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良十三世社会通谕的背景、意义及重要性

为了阐明我在下文中总结的观点，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教宗良十三世在《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中讨论的现代经济体系的问题仅是一个更广泛问题其中一部分。这些问题源于誓反教革命推翻了基督君王的社会统治，并随之确立和制度化了犹太-共济会的宗教无差别主义。宗教无差别主义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基础：

“奥斯定会士马丁·路德（Father Martin Luther, O.S.A.）在他认可 “政教分离”（Judeo-Masonic concept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观念时，为王公贵族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胜利铺平了道路。这种观念正是吾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古老敌人自基督教早期以来就追求的目标之一。

所谓“宗教改革” 运动撕裂了基督奥体——教会，导致社会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方面是犹太—誓反教资本主义的极端错误，另一方面是 卡尔马克思的犹太—共济会式共产主义。

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人们迅速走向了无节制的自私自利。曾经作为教会领袖并负责道德事务的立法者，也毫不犹豫地偏袒自己的商业利益。例如，在英格兰，那些获得修道院土地的贵族和富商——这些土地本用于救济穷人——投票通过了穷人法（Poor Laws），将对穷人的救济责任转嫁给整个国家。英格兰公共土地的圈占（Enclosure Acts）以及工业体系的发展，正是私人判断被带入生产和分配领域的结果。路德主张 “政教分离”，宣称王公可以是基督徒，但他们治理时不应以基督徒身份行事：

 “当然，”路德说，“一位王公可以是基督徒，但他作为王公的统治权并非来自基督徒身份。作为统治者，他不能被称为基督徒。某人是基督徒，但他的职能与宗教无关。”（引自丹尼斯·费希神父，《现代世界中的基督的奥体》）

也许我们应该记住，犹太人曾帮助传播誓反教革命，并在马丁·路德于 1517年10月31日 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于德国威登堡城堡教堂门前之前，就已经播下了许多异端的种子。伟大历史学家 威廉·托马斯·沃尔什（William Thomas Walsh） 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传》中详细记录了这一点。

路德将“私人”信仰与公共行为的分离合法化，这种分离在十八世纪的美国 被许多天主教徒所接受。1927年，阿尔弗雷德·伊曼纽尔·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在一篇由著名神父 弗朗西斯·达菲（Francis Duffy） 为其代笔的文章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三十三年后，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路德的这种“世俗化”信仰为那些在公共生活中支持堕胎和道德败坏的“天主教徒”铺平了道路，他们声称“个人反对”这些邪恶，但支持公共法律将其合法化。

教宗良十三世在《永生天主》（Immortale Dei，1885年11月1日）中明确指出，天主教徒的行为必须以完整的信仰为指导，而不是被政治权宜之计所驱使：

“因此，为避免因轻率指控而破坏和谐，所有人都应明白，天主教信仰的完整性不能与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的观点相调和，这些观点的本质是完全废除基督教制度，并在社会中确立人的至上地位而排除天主。进一步说，在私人生活中尊重教会权威，但在公共生活中否定它，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因为这等于将善恶结合在一起，使人自相矛盾，而人应始终保持一致，决不能在任何方面或任何生活条件下偏离基督徒的美德。”——《永生天主》

人们有责任把天主真信仰作为所有为灵魂福祉公共政策的基础，因为涉及灵魂福祉的事物决定了国家和世界的命运。至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就不必凑热闹了，谢谢

随着时间推移，路德革命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在 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以暴力推翻了天主教会及基督君王的社会统治。这个曾经拥有九百多年天主教信仰的国家，因亨利八世的奢淫、通奸和重婚而被卷入血腥的宗教迫害。亨利·都铎（Henry Tudor），如果他没有死于1547年1月28日而是活到现在，那他完全可以轻松地从“教宗方济各”那里获得他的离婚证——婚姻无效裁决（decree of nullity）。针对那些否认他作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这一非法主张的天主教徒，他发起了一场血腥的镇压行动，导致超过 72,000 名天主教徒死亡，占当时英格兰人口的 3%，其中包括圣若望·费舍（Saint John Fisher）和圣托马斯·莫尔（Saint Thomas More）。这位暴君还下令在爱尔兰迫害天主教徒，并采取了一系列丑恶的社会工程，强化他对基督君王及天主教会的革命。

事实上，国家支持的社会工程造就了英格兰及欧洲其他地区的“权利文化”，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亨利八世十六世纪反叛基督君王的社会统治及其天主教会的行为。（culture of entitlement译注：目前中文领域没有统一译法，大概意思是，你欠我的，即个人或群体认为他们想当然有权享受不合理的好处或特权，而无需付出相应的努力、责任或义务，如，学生理所当然要求高分，员工理所当然要求高薪等）

我们在城市、工作场所、学校以及大学校园中看到的暴力迅速蔓延，只是这个世界基于错误前提下产生的逻辑结果。这种错误前提认为，人类可以在追求“终极”目标——物质繁荣（被视为“神圣拣选”的标志）——的过程中建立社会秩序，同时却公然藐视天主神律和自然律法的约束，并再次将茨冠戴在吾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头上，而基督君王的社会统治被嘲笑和诋毁为“过时”、不必要，甚至有害。这种嘲笑和诋毁不仅来自天主教保守派的投机分子，也来自整个梵二精神的影响。

路德在治国术中的无道德主义（amoralism）使商业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无道德主义取得了胜利。这一点早在二十世纪 就已被 丹尼斯·费希神父（Father Denis Fahey, C.S.Sp.） 和 乔治·奥布莱恩博士（Dr. George O’Brien） 指出。

“这种教导在经济领域产生了连锁反应，并最终形成了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其著作《完全商人》（The Complete Tradesman）中所确立的原则，即一个人必须将其宗教生活与商业生活分开，不能让二者相互干扰。

 “一个诚实人和一个诚实商人之间有一些区别……就像诗歌创作中的一些许可一样，在其他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而商人却可以并被允许享有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在其他情况下不允许任何人享有，即便是商人自己在商业之外也不能享有。” ——丹尼尔·笛福，引用自丹尼斯·费希神父《现代世界中的基督的奥体》

我们在本文中所努力提出的论点是：现代经济思想的两大主流学派有着共同的起源。资本主义学派，其立场基于个人拥有其财产并自由支配的权利，主张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将政府干预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社会主义学派，其立场基于个人完全服从于社会，主张所有生产资料乃至所有财富的社会化。这两大经济学派如今被视为社会问题的唯一两种解决方案。它们彼此敌对，互不宽容，同时又相互削弱和刺激。在一个方面——也只有在一个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它们都可以被证明是誓反教改革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誓反教中极度个人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反权威思想从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和社会思想领域。特别是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独特教义，即成功和繁荣的事业是“重生者”（再生之人）可以被辨认的外在可见标志，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则从誓反教改革中侵犯既定权利的无数例子中获得鼓舞，这种改革导致了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异端教派的兴起，以及对原罪正统教义的推翻，这为“通过制度实现人类完美化”这一观念打开了大门。但是，除了这些直接影响之外，还有其他间接但同样重要的影响。这两大现代经济思想流派都具有夸大和过度的特征：一方面，资本主义过度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过度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它们都背离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正确平衡，而且是朝着相反方向的偏离。这些过度和夸大的出现，是由于私人判断自由的泛滥而缺乏权威指导的结果。如果欧洲继续承认一个在道德事务上绝对无误的中央权威（即天主教会），这些现象本不可能发生。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财富获取和分配领域中人类关系的科学，因此，就像政治学在另一个领域中一样，它是一门伦理学的分支。在中世纪，人类的道德行为，如同其宗教行为一样，受一个单一权威的监督和指导，该权威同时声称拥有定义和执行其教导的权力。强制执行中世纪伦理教义的机制是异常有效的；个人的良心受到定期强制咨询的压力，而这些咨询由训练有素的道德顾问进行，这些顾问有权通过最强有力的灵性制裁强制服从其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人与邻人交往的所有行为都被置于普遍接受的伦理导师的直接指导之下，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生活事务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标准。所有经济交易尤其受到个人神师的严格监督；如销售、借贷等事项，如果不符合基督教的交换正义标准，则被视为应受谴责并可惩罚的行为。

这一维护日常生活公正的精密体系因宗教改革而被彻底摧毁。私人判断的权利，最初在信仰事务中，后迅速扩展到道德事务。对教会无误教义的攻击，使欧洲在道德问题上失去了可以诉诸的权威。誓反教会完全无法弥补这一空缺。    由于誓反教以私人判断做原则，所以誓反教会自我剥夺了其信徒服从其道德命令的权利。此后，个人的道德行为，就由本人良心，或本人所认同的哲学伦理体系所决定。世俗国家试图确保不诚实只有升级到偷窃或欺诈的事实后才能得以控制，但这只是对告解圣事这一强大武器的可怜而无效的替代。一旦权威崩溃，从誓反教到理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各种错误的道德体系的发展之路随之开启。——（摘自乔治·奥布莱恩博士，《宗教改革的经济影响论》，IHS出版社，弗吉尼亚州诺福克，2003年。）

奥布赖恩博士继续指出，历任真正的教宗都曾阐明，鉴于人的终向，国家和其公民在追求共同世俗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将自己置于天主教会的权威之下：

 “有且只有一个机构能够提供并执行复兴世界所需的社会伦理。这机构同时具有国内和国际性质；它可以在伦理问题上宣告无误，并直接约束个人良心来强制执行其道德命令；它在尊重并支持国家政府的同时，能够声称自己独立于这些政府，并且能够坚称政府不得干涉公民的道德生活或束缚其道德自由。欧洲在中世纪拥有这样一个机构；宗教改革达成的唯一成果就是推翻了它；而推翻带来的伤害自那时以来从未被修复。” ——《宗教改革的经济影响论文》，乔治·奥布赖恩，1923年首次出版，2003年由IHS出版社再版，第132页。

要理解教宗良十三世发布《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必要性之背景，必须认识到，在没有天主教信仰和道德约束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工人面临着被剥削的困境。尽管不是全部，但一些企业家缺乏个人责任感，大多数情况下不把工人看作是被吾主宝血救赎的受造物，应当尊重和维护尊严，而被迫接受低工资、长时间工作，承受不安全和低劣的工作条件。这些问题在十九世纪后期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革命高峰期尤为突出。在此必须指出，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梵二教宗”曾像上文所述那样，探讨过社会问题的直接根源。

是的，堕落的人性在历史上带来了许多灾难，即使在天主教中世纪也是如此。然而，当看到第一个千年，欧洲在接受天主教化之前那些野蛮部落的残暴，以及今日所谓“文明”西方的野蛮和彻底的享乐主义时，中世纪天主教徒的过失就显得微不足道。请看教宗良十三世于1885年11月1日《永生天主》（Immortale Dei）通逾中，对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总结：

 “曾几何时，国家治理的指导原则是福音哲学。那时，基督教智慧的力量和圣德遍布在国家法律、制度和民众道德中，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各类关系中。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宗教在那时稳固地确立了相宜的尊严，并在王公贵族的青睐和合法保护下四处繁荣；教会与国家和谐共处，彼此之间保持着友好的互动。建立在如此智慧上的国家带来了超乎预期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至今仍然广为人知，且永远会被人们铭记，它们的存在是无数无法磨灭的证明，任何敌人的狡诈都无法掩盖或抹去。基督教欧洲征服了野蛮民族，将他们从野蛮转变为文明，从迷信转向朝拜真天主。它成功地抵御了穆斯林的征服浪潮；保持了文明的领导地位；作为所有国家文化各个领域的领袖和导师；它曾赐予世界真正的恩情和多方面的自由；它还极为明智地创立了无数安抚人类苦难的机构。而如果我们探问，它如何能够带来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答案毫无疑问，主要是通过信仰：在信仰的庇护下，许多伟大的事业得以启动，并在其援助下得以完成。

 若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得以持续，这种状态本应继续存在。实际上，如果人们更为忠诚地服从教会的权威、教导和劝告，且这种服从更加坚定不移，那么可以合理地期待更为重大的成果。我们应将沙特尔的依沃（Ivo of Chartres）致教宗帕斯卡二世（Pope Paschal II）的一句话视为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律：‘当王国与圣职团结一致，和睦共处，世界治理良好，教会繁荣昌盛，并结出丰硕的果实。而当它们不和，不仅微小的利益无法实现，甚至最重要的事务也会陷入可悲的衰败。’

但是，十六世纪兴起的那种有害而可悲的创新热潮，首先扰乱了基督教宗教，随后自然而然地侵入了哲学领域，并由此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这一源头，如同泉涌般涌出了那些后来的放纵主张，这些主张在上个世纪的可怕动荡中被狂妄大胆地宣扬为新法律的原则和基础，这种新法律在许多方面不仅违背了基督教，而且违背了自然法。”   ——《永生天主》，教宗良十三世，1885年11月1日。

是的，中世纪的辉煌曾见证了野蛮民族转变为天主教民族的过程，在这些民族中，统治者在许多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按照神圣救主的心意进行统治，而这心意唯独在天主教会中得到彰显。然而，这种辉煌被一群“对革新可耻的热情”所破坏和攻击，这些人包括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托马斯·克兰麦、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约翰·诺克斯、约翰·卫斯理、理查德·托普克利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这些神学上的革命者，他们在无辜天主教徒的鲜血中践行他们的事业，劫掠天主教教堂，否定其永恒的钦崇礼仪和教导。正是他们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国、拉丁美洲、意大利和德国的社会革命者铺下了一条血腥之路。

誓反教革命和所谓的“启蒙运动”带来了真正的黑暗时代，一个骄傲的人在关乎灵魂救恩的一切事情上，都拒绝以谦卑精神顺服于吾主建立在伯多禄磐石上真教会（即教宗）的时代。

庇护十二世在首封通谕《至高牧首》（Summi Pontificatus，1939年10月10日）中，解释了因拒绝圣伯多禄宝座（即教宗权威）的统一，世界为何遭受苦难：

   28. 可敬弟兄们，当今时代不仅延续了过去教义上的谬误，还在这些谬误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错误，并将其推向极端，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陷入混乱。首先，毫无疑问，我们痛惜地看到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罪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普遍道德规范的否定和拒绝。这种道德规范不仅适用于个人和社会生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我们所指的是如今对自然法普遍存在的无视和遗忘，而这自然法乃是基于天主——全能的造物主、万有之父、至高无上的立法者以及至智至公的人类行为的审判者。当天主遭到憎恨，道德的每一个基础都被摧毁；良心的声音要么被压制，要么变得微弱无力——而这正是本应教导连文盲和未开化部落也能分辨善恶、合法与非法的良心声音。这声音使人类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须向最高审判者——天主负责。

29. 否定道德基础之事源起于欧洲，正因欧洲抛弃了由圣伯多禄之位所保存和诠释的基督宗教训导。这训导曾经赐予欧洲以精神上的凝聚力，欧洲因十字圣架而得教化、尊荣和文明，达到了如此高度的文明进步，以至于成为其他民族和其他大陆的教师。然而，一旦脱离了教会无谬的训导权，有不少分离弟兄竟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推翻了基督宗教的中心信理——救主的天主性，从而加速了灵性上的衰败。

30. 圣福音记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遍地都昏暗了”（玛窦福音 27:45）。这乃是一个可怕的象征，表明曾经发生过现在依然在发生的，无论何地，只要盲目而骄傲的怀疑成功地将基督排除在现代生活之外，尤其是公共生活之外，那么这样的黑暗就会降临。而这种排除基督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人们对天主的信仰，也破坏了对基督的信仰。其后果是：那些曾经衡量公共和私人行为的道德价值已被废弃；而那被广为称颂的“文明社会”，虽然在物质进步上日益加快，却将人类、家庭和国家从天主观念及教会训导的慈善与复兴效应中剥离出来。在那些曾经数世纪以来闪耀着基督文明光辉的地区，愈发清晰、愈发显著、愈发痛苦地再现了腐败且腐化他人的异教主义的标志：“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黑暗降临了。”（《罗马日课经》，圣周五，第五应答经）

31. 许多人在抛弃基督的教导时，或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正被虚假的光辉所引诱，这种光辉以华丽的辞藻宣告，这种背离是从他们原先所受奴役中获得的解放。他们没有预见到，以能使人获得真正自由的真理换取使人受奴役的错误，将带来何等痛苦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放弃天主那无限智慧而慈父般的法律，以及基督之爱团结和崇高的教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将自己交给了短浅且多变的人类智慧的任意摆布。他们谈论“进步”，而实际上是在倒退；谈论“高贵”，而实际上是在卑躬屈膝；谈论“成就成人之尊严”，而实际上是在甘于奴役。他们未曾察觉到，所有人类努力皆无法替代基督的法律，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言：“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昧”（罗马书 1:21）。

32. 随着人们对天主和耶稣基督的信仰日渐衰弱，道德原则的光明在心灵中逐渐暗淡，那一切能够维持和保障国家繁荣的内在与外在、私人与公共的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也随之消失。

诚然，即便在欧洲曾因共同的基督信仰理想而享有手足般的团结之时，也并非没有纷争、动荡和战争，这些战争曾令欧洲饱受摧残；但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充满如此深刻的悲观情绪。因为那时，人们尚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感，能够分辨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正是这种道德感抑制了激情的爆发，为光荣而公正的解决保留了余地。但在我们今天，纷争不仅源于叛逆的激情的涌动，还源于一场深刻的灵性危机，这种危机已彻底推翻了私人和公共道德的健全原则。——通谕《至高牧首》（Summi Pontificatus，1939年10月10日）

马基雅维利所倡导的非道德主义，自其诞生以来一直服务于那些所谓的“自由思想家”，而这些人正是共济会（Freemasonry）从其起源至今的奠基者。非道德主义与宗教无差别主义被视为多元主义国家中的“必要性”，而这种多元主义国家本身正是誓反教革命推翻基督君王社会统治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出一种方法，使人们可以避免在公共领域中提及神圣的救主、我们可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祂有权统治人类及其国家。

教宗良十三世解释说，一种普遍而模糊的对天主的信仰，最终会引向宗教无差别主义，而这正是犹太-共济会（Judeo-Masonry）的主要目标之一：

然而，自然主义者走得更远；因为在最崇高的事物上，他们走上了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无论是因为人性本身的软弱，还是因为天主对他们骄傲所加的公正惩罚，他们都被迅速地引向极端。因此，他们不再视那些凭自然理性之光便可完全理解的事物为确定且永恒的，这些事物无疑包括：天主的存在，人类灵魂的非物质性和不灭性。共济会派系，因走上了类似的错误道路，也暴露于同样的危险之中；尽管他们在一种普遍意义上宣称相信天主的存在，但他们自己也作证表明，并非所有人都以全心的同意或坚定的信念维持这一真理。他们并不掩饰，关于天主的问题正是他们之间分歧的最大根源和原因；事实上，最近在他们之间，这一主题已引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论。然而，这个教派却给予其信徒极大的自由，以至于每一方都有权维护自己的观点，无论是认为天主存在，还是天主不存在；那些固执地主张没有天主的人，与那些宣称天主存在的人一样，能够轻易地被接纳入会；即便是那些持有泛神论（如同泛神主义者）或对天主本质持有虚假观念的人，也能被接纳。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剥夺了天主的真实存在，而仅保留了一种荒谬的“神性”表象。

当这一最根本的真理被推翻或削弱时，那些同样由自然教导所揭示的真理也必然开始崩溃——即，一切事物皆由天主自由意志所创造；世界受天主圣意所治理；灵魂是不朽的；在这尘世生命之后，必有另一种永恒的生命等待着人类。

当这些作为自然原则并且在知识和实践上都至关重要的真理，被废除时，很容易看出这将如何影响公共和私人道德。我们暂且不论那些更高超的超性美德，这些美德无人能行使，甚至无法获得，除非藉着天主特别的恩赐和圣宠；这些美德在那些否认人类救赎、否认天主圣宠、否认圣事以及否认天国永福的人中必然毫无踪迹可寻。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那些源于自然诚实的义务，即天主是世界的创造者，是其仁慈的统治者；永恒的法律命令维持自然秩序，禁止扰乱它；人的最终目标是超越尘世和物质的命运，远远超越这短暂的地上旅程：这些是真正的正义和道德的根源和原则。

如果这些被废除，正如自然主义者和共济会所希望的那样，那么立即就不会再有任何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知识，也没有任何关于道德的基础。事实上，共济会唯一认为应当教授的道德教育，并且他们坚持青年应当接受这种教育的，是他们所称的“公民的”、“独立的”和“自由的”道德教育，即不包含任何宗教信仰的道德。然而，这种道德教育是多么不足，多么缺乏坚实基础，多么容易被情欲的每一次冲动所左右，这一点已被其悲惨的结果所充分证明——这些结果已经开始显现。因为，在任何地方，只要这种教育——通过排除基督信仰教育——开始完全占据主导地位，那么那里善良和道德的纯正便迅速消亡，怪诞而可耻的观念滋生，邪恶行为的大胆也迅速升级。这一切是普遍的抱怨和痛惜之源；而且，不少本不愿承认的人也被无可争辩的证据所迫，不得不做出同样的见证。

——教宗良十三世，《人类种族》（Humanum Genus），1884年4月20日。

这些都是在当代梵二教中从未讨论过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人，包括罗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Robert Francis Prevost）在内，明确说天主教是一个人唯一的得救之途，同时也是在这尘世涕泣之谷中人类社会能够实现最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这尘世充满了因原罪所遗留的后果而受苦的人们——他们的理智被蒙蔽，意志被削弱，理性被情欲（即肉情）所倾覆；而那些未领洗的不朽灵魂，则更是直接承受了原罪的影响。

虽然今天世界缺乏德性是一个既成事实，但认为那些对万民四末之事毫无尊重的人掌控国家就能“恢复”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欺骗。

事实上，教宗良十三世在《至圣之爱——论圣体》（Mirae Caritatis，1902年5月28日）中指出，那些在公共事务中服务的人，应当是品德高尚的人，他们应当花时间在吾等荣福救主耶稣基督真实临在的圣体前祈祷，努力使自己塑造成神圣救主的肖像：

“的确，那些因其勤勉、才智或地位而有能力塑造人类历史进程的人，如能正确地尊重永恒生命，并为永生作出适当的安排的话，是极令人渴望的。但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看到这些人常常骄傲地自我吹捧，仿佛他们已经赋予了这个世界新的生命和繁荣，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推动世界奔向财富，争夺那些满足舒适和炫耀之爱的商品。可是，无论我们环顾四周放眼望去，如果人类社会与天主疏远，它不仅无法享有它所追求的财物中的平安，反而如同在热病和痛苦中挣扎的人一般，被动荡和折磨所吞噬。因为当它焦虑地追求并仅依靠繁华时，它所追求的却总是逃脱它的掌握。

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其存在皆来自于天主，因此，他们只有在天主内，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行善。正是通过基督，一切最好的、最珍贵的恩赐才得以流出和持续。而所有这些恩赐的源泉和最高之处，便是可敬的圣体，它不仅滋养并维持那要求我们付出最大努力的生命，也无限提升了人类尊严。因为，还有什么比尽可能地成为天主性的分享者和参与者更崇高、更值得渴望的呢？这正是基督通过圣体圣事为我们成就的：藉着圣宠的运行，将人类提升到超性状态，并更密切地与祂自己结合。因为肉身食粮和灵魂食粮是有区别的，肉身食粮转化为我们的本质，而灵魂食粮却使我们转化为祂的本质。因此，圣奥斯定说道：”你不会像对待身体食物那样把我变成你，而是你将被转化为我。”（《忏悔录》）

此外，在这至可敬的圣事中，在这种人与天主性结合的最高途径中，人类也找到了获得各类美德的最有效帮助。首先是信德。在各个时代，信德都遭受攻击；尽管它将人类心灵提升，使之认识最高的真理，但因为它揭示了天主的奥迹，而这些奥迹存在的方式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所以被视为贬低人类理智。然而，在过去，某些特定信条轮番成为受攻击的目标；而如今，战场已被扩展，以至于有人否认自然之外没有任何存在。没有什么比圣体圣事，“信德的奥迹”，更能有效地重燃人灵中的信德和热忱。因为在这一奥迹中，整个超性秩序及其所有奇迹和丰饶都被汇聚并包含其中。“祂记念了祂的奇妙工程，祂是仁慈而宽厚的主；祂赐下食物给敬畏祂的人。”（圣咏110:4-5）天主将整个超性秩序从属于祂圣言的降生为人，而正因降生之德，人类得以重获救赎。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言：“祂按计划……在基督内重建天地万物。”（厄弗所书1:9-10）按照圣教父的见证，圣体圣事应被视为圣言降生的延续和扩展。在这至圣的奥迹中，圣言的本质与信友单独联合在一起，并且加尔瓦略山上所献的至高祭献也以奇妙的方式被重现，正如玛拉基亚所预示：“在各地都有祭献，并奉献给我名下纯洁的祭品。”（玛拉基亚书1:11）这项奥迹是一切奥迹中最伟大的，并伴随着无数其他奥迹：在此，自然法则被暂停；饼酒的全体本质被转化为基督的体和血；饼酒的外形在没有任何本质支撑下，依然保持；基督的身体同时存在于各地，即在每一个奉献圣体圣事的地方。为了使人类理性更甘心地向这一伟大奥迹致敬，历史上和我们时代都不乏为此奥迹作证的奇迹，这些奇迹在多个地方以公开和著名的形式被记录和纪念。显然，藉着这至圣的圣事，信德得到滋养，心灵得到养分，理性主义者的质疑被驳倒，超性秩序被明亮的光芒照亮。

我们所谈到的对神圣事物的信德衰退，不仅是由于骄傲，也是由于道德败坏。因为如果严格的道德确实能够提升智力的敏捷，那么，正如异教哲学的格言和神圣智慧的教诲都告诉我们的，肉体享乐会使心智能力迟钝。那么，在启示真理的领域中，这些享乐又是如何遮蔽信德之光，甚至在天主公义的审判下彻底熄灭信德之光呢？如今，对这些享乐的贪欲如同一种传染病，感染着所有阶级，甚至从幼年起便开始传播。然而，对于如此可怕的邪恶，有一种近在咫尺的解药在神圣圣体中。首先，它通过增加爱德来抑制情欲，正如圣奥斯定所说，他论及爱德时说道：“爱德增长，情欲减少；爱德臻于完美，情欲便不复存在”（《各种问题集》，第83卷，第36问）。此外，耶稣至洁的肉身也能抑制我们肉体的叛逆，正如亚历山大的圣利记禄St. Cyril所教导的：“因为基督住在我们内，抑制了在我们肢体中肆虐的肉欲律”（《论若望福音》，第四卷，第二章，第六章，第57节）。再者，圣体特别而至美的果实，可以从先知的话语中看出：“他的良善是什么？他的美丽是什么？唯有拣选者的麦粒和产生童贞的酒”（匝加利亚书9:17）。这意味着圣体产生了一种坚定而持久的童贞的花朵和果实，即使在一个奢靡颓废的时代，童贞的美德仍然在天主教会内日益繁衍和传播，这些童贞美德无论在信仰或人类社会中，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至圣之爱 论圣体》（Mirae Caritatis），教宗良十三世，1902年5月28日

不，一个天主教国家并不是社会秩序的保证，它只是社会秩序的必要前提。每个人必须选择与天主的恩宠合作，在自己灵魂中认基督为王，从而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这一主权。鉴于堕落人性的软弱，这绝非易事，这也是为何教会的牧者必须激励信友度圣洁生活，不受世界的污染。牧者也要宣讲基督君王的社会王权（Social Reign of Christ the King）的不变教义，这教义包含在天主教会日常普遍训导权（Ordinary Magisterium）中，并且在十三世纪的圣路易九世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十三世纪法国的伟大领袖——圣路易九世书信中一段话，就概述了耶稣基督社会王权的完整教义：

“ 31. 亲爱的儿子，我劝告你始终忠于罗马教会，忠于至高教宗，我们的父亲，并给予他作为你精神之父所应有的尊敬和荣誉。”

    ——（选自《圣路易给儿子的劝告》，载于《中世纪文明》，译编：Dana Munro 和 George Clarke Seller, 纽约：The Century Company, 1910，第366-375页）

没有比这更简明有力的对耶稣基督社会王权的总结了。圣路易告诉他的儿子，即便身为未来的国王，他也要服从建立在伯多禄磐石上的教会，即教宗的权威。所有国家，无论其民事政府结构如何，都必须服从教会。请牢记这一点：天主教徒不关心所谓的“国家权利”（states’ rights），他们关心的是天主的律法，这些律法对所有人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约束力，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民事治理机构中，都应当严格遵守。

重要的是，正如上文所述，圣路易（Saint Louis）告诫他的儿子：

  “亲爱的儿子，将权力自由地授予品行良好、善于正确运用权力的人，并努力将邪恶从你的国土中驱逐出去，即亵渎誓言，以及一切冒犯天主、圣母或诸圣的言行。以明智而适当的方式，在你的国土上禁止肉体之罪、赌博、酒吧及其他罪恶。”——（来源同上）

是的，品行良好在治国中至关重要，正如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在《致美国主教的信》（Testem Benvolentiae Nostrae，1899年1月22日）和《Tametsi Futurum Prospicientibus》（1900年11月1日）中所指出的那样：良好品行和德性若没有圣化恩宠的帮助、信赖与合作，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 现在谈一谈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结论，我们相信这些观点并无恶意或欺诈之企图，然而这些事本身确实值得一定程度的怀疑。

    首先，那些追求基督徒完美的灵魂被告知，没必要接受一切外在指导，这些指导既多余，又根本无用——理由是圣神比以前倾注了更丰富充沛的恩宠于信友灵魂，因此，无需人类介入，祂便以某种隐藏的本能亲自教导和引导他们。    然而，企图衡量和定断天主对人类的沟通方式，这表明了过度的自信，因为这一切完全取决于祂的自由意志，而祂是慷慨无私的恩赐者。

「圣神随祂的意愿吹拂。」——《若望福音》三章8节。

 “我们各人所蒙受的恩宠，是照基督赐予的分量而分配的。”——《厄弗所书》四章7节。

回顾宗徒的历史、初生教会的信仰、致命者的考验和牺牲，尤其是那充满圣人的古代，难道有人会胆敢以我们的时代与这些时代相比，或者断言他们从圣神的神圣倾注中获得的恩宠较少吗？我们无需对这一点多费时间，因为没有人质疑这一真理：圣神确实以隐秘的方式降临于义人的灵魂中，并通过警告和激励来感动他们。倘若没有这种内在的引导，一切外在的防护和权威都将毫无效力。    “虽然圣神赋予所有人“接受并持守”福音真理的甘美，但如果有人认为，他可以无需圣神启迪，就能接受宣讲福音真理，以获得救恩；那此人便受异端精神所蒙蔽。”    ——奥兰治第二次大公会议（Second Council of Orange），法典第七条（Canon 7）。

此外，经验表明，圣神的这些告诫和激励，大多是通过外在教导权威的帮助和光照而感受到的。引述圣奥斯定（St. Augustine）的话：“祂（圣神）协助从好树上收获果实，因为祂通过人类外在的职事灌溉并培育它们，同时又亲自赋予它们内在成长。” ——《论基督之恩》（De Gratia Christi），第十九章。这确实是天主仁爱圣意的常规法则：正如祂决定大多数人应借助他人的职事而获救恩一样，祂也愿意那些被召唤进入更高圣德境界的人，能够通过他人的引导而达到。因此，圣金口若望（St. Chrysostom）表示： “我们是借助人而受天主教导的。” ——《论圣坛题铭讲道》（Homily I in Inscrib. Altar）。在教会创立的最初日子里，这一原则有着一个极为显著的例子。

尽管扫禄（Saul）心怀血腥与杀戮之意，他听到了我们的主亲自的声音，并且询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然而，他却被命令进入大马士革，去寻找亚纳尼亚（Ananias）。正如《宗徒大事录》第九章所记载：“进入城中，届时将会有人告诉你应当做什么。”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真理：那些追求完美的人，由于他们所走的道路既非已知也非常规，因此他们最容易迷失方向，因此比他人更需要教师和引导者。这种指导自古以来便在教会中存在；它一直是那些在各个时代以智慧与圣德著称的人的普遍教导。因此，拒绝这种指导，便是将自己置于一种鲁莽而危险的信念之下。

假设这些灵魂没有任何外部指导，那么我们就很难为那些改革者推崇的所谓圣神更丰富倾注来确定路线方向，以及如何应用。德性之实践确需圣神协助，然而我们却发现，那些喜好新奇的人毫无根据的过分重视自然德性，仿佛自然德性更响应时代风俗和需求，人若装备自然德性就会更积极有力行动。然而，很难理解具有基督教智慧的人，却偏爱自然德性而非超性之德，或认为自然德性有更大效力和果实。难道自然德性在结合了天主的恩宠后，比不如单纯的自然德性吗？

那些因圣德而闻名的人，假如他们在自然秩序及其天赋上有欠缺，仅仅因为他们的基督教能力卓越超群？即便我们有时可能会赞叹那些源于自然德性的令人钦佩之举，但是否有人只有全部自然德性而无其他就足以成圣？难道有人没有遭受过心灵忧虑，而且并非是轻微的忧虑？然而，要战胜这些困扰，以及完全保持自然秩序的法则，绝对需要来自高天的帮助。

那些单一的卓越行为，若仔细调查，往往会显示出只是表面上的美德，而非真正的美德。即便承认它们是美德，除非我们愿意“徒然奔波”，又不顾及仁慈天主为我们预定的永福终向，那么这些自然美德若没有天主恩宠的辅助，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圣奥斯定（St. Augustine）说得好： “这力量确实令人惊叹，奔跑也迅速，但却在正道之外。”因为由于原罪的缘故，人性倾向于邪恶和羞耻，但借助恩宠，人性被高举，获得一种新的伟大与力量。同样，美德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恩宠的果实，因此它能够结出永生的果实，并且具有了坚强和持久的特征。

天主是唯独的生命。所有其他受造物只是分享生命，却并非生命本身。基督，自永恒以来，且因其本性，便是“生命”，正如祂是真理，因为祂是天主之天主。祂是所有生命的至圣源泉，从祂那里，生命遍布整个受造界，并将永远充满其中。凡存在的，因祂而存在；凡生存的，因祂而生存。正如圣言所言：“万物皆藉祂而成；没有祂，万物都不会成就。”这不仅适用于自然生命，而且如我们前面已充分指出的，我们还有一种更高、更美好的生命，这是基督以仁慈为我们赢得的生命，即“恩宠之生命”，其最终成就是“荣耀之生命”。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应指向这一生命。整个基督教义和道德的目标就是： “我们死于罪恶，却为正义而活。”（《伯多禄前书》2:24）这就是美德与圣化的生命，构成了道德生活，其核心是对永福的确切希望。“义人因信德而生活。”（《迦拉达书》3:11）“没有信德，便不能讨天主的喜悦。”（《希伯来书》11:6）因此，耶稣基督，作为信德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也维护并滋养我们的道德生活。祂主要通过祂的教会来实现这一点。在祂智慧而仁慈的计划中，祂托付给了教会可以产生、保护以及衰竭时可以复苏超性生命的恩宠手段。这些产生并保存救恩之德的力量，在伦理与神圣信德分离时便会丧失。一个纯粹基于人类理性的道德体系，剥夺了人类最高的尊严，将人从超性生命降低为纯自然生命。这并非否认人能够借助理性了解并遵守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即便他能知晓所有原则，在一生中绝不违反——若无救主恩宠相助，连这也无法做到——任何人若没有信德，也无法自我承诺获得永恒救恩。

    “谁若不常在我内，他就如枝子被抛弃而枯萎；人们把它们捡起来，扔进火里焚烧。”（《若望福音》15:6）“不信的人必被判罪。”（《马尔谷福音》16:16）

我们已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脱离神圣信仰的道德究竟有何价值和后果：    即便满怀热情地追求大众福祉，各国依然处于困境甚至苦难之中，而邪恶却与日俱增？他们告诉我们，社会完全有能力自救，它可以在没有基督信仰的帮助下繁荣，并靠自身的努力实现目标。公共管理者更偏好纯粹的世俗政府体系，我们祖先的宗教痕迹正逐渐从政治生活和行政事务中消失。何等盲目！一旦遗忘了天主作为正邪审判者的权威，法律必然失去其根本权威，而正义将灭亡。这是社会最有力、最必要的两大纽带。同样，一旦永恒幸福的希望被剥夺，人们便会贪婪地追逐世俗财富。每个人都将努力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由此产生嫉妒、仇恨，最终导致阴谋、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将无法享有和平和安全，公共生活将被罪恶玷污。

如此激烈的欲望斗争，如此严重的危险，使我们必须：要么预见到最终的毁灭，要么寻求有效的救治方法。当然，惩罚恶人、教育大众、通过立法预防犯罪都是正确且必要的，但这些远远不够。各国的救赎必须仰赖于更高的力量：呼求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教导人心，唤醒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好。这种力量曾在世界遭遇更可怕的罪恶时拯救了世界。一旦消除一切阻碍，让基督精神在一个国家中复苏并壮大，这个国家将会痊愈。社会阶级的争端将消失，彼此的权利将受到尊重。基督的教导将引导富人和穷人各尽其责：富人应遵守正义和爱德；穷人应保持克制和节制。家庭生活将因对天主的敬畏而稳固，自然法的准则（如尊重合法权威、服从法律）也将在人们中间生效。叛乱与阴谋将终止。凡是基督信仰不受阻碍地统治的地方，天主的圣意所建立的秩序便会得以保全，社会也将享有安全和繁荣。因此，全民福祉迫切要求回归于基督——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且不仅是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应如此。基督必须被恢复到祂的正当地位。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立法、政治制度、教育、婚姻与家庭、资本与劳动——都必须汲取来自基督的生命。人人都必须明白：人所渴求的文明发展并非很依赖于物质财富和繁荣，而更依赖于道德和美德的精神品质。——教宗良十三世，《Tametsi Futura Prospicientibus》，190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