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真假教会的试金石——伪合一主义
本文的目的就是，唤醒忠贞教会，让你们看看梵二假教会不仅不谴责谬误，甚至拥抱谬误。为何？因为梵二假教会就是谬误军团的其中一员。
背景：梵二前公教会，对一切谬误理论和团体（含共产主义）的正确态度
人人都应当避免与任何被怀疑属于共济会或其附属团体的人有亲密往来或友谊。你们应当凭其果实认出他们，并远避之。应当避免一切亲密往来，不仅是那些公开宣扬该秘密会派本质的亵渎放荡之徒，也包括那些假借“普遍宽容”“尊重一切宗教”的面具，并渴望调和《福音》的格言与革命原则之人。
这些人企图将基督与邪神贝尔相调和，把天主的教会与不认天主的国家融合为一。——良十三世教宗，《守护那信德》（Custodi Di Quella Fede），1892年12月8日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由公教徒所创立的跨宗派协会，旨在为“文明的改革”而工作——而这一事业首先具有宗教性质。因为没有道德文明，就没有真文明；而没有真宗教，就没有真道德文明。这是一个已被证明的真理，一个历史的事实。
（作者注：教宗教导要点有二：一、物质条件提升不能衡量人类文明，唯有伦理道德水平提升，才是真文明；二调唯有真宗教——天主公教的别称——才能带来真的伦理道德提升，排除其他任何假宗教、世俗思想的可能性，如：誓反教、东正教、佛教、回教、犹太教、道教、神道教、儒教、妈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民主，等等等等。一句话，一切人类行为，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社会集体行为，其基础，必须建立在公教伦理之上。）——圣庇护十世教宗，《我们的宗徒使命》（Notre Charge Apostolique），1910年8月15日。
可敬神昆，你们应竭尽所能，免使信友为共产党⼈的阴谋所骗。共产主义的本质便是邪恶⽆⽐的。凡⽴意保卫基督⽂化于陨落者，在任何事上不得与之合作。如果有⼈为共产主义所迷惑，曾经帮助共产党⼈在本地⽴⾜， 则他们将⾸先尝到其错误的苦果。⼀个地区，其基督⽂化历史越悠久⽽灿烂，沦⼊共产党⼈⼿中后，其遭受⽆神论者的狂怒与残暴，亦越为可怖。
教宗庇护十一，《神圣救主》（Divini Redemptoris），1937年3月19日
至圣圣部接到咨询：
- 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或支持他们；
- 是否可以出版、传播或阅读支持共产主义教义或行动的书籍、期刊、报纸或传单，或在其中撰写文章；
- 那些明知且自愿从事第1与第2项所述行为的信友，是否可以被准许领受圣事；
- 那些信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与反基督教教义的信友，尤其是那些为此教义辩护或传播者，是否因叛离天主教信仰而自动招致由宗座专属保留的绝罚。
主管信德与道德事务的诸位尊敬枢机，在听取可敬神昆顾问们意见后，于1949年6月28日星期二（原定星期三）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作出如下决议：
- 对第1项：答复为“不可”。因为共产主义乃是唯物主义且反基督教的；共产党的领导者，虽然有时在言辞上声称自己并不反对宗教，但在他们的教导与行动中，却显然表现为天主、真宗教及基督教会的敌人。
- 第2项：答复为“不可”；依法律本身予以禁止（参见《教会法典》第1399条）。
- 对第3项：答复为“不可”；依照通常拒绝向未妥当准备者施行圣事的原则。
- 对第4项：答复为“是”。
——同年6月30日星期四，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例行接见时批准了上述尊荣枢机们呈报给祂的决议，并命令将此正式刊登于《宗座公报》（Acta Apostolicae Sedis）。
兹于1949年7月1日颁布于罗马。
与谬误和解的第一阶段：若望23
假教会的一切，始于若望23。他用狡猾含糊的文字，接受了梵二前明令禁止谴责的谬误。特别是梵二前旗帜鲜明的共产主义谴责。从他的第一封《和平通逾》开始，如下：
哲学与历史运动
- 再次，明确区分关于人类和世界的本质、起源和目的的错误哲学，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事业，即使这些事业的根源和灵感源于这种哲学，也是完全合理的。诚然，哲学公式一旦以精确的术语确定下来就不会改变，但各项事业显然无法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运作环境变化的影响。此外，谁能否认这些事业中可能存在着一些良好且值得称赞的因素呢？这些因素确实符合正当理性的指令，并且是人类合法愿望的表达。
- 因此，有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某些实际目的而安排的会议——尽管此前被认为毫无意义——实际上可能在目前富有成果，或至少提供了成功的前景。但这种合作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以及这种合作在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方面的方式和程度——这些都应由审慎来决定；审慎是所有美德之王，这些美德支配着人们作为个体和社会的生活。
——《和平于世》通逾
理论先行：梵二谬误之源
解析这段狡黠的文字，用大白话说就是：指导人行为的思想（错误的哲学），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事业，只要人的行为中包含了某些正当理性的因素 若这样说来，相当于，历史上的一切人类事业（无论好坏，邪恶与否），只要包含了某些正当理性的因素，这些事业就是可以允许做的。那人类历史根本就不存在邪恶了，因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事业，是纯粹的邪恶，连一丝正当理性因素都找不到的。就算再残暴的暴君，也多少会做点正当的事。这个思想，以后贯彻在梵二臭名昭著《信仰自由宣言》里，号称，任何宗教都多少包含真理的因素，不管是多么邪恶凶残的宗教，都有真理在里面。可以说，这就是伪合一主义之毒源。梵二不仅拥抱伪合一主义，梵二实际上跟一切邪说都和解，特别是共产主义，也是本文的讨论重点。
是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达成和解”，确实是梵二的核心议题之一——而这一进程的背后，是在庇护十二世去世前的数十年间，共产主义的渗透者在真教会内部的暗中活动。他们长期潜伏，培养出一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工程师”与“卧底特工”队伍，只待钟声响起便可被唤醒。唤醒的钟声于1959年1月25日被敲响：隆卡利（即若望23）宣布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并授权其秘密委员会拟定会议草案，以取代由枢机们制定的原始草案——这些红衣主教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只是若望二十三世所设的烟幕，用以掩护他的真实计划，即：所谓“教会之重生”（ecclesiogenesis）、与世界谬误的和解。
行动跟随：第一个抛出橄榄枝
大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办公室邮寄问卷，向世界各地主教征询对会议议题的意见。结果显示，共产主义名列榜首。
然而，正如前一章所记载的，在蒙蒂尼Montini枢机的推动下，于会议开幕前两个月（1962年8月），若望二十三世批准与莫斯科官员签署《梅兹协定Metz Accord》。根据该协定，苏联方面同意允许俄罗斯国家教会派遣两名代表出席大公会议，条件是会议上必须对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议题保持绝对、彻底的沉默。
除了蒙蒂尼枢机（他指示若望教宗与苏联展开谈判）、尤金·提瑟朗枢机Eugene Tisserant（他签署了协定）、以及扬·威勒布兰兹主教Jan Willebrands（他与俄罗斯国家教会代表进行了最后的接洽）之外，参加会议的主教们对于《梅兹协定》的存在与性质，以及它所代表的可怕背叛，皆一无所知。
——兰迪·恩格尔（Randy Engel）《索多玛礼仪》（The Rite of Sodomy），第1135–1136页。
《梅兹协定》注定了忠贞教会当下的命运。
纵观整个20世纪，公教会的最大的显明的敌人，就是共产主义。公教教义斩钉截铁地谴责共产主义。很有必要在大会上编篡出版一本小册子，摘录教宗历来所有谴责共产主义的文献。除此之外，还有213位枢机、总主教与主教敦促保禄六世要求大公会议作出这样的谴责。随后，又有435位神长重复了同一请求。这两份请愿均依照会议《内部指引》所规定的时限，按时呈递。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份请愿从未被提交讨论。第一份根本未被纳入考虑；至于第二份，则在会议闭幕后被声称由阿基利·格洛留（Mgr. Achille Glorieux）——原本应受托处理该请求的委员会秘书——“遗失”了。
大公会议闭幕了，但没有对共产主义作出任何明文谴责。为何没有作出谴责？此事似笼罩在谜一般的迷雾之中。直到后来，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重要事实才浮出水面。思考一下：做出“梅兹协定”决定的天主教神长，其行为应如何解释？答案，容我留给读者自行判断。
和解第二阶段：保禄六，升级版的《梅兹协定》——东方政策
沿着《梅兹协定》对共产主义保持沉默的精神，保禄六的时代来了，他在背叛深陷红色政权压迫中的公教会这条路上，走的更深更远。他的东方政策，出卖了一系列的东欧教会、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如下：
- 其策划者与执行者为 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枢机（Cardinal Agostino Casaroli）；
- 政策目标： 与苏联及东欧各共产政权（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建立外交接触，
通过谈判保障当地天主教会的最低生存空间。
主要做法
- 承认各国政权合法性；
- 避免公开谴责共产主义；
- 通过秘密谈判任命主教；
- 减少教宗文献中的反共措辞；
- 促成国家层面的外交承认与大使交换。
1967年1月6日三王来朝瞻礼，是祝圣第一位中国国籍主教四十周年纪念日，保禄六的讲道中，就已经表达试图投降红色中国之意。他清晰明确的说，要把东方政策从东欧扩张到红色中国身上。以下是他的讲道翻译：
众所周知：我们选择了此时、此地、此集会、此庆节，是要以欢欣的喜乐与纯净的希望，纪念一个“双重周年”——那就是：在四十年前，即1926年10月28日，于这同一座大殿内，我们那位可敬而伟大的前任——庇护十一世——亲手祝圣了最初的六位中国主教；以及二十年前，即1946年，另一位同样可敬而伟大的前任——庇护十二世——所颁布、使中国圣统制得以常规建立的教会法令。
为何要庆祝这些周年纪念？因为我们今日以宗教的虔敬与庄严的心情所追忆的这两件事实，确实是伟大的事件，是历史性的事件，是充满人性与灵性的事实；而且，它们本应自然地、喜乐地继续发展下去——然而在近年，却遭遇了严重而痛苦的阻碍。 这些情况，你们都清楚。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正面临严重障碍；我们与那里的联系被完全阻断；在普世大公会议上，没有一位来自中国圣统的主教出席；所有传教士都被驱逐；而天主教会、这同一宗座，竟被指控为“反对中国人民”。
然而，这一切毫无理由可言——我们本可以用许多论据来证明这一点。 众所周知，天主教会一直以来都以极大的同情与关怀看待中国；她与中国人民之间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正说明她是以何等的尊敬、何等的奉献来认识这个民族，从未怀有任何属世的私利；她只愿为他服务，致力于帮助中国发扬其内在的道德财富，并以自己所拥有的最美好的恩赐，贡献于中国人民的教育、扶助与尊严。 众所周知，在那个重新振作的国家里，天主教生活——尤其由于我们今日所纪念的那些事件——早已完全摒弃并拒绝一切“类殖民”的外貌或本质；它已然是、并愿继续成为中国灵魂真实的表达，使这个民族能在基督信仰中，找到对其高贵传统的尊重，以及其深层灵性渴望的圆满实现。
那么，我们究竟希望什么呢？我们坦率地说：我们所希望的，是重新恢复联系——正如我们如今仍与那部分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人民维系往来一样。的确，我们必须承认：在旅居于大陆以外的众多中国人当中，天主教会非常欣慰地看到，在远东及世界各地，拥有许多卓越而忠信的子女，以及热忱而兴盛的团体——他们在中国籍主教与司铎的良好牧养之下生活。今天出席这礼仪的中国学生们，以及其他同样前来参与的中国信友，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珍贵的标记：那标记显示出中国教会生命力的持续不灭，也成为我们莫大的安慰与深切的希望之源。
然而，我们如今更希望能重新与大陆上的中国人民恢复联系——那联系并非由我们主动中断。我们希望向那些仍然忠于天主教会的中国信友们表达：我们从未忘记他们，也绝不会放弃对那片土地上天主教信仰复兴，乃至更大发展的希望。
我们希望重新接触，使中国青年们能明白，我们是以怎样的忧虑与深情注视着他们今日为追求崭新、勤勉、繁荣、和睦生活理想而奋发的努力。我们也愿意与当今在大陆上主掌国家事务的人士，就和平这一至高的人类与社会理想进行对话——因为我们深知，这一理想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极为契合。
这就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祈愿。然而，我们深知当下的困难重重；但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止我们以格外警醒、慈爱与关怀的心，思念中国。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即便在实际行动上受限，我们不仅被允许，而且更被强烈地催迫去做一件事：那就是纪念与祈祷。我们确实正在做这件事——我们记念并祈祷。 这也正是我们今日聚集于此的原因：为纪念中国宗教史上两件在我们看来象征性且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而我们邀请在场的每一位，乃至一切与我们共融的人，都同样去纪念、去祈祷。
保禄六整篇讲道里非常清楚的，毫不质疑共产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并且欢迎以“和平”的名义与之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是的，与各种谬误对话，建立和平，正是召开梵二的任务和目的。共产主义只是其中一股罢了。他们追求的，是不讲对错的“和平”“友好”“对话”。这是天主教会的使命吗？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跟撒殚“友好和平对话”的吗？不是！天主教会是来跟撒殚、世俗、肉身战斗的，打神战的！是踩在撒殚头上，压碎它的头颅来的！
梵二革命者并非不懂公教真理，但是他们积极试图贬抑这些真理，不断寻求与“基督君王及祂的真教会之敌”——即撒殚，试图“和解”，并始终以服从敌人的条件为代价，从未例外。
这种对敌人的全面屈服，正是伪合一主义的特征：表现为一连串的让步，向各誓反教派，诸多裂教或异端的东正教团体不断妥协；尤其与犹太教塔木德派的关系上，这种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梵二教的掌权者们，乐于在人前否认基督君王——因为他们早已在理论与实践上否认了祂对人类及国家的社会统治。他们急切地想避免“冒犯”犹太人、回教徒、耆那教徒、道教徒、神道教徒、泛灵论者、佛教徒、印度教徒、雅兹迪教徒、神智学派以及彻底的无神论者——于是，当他们与这些人同在时，便隐藏基督的标志，用犹太–共济式的语言谈论所谓“天主”，甚至尊崇拜邪神的符号，称拜邪神假神的仪式是“神圣的”与“圣洁的”。
保禄六世的 Ostpolitik（东方政策），本质上就是全面伪合一主义下的共产主义投降政策。他用这个政策，在铁幕后的共产国家中任命了一批互相认可的“主教”——这些人或对共产党当局友好，或干脆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这些“主教”收到了保禄六世的一个秘密且扭曲的“宗徒训令”，就是：绝不可批评共产主义或任何共产党员官员。换言之，他们要做的是在所谓“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中充当顺从的傀儡，以此换取在共产党国家的公教徒中推动“梵二主义假福音”的机会。
保禄六世也出卖了勇敢的若瑟·敏曾提枢机（József Cardinal Mindszenty）——即匈牙利首席主教、布达佩斯总主教。敏曾提枢机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为逃避共产政权的迫害，在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长达十年。然而最终他被迫离开大使馆——这正是由于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保禄六世以“你仍然是布达佩斯总主教”欺骗他离开匈牙利后，却旋即宣布该首席教区职位“出缺”。可是，牧者当然应该留在牧区，跟上主托付给他的羊群在一起。真教宗庇护十二虽然很痛心的看到苏联入侵匈牙利，但他对敏曾提枢机回到主教区感到非常欣慰。
这位在神学上、礼仪上、伦理上都深深败坏的蒙蒂尼（”保禄六世“），他的“东方政策”后来又被同样在神学上、礼仪上、伦理上败坏的贝尔格里欧（”方济各“）复活，并扩大强化。
保禄六的东方政策在东欧造成的结果已是极为可悲的事实，但这只是对中国忠贞教会大出卖的序幕，由若望保禄二世在1980年代末以一种微妙却极具实效的方式全面开启；随后拉青格／本笃16于2007年全面妥协中发展为彻底的投降；而最终由贝尔格里奥（方济各）彻底放弃长期受难的忠贞教会信友、任其被共产政府迫害蹂躏，铺平了道路。
第三阶段，若望保禄二世(以下简称：JP2)全面背叛中国忠贞教会
JP2为本笃16的彻底投降铺平了道路，正是他为日后那位崇拜中共周恩来的贝尔格里欧（方济各）创造了所谓“光明之路”，使其得以全面摧毁中国大陆饱受苦难的忠信天主教徒。对于中国教友而言，JP2是继庇护十二后几十年后，重新认识梵蒂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是，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真教宗庇护十二留给我们的教导，好对比：
- 于今我们举目东望心弦愈紧，看见你们国内的教会近年来处境更为恶劣，然而你们在这日久天长的困难中，你们的信德仍旧屹立不动，你们爱慕救主和他教会的热忱，仍旧始终不懈；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在痛苦中获得了莫大的欣慰。因为你们在各方面，仍旧继续不断的表示出你们信德的坚忍，显露出你们爱德的热诚，你们的这种豪举，虽然为世人所知晓的不多，但天主将来必要一一赏以永福之报。
- 但是，我们有责还应当痛心地公开说明，事实的演变，在你们中，因了阴谋的毒计，便走向了下坡，以致我们以前所指责的假说谬论，似乎已经横行到了极点，造成了莫大的祸害.
- 因为在你们国内，曾以一种秘密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爱国会”，想尽办法勒令公教人士，一并加入。据公开的报道：此爱国会的宗旨，是为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将公教的圣职人员和信友们团结起来，以提倡爱国精神，发展国际和平，并为协助巩固，并发扬在你们中所立的社会主义，并与政府合作，尽力拥护政府政策，以及所谓的宗教自由。然而，这种组织，虽可在爱国爱民，谋求和平的普通口号下，蒙蔽一般朴实的愚民，但显而易见的是：其目的尽在于努力完成其既定而又害人的阴谋。
- 其实，爱国会是假借爱国的美名来驱使公教人士渐渐接受无神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而否认天主，于唾弃宗教的原则。
- 并且爱国会也假借保卫和平的美名，接受了捏造的谣言与罪名，并加以宣传，以控诉圣职人员，攻击主教，攻击圣座，诬陷他们怀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一心专务剥削弱小民族，以固有的成见来敌视中华人民。
- 爱国会，又宣称在宗教事务上应享有各种自由，以便利于政教合作的进行；其实，这种口号的真正目的，完全是置圣教会的权利于不顾，使教会完全隶属于政权之下。
- 爱国会并促使自己的会员对于驱逐传教士的命令，对于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以及不在少数的男女信友的非法监禁的命令，都应加以赞成；并且对于长期阻止合法神长执行职权的非法处置，也应接受；对于反对圣教会至一至公，并反对教会圣统制的谬论，也应附和；并对于唆使信友，神父违抗法定神长，离间教会团体，断绝圣座关系之种种阴谋，都该照行。
- 并且，以爱国爱民自居的爱国教会，为了加速传播上述的恶毒理论，为了更容易逼人接受，遂施行各种方法，甚至压迫威吓，亦在所不惜，一面在报章杂志上大肆宣传，一面连串地召集会议。
- 用尽恐吓，诱惑，欺骗的方法，驱使一般不欲参加的人参加集会，如有人在集会中胆敢发言，辩护真理，则群起而攻之，加以反政府，反新社会的罪名。
- 此外，尚有所谓的学习，迫使学员吸取并接受骗人的学说。甚至司铎，修士，修女，修生，以及各界年龄的男女信友，都被迫参与，在这种学习会议中，整天整周，甚至整月不息，继续听讲，继续讨论，终至使人理智麻木，意志失调，乃至为一种心理力所压制，被迫声明信服。此种声明，既已失去了思索的自由，何具人性元素之有！
- 更不必提说那些千方百计恐吓人心的方法：私下的欺骗，公开的恐吓，被迫的“悔过书”，强迫收容“再教育”，“人民法庭”等等，甚至连年老可敬的主教，也被污蔑地拉到“人民法庭”的场所里去。
- 对于这种蹂躏天主子女的神圣自由和侵害人性根本权利的暴政，全球天主教的同道兄弟，以及全球的正直人士，不能不同我们一齐，同声呼吁，抗议这种损害世人良心的举动。
————《宗徒之长》通逾，1958年6月29日
教宗庇护十二世劝勉忠贞教会的教友们，要保持信德纯洁无玷。哪里见得到”接触、和平、对话“的字样？
JP2照葫芦画瓢，抄袭保禄6的策略，刻意等待，直到忠贞的龚品梅主教在历经三十年牢狱后于1986年获释，并于1988年流亡美国之后，才开始推行他的“东方政策”版本，好以他人取代上海主教这一重要教职。上文解说：保禄六世如何出卖匈牙利首席主教、若瑟·敏曾提枢机——他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避难于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十年；而保禄六世于1966年，以“可重返职位”为借口，诱使他离开使馆——明知那只是为了将他逐出匈牙利，好以一位苏联傀儡所能接受的主教取而代之。
JP2提出了一个八项方针，等待龚品梅主教流亡至上海后，才于1988年9月3日发布，目的是与中共当局进行“和解”，也不会遭到来自流亡中的龚主教的反对阻力。以下是当时的指令内容。这些指令由“枢机”·汤沐嘉（Josef “Cardinal” Tomko）——当时“万民福音传播部”（即“传信部”）部长——于1988年9月3日发布，关于“忠贞天主教徒”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之间“接触”的八项“指导方针”（来源于龚品梅主教基金会英文主页）：
鉴于主教团成员、司铎与信友，与中国天主教会代表（译注：爱国会）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本部——经与“教会公共事务委员会”协商一致——认为有必要向各主教团提供如下指示：
- 这些接触可以成为一个良机，使人能够清晰地重申天主教关于共融的教义——也就是主教们必须与伯多禄继承人保持合一，并藉此彼此共融（参见《教会宪章》14与18条）。在此方面，可以援引第一次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教义原则加以说明。
- 按照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精神，也可以向他们解释，教会如何在自身生活中实现自治、自传、自养：如今主教从本地司铎中选出，已属正常之举；福传首先应由地方教会来实现——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仍需外籍传教士的协助，但其地位应为从属；并且，教会理应由本地信友的奉献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 也可以向他们提及教会中正在发展的各种“共议制”形式，尤其是自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在全国与地区层面上通过主教团的设立；并且在普世层面上，各国主教团通过参与并合作于教会中央治理，也体现出共议精神，例如他们在罗马各部会中的参与，以及在主教会议（Synod of Bishops）中的协作。
- 在各种会晤过程中，必须谨慎，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伤害那些因忠于教宗而曾经、或仍在受苦的“沉默”多数天主教徒感情的态度。
此外，也应避免使这些访问演变为获取承认或使某种在教义层面、或在纪律及教会法层面上都无法接受的立场“合法化”的手段。- 另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是礼仪庆典的举行。事实上，一切形式的“圣事共融”（communicatio in sacris）都应当避免。不应邀请，也不应允许“爱国”主教或司铎在公开场合——无论是在堂区教堂还是各修会的小圣堂——主持任何宗教礼仪。
- 关于这些访问的教会性质及应采取的态度，必须保持必要的清晰与一致，并要求所有人予以尊重。然而，这种清晰并不意味着应缺乏弟兄之爱；相反，应在接待宾客时的热诚欢迎与对待方式上，表达这种兄弟情谊。
希望藉此，能使他们在圣神的光照下，认识到自身立场的不一致，并促使他们改变态度。- 还必须注意，凡负责组织上述访问代表团活动的人士，应当具备健全的教义信仰，忠于教会的训导权，并且能以极大的谨慎行事。
- 可以预见，这类事件势必会在地方及国际媒体中引起反响。因此，有必要预先考虑如何以适当方式协助大众传播媒介，依据上述指引，阐明教会的立场，并有助于人们理解与此立场密切相关的各种复杂问题。
可以看出，在1988年，JP2不仅继承了保禄六的东方政策，并出台了东方政策的中国版——八条指令，誓要把梵二谬误传播到共产主义铁幕中的中国教会。此时，香港和台湾，经过20年，已经完成了从天主教会到梵二教会的背教化和异端化，梵二的一切已经系统化地翻译为中文，包括梵二文献、梵二版思高圣经、梵二法典（1983版）、梵二礼典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什么东风？——中共打开国门的东风。
陈日君神父和张刚毅神父
陈日君神父于1961年晋铎，当时神品祝圣礼仪尚未被保禄六修改，故他的司铎品是有效的。但他的1996年的主教品，则可以很肯定的质疑无效。值得一提的是，1989-1996的7年里，中共政府允许，陈日君神父每年中的半年时间，在大陆的神学院教学授课。那么，显而易见的，他是受梵蒂冈选定的/指定地/委派的，落实并执行JP2的八条指示、包括落实“梵二大会的新精神”、对“神学和礼仪”进行“现代化”调整的任务。
本站大声呼喊的梵二圣洗无效的祷文，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传入大陆的。编写这祷文的人，你们就不看梵二前的教理书是怎么写的吗？ 换句话说，陈日君神父是中国大陆教会梵二化的先锋大将。注意：“梵二化”在宗缺这里，就等同于“异端”和“背教”。
愿陈日君神父早日认清梵二谬误，带领地下忠贞教会的所剩无几的信友，回头拥抱梵二前的真信德！
张刚毅神父恐怕是中国第一位宗缺，尽管可能持续了不到几分钟。根据网络教友们的记录，
张刚毅 神父去罗马觐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当时，出来见他的不是教宗，而是教庭的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对他说（后来神父知道了这是圣父在考验他）：“爱 国 会很好，你可以去加入爱 国 会。”张神父一听就生了气，并大声喊道：“假教宗！假教宗！我不见了！”说着就要走，这时圣父从里屋冲了出来，一把就把神父抱在了怀里。这就是上述那张照片（网上可以看到这幅照片，教宗抱着张神父）的来历。神父说：“教宗把我当作了苹果，想把我吃了。嘿嘿！”“教宗拥抱了我以后，我一个星期都不想吃饭了，饱了。嘿嘿！”
这段记载极其生动，并且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假教宗”这个概念，在梵二前的教会中，并非是一个连想都不敢想的禁区。张神父，作为一名信德坚定，神学素养过硬的公教会真司铎，能瞬间识别出假教会的特征，并脱口而得出“假教宗”的正确神学结论，这实在是可赞叹的圣神默启的先知话。如今深陷梵二谬误，盲目抵制宗缺，或追随伪传统的不知从何处入手的迷茫教友们，当想想张神父的“假教宗！假教宗”这句话。
可惜的是，如同保禄六欺骗了若瑟·敏曾提枢机（József Cardinal Mindszenty）一样的手段，JP2欺骗了张神父。实在可惜。愿天主怜悯张神父，并以永光照之。
第四阶段，拉辛格（本笃16）的彻底投降
拉辛格神父是真有神品的神父，但却一点也不传统，他是梵二革命的先锋，梵二大会上的现代主义团体领军者。
在真心奉行主观主义错误哲学的指引下，本笃16将中国大陆的教会局面当作一座宏大的“实验场”，以此“完善”他所设想的“各个教会之间的共融”。他不仅不要求裂教爱国会成员公开放弃错误；相反，他大力“鼓励”那些在地下教会中因信德而受苦的信友，与当地共产政权官员“合作”，以所谓“属灵的和解”来“克服过去的苦难”，并宣称这种和解必须先于“信仰分歧的困难”而进行。他给中国教会2007年的公开信清楚的写道：
以上有关普世教会的本质所说的一切，对在中国的教会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正如你们所见，不论是教会自己内部或同中国社会的关系，她都面对着一些要克服的问题——紧张，分裂和抱怨。
关于这事，去年论及初生的教会时，我曾指出，「从一开始门徒的团体不只认识圣神的喜乐，真理和爱德的恩宠，也经历过考验，尤其是就信德的真理所引起的争端的考验，结果共融被撕裂」。正如爱的共融一开始就已存在并将一直存在（参阅一若1:1各节），不幸地分裂也从起初就已渗入了。因此，我们不该对今日的分裂感到诧异……，在世事的变迁和教会的软弱中，常存在着失落信德的危险，因而连带爱德和兄弟情谊也一并失落。为此，谁相信爱的教会并愿意在她内生活，就有明确的责任承认这危险的存在」。
此外，教会的历史也教导我们，真正的共融必须经过艰苦地致力于修和才能达成。事实上，因被钉死而又复活了的耶稣之名而净化记忆，宽恕作恶者，忘掉所受的委屈，及让我们的心重新在爱中找到平安，这一切或许要求我们放弃由痛苦或艰难的经验中形成的个人立场或见解，然而，为了使在中国的教会的教友和牧者之间共融的联系能增长并展现，这些都是急切需要完成的。
换言之，拉青格告诉忠贞教会信友：要跟支持共产政权“计划生育”政策的伪教会‘牧者’们可见共融”，这个决定是忠贞教友来做的。所谓“共融”，取决于忠贞教友要不要愿意宽恕过去，甚至当下——遭受的不公。忘记迫害或者委屈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是要放弃立场，对事实保持睁眼瞎，即：爱国会的大多数领袖在信德与道德上都已背离了教会明定的教义，已经裂教，完全不属于天主教会。他们正是良十三世教宗在1896年6月29日的通谕《众所周知》（Satis Cognitum）中所说的：
由此亦不难看出，人不仅可因异端而脱离教会的统一，也可因拆教而陷于同样的险境。正如圣热罗尼莫所言：“我们认为，异端与裂教之间的区别在于：异端缺乏纯正的信理教导，而裂教则是因某位主教的背叛，而使人同样自教会中分离。”（《注释弟铎书》，三章十至十一节S. Hieronymus, Comment. in Epist. ad Titum, cap. iii., v. 10-11）对此判断，圣金口若望也赞同：“我说，并且郑重声明：从教会分裂，其罪与陷入异端同样严重。”（《注释厄弗所书讲道》，第十一篇，第五段）是以，正如异端在任何情形下皆无可开脱，裂教也同样永远不能开脱。“分裂之亵渎，莫此为甚……绝无任何正当理由，足以摧毁教会的统一。”（圣奥斯定，《驳帕尔梅尼安书信》卷二，第二章，第25节S. Augustinus, Contra Epistolam Parmeniani, lib. ii., cap. ii., n. 25）
公教信友必须宽恕自己所受的冤屈和不公，这是应当的，而且是值得庆贺的，这是为挣天堂而得的功绩，应当满心欢喜接受，这是一回事。然而，拉辛格要求放弃个人立场？抵制爱国会，这是个人的私见吗？这不是庇护十二的公共教导吗？真假教宗的教导，在此刻马上具象化，黑白分明，谁真谁假，一目了然。
什么，你说我对他的批评不公允？那请你继续看他2009年5月24日发布的《致在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 纲要》的脚注2，试图“澄清”前封公开信给忠贞教会造成的巨大困惑，如下，你自己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圣父所称的是灵性上的修和，这修和可以而且必须于现在立即进行，甚至先于官方和非官方
的天主教团体在体制上的合并。事实上，圣父似乎想界分「灵性上的修和」与「体制上的合并」。他认为修和就好像一个旅程，「不可能一日之间完成」（6.6）：然而，他亦强调有必要而且是迫切地要立即采取行动，所以，绝不能为了—— 或只是托辞 —— 这些行动充满困难，因为这要求放弃个人立场或看法，而加以推迟。时间和方法可能因应各地的情况而改变，但不可以放弃对修和的承担。此外，这修和的途径亦不能只局限于祈祷的灵修范围，而必须透过有效的教会共融的实际行动来表达（经验的交流、牧民计划的分享，共同的倡议等）。最后，不要忘记，所有人包括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和教友，都被邀参与这些行动，无一例外。正是借着实际的行动，这样灵性上的修和，包括可见的修和，才会逐渐出现，以至最终将有一天，在体制上达致完全的合一，每个教区团体环绕着一位主教，而各个教区团体彼此合一，并与普世教会合一。
在这背景下，鼓励圣职人员和教友按照这方向作出宽恕与修和行动，是合法和适宜的。
拉青格全然拒绝唯一的真合一，即，一切裂教、异端应该回到唯一的真教会的思想，被这条脚注展现的淋漓尽致。拉青格认为，人们是通过“完善”自己与其他基督徒的“共融”程度，而逐渐被“吸纳”进教会之中。这是被梵二前真教会所谴责的异端思想。但它却是拉青格的核心神学——这种思想在他于2007年6月30日致中国主教、司铎、奉献者与信友的信中，以及在2009年5月24日发表的《纲要》中，得到了极其完整的体现。
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和解”与“爱”；然而，真公教友明白，真正爱天主绝不可能容许任何对祂的冒犯。因此，拉青格那种呼吁与伪教会当局“和解”的态度——而这些当局支持或默许违反信德与道德的政府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表现。
在信中，他以罗马教宗的身分，先肯定了“教宗首席权”，然后又自己否定“教宗首席权”，给那些投靠“与罗马教宗不共融牧者’寻求圣事的天主教徒辩护，深刻展示了毫无原则的主观主义。
在不少场合上，你们遇到共祭的问题。有关此事，我要提醒你们它的先决条件：就是
该宣认同一信仰，并与教宗及普世教会保持圣统制的共融。因此，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及司铎
共祭是合法的，即使他们是政府认可或是与国家建立的、与教会的架构无关的机构保持关
系，如上面已說过（參見第7号第8段）——只要这种认可和关系没有违背不可背弃的信仰和
教会共融的原则。
真诚热爱基督和教会的教友们，不必犹疑去參加由与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融，而政权
又认可的主教或神父主持的圣祭或其它圣事。
根据教会的教义，那些没有教宗任命、但按照天主教主教祝圣礼被祝圣的主教所产生
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如上面已說过（參見第8号第12段），他们所接受之祝圣虽不合法、但
却有效。同理，他们所祝圣的司铎，以及这些主教和司铎所举行的圣事都是有效的。但信友
们该注意：在可能范围内当然先该參加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铎主持的感恩圣祭和其它圣
事。但如果有严重不便而无法做到上述要求时，为了灵性需要，他们也可转向尚未与教宗共
融者。
不在乎爱国伪教会是不是政府的工具；不在乎爱国会与圣教会在教义上的种种“差异”，对拉青格来说，都不重要！——除非涉及否认“信仰与教会共融中不可放弃原则”。但是，每条信德都是“不可放弃”的，根本就不存在“可放弃”这个说法！
因为，如果允许信友参与那些已经背离天主教信仰的异端礼仪，那么教宗圣庇护五世就犯错了了——他曾严正告诫英国天主教徒（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面临重罚、财产被没收、监禁甚至殉道），不可参加异端且分裂的英国圣公会礼仪。
读者们，拉青格这封信所说的，难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他就是在做前人不愿意做的事，即：在某些原则上“稍作让步”，以便实现一种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和解”！
这对历代致命者的见证是何等的侮辱——包括过去几十年来忠贞教会的致命者——他们宁受牢狱、酷刑、流血与死亡，也绝不在真理上作出丝毫妥协，也绝不容许世俗政权对天主教会的生命与使命有任何干预。
你看，这其中其实是有其“逻辑”的：要求地下忠贞教会的信友加入伪爱国会——爱国会是个宣扬罪恶、与“梵二伪教会”的邪恶并无二致的机构——而又仍能保留他们在“合一主义世界教会”（One World Church of Ecumenism）中的位置时，这逻辑便昭然若揭。
贝尔格里奥（方济各）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继续执行已故拉青格所铺就的道路。
第五阶段，方济各完全摧毁了忠贞教会——东方政策彻底变成官方制度
方济各沿着前任假教宗的既定政策，彻底的完成了摧毁忠贞教会（庇护十二时代真教会）的外在残存遗迹（真教会被摧毁始于1990年代的全面梵二化，摧毁了真神品圣事，这是根本性的）。众所周知的就是2018年的中梵背教协议，相当于东方协议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大概分析他的《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2018年9月26日：
近期，针对目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尤其是针对它的未来，流传着许多彼此相反的声音。我知道这些纷乱的意见和看法会导致不少的混乱，会在许多人内心引发反面的情绪。对某些人而言，会产生疑问和困惑；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有如同被圣座抛弃的感觉，与此同时，会对因为忠于伯多禄继承人而承受苦难的价值提出令人苦恼的问题；相反,对许多人而言，积极的等待和反思激发了对更加宁静未来的希望，以便在中国土地上做出富有成效的信仰见证。
点评：这位阿根廷大背教者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告诉忠贞教会中的受苦教友，不管你们有多困惑、多焦虑，都不重要，都必须让位于他人的“积极期待”。方济各本质是在说：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恐惧与焦虑，但这些情绪完全没有必要，“相信我“就对了。
然而，这位骗子“教宗”却不说，那些“积极期待”的人，多半是共产政权的官员，和那些已经与梵二教梵蒂冈“共融”的伪主教，或是那些依附于爱国会产业者——他们承认共产主义及其操控下的爱国会的“合法性”。真教宗告诉我们，裂教组织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在真圣教会中永远不可能有，想都不用想。贝尔格里奥对残存的受苦忠贞信友说：因为那些人很快乐；所以你们地下教会信友必须靠“信德”，克服那“错误”的恐惧、焦虑与困惑。这个贩卖虚假希望和虚假同情的骗子、异端、背教者。
这种局势的到来， 特别突显有关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临时性协议，正如你们所知，前几天在北京签署了此协议。在对中国教会生活富有意义的紧要关头，我首先想藉此简短文告向你们确保我在日常祈祷中纪念你们，并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内心感受。
此感受是对天主的感谢和对你们由衷的敬佩之情，即整个教会对你们的敬佩之情：即使当某些事件对你们特别地不利和困难时，你们依然表现出你们的忠贞、在考验中的坚定和对天主上智安排毫不动摇的信心。
这种痛苦的经历是属于中国教会和在世上旅居的所有天主子民的灵性宝藏。我向你们保证，天主正是通过试炼的熔炉，定会用他的安慰充满我们的心，并为我们准备一份更大的喜乐。我们确信圣咏126章中所说的： “那含泪播种的人，必含笑获享收成”! (第5节)
因此，让我们持续注视许多教友和牧者的芳表，他们毫不犹豫地为福音的传播而奉献他们“美好的见证”(参阅弟前6，13)，直至牺牲生命。他们被认为是天主的真正朋友。
点评：方济各宣称，忠贞教友的苦难经历，现已成为“中国教会和天主子民的属灵宝库”一部分。意思是，受苦的日子已经是过去，他们现在可以期待因着他（方济各）出卖他们、向中共屈服而“收获”他们苦难的果实。
又是赤裸裸的谎言，苦难依然继续，然而果实在哪里？迫害停止了？十字架被强行拆除！至圣吾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像被替换为执政者的肖像——这样的景象，正在不断发生。陈日君“枢机”，别的不说，但在这事上完全正确。中共会利用所谓的“临时协议”，来告诉那些不同意该协议的教友，他们是在违抗自己的“教宗”。贝尔格里奥的出卖，真是一种极端悲哀的讽刺：那些为“教宗”而受苦的忠贞教友（其中一些至今尚在人世，他们当年为庇护十二世而受难；庇护十二世曾为他们辩护，谴责他们的迫害者），如今却要被赤色中国的“民政当局”命令去“服从他们的教宗”。这真是彻头彻尾的魔鬼之举。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一名著名的誓反教牧师曾描述过，共产党如何摧毁他们的誓反教虚假拜上帝礼仪场所，把它们改造成“咖啡俱乐部”；这描述，恰好也适用于那些被改造的爱国会教堂——和那些梵二革命分子新建的“礼拜堂”，其目的正是为供奉这场伪合一共融派革命的虚伪精神。世上没有偶然的事——绝没有。
对我而言，我总认为中国是一个富饶而具备契机之地，中国人民是文化和智慧极珍贵宝藏的工匠与守护者，耐得住逆境并结合不同特点而变得精炼，并非偶然，自古以来它就接触了基督的信息。正如非常敏锐的耶稣会士神父利玛窦所说的，让我们挑战彼此信任的美德：“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后宜信” (利玛窦：《交友论》，7)。
这也是我的信念：只有借着对话的实践，才能真实和富有成效的相遇，即意味着彼此认识，彼此尊重并彼此“同行”，以便建设更加和谐的共同未来。
把临时性协议放置在这个互信的轨迹中。此协议体现了圣座与中国政府当局漫长而复杂的双方对话的果实，由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开启，接着由本笃十六世教宗继续。藉此历程，圣座自始至终不为别的,而旨在实现教会自身的牧灵目标，即支持和推动福传事业，并实现和保持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的圆满与有形可见的合一。
关于本协议的价值及其目标，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些反思，并为你们提供某些牧灵的灵性提示，以便在此新阶段走我们被要求遵循的路途。
在此谈及的是一个路途，就如上边所谈及的一样，它“需要时日及双方的善意”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四号)，但对教会而言，不管在中国内外，不仅仅是关系到合乎人性的价值，却也关系到回应灵性的召叫：走出自我，以拥抱“今天人的喜乐与希望、忧愁与悲痛，特别是穷人和所有那些遭受痛苦人的” (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1节)，并拥抱天主托付的目前挑战。因此，是一个在历史路径上做为旅居者的教会召叫，首先要相信天主及祂的许诺，正如亚巴郎和我们信仰内的父辈们所做的那样。
点评：亲爱的读者们，看吧——又在呼唤“对话”，真疯了。
梵二革命者不相信，必须要以清晰可见的、勇敢见证的方式来彰显公教信仰。相反，他们相信（尽管表面上不断否认），信仰可以通过与非天主教徒及其他所谓“善意人士”（包括无神论者如共产党员等）进行“对话”而得到“提炼”。
唉，这种疯狂“对话”的伪合一梵二教嗜好，最后总是导致公教信德的愈加败坏——他们与誓反教各派领袖、异端且裂教的东正教、犹太人、回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共产党员以及一切非公教徒订立种种“协议”、“谅解”与发表“联合声明”。合一革命者声称，“对话”是为了“理解”他人的错误信仰——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圣教会能够“从这些错误中学习”，并调整公教教义。
这是否认圣教会的神圣宪制，嘲弄圣教会的信德宝库，是由至圣吾主、救主耶稣基督亲自托付给圣教会、由她专属永恒保管的。劝公教友要跟无神论者“同行”，从他们那里“学习”（无神论有任何可学之处吗？），并以此来推广伪合一主义的假“福音”，使之达到中共能接受的条件，这恰恰又是一个明证：梵蒂冈这些伪合一官员根本不是圣教会的成员。天主教徒永远不可能与异教徒和叛教者达成“完全而可见的合一”。永远不可能。
亚巴郎被天主召叫，他以服从前往接受一个作为产业的陌生之地，而不知道在他面前将开始的道路。如果亚巴郎在离开自己的土地之前要求先具备完美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也许他将永不会动身。相反地，他信靠天主，并依照祂的话，离开了自己的家和自身的安全。不是因为历史的改变让他信赖天主，而是他纯洁的信德带来了历史的改变。事实上，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因这信德，先人们都曾得了褒扬” (希伯来书11, 1-2)。
作为伯多禄的继承人，我想在这信仰中坚定你们(参阅路22，32)：在亚巴郎的信德内，在童贞玛利亚的信德内，在你们所接受的信仰内，邀请你们对历史的主宰者和对教会针对祂的旨意所完成的分辨总是抱以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呼求圣神的恩赐，以便光照我们的思想并温暖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明了祂要领我们到何处，克服难免的迷失时刻，并且有力量果断地继续在我们面前所展开的道路上前行。
点评：何等傲慢！何等亵渎！
大异端方济各——竟拿他对在赤色中国长期受苦、忠贞不渝的天主教徒的出卖，拿来与天主相提并论。
天主拣选亚巴郎，使他成为众人的属神之父，是因他认识真天主，才信赖真天主、绝对服从真天主，甘愿将心爱的儿子依撒格献上。
方济各却要求忠贞教友服从他这个假教宗，把他们被交到一个所谓“已合好”的伪教会手中——完全听命于无神论共产主义，至今仍在迫害基督徒，他们的“社会政策”曾经包括强迫堕胎、强制绝育，以及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暴力限制。服从这种命令，就是服从魔鬼；而贝尔格里奥，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执行魔鬼的旨意。他在2015年5月23日（圣神降临节前夕）的一场誓反教大会上，通过录像致辞时说，“我想说一句听起来可能……是异端的话”。
方济各与中共签署的这份“临时协议”，实质上是一份魔鬼契约。他要求忠贞教友走面前展开的道路，就是要他们在公众场合对圣教信仰保持缄默，表现出自己是“好公民”。
正是为支持和推动在中国的福音传播及重建教会圆满与有形可见的共融，首先面对主教的任命问题是最重要的。众所周知，不幸的是，在中国的教会的近期历史被高度紧张、创伤和分裂留下了令人悲痛的印痕，问题尤其集中于作为教会纯正信仰的守护者和共融的保证者主教们身上。
在过去，当有人自认为也可以决定教会团体内部生活，并且超越了国家合法权限而对教会直接控制时，在中国的教会就出现了秘密状态的现象。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经历不属于教会生活的常态，“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当迫切渴望维护自身信仰的完整性时，牧者和信友们才这样做”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八号)。
点评：赤色中国的天主教会那段充满苦难的历史，并不是由受迫害的秘密坚守信仰的公教信友造成的。正如古罗马帝国的教友、日本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至1854年间的教友、英国在新教革命时期的教友、法国在1790年至1901年“立宪教会”时期的教友，以及墨西哥在克里斯特罗（Cristeros）战争前后为捍卫信仰而秘密生活的教友一样，他们并非祸源。
中国天主教会的悲剧，是由暴君强加在信友身上的；他们的目标，是要将一切事物都屈服于共产主义的事业与独裁者的意志之下。从1949年5月1日起，这些独裁者便开始对全体中国人民——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非天主教徒——施行恐怖统治。
梵二教当局，非常擅长制造一种假象，使人以为，抵制种种邪恶的公教友，当今或过去，是展现“合一”的“障碍”；这是假合一，是“国家权力高于圣教会”异端原则上的屈服。
方济各跟本笃一样都认为，过去拒绝妥协的公教友，是因为没有抓住“国家和解与团结的机会”。对英格兰的誓反教革命，本笃与方济各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都相信，若当年天主教徒没有坚持到底，所谓的“分裂”就能避免。
在梵二革命者看来，当下的“分裂”与历史上的“分裂”有着同样的根源：那些顽固而“僵化”的天主教徒——他们拒绝梵二异端教义，如：“错误中有真理”、“邪恶中有善意”；他们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不肯为模糊的“细微差别”或所谓“信仰的演变”留下丝毫余地。
梵二教这个说法，跟历史上一切革命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黑命贵等等左派惯用的修辞伎俩，如出同源。凡是反对他们“开明”计划的人，或是指出他们歪曲事实与法律上的人，都会被他们指控为“分裂的根源”，或“仇恨的制造者”。贝尔格里奥与他的梵二革命同伙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扭曲事实——他们煽动情绪，使那些反对其阴谋的人看起来仿佛只是些不切实际、拒绝“与时俱进”的反动分子。
接下来要分析的这一段，是这个假“教宗”颇为巧妙的一种手法——他企图将中国地下教会信友对信仰的忠诚，与爱国会的人所谓“渴望与圣伯多禄继承人合一”的愿望相提并论；而这种“合一”的条件，恰恰是迎合“国家政权”利益。
我想让你们知道，自从我被托付伯多禄牧职以来，就体会到中国教友真诚地渴望在与伯多禄继承人及与普世教会保持圆满共融的情况下活出自己的信仰，为此我感到莫大的慰藉。与伯多禄继承人共融是“对主教们和众教友，一个永恒可见的原则和团结的基础” (梵二文献«教会宪章»第23节)。通过这些年来的许多具体的标记和见证，这份愿望到达我前，甚至也包括那些由于自身软弱及错误，但也有不少次是由于周围环境的强大和不当的外在压力，而伤害了教会共融的主教们的。
因此，在仔细研究了每一个别情况并聆听不同的意见之后，我做了大量的反思和祈祷，为寻求在中国的教会的真正益处。最后，我在上主面前以平静的判断，继续我前任教宗们的方向，我决定对余下的七位没有教宗任命而接受祝圣的 “官方”主教给予和好，在免除所有他们相关的教会法典的处罚后，重新接纳他们到教会圆满的共融中。与此同时，我要求他们，藉具体与有形可见的行为来表达与宗座及遍布全球的教会所恢复的合一，即使在困难中他们仍应保持忠贞。
在我第六年的教宗任期中，就将起初的步伐放置在天主仁慈大爱的标记下，我邀请所有的中国天主教信友成为和好的工匠，以不断更新的宗徒热忱记住圣保禄的话：“祂曾藉基督使我们与祂和好，并将这和好的职务赐给了我们” (格林多后书5，18)。
事实上，如同我在慈悲特殊禧年闭幕时所写的，“沒有任何法律或規律可以阻止天主去拥抱祂的兒子；他明认自己曾经走上歧途，但现在决定改过自新。只停留在法律层面，就等同低估了信仰，以及天主的慈悲。[…]包括在情況复杂的个案中，更易诱使人只按法律衍生的公义來判断；我們应该要相信从天主恩宠源源不断涌出的力量” (教宗方济各: 《慈悲的主与可怜的罪人》宗座牧函，2016年11月20日，11)。
在这种精神中，并在已做的决定下，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历程，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医治过去的创伤，重新恢复所有中国信友的圆满共融，并开始一个更加兄弟般的合作阶段，以更新的责任感承担传播福音的使命。实际上，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天父的宽恕和祂救援的爱。
解读：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贝尔格里奥提到了他前任们的政策——JP2与拉辛格的政策。“圣若望保禄二世”曾为爱国会修士们开绿灯，允许去美国修院学习，也允许爱国裂教会的司铎在若干特定堂区担任外来司铎。而那位巴伐利亚籍假教宗，则公开了他前任所开启的秘密进程——如今的贝尔格里奥不过是推进其唯一合乎逻辑的结局。
其次，赤色中国的一切并没有任何改变。如今的情形，根本无法与教宗庇护七世当年所进行的举措相提并论——他当时所作的，是对法国“立宪教会”主教的惩戒；这是法国革命者于1790年建立的法国裂教会。当时，教宗庇护六世毫不含糊的坚决反对这个裂教会，尽管法王路易十六不断以模棱两可的言辞恳求他“设法修合”，幻想着跟这些革命者和解。现实结果，却是1793年1月21日，这些革命者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教宗庇护七世对那些弃绝错误、重新回归的主教与司铎所作的绝罚，乃是在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拿破仑上台后才撤销。即便一开始在1801年的《宗座协约》（Concordat of 1801）中对拿破仑一世作出了一定让步，庇护七世仍坚定拒绝任何进一步的妥协——那些妥协若被接受，将等于使法国的教会落入拿破仑的掌控之下。正因他持守这一反对立场，他于1809年7月6日被法皇的军队逮捕，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残酷囚禁；直到1814年5月24日才获释，并随后凯旋回到罗马。（关于这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可参见《战胜暴君的教宗》（The Pope Who Outlasted A Tyrant）一书以作简略了解。）
与中国当局签订的临时性协议，尽管只是限定于某些教会生活方面，并有必要更加完善，但它也能为谱写这新的中国教会篇章而做其贡献。此协议首次引入中国当局和圣座之间的持久合作因素，以希望能为天主教团体保障良好的牧者。
在此背景下，圣座有意彻底做到属于自己的部分，但是你们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平信徒也一样，也拥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一起寻找在教会内能承担复杂而重要的主教牧职服务的良好候选人。事实上，不是任命有关掌管宗教问题的官员，而是任命合乎耶稣心意的真正牧者，努力慷慨地为天主子民，尤其为最贫穷者及最弱小者服务，并奉上主的话为至宝：“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众人的奴仆” (马尔谷10，43-44)。
在此方面，协议显然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工具，不能独自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相反，假如不伴随着更新个人态度和教会行为的积极努力，那将是无效力和无果的。
在牧灵层面，在中国的教会团体被召合而为一，以克服过去的分裂在众多牧者和教友们心中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许多痛苦。所有信友，不分彼此，现在一起表现和好与共融的行为。为此，让我们将圣十字若望的告诫视为珍宝：“在生命的末刻，我们将在爱上受审判” (圣十字若望：《光和爱的言语》1，57)。
解读：也就是说，方济各号召地下忠贞教友向共产主义政府的假教会屈服，好“弥合分裂”——这分裂却是1957年的爱国会造成的。上文中，庇护十二、庇护十一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严厉谴责与勇敢阐明，与贝尔格里奥彻底无条件向无神论暴政和谬误意识形态投降，形成鲜明对比。
贝尔格里奥，从来完全不提任何真正教宗的教导，这不奇怪。因为他认为——庇护十一世对与共产党合作的谴责（其教导又在1949年由圣赦部重申并经庇护十二世批准），以及庇护十二世对中共暴行及其傀儡“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非法性的谴责——这些内容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意义”。在他看来，所谓“时代变迁”，这些真理不再“适用”。
然而，显而易见，时间的推移，唯一真正“改变”的，只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集团，无视共产主义及暴行的事实——因为那样做更有利可图。
此外，众所周知，自若望23和保禄6等亲共分子的崛起以来，“圣座”便开始了一场与世界各地共产党政权“和解”的进程。此一进程不仅为共产主义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更是对历任真正教宗坚决反对一切形式共产主义的立场的彻底嘲弄。
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中国教友应是良善的公民，根据自己的能力，充分热爱他们的祖国并以义务和诚实服务自己的国家。在道德层面，他们应该明白许多同胞期待他们以更高的标准为公益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尤其是教友，应知道如何提供先知性和建设性的贡献，这些应是他们在天主的国度内从自己的信仰里提取的。这可能也要求他们困难地说出批评的话语，不是无益的反对，而是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及更尊重个人尊严的社会。
我想对你们所有人，敬爱的主教弟兄、司铎及度奉献生活者说：“你们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 (圣咏100，2)！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服务于天主子民的基督门徒。让我们活出牧灵的爱德，以它作为我们使命的指南针。让我们克服过去的对立和个人利益的追求；让我们照顾好教友，将他们的喜乐和痛苦视为己有。让我们谦卑地致力于修好与合一。正如梵二所指示的那样，让我们以活力和热忱继续福传之旅。
我以深情向你们所有人重复：“许多司铎、修道者和平信徒的善表触动我们—他们致力宣讲福音，并以极大的忠诚事主事人。许多时候，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必须牺牲安逸的生活。他们的见证提醒我们，教会需要的并非官僚及公务人员，而是热心的传教士，热衷于传递真实的生命。圣人令我们惊欢讶异，因为他们藉其生活召叫我们捨弃死气沉沉、冷漠麻木的庸碌生活”(教宗方济各：《你们要欢喜踊跃》宗座劝谕，2018年3月19日，138)。
我以坚定的信念邀请你们，当圣神要求我们向前迈进时，你们应祈求不再迟疑的恩宠：“祈求上主赐我们使徒的勇气，与人分享福音，拒绝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变得过气陈旧。在任何情况下，让圣神帮助我们从复活基督的角度审视历史。如此，教会不但不会疲惫无力，反而勇往直前去拥抱主带来的惊喜” (教宗方济各：《你们要欢喜踊跃》宗座劝谕，2018年3月19日，139)。
解读：极度虚伪！任何中国公民——更别提中国教友——都不可能对中共政权发出哪怕一句“反对话”；而若要像已故的龚品梅主教那样，以勇气公开反对并谴责共产主义，则更会被视为一种“无益的”徒劳行为。龚主教于1955年9月8日（圣母诞辰瞻礼）那天，被押至上海的赛狗场，场上人山人海，当局期望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谴责教宗庇护十二世。关于当时的情形，他的侄子、龚品梅枢机基金会主席龚祖泽（Joseph Kung）这样记述：
龚主教担任上海主教及另两教区宗座署理仅五年，便被中国政府逮捕。仅仅在这短短五年间，龚主教便成了中国共产党最为畏惧的敌人之一——他不仅赢得当时全国三百万天主教徒的信赖与敬爱，也受到中国全体主教的高度尊敬，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将生命奉献给天主。
面对共产党创设并扶植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龚主教公然抗拒，亲自督导圣母军（Legion of Mary）——这是一个由平信徒组成、致力于敬礼圣母玛利亚的宗教团体。结果，许多圣母军成员选择冒着被捕的危险，坚守对天主、对教会与对主教的忠诚。成百上千的圣母军成员——包括许多学生——被捕入狱，被判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苦役。
在迫害最为激烈的时期，龚品梅主教于1952年在上海宣布举行“圣母年”。在那一年，全城各堂区将接续举行不间断的二十四小时玫瑰经祈祷，圣母花地玛像则在各堂区巡回供奉。最后，这尊圣像抵达了基督君王堂——就在一个月前，这座堂区的神父们才遭到大规模逮捕。龚主教亲自前往该堂，在数百名武装警察的注视下，带领信众诵念玫瑰经。祈祷结束时，他领着全体信友一起祈求说：
“圣母啊，我们不向祢祈求奇迹；我们不求祢终止迫害；我们只求祢扶持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深知自己与司铎们即将被捕，龚主教在此之前便培训了数百位要理讲授员，好将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递给后世。
这些要理讲授员的英勇努力，他们的殉道，以及众多信友与神职人员的牺牲，共同孕育出今日在中国仍然坚韧存在的地下天主教会。龚主教在教友心中的地位，可由1953年新年青年大会上上海青年团体的一段话最能概括：
“龚主教，在黑暗中，是你照亮了我们的道路；在险恶的旅程中，是你引导我们前行；是你支撑了我们的信德与圣教的传统；祢是我们上海教会的磐石。”
1955年9月8日，全世界的媒体都以震惊的语气报道：龚品梅主教连同上海两百多位司铎与教会领袖在一夜之间被捕。几个月后，他被押往上海旧赛狗场，接受一次群众性的“批斗大会”。当局命令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现场，听这位主教公开“认罪”。那天，身高仅五英尺的龚主教双手反绑，身穿中国式睡衣，被推到麦克风前。警察原以为他会低头屈服，却没想到他以洪亮的声音高呼：
“基督君王万岁！教宗万岁！”人群立刻呼应道:“基督君王万岁！龚主教万岁！”
警察慌乱地将龚主教拖上警车，自此他从世人眼前消失，直到1960年才被公开审判，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受审前一晚，首席检察官再次要求他合作，带领所谓“独立教会运动”，建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龚主教的回答是：
“我是一名罗马天主教主教。如果我背弃圣父，我就不仅不再是主教，甚至不再是天主教徒。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但你们永远无法夺走我的使命。”
龚主教在铁窗之后消失了三十年。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他多次被单独监禁。国际宗教组织、人权机构及多国高级官员多次请求探视龚主教，均被拒绝。他被禁止会客，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属；也不得收信或收款以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些是其他囚犯尚可享有的基本权利。
或许，在贝尔格里奥看来，龚品梅主教的反抗是“无益的”。照他的逻辑——若龚主教当年接受中共的邀请，出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首脑，就能在中国天主教徒之间“促成合一”。
也许，已故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吴弘达博士（Dr. Harry Wu）——他本人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在反对遍布赤色中国的劳改营体系时所作出的努力，在贝尔格里奥眼中，同样不过是那种“无益的抗争”。我曾在1997年初于新泽西蒙特维尔（Montvale）举行的“罗马论坛”（Roman Forum）会议上，亲耳听过吴博士亲自谈论这一主题。
继续：
今年整个教会庆祝以青年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我想特别对你们中国的青年教友们说：请你们迈向上主的殿门，以“吟咏赞美诗，向祂致谢，赞美祂的圣名！” (圣咏100，4)。我要求你们以由于恩宠而接受的个人能力，并以你们的活泼信德，为建设你们的祖国未来而合作。我劝勉你们用你们的热情将福音的喜乐带给所有的人。
请你们准备好接受天主圣神的安全带领，祂指引今日的世界走向修好与和平的道路。即便好像上主向你们要求一份超过你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时，也请你们让恩宠的更新力量给你们带来惊喜。请不要害怕听从圣神的声音，它向你们要求兄弟友情、会面、对话的能力和服务的精神，即使你们在过去与最近遭受了许多痛苦的经历，并且伤口依然未合。
请你们敞开心扉与思想，以辨识天主的仁慈计划，需要克服个人的偏见、团体之间及群体之间的对立，在会晤的真正文化光照下，开启一个勇敢与兄弟般的旅程。
当今有许多诱惑：世俗成功的骄傲，自我肯定的封闭，将物质的东西置于首位而好像天主不存在。你们应逆流而上并在主内保持坚定：“只有祂是善的”，只有“祂的慈爱直到永远”，只有祂的忠信“世世代代”常存(圣咏100，5)。
亲爱的普世教会的兄弟姊妹们，我们所有人都被召从我们这个时代的迹象中,认识到今日在中国教会生活内所发生的事。我们具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以虔诚的祈祷和兄弟般的情谊伴随着中国的我们的兄弟姊妹们。事实上，他们应感到在目前向他们展开的旅程中，他们并不孤独。因为他们是教会活生生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接纳并支持他们：“看，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圣咏133，1)！”
在世界各地的每个天主教会地方团体都应致力于利用并接纳中国教友自身的灵性和文化珍宝。已经到时候了，我们可一起品尝在古时的“中国”所播种的福音纯正果实，也可向主耶稣基督高唱被真正的中国特点所丰富的信仰和感恩之歌。
在此，我怀着敬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再次提出邀请，希望他们以信任、勇气及远见继续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对话。我想确保，圣座会继续真诚地工作，以增进与中国人民真正的友谊。
圣座与中国政府目前的接触已表现出对克服过去和最近的对立有益，在共同的信念下谱写更宁静和具体合作的篇章，因为“误解对中国政府及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都没有好处”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四节。）。
如此，中国和宗座都被历史召叫，以完成一项艰巨但引人入胜的任务，为在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团体正常而和谐的发展，双方更要积极地行动；努力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保证对人性，也包括对宗教领域的更大尊重。具体地努力维护我们生活的环境，并在各国人民间建立和平与兄弟博爱的未来。
贝尔格里奥不断亵渎至圣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天主圣神——，因为他声称自己那些异端、亵渎、亵圣的行为，都是“圣神”在他身上做的工，包括对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支持堕胎者与性变态者的政治出卖。
然而，对贝尔格里奥以及赤色中国的忠贞教友而言，悲哀的是：驱动这位阿根廷叛教者的“神”，其实来自地狱最深的幽暗之处。
中共当局所期待的，与那些三代以来在地下受苦的忠贞天主教徒之间的唯一“接触”，就是彻底而无条件的投降。
中共所承认的唯一“博爱”，是建立在不许批判其政策，全盘接受之上——包括那些反生命、反家庭的政策——而阿根廷的叛教者对此却始终缄默无言。
中共所理解的唯一一种“对话”，就是让他们所囚禁的国民在这个监狱般、警察式的国家中，对一切命令都俯首称“是，主人”。
唉，中共从不真正宽恕任何人——但他们却要求那些在其残酷政权下受苦的忠贞教友，承认其政策的“智慧”，并认为他们（中共）使用暴力、监禁与酷刑是必要的——为了迫使这些信徒去做如今这位“教宗”照办不误的事情，并且还称这是“圣神的工作”。
这简直是魔鬼的作为。尤其可憎的是，贝尔格里奥竟声称中国的天主教徒应当由“历史”而非天主来引导；而这位来自阿根廷的可怜小魔，居然在信中还提及“环境保护”——这一点极其讽刺，因为中共恰恰是最擅长掠夺与破坏环境的政权。他对此却连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更别提他们的反生命、反家庭政策与压迫行径。或许，这只是“同道之间”的“职业礼貌”吧。
看看最后一位真教宗的教导：
此外，我们对于你们的态度，也认为可以誉扬；因为你们在天天的长久磨练里采取了正路。你们对于统治你们的政权，在治权范围以内的事务上，你们按着信友的身份，谨慎服从，又怀着爱国之情，很勤快地履行国民的天职。但同时使我们心中很愉快的，是我们得知你们在各种机会上，继续公开地表白，无论若何，不能违背公教的规矩，无论若何，不能背弃造物主和救世主。为着天主，为证明爱天主，你们中间已有不少的人，甘受苦刑，甘受牢狱。。。
- 可敬的神昆们和可爱的神子们，依次你们很容易地可以看出，凡是谁若信从或宣讲异于我们上面所说的一种教理，他便不能认为公教教友，便不能再有这种荣衔了，即如那辈附和所谓”三自运动“和其他类似运动的阴险谬说的人。
- 推行这些运动的人，用尽阴谋险诈，图谋欺骗朴实和胆小的人，使他们离开正路。他们故意造谣说：”谁不加入他们三自的傀儡教会，便不是真正的爱国份子。然而究其实，简单点破他们的阴谋：他们是图谋在你们国内创一个国家教会。可是这样的教会，已经不是公教会，因为已经推翻了公教的“至公性”；而天主耶稣所立的教会，则超然立在各民族之上，伸手怀抱着一切的民族。
- 我们乐意把上次公函对于这一点所说的，再申说一遍：”公教教会所收的信友，不限于一个民族，一个人种，乃是以基督的神爱，普爱世界的各种民族，各种人种，使他们因着基督的神爱，互相团结，如兄如弟。
- 既是这样怎么能有人说教会替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服务奔走，怎么能逼迫教会破坏救主所立的统一制度，分成各国的教会与罗马圣座脱离关系？罗马圣座乃基督耶稣的代权伯多禄，世世相传，直到末世。
- 凡是基督信友的团体，若一旦跟圣座脱离关系，便像葡萄枝自树上割下了，再不能开花结果。“
劝谕
- 我们于今怀着耶稣的心肠，诚切地劝谕那辈使我们伤心的人，劝他们悔改，重归得救的正路。他们该当记住，若是该把恺撒（政府）的东西，归给恺撒，那便该把天主的东西，归给天主。若是遇到世上的人，命令一些违背天主规律的事件时，就应该实行圣伯多禄宗徒所说：”理应服从天主而不服从人。“也应该记住，没有人能够奉事两个主人，若是两个主人所命的，互相冲突。这样，没有人能够取悦耶稣，又取悦于人。因此，即使为至死忠于神圣的救世主，应受窘难，便该毅然承当一切。
- 至于一些甘受虐待，以忠于天主忠于教会而异于常人的人，“他们竟能为耶稣的圣名而受辱”，我们再三恭贺他们，再三用慈父心肠激励他们。在他们所走的正路上，他们要勇敢无畏地继续前进，脑中常常想着耶稣的话：“你们不要怕那些杀害你们肉体，然而不能伤害你们灵魂的人。你们却该害怕那一位能够把你们肉体灵魂投诸地狱。……你们的头发，他都根根数过，你们不要害怕。……凡是谁在人前承认我，我在我天上圣父前也将承认他，凡是谁在人前背弃了我，我在在天圣父前，也要弃绝他。”
- 可敬的神昆们和可爱的神子们，为遵守天主的法律，你们应该忍受的攻击，绝不是轻易的。可是耶稣曾说为义而受难的人是真福的人。训令他们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在天的酬报，充裕丰富。
- 耶稣自己一定也将用他的大能扶助你们，使你们善于奋斗，保全信德。天主之母，童贞玛利亚，我等慈母，也必助佑你们。圣母乃中国在天之后，在今年的圣母年里，将必特别保佑扶助，使你们坚守善志，在天之中国致命先烈，也将相助你们，他们为着爱国真诚，尤其为忠于神圣救主和圣教会的赤心，坦然就义。
- 为祝望天上恩惠，为见证我们特别的关怀，可敬的神昆们和可爱的神子们，我们亲热地颁赐你们并颁赐极可爱的中华民族以宗座的遐福。
教宗庇护十二世
于罗马圣伯多禄大殿，1954年10月7日圣母玫瑰经瞻礼；登教宗位第十六年。
教宗庇护十二世呼吁，要抵抗共产党政权的傀儡主教和司铎，而绝非屈服或妥协——这与方济各与中共签署的所谓“临时协议”，形成了天壤之别。
这位伪“教宗”希望世人相信，他是在推动“赤色中国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合一”。然而，他的所有努力，都是建立在接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之根本原则与现实条件的基础之上——而这正是该组织自创立以来，一直作为共产党政权工具所赖以运作的前提。
结论
本文展示了梵二假教会，出卖忠贞教会的逻辑脉络，从若望23的伪合一思想根源，到保禄六的东方政策，再到JP2的八条对话意见，本笃16的牧灵接触，和方济各的协议落地。这些假教宗都是地狱势力的帮凶。忠贞教会若不认清梵二假教会、假教宗这个事实，就会陷入困惑痛苦而无法解释的矛盾境地中。
的确，如今正是地狱势力早已密谋筹备的时代。然而，这一切也都在天主圣意的安排之中——祂愿我们在此世显明对圣教真理的清晰见证，并完全拒绝与那假冒的梵二“教会革命者”有任何共融；因为他们的政策正为“敌基督者”的来临铺路，既危害人类与国家的现世福祉，更致命于灵魂的永恒得救。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倚赖圣母至圣玫瑰经。我们需要诵念圣母的玫瑰经，以安慰至善的天主——正如小方济各·玛尔托（Francisco Marto）所喜爱的那样，整日以祈祷慰主。我们需要诵念圣母的至圣玫瑰经，为我们自己的罪行作补赎。我们需要诵念圣母的至圣玫瑰经，以播下信德更新的种子，使人类与诸邦皈依真信仰；并祈求那些身处共融派结构中的天主教徒，能拒绝那些在信仰上多次叛离、因而成了天主与人类圣化及救赎之敌的人。
罗马天主真公教，是灵魂得救的唯一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