫瘠，常常不鼓励对玛利亚和圣人们的礼敬，许多本来抱着好意向的人最后变成了神恩者。虽然有些人把神恩运动看作是一种无害的情绪化宗教，但是《罗马礼典Roman Ritual》对待这个问题非常严肃：“附魔有如下的标记：能以一种奇怪的发音来交谈或者听懂其他人用这种发音说的话。”

修会体系的实际瓦解，孙能士枢机要负责。他的书《尘世中的修女The Nun in the World》对全世界的修女造成了影响，促使数以千计的修女放弃修道，服从世俗追求。他的书破坏了听命愿，导致修会内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使修女会变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今日更可悲的是，社会上能见到一位穿修女服修女的概率，与在赤道见到一只北极熊的概率一样。1969年，美国的修女人数大幅减少了9174人。梅赫伦教区女修院的长上们甚至不允许图书馆里有孙能士的书，因为她们知道他的极端信仰。孙能士想要把修女们改造为现代女性，磨灭她们的会士身份和信仰习惯。这位枢机巧妙的曲解天主教概念，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意思，强调为了花更多时间在社会工作上，所以要缩短祈祷。他想要改变她们的修女服，或者放弃修女服，体现出修女接受世俗，并愿意与世俗一起发展。

孙能士希望修女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世俗上，而不是服务天主和教会。受他的影响，修女跟平信徒的区别越来越小，越来越认不出了。修会也在搞礼仪实验，避静中心经常推广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瑜伽、佛教、印度教的冥想和祈祷。在今天，反抗权威的意识非常普遍的。修生们赞美其他宗教，参与合一朝拜，把人文主义服务置于灵魂救恩之上。

在梵二前，数以千计的修会靠着他们的祈祷、善工、教育、医护和传教工作，在全世界传播信仰，支持天主教会。修会的男女会士们发三愿，将自己生命奉献给天主，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

根据教宗庇护十二对修女在信德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意愿，美国成立了修女培养会议The Sister Formation Conference（SFC）。修女在神学方面接受的良好教育，可以让她们更好的教育学生（公教中小学老师多数是修女），对抗异端。但悲哀的是，在孙能士的领导下，从1953-1964年，现代主义者利用SFC的月刊，传播舍尼、龚格和吉尔森Gilson的异端作品。这些月刊影响了参加SFC课程的68000名修女，传播新神学，为这些修女接受梵二的改变做了准备。数以千计的来自美国、非洲、加拿大、印度和拉丁美洲的修女受到了SFC课程的负面影响，包括女权主义运动。首先是关于修女服问题上受到诱惑，接着是关于修会的，然后是关于教会的，这些修女们屈服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而修会的圣人前辈们则认为这些都是内在生命的败坏，如不穿修女服，接受个人献金，在世俗大学读学位，接受世俗职业，这一切都在推动被征服的脚步。

多明我会的Luc-Gabrielle修女（又名Jeanine Deckers）因为她唱的歌“多米尼克Dominique”而闻名世界。她于1963年在鲁汶大学学习，1966年离开修会，1967年用她的歌“为了金药丸而光荣天主”来推广人工节育。孙能士枢机在1973年重新聘请了Deckers来推广神恩运动。Deckers支持梵二变革，并于前见习修女Annie Pécher搞同性恋。最后两人于1985年3月29日一起自杀。

Mercier，Van Roey和孙能士曾培养了许多神父和主教，为多年后他们的重要角色做准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世事纷乱，比利时的现代主义者没有引起教会的关注。孙能士作为鲁汶大学的副校长，负责课程设置和挑选教授来推广现代主义。1942年，他组织了“信仰研究高级机构”，聘请现代主义者Lucien Cerfaux和Albert Dondeyne来当辅导员。他每个月定期还要跟来自鲁汶和来自Engenhoven耶稣会神学院的现代主义者会面。孙能士培养了他的继任者Danneels枢机来接手比利时的现代主义运动。Danneels由De Smedt祝圣为神父，孙能士祝圣为主教，保禄六提为枢机，曾在布鲁日和鲁汶教学，在梵二时与其他比利时主教一起编写《礼仪宪章》。对现代主义者来说，未来是美好的。他们的工作将由其他训练有素的异端继续下去。

三位比利时耶稣会神父Boné、Jean de Fraine 和Jean Levie，四位德国耶稣会神父Haas、Lotze、Overhage和卡尔拉纳，联合其他400名现代主义者、科学家一起公开提倡无神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便教宗庇护十二已经在通逾《人类种族Humani generis》里谴责了进化论的谬误后。

Gerard Philips、Gustav Thils、Albert Descamps、Frans Neirynck和Philippe Delhaye曾在鲁汶大学任教。其他有影响力的比利时人有本笃会的Benedictines Olivier、Rousseau、 Jacques Dupont、Thomas Becquet,以及神学家Lucien Cerfaux、 Frans Thijssen， 道明会的Jérôme Hamer，小方济会的Damien van den Eynde,和耶稣会的Eduardo Dhanis。这位耶稣会的Dhanis神父则试图让人们怀疑1917年法蒂玛圣母显现的真实性，并试图封住路济亚修女的口。也许，他害怕现代主义者从内部摧毁教会的阴谋被曝光，如果路济亚修女公开法蒂玛第三秘密的话。1959年10月9日，圣经学教授Joseph Coppens教务长要求教会法和神学系的所有教授，尽一切所能来准备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比利时人对梵二大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些人把梵二称为“在罗马举办的鲁汶天主教大会”或者说“梵蒂冈第二次（鲁汶第一次大会）”。

今日的比利时，已经变成世界政府的一个中心，这里有欧盟总部、北约和国际法院。澳洲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的作家Tracey Rowland在文章“比利时发生什么了？为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痛哭”里，描绘了丧失信仰比利时的败坏内政，甚至允许对患病的儿童实施安乐死。寥寥无几的古代教堂里，只有极少数人去参加活动。很不幸，信德一旦丧失，几乎回不来。

随着生存条件改变，现代主义思想也会自我改变。现代主义思想本身并非是一套信仰体系，而是压根没有信仰。虽然它有很多名字如，新神学Nouvelle Théologie、现代主义，或者是若望二十三的更新aggiornamento，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新神学没有什么新内容，不过就是把陈旧的异端再包装后，贩卖给当代人。从1930年代起，舍尼Chenu,、龚格Congar,、吕巴克De Lubac、达尼埃洛Daniélou四人就写书写文章推广新神学，用怀疑论质疑信仰，损害天主教信德，否认教理，宣传共济会的自然主义。通过现代主义者掌控的机构和刊物来传播新神学，极大的影响了许多的主教和神父，平信徒也被灌输洗脑。新神学有四个元素：

1）用历史批判法作研究

新神学的倡导者们不相信天主神圣的启示（信理），却要求神学必须通过历史来证明，不相信过去的信仰和习惯。这样就使得神学家的个人判断高于教会的判断和教导。

2）追溯源头：复古主义

现代主义神学家不接受目前的做法，不承认教会在历史上放弃某些做法是出于好的理由，他们分析早期的作品和做法，然后自己决定哪些可以保留。复古主义使神学家个人的判断取代了教会权威。

3）实证主义-怀疑主义神学Positive-Speculative Theology

现代主义神学家否认天主的神启，以及不可谬误的信仰宝库。他们搞圣经探险，作为判断信仰、礼仪的依据，并错误且随意引用其他教父作品。

4）主观的个人思想

根据新神学，宗教是基于个人信仰和观点。神学家来决定道德伦理标准，那些该信，如何执行礼仪。

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是建立在逻辑、三段论，因果原则和理性分析的基础，却被个人的判断完全取代了。新神学是一种基于批判主义和怀疑论的观念，人们自己制定自己的规矩，塑造自己的信仰。新神学攻击了天主教信仰的各个方面，包括：荣福圣三，基督的天主性，不可谬误的教理，圣体里有基督真实的临在，玛利亚卒世童贞，教宗不可错及首席权。

现代主义者因其经常反对某条天主教义而出名，如贝戈里奥（方济各）否认恩宠的必要性，沃伊蒂瓦（若望保禄2）否认教宗无误论，孔汉斯否认耶稣复活，舍尼、卢西Loisy和泰瑞尔Tyrrell否认有形的教会，吕巴克否认圣体里有基督的实存，拉辛格（本笃16）和施雷贝克Schillebeeckx否认基督的天主性，卡尔拉纳则否认圣母无玷始胎。

现代主义者一般都相信主观主义（每个人自己判断信仰和道德），普遍救恩（人人可以上天堂），生命的内在Vital Immanence（人的思想潜意识里需要天主），以及彻底的信仰自由（自己想信什么就信什么）。现代主义者认为，伦理道德标准和真理是持续的发展和变化的。誓反教会在马丁路德宗教革命后形成，梵二假教会在梵二革命后形成，两者都是基于私人主观判断，所以在教理和礼仪方面没有一致性和统一性。

现代主义者用法语溯源Ressourcement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希望回到早期教会行事方式的渴望，哪怕这些方式因为滥用或无法操作等原因而中止。他们口中的溯源，跟保持原貌根本毫不相干，只是找个借口为改变礼仪和教理罢了。现代主义者相信，随着世事变迁，不必要的方式和信仰逐渐增多，教会的方向迷失了。他们否认天主教信仰里的神性元素，他们认为真理不是从天主那里，不是从教会那里找，而是从个人对历史和圣经的解读阐述中找。历史学家O’Malley神父写道：“就好像伊拉斯谟Erasmus（荷兰神父，与马丁路德曾为好友）想用圣经/早期神学来取代中世纪经院哲学一样，二十世纪的复古主义也想这么干。”礼仪专家布耶Bouyer神父解释说：“如果不把自己大量的想象与历史事实掺混在一起，那对历史的重构是不可能完成的，不管是哪段辉煌的历史；然而这种重建的历史有可能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因为现代主义者质疑一切，所以他们立论和推论即行不通，又毫无逻辑。在这场复古运动里，教会的一切都不再是神圣的，永恒的，任何事都可以改变。想象一下，假如在波音公司或福特汽车公司里搞复古运动，意味着飞机设计师开发波音777设计前，要重新审查一遍怀特兄弟第一架木制飞机的原始设计手稿，汽车设计师每设计一辆新车前，要重新审查福特第一辆汽车的设计图纸。

根据鲁汶天主教大学Jürgen Mettepenningen博士的研究，多明我会的舍努、龚格和Féret教导的新神学概念，源自更早的法国多明我会士神学教授Ambroise Gardeil；而耶稣会士达尼埃洛、吕巴克和Brouillard的信仰，则出于更早的法国耶稣会士神学教授Léonce de Grandmaison, Jules Lebreton和Pierre Rousselot。

1923年7月8日，Ancel在the Prado Institute修会内晋铎，在19年后成为该会总会长。Gerlier枢机与Ancel一起协助Prado会的神父们参与到工人阶级神父运动Priest-Worker Movement中。1933-1944年，Ancel在里昂天主教大学担任哲学教授，1947年晋牧，并里昂教区助理主教直到1973年。Ancel协助草拟了《现代社会牧职宣言》和《信仰自由宣言》。他作为法国现代主义者领导者的朋友，尽他所能提供了帮助。

Henri Brouillard于1932年进入耶稣会，于1936年晋铎，1941年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博士。他在里昂富维耶的耶稣会修院里教授神学，并与现代主义者Daniélou、吕巴克、Fessard和Rondet一起紧密工作。1944年他出版了引起争议的论文，在神学圈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因为他否认超性的天主恩宠，以及天主恩宠在灵魂得救和转变过程中的效果。

跟他的耶稣会同僚吕巴克这位白拉奇主义Pelagius异端者一样，Brouillard相信，人只靠自然的努力，就足以获得救恩的功绩。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允许人们选择他们的信仰和行为。他同时还是一名存在主义者，从社会的角度来信仰人类行为和生活，相信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救恩的基础。Brouillard的许多异端思想，包括他的理念人是被迫接受恩宠的，人能得救是因为人存在，都受到了教宗庇护十二的谴责，。

三名卓越的神学家，天神学院的Garrigou-Lagrange神父（1877-1964）和Gillon神父（1901-1987），以及拉特朗大学的Guérard des Lauriers神父，都注意到Brouillard的信仰其实是Tyrrell和Loisy的现代主义异端思想的复兴，是已经被圣教宗庇护第十在通逾《喂养上主的羊群Pascendi》中所谴责批判过的。Brouillard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神学观念就会发生改变，以及绝对真理是由人来决定的。Garrigou-Lagrange神父协助教宗庇护十二编写了《人类通逾Humani Generis》。教宗在通逾里谴责了普遍救恩的概念。

圣经教导说，尽管我们所有人都被耶稣的受难圣死所赎，但只有一部分人得了救恩。救恩就是获得天堂的真福，正如圣保禄说“要恐惧战兢的，作你们救灵的功夫”。救恩不是自动获得的，它要求天主的恩宠和个人努力的共同合作。1950年，Brouillard的耶稣会长上和圣部认定他是新神学的拥护者，把他从里昂赶到巴黎。6年后，因他在加尔文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教导中所做的贡献，他从巴黎索邦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61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布隆代尔Blondel的书，推销这位现代主义者的思想。

1964年，Brouillard以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身份，与Daniélou一起创立了科学与信仰神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Institute of the Theology of Religions。他一直教书，直到1978年。Brouillard的信仰可以用他自己作品中的一句话来概况，“如果思想在进化，那真理的表述也必须进化…”若望23在梵二开幕上的讲话，就引用了这句话；若望23说教会的教导是一回事，而如何表达教会教导则是另一回事。而真相恰恰与之相反，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件事，因为真理不可能变化。

尽管德日进神父在梵二开始的近十年前就去世了，本书还是把他列入讨论，因为他对这个现代主义教会和新时代运动的影响巨大。他的母亲每天都去望弥撒，伏尔泰则是他父亲家的一个亲戚。

夏尔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耶稣会修道，并结交了许多进步主义的修生朋友。现代主义者Henri Bremond是他在语法学校和修院的老师。

德日进的基督创造论Christogenesis的思想，解释了人是如何被神化的。基督创造论否认耶稣的天主性，散播一种宇宙化基督的异端思想，即“由基督形象所代表的一个天主”。

龚格于1904年4月8日出生，1925年在法国Amiens加入道明会，相继在Rheims兰斯，巴黎天主教大学和Le Saulchoir道明会神学院学习。当时的基础神学教授和教务长舍尼给龚格介绍了Johann Möhler (1796-1838，德国神父，天主教历史学家，图宾根大学教育背景)的书籍。Möhler提倡誓反教的一些概念，如“教会的精神”，“信友的同意”，“朝圣的教会”和“教义的发展”。

1937年，龚格受邀去英格兰旅行，拜访Arthur Ramsey，他是未来（1961）安立甘教坎特伯雷总主教。据说他在那里爱上了安立甘教。龚格又去德国，跟路德教领导人会面，并与东正教神学家一起工作。1937年他出版了《分裂的基督教王国Chrétiens désunis》一书，书里体现了伪合一运动的观点，即一切宗教不过是到达天主的不同的道路。1931年，龚格在Saulchoir神学院任教授。7年后，他去巴黎面见多明我会总会长Gillet解释他的书，因为他被怀疑是现代主义者。

二战期间，德军在Colditz 和Lübeck扣押了龚格，1945年战后被释放。梵二召开的十年前，龚格和Willebrands一起创建了天主教合一会议the Catholic Conference for Ecumenical Matters。1954年，教宗庇护十二谴责了龚格，因为他的一篇赞美司铎-工人运动的文章。

随后，龚格被禁止在多明我会以及筹备中的多明我小兄弟会教学、讲道、出版和居住。由于他的异端学说，从法国他被三次流放，一次去耶路撒冷，一次去罗马，还有一次去英格兰剑桥。在剑桥流放了六个月后，1956年，龚格被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主教Weber莫名召回，并且不受约束的继续他的工作。

简.达尼埃洛于1905年5月14日在Neuilly-sur-Seine出生，其父亲憎恨天主教会。1929年他进入耶稣会，1938年晋铎。他是其耶稣会里昂-富维耶神学院的现代主义教授吕巴克的亲密朋友。

吕巴克于1927年8月22日晋铎，之后在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学习2年后，1929年获得神学博士。在1929-1961年间，任信理神学和宗教神学教授，但1950-1958年，至圣圣部禁止他教学。吕巴克在里昂天主教大学里，教授合一主义和新神学。他的学生就包括达尼埃洛和汉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

围绕着Achille Liènart枢机有一个神秘传言，说他是共济会员。这位自由派枢机是梵二幕后的军师，确保梵二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在19世纪完全，“自由派教士”这个词，指的是跟共济会有瓜葛的人。从1919-1926，Liènart在里尔大修院讲圣经，1928年成为里尔教区主教，两年后成为枢机。从1953-1963年，Liènart鼓励东正教教士在他的修院里学习，并允许他的教区神父们跟誓反教教士会面接触。很奇怪，里尔这个规模不大的小城居然有一位枢机。Liènart枢机在梵二时是一位大会主席，负责“合作委员会”，并在梵二闭幕时作总结发言。他激烈的反对梵二文献《论教会》的原稿，因为原稿说，基督的奥体就是天主教会。

他想要一份包含全部的，体现合一主义的结果。他担任法国枢机团长和法国枢机、总主教团长时，Liènart说服了许多人接受现代主义思想，并于非天主教徒进行对话。

在雅克·马里顿的生活的时代，天主教处境艰难，挣扎着维系在法国的存在。现代主义者攻击信仰，法国政府驱逐修会，世俗化天主教学校。那是一个理性主义，誓反教自由主义和叛逆反抗一切权威的时代，无论是天主教会权威或公民权威。雅克·马里顿和他妻子Raïssa Oumançoff曾经绝望的发誓，如果在一年内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就自杀。最后他们意识到其他神学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后，雅克·马里顿夫妇和妻子的妹妹Vera于1906年6月11日在天主教会内领洗入教。

1922年是极端现代主义的分水岭：Ezra Pound在法国共和历上，规定1922年是后基督教时代“元年”。1914-1939，雅克·马里顿在巴黎天主教大学教书，在鲁汶大学办讲座，逐渐成为著名的思辨哲学家和丰产的作家。

1925-1935之间，马里顿的许多知识分子朋友领洗入了教，却依然保持着之前的信仰。现代主义者招募他们，为做建筑、艺术、文学和音乐等有关的工作。马里顿后来去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1941-1942）和哥伦比亚大学（1941-1944）教书。作为法国驻梵蒂冈大使（1945-1948），马里顿夫妇二人是Montini蒙席（即后来的保禄六）的密友。

若望-玛利亚·罗佑任保禄六、若望保禄一、若望保禄二的国务卿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于1930年晋铎，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现代主义的著名温床机构里度过，包括巴黎天主教大学，罗马的天神学院和里昂天主教大学。1942年，他在里昂天主教大学任副校长。

195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主教会议的秘书长。1954年为巴黎教区助理主教。1959年，晋升为里昂教区副总主教，1965年任总主教。

1965年2月22日，罗佑被选为枢机。作为总务枢机，他主持了若望保禄一和若望保禄二的枢机选举团。他推广现代主义思想，并试图扼杀拉丁弥撒。据信，罗佑的家庭跟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 Lodge）有着历史关系。在若望保禄一死亡的前一天晚上，他给罗佑看了一份教会内的高级共济会员名单，这些人将要被降级，而罗佑的名字似乎也在其中。因为罗佑是若望保禄一生前最后见到的几个人之一，所以很有可能他对若望保禄一的死亡也有份责任。

若望保禄一在跟罗佑见面后几个小时就死了，那份名单也随之神秘的不见了。他下令立刻对若望保禄一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因此阻止了验尸官来查验真正死因。若望保禄一死亡六个月后，罗佑枢机也跟着进了坟墓。

二战后，德国的政治经济动荡不稳，给德国现代主义者制造了机会避免被审查。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玛利亚拉赫修道院Maria Laach和慕尼黑Munich成为欧洲训练并传播现代主义的中心，而梵二期间罗马的德国学院Germany College被用于策划中心。德国的Döpfner枢机和弗林斯Frings枢机在大会上是明显可见的威胁势力，而拉辛格Ratzinger,孔汉斯，拉内，格里尔梅耶Grillmeier，郭蒂尼Guardini, Häring和Semmelroth则在暗地里秘密行事。

作为大会主持人和中央预备协调会委员，Döpfner枢机负责指引梵二，像陆军元帅一样坚定地领导着德国现代主义者，用铁拳对反对派禁言，并加以羞辱。Döpfner于12岁时就进了Würzburg的教区修院，在罗马的德国学院学习了7年，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1939年10月29日晋铎，他在自己的教区做了许多的礼仪变更。

1942年，他被调入Würzburg教区修院工作，4年后被任命为助理修院长。1948年10月14日，35岁的Döpfner晋牧为Würzburg主教，是欧洲最年轻的主教。在二战后的1948年，他就在修建教堂时把现代艺术和礼仪装饰糅合在教堂里。1957年1月15日，他任柏林主教，一年后升枢机。1961年7月3日，Döpfner升任慕尼黑-Freising的总主教。他的继任者就是他的密友，若瑟 拉辛格。Döpfner同时也是狂热的登山爱好者，在梵二会议期间引导着欧洲联盟的成员，推进现代主义目标。

于1910年8月10日Josef Frings晋铎，并于1913-1915年在罗马宗座圣经学院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学习两年后回到德国学院German College，并在University of Freiburg弗莱堡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937年3月4日，被任命为科隆教区大修院院长；1942年6月21日晋牧为科隆教区总主教，1946年2月22日成为枢机主教。德国主教会议的前身Fulda主教会议（Fulda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从1940年开始提倡现代主义礼仪改变，为准备梵二文献提供了帮助。

1945-1965连续20年，Frings枢机任Fulda会议主席。他也是梵二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央准备委员会成员。他声称梵二改革是天主计划的一部分。Frings在梵二时曾说：“参加梵二大会的我们，都是圣神的宗徒。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学习。（译注：参加梵二的还有誓反教和东正教等人）”在梵二时，Frings的讲话稿均由拉辛格神父（本笃16）撰写。

1910年1月1日，Alois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1929年进入耶稣会，并先后在慕尼黑，荷兰Valkenburg，法兰克福，罗马和弗莱堡学习。1937年1月24日，从现代主义者Faulhaber枢机主教手里领了圣秩。Grillmeier神父任梵二神学委员会顾问（1963-1965），是德国林堡Limburg教区Kempf主教的神学家，并为其他许多委员会工作。

Grillmeier神父作为嘉禄·沃伊蒂瓦（日后JP2）的亲密朋友，协助他编写了梵二文件《信仰自由宣言》《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教会宪章》以及《牧职宪章》。1994年11月26日，Grillmeier神父成为JP2的枢机。1998年9月13日，Grillmeier在德国Unterhaching去世，他一生写过12本书，以及数百篇的文章。

Bernhard Häring于12岁时进入修院，并在救世主会内晋铎，为梵二预备了基础。在1950-1986年间，他是罗马救世主会大学the Redemptorist University和亚丰索学院the Accademia Alfonsiana的伦理学教授，并在此教导了美国的现代主义者Charles Curran。

许多神学院都把海宁的伦理神学系列《基督之律The Law of Christ》（1954）当作教材。在这套书里，海宁极度轻视对罪的邪恶，以及躲避罪恶的必要性，并且鼓励主观性的宗教，让个人重新划定道德边界。他写过100多本书，近1000篇文章，都在传播现代主义思想，比如其中一本书名是《移动中的教会The Church on the Move》。

以梵二“神学专家”的头衔，海宁协助编写了《牧职宪章》和《信仰自由宣言》。更有甚者的是，甚至保禄六在他的通逾《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里都谴责人工节育，然而海宁，Charles Curran以及其他600余名现代主义者却签署联合声明，告诉夫妇们不要被规则索羁绊，去做他们想做的。海宁相信，各种宗教只不过是通往天主的不同道路。他在华盛顿特区教区里，邀请誓反教参加避静灵修，并担任非天主教学校的教授职位，如布朗大学、耶鲁神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

1892年，耶格尔出生德国哈雷Halle,于1922年4月1日晋铎，在堂区工作4年，后教书13年，1939-1941年任随军神父。

耶格尔协助贝亚Bea枢机设立了促进基督徒团结秘书处，并创建了伪合一机构Johann Adam Möhler Ecumenical Institute。1965年2月22日，升为枢机主教。

1904年3月5日，拉内出生于弗莱堡，并于1913-1922年间就读于Kepler中学Kepler Gymnasium。这是一所非天主教学校，来自天主教、誓反教、犹太教家庭的学生混杂在这所弥漫着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氛围的学校里。拉内是纳粹党员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学生，他在校期间，阅读了康德，以及耶稣会的现代主义者Pierre Rousselot神父和Joseph Maréchal神父的作品。1927-1929年，他在费尔德基希Feldkirch给耶稣会新人教拉丁语，他也是全世界最精通拉丁语学者的之一。他对拉丁语的精通，在梵二时给现代主义者们起了至关重要的的作用。

1932年7月26日，他完成了在Valkenburg的学习后，在慕尼黑的圣额弥尔教堂晋铎。他写过的书和文章数量加一起超过3000。1934-1936年，他在弗莱堡大学研究，并于1936年在因斯布鲁克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卡尔拉内把康德的先验论和内在动力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现象逻辑相结合起来。

卡尔拉内的“无名/匿名的基督徒”的异端思想，以及他关于基督和教会关系的异端思想，都能在拉辛格、孔汉斯和Schillebeeckx的文章中见到，并且弥漫在梵二文件中。拉内认为，天主教信理是“没有生命力的”。Karen Kilby写道，“拉内出生于某种天主教会内，但却死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天主教会里。”

孔汉斯出生于瑞士的苏尔塞，是20世纪最知名的现代主义神学家，他出版了许多现代主义书籍，发表过许多现代主义演讲。他的名声来源于他在图宾根大学的工作。在修院时，孔汉斯就研究黑格尔哲学和路易斯·布耶Louis Bouyer的书籍。孔汉斯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竟是研究加尔文神学家卡尔·巴特 (Karl Barth)的教义。他把这些誓反教信仰全部融入进了梵二文件中。另一名现代主义神父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在1957年出版了孔汉斯的书《复义Justification》，从而避开了教会审查。

孔汉斯这个年轻神父，已经吸引了至圣圣部的怀疑目光，并被编入异端档案编号399/57i。孔汉斯1960年出版的书《大公会议，改革和团圆The Council, Reform and Reunion》，就是为主教们接受梵二异端做的准备。在大会一开始，因他坦白醒目的异端思想，而立刻成为大会的名人。若望二十三任命他为大会的“神学专家”，让他与龚格Congar，菲利普，拉内，拉辛格（本笃16）以及其他人一起创作梵二异端文件。

他和他的密友若瑟 拉辛格，跟大会其他的非天主教观察员一样，参加大会时穿世俗西装打领带，不戴罗马领，不着罗马常服。梵二时，两人均在图宾根大学教书。

1929年，这位瑞士神父进入耶稣会，并于1950年成为教区神父。在法国富维耶的耶稣会学院Jesuit Scholasticate修道期间（1933-1937），他成为达尼埃洛、吕巴克和Brouillard的朋友。在《神学的变动Schriften zur Theologie》一书中，拉内和冯·巴尔塔萨表明了他们的现代主义神学观念，并且二人合作编写专栏《问题争议Quaestiones Disputatae》来给神父和修生洗脑。1952年，冯·巴尔塔萨成立了一个出版社，来印刷卡尔巴特、拉内和孔汉斯的作品。他甚至预言，卡尔巴特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将给天主教会带来一场新的改革。冯·巴尔塔萨写过119本书，500余篇文章，都绕开了教会批准。1969年，保禄六任命他为国际神学委员会委员，以及命他参与梵二文件的编写，他的“向世界开放”，和“平信徒的普遍祭司职”等概念都融入其中。冯·巴尔塔萨甚至用性行为，来对比领圣体时灵魂与基督的结合。更过分的是，他的《信经Credo》一书中，甚至试图说至圣圣三是性产生的原因。1988年，若望保禄二世任命冯·巴尔塔萨为枢机，并赞扬他为宣扬现代主义所作的工作。但他死于升枢机仪式的前三天。

直到1950年代中期，从各方面来看，荷兰的天主教都是全欧洲最传统的。每周参加弥撒的比例最高；不来教堂，背弃信仰的比例最低；跟誓反教或社会主义者搞合一运动的反对力度最强；对传统生育模式的遵从；在天主教世界中只占1%的人口，却提供了10%的跨国跨教区服务的国际神职，包括神父、修士、修女。

1970年，荷兰有五百三十万公教教友。2014年，只有三百九十万。2010年，每周弥撒参与率从0.4 (Groninger-Leeuwarden教区)到2.9% (Roermond教区)。10年内，全荷兰堂区的数量下降了一半，从2003年的1525个，下降到2014年的760个。

Alfrink枢机作为圣经批评家，在梵二大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力。许多人追随他的领导。1900年7月5日，他出生于荷兰的Nijkerk。他在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宗座圣经学院th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33-1951年，他在荷兰Nijmegen的Rijsenburg修院里担任圣经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在圣经分析中推广使用现代主义者的分析时尚。Alfrink曾撰文，讲述他利用现代主义怀疑论的方法，解决了旧约的“问题”。1951年7月17日，他晋牧为Utrecht教区的助理主教，四年后升为尼德兰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of the Netherlands的总主教。1960年3月31日，他升为枢机，然后四处旅行，为梵二新宗教招募神职和平信徒。他教区的修院教授新神学。1959年，Alfrink宣传，在信徒的群体中，才能寻到真理。1962年，他的牧函提倡合一运动，以及合一运动联合朝拜。他作为梵二中央准备委员会委员（1960）和主席团成员（1962-1965），他在梵二大会上是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并且是大会闭幕的发言人之一。

Bekkers主教是人本主义者，人们称呼他是“尼德兰的若望教宗”，因为他提倡主教团、跨宗教对话，宗教自由和相对伦理主义。他希望神父们用这个世界的术语用词来发言，而不是用教会的语言。Bekkers主教曾经亵渎的说过，那些相信自己的圣秩具有超性能力的神父，就像变戏法的一样。Bekkers相信，人们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伦理道德问题，而不是让教会来指挥什么对什么错。梵二结束后的一年，他去世。

由于至圣圣部的反对他的异端思想，所以Edward Schillebeeckx从未参加梵二，但他的作品和讲座却影响了许多主教。1914年11月12日，Schillebeeckx出生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于1933年加入道明会，并在鲁汶学习了三年的哲学。把Schillebeeckx神父归为荷兰现代主义者，是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荷兰做的。他于1941年晋铎，于1942年获得神学高级硕士。1942年在接触到德国卡尔亚当Karl Adam神父的作品后，他开始赞同纳粹主义。1953年，他放弃他的教名，又用回他的世俗姓名。

合一主义者Willebrands在梵二之前的几十年里，在荷兰就影响了许多人。。1934年5月26日晋铎后，他晋升迅速。1940年，Willebrands开始在Warmond修院教授哲学，5年后升为院长，并且是合一性质St. Willibrord协会的主席。他的好友Visser’t Hofft博士，也是是贝亚Bea枢机的好友，和普世教协的主席。1969年，他升枢机，1975年他任Utrecht教区总主教和荷兰大主教。

在梵二时，van Dodewaard告诉参会神长们，要支持合一主义，因为这是圣神的工作。他还说，所有的天主神启都能在圣经中找到，意味着圣传既无意义，也没必要。

Mariano Rampolla del Tindaro枢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他在出任西班牙宗座大使时（1882-1887）加入了共济会。共济会出版物《The Equinox》中提到过他，他被列入东方圣殿会Ordo Templi Orientis，该会在近40个国家设有分会。1887年3月14日，Rampolla担任教宗良十三的国务卿，之后很快升为枢机。Rampolla以犀利的目光和钢铁般的意志而出名，有时欺瞒了良十三，但最终没能成功的操纵良十三。

很明显，良十三不知道Rampolla是一个共济会员。在1884年4月20日通逾《Humanum Genus论共济会》中，良十三写道“在天主的王国与撒殚的王国之间正在爆发一场战斗，邪恶的党羽受共济会的领导和协助，正肆无忌惮地兴起，反抗天主。”在通逾中，教宗还解释了共济会的目的：

“…彻底推翻建立在基督教教导下的全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秩序，并用一种​​符合共济会观念的新秩序取而代之，而这种新秩序的基础和法律只来自于自然主义。”

促进基督徒团结宗座理事会主席

贝亚枢机被列入意大利现代主义者，是因为他的近半生都在意大利散布现代主义。1881年5月28日，奥古斯丁·贝亚出生在德国布伦贝格，一岁时丧母。19岁时，开始在弗莱堡学习神学。1902年4月8日，进入荷兰Blyenbeek耶稣会预修院。在荷兰Valkenburg学习后，他在荷兰Sittard和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于1912年8月25日晋铎。他的履历：

1914-1917 耶稣会亚琛Aachen省总会长

1917-1921 Valkenburg的圣经学教授和研究院长

1921-1924 耶稣会上德意志教省总会长

1924-1928 宗座额我略大学教授，研究院长

1924-1929 宗座圣经学院教授，教会学研究院系主任

1930-1949 宗座圣经学院系主任，Biblica总编辑

1931 宗座圣经委员会顾问

1936-1959 教廷圣部顾问，圣礼部顾问，神圣修院大学部顾问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Seminaries

1945-1958 庇护十二的告解神师

1959年12月17日 被若望二十三提拔为枢机

1960-1968 促进基督徒团结秘书处主席

1962年4月19日 晋牧为主教，名誉总主教

1968年11月16日 去世

对布格尼尼涉及共济会的指控长期以来挥之不去，但却从未妨碍过他起草新弥撒礼仪。安尼巴莱·布格尼尼出生于意大利的奇维泰拉德拉戈Civitella del Lago，1936 年晋铎为遣使会神父。他在 罗马天神学院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在教区工作了十年后，开始专攻礼仪方向。后来，他成为《礼仪期刊Ephemerides Liturgicae》的编辑。1948 年，教宗庇护十二指派布格尼尼神父协助礼仪委员会准备1955年恢复圣周和瞻礼简化的工作。如今的一些传统天主教友拒绝庇护十二对圣周的变化，因为布格尼尼参与其中。教友们应该知道，这是真教宗庇护十二世批准的，圣周礼仪的改变被教宗无误性所保护。

1949年，布格尼尼神父在宗座传信大学和宗座拉特朗大学任教。1960年，若望23任命他为礼仪委员会预备会秘书。1962年，他因现代主义观点被免去宗座拉特朗大学的职务。1964年1月3日，保禄六世任命布格尼尼为礼仪委员会秘书，该委员会负责实施梵二《礼仪宪章》中的各种修改。他死后出版的《礼仪改革 1948-1975》一书中，布格尼尼指出，创立新弥撒的第十研究组中大多数成员都是现代主义者。作为新弥撒的首席设计师，布格尼尼在梵二前、期间和结束后，都与礼仪委员会保持合作。如果遇到反对意见，布格尼尼只会说“教宗想要这样”，然后继续。

Amleto Cicognani枢机支持对庇护十二在1948年对加布里妮修女Mother Cabrini封圣，这是第一位封圣的美国人。Cicognani枢机还出版了《保禄书信中的祭司，以及在美洲的圣化The Priest in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and Sanctity in America》。但可悲的是，Cicognani枢机的后半生对保禄六的忠诚超过了对天主的和对教会的。Amleto Cicognani于1883年2月24日出生于意大利布里西盖拉Brisighella，1905年9月23日晋铎。他在宗座拉特朗大学教会法学院学习了五年后，获得教会法博士。之后在圣事部Congregation of the Sacraments任秘书，并于1922年任副部长。

这位博学的神父在拉特朗法学院教授教会法，并写了一部关于教会法的著作。1924年，Cicognani神父以罗马大学助理随堂神父身份，给Montini蒙蒂尼服务。1933年，Cicognani开始了长达25年的驻美国宗座特使的职业生涯。1958年，他出任东方教会部the Congregation of Eastern Churches的秘书长，并出任若望23和保禄6的国务卿。

Lercaro枢机在梵二期间，是一位领导人物。他跟马丁路德类似，非常憎恨传统拉丁弥撒。他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欺骗了许多参会主教。1902年，11岁的Lercaro从一位礼仪运动的领导者，Genoa教区的Eduardo Pulciano总主教手里获得了一份小修院奖学金。1914年7月25日，Lercano完成学业后晋铎。在一战期间，Lercano神父既是抬担架工人，也是随军神父。1918-1923年，Lercaro担任Genoa教区小修院院长。1923-1927年，他作为热那亚Genoa教区大修院的副院长，任圣经和父系学教授，鼓励他的学生拥抱现代主义者的礼仪运动。

从1930年代起，Lercaro神父就是蒙蒂尼的好友。保禄六委托他起草新弥撒经书。他在Barnabitet大学任哲学教授，任其附属高中神学老师长达10年。1946年11月23日，他以热那亚教区圣母领报圣殿Immaculate Conception Basilica in Genoa本堂神父的神父（1937-1947），获蒙席身份。在二战期间，Lercaro加入了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并创办了期刊Didascaleion。

尽管现代主义者非常渴望把梵二改革归于圣神这个谎言永远的延续下去，但事实终究是不会远离的。只要知道是“谁”干了“什么”，“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和“为什么”，这五个要素，许多事情就会大白于天下。梵二对信仰和崇拜所做的改变，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变化不是天主的工程。这是在撒殚的蛊惑下，天主的狡猾敌人对教义和崇拜预先设计好的改变。梵二大会，礼仪宪章落实委员会，以及其他的梵二后机构只不过在执行几十年之前，甚至几百年之前就详细准备好的计划而已。真理与谬误的征战一直延续到今天。天主最终要凯旋获胜。

以上所阐述的天主敌人们，造成了数不清的灵魂偏离正道。可悲的是，许多丧失信德的人在死亡时还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圣教宗庇护第五在宗座诏书《Quo Primum》中宣布，如有任何人试图本质性改动弥撒经书的，就将招致“全能天主和圣伯多禄圣保禄二位宗徒的义怒”，想象一下，那些重新编写圣事礼仪，推广新福音和假信仰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惩罚！

作为墨西哥现代主义礼仪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梵二大会期间，Méndez-Arceo影响了许多人。他是共产主义解放神学思想的推广者。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纵容手下的神父在社会上制造暴力事件。

1941年，方济各·安霖泽改宗天主教，并于1960年晋铎。他的博士论文《作为神圣弥撒介绍的伊博族献祭Ibo Sacrifice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techesis of Holy Mass》，推广当地文化融入教会，在弥撒中插入当地外教风俗和信仰。1965年，这位32岁的助理主教（奥尼查教区，尼日利亚）参加了梵二大会。他是当时全世界最年轻的主教，没有之一。1967年，他升总主教，1985年升枢机。1984年，安霖泽被非基督徒秘书处临时主席，该机构后改名为宗座宗教协谈理事会。自2002至2008年，他担任圣礼及圣事部部长。

在某些誓反教教堂、现代梵二教堂、印度教，巫毒教和萨泰里阿教中，仪式性舞蹈被采用。1975年，圣礼及圣事部就编写过一份名为《礼仪之舞：表达神乐的一种方式Liturgical Dance: An Expression of Spiritual Joy》。1994年，新的指导手册出现了。尽管有些人想在教堂里表达他们自己，但教堂里并不适合这样做，更何况在教堂中不断地在举行加尔瓦略的献祭。在教堂里跳舞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力，更何况许多舞者的衣着并不端庄，与弥撒完全不调和。但是，梵二的一个文化适应项目却批准了这个计划。

《文化适应与罗马礼仪的指导书Instruction on Inculturation and the Roman Liturgy》第42段，这样说：

“在某些人身上，在唱歌时内在就会双手打拍，会随着韵律扭动身体，以及做出一些舞蹈动作。这些外在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在礼仪时享有一席之地，条件只要求，这些外在表达方式是在朝拜、赞颂、奉献和恳求时的普通方式，也不是一种表演。”

Gerald O’Connell 在《天主看不见的手：方济各·安霖泽枢机的生活与工作》一书65页，这样写道，

“在非洲，在弥撒里会出现各种舞蹈，已经变成一个时尚。我认为，我所看到的舞蹈，是完全不适合出现在弥撒里的，而更适合出现在弥撒结束后的堂区聚会活动中。我还见到一些堂区在弥撒进行到‘贺三那’时，却让一群女孩进入至圣圣所里。”

这位备受尊重的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1946-1966）在梵二极具影响力。他把巴黎天主教大学成功的变成现代主义者的培训基地后，于梵二结束的两年后去世。

作为巴西主教会议主席（1952-1964），Hélder-Câmara共同创立了CELAM(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并且他推广共产主义解放神学。他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并通晓多种语言，成功影响了许多主教接受现代主义者对教义和礼仪的改变。

Gouyon错误的声称主教团制度可以追溯至最早期的教会。1963年11月27日梵二会议期间，在一场推广合一主义的讲话中，Gouyon声称，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一样的。1969年，他被提拔为枢机。

Heenan在1965年2月22日被立为枢机。由于一开始英国有许多人反对梵二变革，Heenan于是采取两幅面孔，一边反对人工避孕、计划生育和与外教通婚，另一方面却推广合一运动，谬误的信仰自由，以及与共济会对话等。

Silva Henríquez召集许多拉丁美洲主教一起支持信仰自由，人本主义，宗教无差别主义，以及对弥撒礼仪的修改，并协助破坏罗马教廷的权力。由于南美主教习惯性的进行集体投票，于是整个南美洲丧失了信德，一部分归因于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南美洲的一亿六千万天主教徒，几乎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在梵二后，其中大多数离开了教会，加入了各种假宗教。

Franz König于1905年8月3日出生于奥地利的Markt Rabenstein，五岁时丧父。14岁时加入St. Pölten教区小修院，那时他并没有决定将来要作什么，也对祭司职不很感兴趣。他在小修院里学习语言，诗歌，世界宗教和绘画。16岁时，他对信德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收到来自罗马和英国的两份奖学金，并最终选择去罗马念书。König住在罗马的德国学院，那里的修生因为穿着红色罗马常服而被戏称为“龙虾”。

他在宗座额我略大学完成了哲学课程和三年的神学研究后，König决定要当一名神父，并在短短几个月后的1933年10月27日晋铎。即使他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没有信德的普通人，König神父在罗马留了两年来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了奥地利。并在Alt-Pölla教区服务。但在堂区仅工作了短短几个月后，König博士就开始在法国里尔大学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成为里尔教区主教Liènart枢机的密友。1937年，König回到奥地利在Scheibbs的Scheibbs堂区任副本堂。两年后，他成为St. Pölten主教府的副本堂。

在梵二大会上，Léger枢机是公开的领军人物。他外表的真诚打动了许多人。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1916年，12岁的Paul-Emile Léger进入魁北克Ste. Thérèse备修院，并于1929年5月25日晋铎。他在法国继续学业，并被现代主义思想所吸引。之后的八年，他居住过三个不同的国家。1931-1933年，Léger神父在巴黎郊外的Sulpician修院担任教授，1933-1938年他在日本福冈创立了一个修院，1939年回到蒙特利尔修院教授哲学课。1940年，成为Valleyfield教区的副主教和总堂Cathedral rector。1947年，他出任宗座加拿大学院的教务长，并领蒙席衔。

1950年3月25日，Léger任蒙特利尔总主教，1953年1月12日升枢机。若望二十三世提名他为梵二大会中央筹备委员会委员the Central Preparatory Committee，负责修订教会法典。在他的保护下，加拿大的现代主义礼仪学者经常绕过梵蒂冈的监督。他们把他们的礼仪实验中心称为“收容中心”。在梵二大会期间，Léger是发表演讲最多的一个，超过其他任何的主教。

1960年，Rugambwa升为枢机。他在梵二大会期间，鼓励非洲主教接受现代主义。尽管在大会上他不很醒目，但他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其中一员。他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在大会之外的主教会谈中完成。

这位著名的梵二领袖推崇主教团制度，伦理相对主义，以及本地话礼仪，并极力反对求大赦的行实。在梵二大会上，Maximos影响了许多东仪主教的选择，许多人视他为梵二中主张最激进最进步的主教，没有之一。

在梵二大会期间，南斯拉夫被凶残的共产党暴君铁托统治。他杀害了一百二十万南斯拉夫人，用酷刑折磨并处决了几百名神父，但是却允许Cule、Pogacnik、Seper、Zazinovic和其他的南斯拉夫主教参加梵二大会。这些人在大会上提议激进的改革，并试图让人们对共产党员产生积极的态度。Seper在1965年升枢机，1968年任信理部部长Prefect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Seper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特务，在梵二期间，他提倡伪合一主义，假信仰自由，本地话礼仪，已婚执事，与无神论对话等。1968年2月，Seper给全世界的主教会议发送问卷调查，就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征求意见。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与共济会对话，唯独西班牙是个例外。

1912年1月9日，Elias Zoghby出生于埃及开罗，父亲为东正教徒，母亲为默基特希腊礼天主教徒。1936年7月20日，Zoghby晋铎。在耶路撒冷的the White Fathers’修道院教授阿拉伯语和数学一段时间后，他返回开罗，在堂区服务。他与默基特礼天主教的Hakim主教一起，联合默基特教会总主教Tawil，为伪合一主义而工作。1951年，他升为亚历山大教区大修院长，1954年任安提约教区助理主教和Nubia助理总主教。之后，任开罗、苏丹和亚历山大三教区宗主教代牧。在梵二大会上，Zoghby积极发声，为了支持伪合一主义，十一次干预大会进程。

他感觉梵二文献《东方公教会》在推广跨宗教敬拜之路上，走的还不够远。甚至连上文提到的另一位梵二领导，Maximos Saigh IV宗主教都反对Zoghby的离婚后可以再婚的激进观点。Zoghby对梵二后出现的婚姻无效处理办法感到很满意，因为这个办法对离婚和再婚几乎没有限制。

经历梵二的现代主义者的继任们，继续推进礼仪和教义的改变。如，Hume、Kasper、Lehmann、Maradiaga、Martini、Meisner、Pell、Schönborn、Tettamanzi和Zollitsch。

这么少的人就能办成这么大的事，肯定有人会感到吃惊。现代主义者充满热情，身处极具影响力的位置，同时，不断攻击天主教会的媒体、共济会分会和共产党又大力协助现代主义者们。撒殚的影响又掺进来，给与足够长的时间，使得这邪恶阴险的机会得以成功实施。现代主义者的天才们在梵二大会期间，就像地狱特种部队一样。许多人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动摇公众意见。几百万人没有丝毫疑虑，就接受了礼仪改变和异端教导。一位驱魔师曾纪录下邪魔在许多附魔者身上的记号，并描绘了恶魔及今天的帮凶对天主教会的渗透。现代主义者有许多身处高位的朋友庇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批评和审查。

“他们针对神父的唯一目标，就是把他们变成叛徒。引诱神父来执行他（撒殚）的计划。‘将会有许多的背教者，我要用你的祭司来建立我的教会。’在一次驱魔中，我提醒撒殚他没有摧毁教会的能力，因为‘地狱之门不能胜过她’。恶魔冷静地说，‘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尽全力迫害她’……他们已经成功的招募了一大批人站在他们的旗帜下。他说，‘我们这边人的意志，是我们控制的，他们是我们可信赖的风暴军团。共济会就是恶魔的主要支持者。路济弗尔承认，他们是他可爱的子民，是他在尘世的代表’”

——（Theodore Geiger神父、编辑、驱魔师，《圣母踏碎毒蛇Mary Crushes the Serpent》,第20-21页）

每个人的一生都必须在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忠贞于天主，或是无视天主十诫，度自私、罪恶的生活。吾主简明的说：

审判就在于此：光明来到了世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的确，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也不来就光明，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若望福音3:19-20》

圣经是这样警告信德丧失的：

我真奇怪，你们竟这样快离开了那以基督的恩宠召叫你们的天主，而归向了另一福音；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但是，无论谁，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迦拉达书1：6-8》

历史家指出，尽管有许多人协助塑造了这个现代教会，并传播它的理念，但是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幕后军师。藏在梵二后的军师，就是路济弗尔，黑暗之子，他的目标就是试图摧毁天主的工程，引领尽可能多的灵魂陷入地狱永火。撒殚造就了这个新教会，持续引导着灵魂远离天主。长期的渗透与洗脑，已经形成了一种“什么事都能发生”的精神状态。梵二文献就是造就这个新宗教的操作手册。

假教会用怀疑取代对天主的信德，用人性之希望取代了对天主的望德，用慈善事业取代了基督教的爱德，用自然取代超性，用情绪取代恩宠，用作为取代祈祷，用尘世取代天主。他们保留“天主教”这个招牌，来小心翼翼地遮掩错误的信仰，来欺骗不知情者，使他们分辨对错善恶更加困难。错误的顺从听命，使得一部分人不加怀疑地追随这个新宗教。而其他人则继续与这个现代假教会保持紧密联系，因为假教会依然占据了天主教的机构、建筑等。尽管许多老教友还保留着年轻时的信德，而许多中青年教友则对他们的信仰一无所知，除非他们能接触到他们父母辈时候的信德。

只有天主和现代主义者他们自己才确切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本书里的各种名单包括了许多疑似的现代主义者，还包含了具有相当影响力，且以自己的言行在梵二大会上支持现代主义者的那些人。这些神职一直教授现代主义思想，无论在梵二前，梵二时以及梵二后，都支持现代主义，或者频繁地与现代主义者保持联系。因为现代主义者们与背后高层的支持者们之间有一个秘密的网络，许多人不经背景审查就得以快速提拔，然后马上培养他们的继任者。

如前所述，这些人并不是做每件事上都沾染了现代主义思想，但是这些人的行为和言语，却彰显了相反天主教会的信德。他们中，某些是共济会员，某些是共产党员。唯独天主能读人心。本书所列各等名单，并非意图点出参加梵二的每个现代主义者的名字，而仅仅是提供给读者们一个快速参考，更好的理解到底谁在支持梵二变革。

一些勇敢的神父和主教试图保护传统信仰，对抗现代主义。本书第十五章会详细谈到他们。很不幸，支持现代主义者的人数远超他们。名单如下：

现代主义枢机所掌控的委员会

现代主义神学家

著名耶稣会三现代主义者Jean Daniélou、Henri de Lubac吕巴克和Karl Rahner卡尔拉纳；以及Charles Moeller和 Gerard Philips (鲁汶)

上述几人起草了《启示》《教会》和《教会在现代世界》等梵二文件。

礼仪委员会的现代主义主教们

他们起草了《礼仪宪章》等梵二文件。

他们起草了《信仰自由》、《大公主义法令》和《启示宣言》。

Ottaviani枢机的牧职座右铭是semper idem永远一致。他是梵二期间捍卫天主教义和礼仪的少数人之一。1953年1月12日，他升为枢机，获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和教会法博士头衔。他作为至圣圣部部长，全力反对异端。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彻底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微弱的视力，他依然每天与O’Flaherty蒙席一起诵念大日课。电影The Scarlet and the Black就反映了O’Flaherty蒙席的事迹。

1965年12月7日，保禄六世把至圣圣部改名为教义信理部。1967年8月15日，保禄六用宗徒宪章《Regimini Ecclesiae Universae》改革了罗马教廷，把罗马教廷各部置于平等地位，从而彻底摧毁了至圣圣部，曾经罗马教廷之首的影响力。René Laurentin神父声称，保禄六世最大的成绩，就是削弱了至圣圣部和圣礼部，从而限制了罗马教廷的权力，使梵二各种改变最终得以落实变得可能。

虽然Ottaviani枢机反对现代主义者的异端思想，如Häring、Rahner拉纳等人，但是他却与这些人的关系很好。König甚至认为Ottaviani是一位绅士，他说“尽管我们的辩论相当激烈，但我必须承认他捍卫传统神学的热情是坚定的，同时他也很尊重的听我们阐述观点。”由于他的视力极差，Ottaviani邀请美国天主教大学的Fenton蒙席和其他神学家来协助他，撰写文章驳斥现代主义思想。

Ottaviani枢机自述道：“把我放在至圣圣部，就是为了看管好教会的宝库：我指的是信理、教义和法典，这些都被包含在天主教真理中，同时也是捍卫真理之道。我真正是这些宝藏的哨兵。如果我离开了哨位，逃跑了，你会认为我是尽职尽责的吗？难道你以为，我会支持改革教会原则的运动吗，这场改革是要以不同的含义来重新定义这些原则。”

在新礼弥撒经书公开问世后，梵蒂冈官员们花了两年才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反对意见。在1967年10月24日，Ottaviani干预草稿已经提交给主教们阅读，但是直到1969年9月25日，Ottaviani干预才正式公开。Ottaviani干预，包括一封短信和一篇对新礼弥撒的学术批判构成，道明会的Guérard des Lauriers神父以及其他11位罗马教廷的神学家联合给保禄六的短信，序言部分由Ottaviani枢机和Bacci枢机完成。勒菲弗尔总主教也协助了编写。这份学术批判要求复原之前的罗马弥撒经书，并指出新礼弥撒“不仅从整体上，而且从细节上，都表现出对特伦多大公法令中第22节所规定的弥撒天主教神学的严重背离。”

Antonio Bacci于1885年9月4日出生于意大利Giugnola，1909年晋铎，成为佛罗伦萨修院的教授和神修指导。1922-1960年期间，在梵蒂冈服务。他是梵蒂冈的顶级拉丁文专家。1960年升为枢机，1962年晋牧，1971年1月20日去世。

Bacci枢机是梵二大会上少数勇敢的主教之一。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开始，他没意识道梵二新神学的险恶意图是要取代天主教义，用假教会取代天主教会。当他意识到以后，他就勇敢的捍卫天主教会。

枢机职领受礼仪

天主教会内的各种仪式、圣礼都有全面的含义。在梵二前，新升的枢机在领受枢机红帽前，教宗会对他说：

“为了荣耀全能天主，领受这顶红帽吧，作为枢机尊严的标志。它彰显了你要时刻准备，在必要时，为捍卫神圣的信仰，为保护基督徒的平安而流血致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亚梦”

可悲的是，在梵二期间这个天主教会最需要枢机来捍卫的时刻，只有极少数的枢机站出来。而更可悲的是，大多数枢机与撒殚和现代主义者站在了一起。

1876年3月2日，Eugenio Pacelli出生于罗马。他是Flippo Pacelli和Virginia Graziosi的第三个孩子。63年后他当选为教宗，应验了父母朋友Jacobacci蒙席的预言。他祖父Marcantonio Pacelli是教宗额我略第十六的财务大臣，也是教宗庇护第九的梵蒂冈国内务秘书，还协助创立了梵蒂冈新闻L’Osservatore Romano；1848年，庇护第九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暴乱时离开罗马，暂居在Gaeta时，Marcantonio前来辅佐教宗。他的堂兄Ernesto Pacelli是教宗良十三世的财务顾问。

Eugenio Pacelli的父亲是教廷圣轮法院Roman Rota婚姻庭的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家庭主妇，母亲在祭台下望弥撒，注视着年幼的Eugenio Pacelli，给他的堂兄Don Vincenzo Cirilli神父辅祭；回到家中，又看着他在家里扮演神父做弥撒。这位年轻人深爱着恭敬圣母，时常在罗马耶稣会圣殿的the Madonna della Strada路边圣母圣像前祈祷。他还很享受拉小提琴，他的妹妹Elisabetta则喜欢弹钢琴。他对圣弥撒、圣母和音乐的热爱激励着他一生对抗现代主义者。

1899年4月2日复活主日，Eugenio Pacelli神父晋铎，并在罗马的圣母大殿举祭第一台弥撒，他继续在the Apollinaris Academy学习，获得了民法和教会法的拉丁文博士学位。1901年，教宗良十三世选中Pacelli神父作为特使，去英国伦敦吊唁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从此开启了他在教会特别事务委员会的工作。Gasparri枢机邀请这位有才的教士去梵蒂冈外教部工作，此外，Pacelli还协助枢机12年（1904-1916）来编写1917首部教会法典。

1905年是动荡的年代，Pacelli蒙席负责梵蒂冈对法国事务。此时，由于法国社会主义者关闭了一万四千所天主教学校，驱逐了学校神父。耶稣会士脱下了修士服，修女们则逃亡比利时，圣教宗庇护第十宣布与法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914年，Gasparri枢机就任国务卿，任命Pacelli蒙席为副国务卿。他协助开发一套外交培训机制，并发明了一种加密系统，为梵蒂冈国及其大使馆之间传递加密信息用。1917年5月13日法蒂玛圣母显现日当天，由教宗本笃第十五祝圣，Pacelli蒙席晋牧为主教。

Pacelli主教被任命为Sardis助理总主教、宗座驻巴伐利亚特使（1917-1925）、驻德国宗徒大使（1917-1930）和驻普鲁士大使（1925-1930）。教宗本笃十五委托Pacelli总主教与奥匈帝国皇帝和德皇会面，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恢复和平。

在战争结束时，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性条款，造成德国货币紧缩，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Pacelli枢机目睹了纳粹主义的兴起，他在德国44次演讲中有40次都在谴责纳粹主义，称其为“纳粹主义的邪恶势力”。纳粹政权迫害天主教，甚至试图谋杀这位宗座特使。据Mark Riebling的《Church of Spies: The Pope’s Secret War Against Hitler》（第55页）一书记载“纳粹以共产党同情者的名义处决了许多天主教工人，并用枪扫射教宗特使。”

1919年4月25日，共产党员冲击了枢机的住所，用手雷和手枪威胁要杀了Pacelli总主教。这位勇敢的领袖坚守自己的立场。

“这位瘦高的总主教手握胸前的十字架，面对着枪口，以低沉柔和的语调说：‘我不害怕，我在天主的手中。但是你什么也得不到。我只在意我子民灵魂是否得救。’”（1954年12月13日，《Life》，作者Fulton Sheen，第31页）

他们偷了总主教的汽车后，最后离开了。1917-1925，总主教住在慕尼黑；1925-1929住在柏林。他对德国政府、德国人民都有第一手的了解，使他得以在1925完成了梵蒂冈和巴伐利亚之间的协议，1929年完成了与普鲁士的协议。在他当选为教宗后，Pacelli以个人名义对梵蒂冈与德国之间的事务发表了许多讲话。

Pacelli总主教的肠胃不太好，于是他请圣十字架修女会Pascalini Lehnert等几位修女给他做饭，长达40年。Pascalini修女说，在二战结束前，有超过20万的犹太难民在梵蒂冈城国内庇护，由她组织并负责并给这些难民提供伙食,她被称为梵蒂冈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女人。

尽管历史学家总是喜欢说，教会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和协议，是对法西斯独裁者的投降主义，而实际上，这些协议则是在这些国家保存教会生命所必须的。协议条款都由教会制定，若这些政府违反，则追究他们的责任。在1929年2月11日拉特朗条约签订后，教宗庇护十一对墨索里尼政府的立场反比之前更加强硬。Pacelli枢机和他的律师兄弟Francesco，协助起草了这份条约。从此，梵蒂冈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意大利的一部分。1929年12月16日，Pacelli总主教升为枢机。

1935年，Pacelli给Schulte枢机写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德国各级神职站出来对抗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当圣教会和至高教宗变成残暴攻击的靶子时，当谎言试图在忠于教会还是忠于尘世祖国的对抗中胜出时，时辰已到，主教必须大声疾呼，勇敢无畏地重申宗徒说过的，‘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在天主前是否合理，你们评断罢！’（大事录10:19）”

教宗庇护十一希望支持德国人民，发布通逾谴责纳粹主义。1937年通逾《以急迫的焦虑Mit brennender Sorge》谴责德国政府策划中止天主教会。

慕尼黑的Faulhaber枢机为这份通逾编写了提纲，Pacelli枢机补充了细节。这份通逾被偷运进德国，秘密打印出来，并在圣枝主日宣读。此事又掀起了新一轮对教会的迫害。暴乱、逮捕接踵而来，希特勒利用这份文件当借口，又获得对教会对德国人民的更大权力。希特勒说：“我们除了想要德国，不想要任何天主。”希特勒开始对天主教会进行系统性迫害。Pacelli枢机把这些行径称为“军事化无神论”。1936年，纳粹开始合并把誓反教学校体现与天主教学校系统进行合并，其结果是3年前65%的慕尼黑儿童就读于天主教学校，而合并后则不到3%。纳粹有他们自己的圣礼，如领洗、坚振、婚配和丧葬。他们把圣灰周三改为Wotan奥丁日，基督升天日改为雷神托尔之锤日Thor’s Hammer，他们把纳粹万字标而不是把星星挂在圣诞树上。

科隆、特里尔和亚坤的主教府被纳粹搜查，关于救灵的高度机密文件被没收。1937年12月27日，覆盖15000名学生的82所天主教学校被关闭。奥地利天主教会的情况没有更好。随着1938年3月12日德奥合并，基督徒兄弟会和修女会被从学校、医院里驱逐出去，同时立法禁止政府官员送子女去教会学校念书。

除此以外，政府还针对人民参与宗教礼仪活动采取措施；禁止神父讲话；威胁并打压天主教新闻媒体《天主教主日报》；对天主教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恐吓；间接阻止年轻人参与弥撒，在政府学校里散布攻击教会的书籍等。

1939年2月10日，教宗庇护第十一在其私人医师Francesco Petacci博士注射了一针后去世。因为Francesco Petacci是墨索里尼情妇克拉雷塔·佩塔奇Clara Petacci的父亲，所以他应该很容易的拿到毒药。

庇护第十一非常反对法西斯主义，原本计划在Petacci博士检查身体后几个小时内发表发法西斯讲话的。枢机团长的Eugene Tisserant枢机和当时在梵蒂冈的两个人声称，教宗庇护第十一是受墨索里尼唆使而被暗杀的。

在庇护第十一临终时，Pacelli枢机紧紧握着他的手。庇护第十一曾经告诉Tardini蒙席关于他的继任者Pacelli枢机惊人的品质，说“我们国务卿的工作极其出色，他干的很好，也很迅速”，“他将是一位出色的教宗。”

1939年3月2日，二战开始的前六个月，在教宗选举会议的第三轮投票时，Pacelli枢机当选教宗，使得这次选举成为近400年来的最快一次。他也很有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在生日当天当选的教宗。

那天晚上，教宗让Ludwig Kaas蒙席带他去圣伯多禄大殿中教宗祭台地下的圣伯多禄之墓前，在那里祈祷。这座墓是一群工人工作时偶然发现的，因为庇护十一要求扩大主祭台的区域。1952年，考古教授Margherita Guarducci对该地下墓穴进行了挖掘，并翻译出来古代的铭文，确认了许多古代物品。在宗徒之长长眠的那个墙上，有希腊铭文写着“伯多禄在此。”1958年，Margherita Guarducci出版了三卷详尽的研究。在庇护十二去世后，他的墓也被置于这个墓穴里，紧挨着圣伯多禄之墓。

Vincent Yzermans解释了庇护十二教宗牧徽的特征：衔着橄榄枝的鸽子站在三块石板上，三块石板坚定地立在这个世界的混乱水面上。鸽子代表和平，三块石板代表天主的神圣法律，尘世的民法和教会法律三者，才这个涕泣之谷混乱不堪局面的真正长久的和平基石。庇护十二的格言是：“和平是正义的结果。”

作为基督在世的代权，庇护十二做了一切能做的，来帮助受压迫的德国教会。然而不幸的是，德国主教们之间有严重地分歧。Bertram枢机（现虽是波兰Breslau教区，但当时却参加德国Fulda主教会议），维也纳的Innitzer枢机以及宗座特使Orsenigo总主教，都站在希特勒这边；而柏林von Preysing主教、慕尼黑Faulhaber枢机、科隆Schulte枢机，明斯特von Galen主教以及其他忠贞于罗马的主教。1941年7月，von Galen主教抗议盖世太保，因为他们从明斯特教区驱逐了耶稣会和无玷修女会，并处决和火化了800多名精神病人。

教宗非常不信任一些德国主教，而日后恰恰这些主教是梵二的领导者；以至于教宗计划要求德国政府给与许可，一旦希特勒被罢免，允许他来任命未来15年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