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宗缺并不认可整个梵二教会的神职有效性，但为翻译起见，保持其原文用词不变。并请读者注意，“梵二教会”一词并非宗缺的原创，而是对梵二后文献的普遍用法 Conciliar Church/post-conciliar church一词的翻译。不得不说，梵二教自创的“梵二教会/conciliar church”一词，清晰明白地表示了梵二教本质上不是天主教：

本文对于还陷在梵二教内，却意识到梵二教有严重问题，并正在寻找问题根源的教友，是醍醐灌顶的惊醒。对于那些被RR谬误洗脑的教友，更是解毒一剂良药。

关于裂教的指控

——Ulpiana领衔总主教，兼圣座大使 维加诺蒙席

“但是，无论谁，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我们以前说过，如今我再说：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当受诅咒。”——迦拉达书1：8-9

“当我想到我们身处圣理部的审判台前，这里是天主教信仰的传统和辩护的特殊见证，我不禁想到我就像在家一样，而我，你所说的‘传统主义者’，才应该审判你。”

这是马歇尔·勒菲弗总主教（Archbishop Marcel Lefebvre）在1979年的发言，当时他被前圣理部/至圣圣部传唤，去面见部长Franjo Šeper枢机以及其他两位主教。

正如我在6月20日的《通告Communiqué》中已经陈述的，对那声称要审判我的法庭，以及它的部长和任命部长的人（译者注：此处指方济各），我不认可他们的权柄。我的这个决定当然是痛苦的，不是仓促或反叛精神的结果；而是由伦理的需要决定的，作为主教和宗徒继承人，我有良心为真理作证，即为天主本人，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证。

我以坚定的决心面对这场考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理由脱离与圣教会和教宗的共融，我一直服从并忠贞于它们。我无法想象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刻离开这艘救恩之舟，并服从其神圣的首脑和祂在世上的代权，因为天主圣意将圣教会构造为基督之奥体。

由七件圣事而带来的恩宠之力，使天主教会的敌人感到害怕，尤其是圣弥撒的力量，这是一种敬畏的阻止者katechon（得撒洛尼后书2:6），圣弥撒挫败了他们的许多努力，并让许多原本会遭谴责的灵魂回归天主。，所以他们强烈敌视教会传统的原因，正是认识到天主教祭司们在社会中的超性行动力。撒殚和他的爪牙非常清楚，至一至真的圣教会对他们的敌基督计划构成了多大的威胁。这些颠覆者——罗马教宗勇敢地谴责他们是天主、教会和人类的敌人——在教宗良十三《论共济会inimica vis》通逾中（1892年12月8日），其身份是清楚可见的，就是共济会。它渗透到了圣职各个阶层，并成功地迫使教会放下了手中的精神武器，以对话和普世兄弟情的名义向敌人打开了城堡的大门，而这则是共济会本质的概念。但是，教会遵循其神圣典籍者的典范与榜样，并不与撒殚对话：而是与他战斗。

当前危机的原因

正如罗马诺·阿梅里奥 (Romano Amerio) 在其开创性论文《Iota Unum：关于天主教会在20世纪变迁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懦弱且该谴责的投降始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始于与共济会有关的神职和信友的地下高度组织的行动，旨在缓慢但肯定地颠覆教会的统治结构和训导权，以便从内部摧毁她。不必徒劳地去寻找别的什么原因：来自秘密组织的文件，就证实了有这么一个渗透计划。该计划在 19 世纪构思，并在一个世纪后实施，与构思时完全一样。类似的解体过程以前也发生在世俗政府社会，在近百年来发生在欧洲国家此起彼伏的血腥暴动与战争中，教宗能够洞察到国际共济会于其中所做的瓦解工作，这并非巧合。

自梵二大公会议以来，教会已成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承载者，甚至连一些梵二支持者亦予承认，而共济会赞赏梵二，以及称赞梵二后的所有教宗，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恰恰是因为共济会长期以来所呼吁的变革得以实施。

变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aggiornamento更新”——一直是梵二叙事的核心，它已成为梵二的标志，并将这次大会定为旧制度终点——“旧宗教”、“旧弥撒”、“梵二前”——和“梵二教会”的开始，包括“新弥撒”，包括把所有天主教义进行了本质上相对主义化的改写。在这场革命的支持者中，出现了那些在若望二十三世之前，就因异端邪说而被谴责和绝罚者的名字。名单很长，有被绝罚的埃内斯托·布奥纳伊乌蒂Ernesto Buonaiuti，他是龙卡利（若望二十三）的朋友，死前仍不悔改地犯下异端罪。据《罗马法罗报》不加掩饰地强调，就在几天前，意大利主教团主席马泰奥·祖皮Matteo Zuppi枢机主教在博洛尼亚大教堂为他做了追思弥撒，报道如下：

“近八十年后，一位与教宗完全保持一致的枢机主教，再次表达了一种带有全面平反意味的礼仪姿态。或者至少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教会与敌教会

因此，我被传唤到圣部指派的法庭接受裂教罪审判，而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他被认为是方济各派，完全与教宗保持一致——正在非法为现代主义最坏、最顽固的代表之一做弥撒，而教会——据他们所说，我与教会是分开的——却对这人宣判了最严厉的谴责。2022 年，在意大利主教会议报纸《未来》上，卢吉诺·布鲁尼Luigino Bruni教授这样赞扬现代主义：

“这是当时天主教会的一次必要的革新，当时的天主教会仍然对誓反教世界数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圣经批判研究无动于衷。对于布奥纳尤蒂Buonaiuti来说，接受圣经的科学和历史研究是教会与现代性相遇的主要方式。但这一相遇并未发生，因为天主教会仍然被新经院神学的定理所主导，并受到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阻碍，他们担心誓反教之风最终会侵入天主教会。”

这些话足以让我们明白，天主教会与取代她的梵二教会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誓反教之风终于侵入了天主教会。刚才的场景只是一系列无休止的小步迈进、默许、共谋中的最新事件。正因这些事件，梵二教的领导者才使得“新经院神学定理”——即对信理的明确毫不含糊的公式表述——成功地过渡到现在的大背教。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超现实的梦幻境地，一个自称天主教的统治体系要求教会服从它，但同时这体系又宣扬在梵二会议之前受教会谴责的教义，还说梵二前所有教宗教导的教义都是异端邪说。

当拿掉真理中的绝对性，并为适应世界的精神，而把真理做相对主义化处理时，现在的情况就会发生。最近几个世纪的教宗要是在今天，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判我裂教，还是会谴责那些自称是教宗继承人的人？现代主义者的‘犹太公议会Sanhedrin’审判并谴责我，以及所有的天主教教宗，因为教宗们捍卫的信德就是我的相同信德；而贝尔格里奥/方济各捍卫的谬误正是教宗们毫无例外地谴责的错误。耶稣会致命圣人圣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在回应 1581 年判他叛国罪的判决时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梵蒂冈，就像当时一样：

“你们谴责我们的时候，也在谴责你们所有的前辈们。”

支离破碎的圣经解释学

那么，我问自己：在两个相互对立和矛盾的现实之间，能有什么连续性呢？在贝尔格里奥的梵二教/主教会议教（译者注：原文synodal church），和他公然疏远的“受反宗教改革恐惧情绪支配”的教会之间，能有什么连续性呢？如果自称天主教的教会与真教会的区别恰恰是它宣扬真教会所谴责的，而它却谴责真教会所宣扬的，那么我与哪个“教会”裂教了呢？

梵二教的信徒会回答说，这是由于教会群体在“必要的更新”中演变而来的；而天主教教义则教导我们，真理是不可改变的，教义和信理演变说是异端。当然，这是两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教义、礼仪和圣人；但对于天主教信徒来说，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而对于贝尔格里奥来说，教会是梵二的、合一运动的、主教会议的、包容的、移民主义的、生态可持续的和对同性恋友好的。

梵二教统续的自我废除

那么，有没有可能，教会已经开始教导谬误？我们能相信，救恩的方舟同时也是毁灭灵魂的工具吗？基督奥体能与其神圣的首脑耶稣基督分离，使救世主的承诺落空吗？当然，这是不可接受的，支持这种想法的人会陷入异端和裂教。教会不能教导错误，她的领袖罗马教宗也不可能同时既是异端又是正统，好比同时是伯多禄和茹达斯，又好比既与他所有的前任共融，同时与他们分裂。唯一可能的神学答案是，自称天主教但信奉与天主教会两千年来不断教导的信仰不同的梵二教属于另一个实体，因此不代表基督真正的教会。

有人提醒我，马塞尔·勒费弗尔总主教从未质疑过罗马教宗的合法性，尽管他承认各个梵二教宗存在异端，甚至背教——正如他惊呼：“罗马失去了信仰！罗马背教了！”——我要提醒他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情况急剧恶化，这位伟大的牧者今天很可能会采取同样的坚定立场，公开重复他当时只对神职说过的话：

“在这次牧灵大会上，谬误和谎言的精神得以肆意妄为，在各处埋下定时炸弹，到时候就会炸毁教会机构。”（原则与指令，1977年）

并且：

“坐在伯多禄宝座上的人参与了拜假神。也许几个月后，面对这些与假宗教的反复交流行为，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不知道。我很好奇。但有可能我们会被迫相信教宗不是教宗。因为乍一看，我觉得——我还不想正式公开地说——一个异端不可能公开正式成为教宗”（1986年3月30日）

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了“主教会议”及其首脑贝尔格里奥并不信奉天主教信仰？是看到他们所有的成员都完全无条件地追随被天主教权威谴责的大量谬误和异端邪说，并公开否认一切没有被“他们的”梵二教认可的教义、道德诫命、礼仪和行为。他们都无法在良心上认同托利腾信仰宣言和反现代主义誓言，因为这宣言所表达的与梵二大会和所谓的“大公会议权威”所暗示和教导的完全相反。

所以，如果认为教会和教宗是毁灭的工具而不是救恩的工具在神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保禄六世以来，所谓的“梵二教会”和“梵二教宗”的异端教导是反常的，因此对他们的权威和统治权的合法性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颠覆性的使用权力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颠覆性地使用教会权力来摧毁教会（或把教会变成一个不是根据基督意愿创立的教会），这种做法本身，就足以使这个恶意凌驾于基督的教会、并篡夺教会权力的新主体权柄无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承认审判我的这个教廷有合法性。

破坏天主教会的行动方式，证实了这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否则那些谴责它的意见就会被听取，那些协助的人也会立即停手。当然，在当时的眼光和大多数枢机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的传统观念下，教廷自相矛盾的“丑闻”似乎非常严重，以至于许多主教和神职人员不相信革命和共济会原则有可能在教会中被接受和推广。但这正是撒殚的妙招——正如勒费弗尔总主教说的——他懂得如何利用信友对牧者神圣权威的自然尊重和孝爱，劝诱信友先服从，而后探究真理，也许他希望未来一位教宗能够以某种方式治愈这些灾难，这些灾难的爆炸性后果其实已经猜到了。尽管有人勇敢地敲响了警钟，但他所希望的并没有发生。在那个困难时期，我自己也属于那些不敢反抗谬误和异常的人，尽管那时候这些谬误尚未充分展现出其巨大的破坏性。我并不是说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在教廷工作紧张，官僚和行政性质的任务繁重，我没有找到适当的条件，让我能够理解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空前严重性。

冲突

我与教会长上的冲突，始于我担任宗座代表、梵蒂冈城国秘书长以及最后担任美国宗座大使期间。我反对道德和金融腐败的斗争激怒了当时的国务卿塔尔奇西奥·贝尔托内Tarcisio Bertone枢机。当时我履行宗座代表的职责，谴责了麦卡里克McCarrick枢机的腐败行为，并反对他提拔由国务卿推荐的腐败且不合格的主教候选人。于是国务卿将我调到城国，因为“我阻止他任命他想要的主教。”贝尔托内Bertone枢机和乔瓦尼·拉霍洛Giovanni Lajolo,枢机一直串通一气，阻碍我对城国内普遍腐败进行斗争，而我已经取得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重要成果。也正是贝尔托内和拉霍洛说服本笃十六世将我驱逐出梵蒂冈，并将我送往美国。在那里，我不得不面对麦卡里克枢机主教的卑鄙行径，包括他与奥巴马-拜登政府的政治代表以及国际层面的危险关系，我毫不犹豫地向国务卿帕罗林报告了此事，但​​他对此不以为然。

这使我从不同的角度反思我在外交和牧灵生涯中目睹的许多事件，并把握到这些事件与某个项目之间存在的一致关联，这项目本质上既不是纯粹政治的，也不是纯粹宗教的，因为这个项目是对建立在天主教教义、天主教道德伦理和天主教礼仪教导的传统社会进行的全球攻击。

腐败作为敲诈勒索的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宗座大使——几天前，帕罗林枢机亲自认可了我，称赞我堪称典范的忠贞、诚实、正确和高效——现在却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总主教。这不仅是因为我根据法典要求伸张正义，对腐败主教以法律制裁，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给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解释，表明教会体制内的腐败，是控制、操纵和胁迫他们对抗天主、对抗圣教会和对抗灵魂的必要前提。这种运作方式——共济会在渗透教会之前详细描述过——反映了在世俗政权机构中常见方式。在世俗政权里，民选代表，尤其是最高层的代表，由于他们自己的腐败和堕落，很容易受到勒索。全球主义的精英人士，是他们的真正主人。他们服从于精英们的妄想和野心，导致人民走向毁灭、破坏、疾病和死亡——不仅是身体的死亡，还有灵魂的死亡。因为新世界秩序的真正计划——贝尔格里奥不仅是其奴仆，他还从世界的强权那里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本质上是一个撒殚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试图模仿天主的拙劣者及其仆从，极度憎恨并抹杀和伪造圣父的创世、圣子的救赎和圣神的圣化。

若你不作声，这石头就要喊叫了！

目睹了在梵蒂冈的领导者和某些主教的狂热合作下，不仅神圣秩序被彻底颠覆，而且来自地狱的谬误与混乱却被传播，我们才明白圣母玛利亚在拉沙勒特显现时的预言有多么可怕——罗马将失去信仰，成为敌基督的宝座——牧者们的背教行为是多么可憎的背叛，而坐在荣福圣伯多禄之位上的那位主教的背叛更是闻所未闻。

面对这种背叛，我如果保持沉默——这种背叛是由许多主教的可怕同谋完成的，他们不愿承认当前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及篡改天主教的弥撒是信友精神和道德沦丧的根源——我将违背我的晋铎和晋牧时的誓言。作为宗徒的继任，我不能，也不会接受眼睁睁地看着圣教会被系统性摧毁，如此多灵魂面临地狱永火，却不尽一切努力来反对这一切。我也不认为，为了平静的生活而懦弱地保持沉默，比见证福音和捍卫天主教真理更好。

这个裂教的梵二教，却指控我犯裂教罪：这足以表明正在发生颠覆。想象一下，当法官要依靠那个被我指控为篡位者的人，法官的判决还有公正可言吗。但正因为这件事具有象征意义，我希望信友们明白——他们不需要熟悉教会法庭的运作，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教宗选举是可疑的，那就不算犯裂教罪；这既是由于《vitium consensus》（译注：这是维加诺在引用他自己2023年10月1日的讲话Vitium Consensus）中所讲的，也是因为在教宗选举中违规行为或违反规则而造成(cf. Wernz-Vidal, Ius Canonicum, Rome, Pont. Univ. Greg., 1937, vol. VII, p. 439)。

教宗保禄四世颁布的宗徒宪章《Cum ex apostolatus officio》确立永远的原则，即，任何人在晋升为枢机，甚至为罗马教宗之前，如果已经陷入异端的，那么此人的任何提名或选举通通无效nulla, irrita et inanis——空的、无效的，没有任何价值的（译注：此宪章是1559年2月15日，在托利腾/特伦多大会会议期间，教宗保禄四世颁布的，六个月后，8月底，这位圣伯多禄第223位继任者去世。此宪章聚焦于教宗或主教发生异端或背教的情景，根据ex catedra原则，此宪章因为涉及到伦理与信仰的内容，因此享受永远无误论。这也是宗缺认定1958年若望二十三的选举无效的证据之一）：

“即使这选举在所有枢机主教同意和一致认可下进行；也不能说这选举通过接受职位、祝圣或拥有[…]，或通过罗马教宗亲自认定的加冕[…]，或通过所有人对他的服从，或通过任何期限持续的行使职权而得有效。”

保禄四世补充说，此人所做的一切行为都应被视为无效，他的子民，无论神职还是平信徒，都无需服从他：

“但是，对于属下而言，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未来的合法确立的主教、总主教、宗主教、大主教、枢机和罗马教宗履行忠诚和服从的义务。”

保禄四世总结说：

“对于那些以这种方式晋升和提拔的人，如果他们声称要继续执政，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困惑，这时可以请求世俗权力的协助来处理此事；那些曾经但现已停止服从上述之人的人，不应受到任何谴责和惩罚，谁若要强制惩罚，他就是想要撕破主的长袍。”

因此，我以和平的良心认定，贝尔格里奥在当选之前、当选期间和当选之后所坚持的谬误和异端，以及他接受教宗职位的外在表现，使他的教宗加冕无效。

如果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的一切教导和统治，无论其内容和形式，不仅细枝末节且无关紧要，甚至与任何一位前任教宗所订立的相冲突；​​如果，连最单纯的信友，或非天主徒也能理解贝尔格里奥在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机构、三边委员会、比尔德伯格集团、世界银行以及全球主义精英的所有其他庞大分支机构开展的全球主义和反基督教项目中所扮演的异常角色，这丝毫不说明我强调和谴责这种异常行为，其目的是想分裂教会。然而，我被攻击、被起诉，因为有些人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谴责我、绝罚我，会以某种方式让我对梵二政变的谴责不再连贯和一致。这种试图封住人嘴不让人说话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事实上，它反使得那些试图掩盖或最小化正在摧毁教会机构的已经发生癌症转移的人，更应受谴责，他们更是同谋者。

主教会议下教宗制的衰减

除此之外，再提一下基督教合一促进部最近发布的研究文件《罗马主教》，其中提出的降低教宗制的理论，这是在实际应用若望保禄二世《愿合而为一》通逾，而该通谕又引用了梵二文献《教会宪章》。这文件看似是完全合法的——而且是尽职尽责的，名义上是以绝对无误的教宗训导权所认可的天主教真理——要问贝尔格里奥是否故意选择废除基督在世代权这一宗徒头衔，并选择将自己减等定义为罗马主教，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教宗制的贬损，对教会神圣宪法的攻击，对伯多禄使命的背叛。而经过仔细的审视，先前的步骤是由本笃十六世所作的，他除了发明在两个全然不同的教会之间不可能存在“连续性”的“圣经解释学”之外，这位耶稣会士和荣休教宗不仅发明了，同时还身体力行“集体教宗制”这个怪物。

研究文件引用了保禄六世的一句话，这并非巧合：

“教宗……无疑是普世合一主义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 （1967 年 4 月 28 日致促进基督教合一事务秘书的演讲）

1963年，蒙蒂尼/保禄六戏剧性地放弃了三重冕，开始着手准备。如果这是一篇试图把罗马教宗与异端裂教所否认的伯多禄首席权相互“兼容”的文章前提；如果贝尔格里奥本人仅仅以同侪之首的身份，出现在与罗马教宗不共融的其他基督教派别中，那他就没有宣告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庄严无误定义的天主教教宗制的信理，那么人们怎么会不认为，教宗职的履行，甚至当初接受教宗职的意图，是有缺陷的答允，至使“方济各教宗”的合法性无效或至少高度可疑？如果蒙蒂尼把教会定义为“梵二教会和主教会议的教会”，与“梵二前教会”对立——即基督的教会，而贝尔格里奥表明他认为教宗职位是他自己的个人特权，可以随意修改和改变，同时始终与梵二会议以及之后的各种会议的“训导权”所暗示的教义错误保持一致，那么我可以与哪一个“教会”划清界限，我会拒绝承认哪一个“教宗”？

如果罗马教宗制——更确切地说，是庇护九世、良十三世、庇护十世、庇护十一世、庇护十二世的教宗制——被视为合一对话的障碍，而合一对话又是贝尔格里奥所代表的“主教会议教会”的绝对优先事项，那么，除了消除与教宗制不相容的因素，以完全非法无效的方式干预合一对话，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合一对话呢？

众多兄弟主教和信友之间的冲突

我确信，在主教和神父中，有许多人曾经历且现在仍然在经历着痛苦的内心冲突，一方面是基督，是教宗的要求——他们对此非常了解，另一方面是自诩为罗马主教的人用武力、勒索和威胁强加给他们的要求。

今天，我们牧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麻木中醒来：再者，你们该认清这个时期，现在已经是由睡梦中醒来的时辰了（罗马书 13:11）。我们在天主、圣教会和灵魂面前的责任要求我们，毫不含糊地谴责我们长期容忍的所有谬误和偏离，因为贝尔格里奥或这个世界不会审判我们，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审判我们。我们将向祂交代每一个因我们疏忽而丧亡的灵魂，每一个灵魂因我们而犯下的每个罪，每一个我们出于虚假的谨慎、对平静生活的渴望和同谋而保持沉默的丑闻。

在我本应在信理部面前为自己辩护的那一天，我决定公开我的这份声明，并谴责我的指控者、他们的“大公会议”和他们的“教宗”。我请圣伯多禄圣保罗二位宗徒——他们的血祝圣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尊威天主宝座前为圣教会转求，使她免受她篡位者的羞辱和围攻，她的篡位者正在使万民之母变成反基督计划的新世界秩序的仆从。

捍卫圣教会

因此，我的辩护不是个人的，而是为基督的圣教会做辩护，我被任命为教会主教和宗徒继承人，肩负着保护信仰宝库和宣讲圣言的明确使命，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第茂德后 4:2）。

指控我撕毁了救主的无瑕衣着，背离基督在世代权的最高权柄，对此我强烈否认：为了不再与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的教会共融，我必须首先与他共融，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贝尔格里奥不能被视为是教会的一员，因为他的各种异端，而且明显与他无效非法担任的角色格格不入。

我对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的指控

在我主教兄弟和全教会面前，我指控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犯有异端和裂教罪，我要求审判他是异端和裂教，并剥夺他不当占据了十一年多的王位。这与“教宗是审判者”这句教理毫不矛盾，因为很明显，异端者不能担任教宗，因此他并不高于审判他的主教。

我还指控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由于他篡夺宗座的威望和权威，导致数百万信友受到严重不良反应、不育和死亡，因为他坚持地邀请信友接种了用堕胎胎儿生产的实验性基因血清，甚至发布了正式的“说明”，宣布使用疫苗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许多信友服从了他。他必须在天主的审判席上为这一反人类罪行作出回答。

最后，我谴责梵蒂冈与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之间的秘密协议，该协议羞辱了教会，迫使其接受政府对主教的任命、对礼仪庆典的控制以及对其传教自由的限制，而忠于宗座的天主教徒却在罗马议会的默许下遭到北京政府的肆无忌惮的迫害。

拒绝梵二谬误

我因拒绝所谓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错误和偏差而被“指控”，我认为这是一种荣幸。我认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完全没有权威，因为它与所有真正的大公会议相比，是一个异类，我完全承认和接受真正的大公会议，如同我完全承认和接受罗马教宗的所有教导一样。

我坚决拒绝梵二文件中包含的异端教义，这些异端遭到截止庇护十二世为止的所有教宗谴责，或以任何方式与天主教训导相矛盾。令我感到不安的是，那些以裂教罪起诉我的人，就是信奉这些异端教义的人。该异端教义说，“对于已经受洗而享有基督徒的美名，但不承认全部的信仰，或不保持在伯多禄继承人领导之下的共融统一的人们，教会自知有多种理由仍与他们相连”（梵二文件，教会宪章14-15）。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随便质疑某主教不共融，因为根据这份文件，甚至连异端和裂教也存在共融。

我同样谴责、否认和拒绝梵二之后所谓的“后大公会议训导”中的异端教义，以及最近与“主教会议教会”有关的异端、以大公会议的声调重新表述教宗制、允许犯奸淫的再婚者领圣体，以及提倡索多玛淫行和“变性”的意识形态。我还谴责贝尔格里奥坚持散布全球气候变化的谎言，这是一种疯狂的新马尔萨斯迷信，是由那些憎恨造物主的人编造的，他们还憎恨创世论，以及按照天主肖像造出的人。

结论

对于天主教信友们，你们今天被新奇之风，被反抗神圣天主的一个教会所鼓吹和强加的虚假教义所震惊和迷惑，我恳请你们，为了解放和赞美慈母圣教会而祈祷、奉献和守斋，这样慈母圣教会才能在这段苦难后，与基督一起得自由胜利。愿那些在圣洗中得恩宠而进入慈母圣教会的信友，不要抛弃他们的母亲，她今天正匍匐在地，遭受着痛苦：tempora bona veniant, pax Christi veniat, regnum Christi veniat让美好的时光来临，让基督的平安来临，让基督的国来临。！

于维泰博Viterbo，主后2024年6月28日，圣伯多禄圣保禄瞻礼望日

——嘉禄·玛利亚·维加诺 总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