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在当今疯狂的世界里，一个叫做横向对话项目协会Transversal Dialogue Project association(DIALOP)的组织吗？

直到今天偶然浏览了梵蒂冈官网的新闻，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2024年1月10号，红色贝尔格里奥对来访的横向对话项目协会会员做了讲话，并且鼓励他们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而继续努力。

贝尔格里奥不断地赞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断地谴责虔诚的天主教友。这人甚至比他之前的五个假伯多禄还要卑鄙，把圣伯多禄大殿玷污成不义的贼窝。

以下对他的这篇乌托邦式的疯狂讲话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讲话全文链接见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24/january/documents/20240110-dialop.html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来自DIALOP的代表。你们多年以来，致力于推动基督徒与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促进共同利益。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对DIALOP成员的讲话，2024年1月10日）

感叹一：

无语了。谁说贝尔格里奥有哪怕一丁点的天主教信仰呢？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救赎论，不仅否认天主的存在，还否认被造物人拥有理性的永恒的灵魂，否认人是天主的肖像，否认人的原罪和堕落。马克思主义认为，尘世的各种冲突，都是由于财富不平等分配而引起的；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流血斗争，加速辩证唯物主义的进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消灭资本家，分配他们的财富，就能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一旦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阶段得以实现，则人类冲突都将消失不复存在，那时候，“国家将会消失”，“历史将会终结”，“人类最终解放”。

在天主教义和追求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共存之处。教宗庇护十一对此直截了当的说过：

“一二○　纵然社会主义也像其他一切的错误学说一样，也包含着某一些真理的成份在内（这一点，教会的最高当局是从来没有否认过的），但是它所根据的基础却总是一种跟真正的天主教教义相对立的，它自己所特有的人类社会学说。因此，『宗教的社会主义』，『天主教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名词。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做一个诚恳的公教教友及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教宗庇护十一，《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通逾，1931年5月15日）

就像61年前那位暴饮暴食的玫瑰十字会员 (Rosicrucianism共济会的起源)安杰洛·若瑟·龙嘉利（若望23）在1963年4月11日的《和平于世》通逾一样，贝尔格里奥也拒绝谴责共产主义，他甚至相信共产主义者的工作是为了一个“更好”世界的“美善”。他对代表们很清楚的说：

“一位拉丁美洲的作家曾经写道，人有两个眼睛，一个是肉眼，另一个是玻璃眼。靠肉眼，他们能看到所能见的；靠玻璃眼，他们能看到他们所梦想的。永远不要失掉梦想的能力。”（对DIALOP成员的讲话，2024年1月10日）

感叹二：

这是异端。

领洗的天主公教教友，不仅有自然的肉眼，还有超性的信德之眼。通过这信德之眼，我们必须借着信仰宝库之光照来看待万事万物。

此外，公教教友们并没有活在一个没有冲突和受苦的“梦想”世界。公教教友的现实主义，是靠着补赎己罪，靠着奉献祈祷和牺牲，为教会内外的罪人们的悔改，来改造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社会的短暂世福，依赖每个人灵魂内的正确秩序。如果灵魂缺少对圣化恩宠的信仰，接近与合作，其内部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秩序。

贝尔格里奥继续阐述他对这“梦想”的痴迷，说：

“在今日被战争和多极化所分裂的世界里，我们冒着失去梦想能力的风险。我们阿根廷人常说，‘no te arrugues’，意思是别后退。我向你们也发出邀请：别后退，别放弃，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要停止梦想。因为，在想象里，由才智、直觉、经验和历史记忆的综合而成的想象力赋给我们创造力，让我们甘愿冒险，去尝试。这些年来，对自由和平等，对人的尊严和兄弟情谊的梦想和追求，不仅反映了天主自己的梦想，而且有多少次突破重围，不断发展。考虑到这一点，我愿意给你们提三点建议，有助于你们的努力，就是：突破旧有模式的勇气，对穷人的关注，以及对法律秩序的支持。”（对DIALOP成员的讲话，2024年1月10日）

感叹三：

还是异端。

天主没有“梦想”。祂是全知全能的纯粹神体。从世界的起初到世界末日发生的一切，祂都能在“瞬间”看到，因为祂在时空之外。

1937年3月19日，在通逾《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里，庇护十一解释了，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是人的原罪和本罪造成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一贯的坚持。我们命令：仅仅成为一名公教教友是不够的，而要做在灵性和真理中度生活的教友。这就是说，不论灵魂在无罪时，或在真诚的悔改时，都要活在恩宠状态中，要活在天主的面前。圣保禄作为传教万邦的宗徒，被简选的器皿，都要痛击肉身，使它为奴，免得他给别人传道，自己反而落选（格前9:27）；那么，那些专务拓展天主之国的人，除了自我圣化这个办法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所以，对教会的批评者和当代人，我们唯一能展示给他们看的，就是‘地上的盐’，基督教的酵母不仅没有败坏，而且还时刻准备给与今天的世人们——那些陷在怀疑和错谬中的囚徒，宗教无差别主义的牺牲品，对信仰感到厌倦并远离天主的人们——他们急需灵魂上的更新。这自我约束的基督教，拒绝与世界妥协的基督教，严守天主和教会诫命的基督教，能新鲜保存对天主和对人之爱德的基督教，定能，并将成为这个害怕死亡，又纷纷嚷嚷的世界之楷模和向导，除非她遇到大灾难，使命受到阻碍。

20. 每一次真正且持久的改革，都出自于在爱天主爱人的驱动下的人的圣化。他们慷慨大方，准备时刻回应天主的任何召叫，他们又因为相信圣召而充满自信，遂逐渐成长为灯塔和改革家。另一方面，任何改革的热情，若不是出自于个人的圣化，而是出于激情的闪现，那就不能制造光明而是动荡，不能建设而是破坏，且经常造出更多的邪恶，而不是补救现有的邪恶。无疑‘圣神随祂意往那里吹（若望3：8）’：‘天主能从这些石头兴起子孙来预备祂的道路（玛窦3：9）’祂依照祂自己的计划简选祂的工具，而不是照着人的计划。但是教会的奠基者，就是圣神降临那天吹了气创建了她的那位，是不能否认祂自己铺设的地基的。任何被天主之神所感动的人，会同时以内在和外在的真正态度接受祂的教会，因为这教会是苦架结出的神圣果实，是天主之神的赏赐，是天主在圣神降临那天送给这颠沛流离世界的礼物。”（庇护十一，《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1937年3月17日）

换句话说，在灵魂内建立秩序，是在这个世界建立秩序的前提；而人需要圣化的恩宠来克服己罪做补赎，同时寻求更高程度的个人圣化。天主公教的神圣性，是缔造和维持西方文明上千年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根据犹太共济会的宗教无差别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去追求所谓的“梦想”和“命运”。

然而，红色贝尔格里奥继续幻想这些“梦想”，这是他自己虚幻世界中唯一的逻辑。他相信，在一个“教会”里，教义是“慈悲”的敌人，还相信靠梦想、创造、打破旧模式同时却尊重法律，就能治愈一个冲突的世界。这人是疯子，真疯了。他说：

“首先，要有勇气打破旧模式，要在对话中，对新方法开放思想。在充满不同程度的冲突和分裂的时代，让我们不要视而不见，依然要做点什么扭转局面。让我们抛弃制造分裂的呆板方法，以开放的胸怀取而代之，让我们耕耘对话与聆听。在政治、社会和宗教层面，不要排除任何人，让每人做的一点贡献，以其十足的独特性，积极接受到与我们相关未来的变化过程中。”（对DIALOP成员的讲话，2024年1月10日）

感叹四：

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是最呆板苛刻的，没有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要求，要全面一致按照他们的“科学”处方，来建立所谓的“更美好更正义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因而以在人民之间挑拨纷争、培养憎恨与敌意为手段。马克思主义对神圣的天主信仰宣战，并把一切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排除在社会外，甚至坐牢或处决。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心胸狭隘的理论家，只谴责只有12年历史的纳粹独裁，却对1917-1991年的马克思主义苏联、1949至今的红色中国、1959年至今的古巴、1945年至今的北朝鲜，以及冷战期间的中东欧、尼加拉瓜政权只字不提，他这是犯罪。贝尔格里奥眼中看不到共产主义的丝毫邪恶。他说：

“其次，关注那些穷人。如何对待社会中最脆弱的人，可以被视为衡量文明的尺度——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大独裁者，如纳粹政府，抛弃并杀害那些最脆弱的人：有穷人、无业者，流浪者，流民，被榨干的人，以及所有那些被颓废文化所拒绝接纳的人。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真正为人类服务的政体不能受制于金融和市场经济体系。阶级团结不仅是一种德性，更是正义的要求，因此呼吁纠正扭曲，净化不义社会体系的意图，至少要通过对个人和群体间的资源分配方式的观念，做激进的改变。这就是为何我喜欢把那些在这个领域内奋斗的人称为‘社会诗人’，因为诗歌是关于创造力的，那这就是一个把创造力在社会服务领域实现的问题，这是为了让社会更有人性，更有兄弟情。不要害怕诗歌，诗歌和创造力。让我们不要忘记梦想的能力。”（对DIALOP成员的讲话，2024年1月10日）

感叹五：

也许有人应该告诉红色贝尔格里奥，纽约市曼哈顿基普希斯湾地区第一大道462号的贝尔维尤精神病院怎么走，他可以穿着白色的约束衣，一边撞软垫墙，一边尽情做美梦。

他疯了。

社会诗人？

太疯狂了！

1922年12月23日，庇护十一在他第一篇通逾《 Ubi Arcano Dei Concilio天主默见》里，告诉我们要通过灵魂的灵性之眼来辨认邪恶，因为全世界的混乱和失序，都是由人的罪恶造成的:

14. 正如肆虐全身或重要器官的疾病也影响到了身体的最小部分，如今危害社会和家庭的各种邪恶，也折磨着社会里的每个人。特别是，不分年龄状态的所有人的病态焦虑，对权威的普遍蔑视，对个人应尽义务的普遍拒绝，已经广泛波及到整个社会，几乎变成生活的惯常，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悲哀。对女性洁德的瓦解和毁灭，我们也同样深感哀痛，妇女和年轻女孩们的谈吐衣着逐渐变得不正经端庄，并参加各种下流羞耻的舞蹈；她们若在比自己不幸的人面前吹嘘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将使这些罪恶变得更加令人发指。最后，对那些几乎肯定参加反叛队伍的人，也许应称他们为社会格格不入者，他们公开或私下地不断地扰乱各种秩序，对他们人数迅猛增长，我们也不能不感到悲伤。
15. 我们将不再拥有能让我们委以信任的生活保障了么，这种可怕的不确定，以及对未来不断增加的恐惧，将会持续下去么，这是令人震惊的。除了每日的惯常工作外，还有失业和游手好闲。那种被祝福的平静生活，是先有了良序社会后的结果，而那平静生活的和平和睦之本质，将要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叛乱的不安分之精神。而社会动乱的结果，则是工业停滞，商业凋零，文学和艺术的耕耘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一切动乱中，更糟糕的是基督教文明不可弥补的被损害。在我们取得了备受赞誉的进步面前，我们怀着悲痛看到整个社会正朝着野蛮人社会缓慢但确定地滑落。
16. 除了上述提到的邪恶，我们还希望纪录其他正在围攻社会，并占首要地位的邪恶。这种邪恶的存在，是普通人，即属血气的人所看不到的——正如宗徒说，他们“不能理解天主圣神的事（格前2：14）”。这个邪恶依然还不能被定为今日社会秩序崩塌的最大最破坏之源。我们所说的这邪恶，特别指那些超越物质和自然界的，存在于超性和信仰秩序中的邪恶；换句话说，是那些影响灵魂灵性生命的邪恶。这些邪恶是最可鄙的，因为他们伤害灵魂，而灵魂的价值要无限高于那些仅仅是物质的价值。

——（教宗庇护十一，《天主默见》，1922年12月23日）

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压根就没有天主教信仰，他甚至无法像天主教徒那样清晰的思考，更别提讲话了；所以，他呼吁马克思主义者要遵守法律的规定，是很荒谬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质，就是对被造界秩序（自然秩序）和救恩秩序（恩宠秩序）的颠倒错乱。他说：

最后，我呼吁法律的规则。我至此所说的每点，都在呼吁要承诺鞭策腐败、滥用权力和尊重法律。只有在诚实和廉正中，才能建立健康的友谊关系，我们才能信任地合作，有效地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

亲爱的朋友们，我感谢你们对本次对话的承诺。关于对话的需求，总是有的，所以别害怕！我为你们祈祷，我求天主赏赐给你们智慧和勇气，为了你们追求一个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愿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激励你们，启迪你们的努力和活力。谢谢。（对DIALOP成员的讲话，2024年1月10日）

吾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一切极左极右，或者中间路线的世俗意识形态根本完全相对。所谓“更好的未来”，只有在人类停止犯罪，并领洗入公教，以被救赎的被造物身份开始追求圣化的生活后，才能真正的实现。

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义是彻底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的经典定义，描绘的是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体系，只要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拒绝承认私人财产权，把重要生产方式置于国家的控制下，并根据社会主义精英的决策，通过没收性税赋来“重新分配”财富。

然而今日，由于那些眼里只有利润率毫不顾及其他的跨国公司的所为，全世界最主要的生产基地都坐落于所谓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因此，上述社会主义逐渐变成了治愈不平等、不公义、迫害和痛苦，并为世界和平提供基础的听起来容易的一个良方。社会主义者依赖于一个事实条件，那就是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几乎没有历史知识，并且对政治经济体系的细节毫不关心，以至他们逐渐习惯于“犹太-加尔文”资本主义对立面的意识形态。而未来总会有那一天，将会有一个新社会主义者成为美国总统，那就是如今败坏的公众洗脑项目（公立学校和主流媒体）不断鼓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全球化、集体主义、功利主义、相对主义、女权主义、实用主义、环境主义、无神论、进化论和许多其他自然主义后必然的腐烂果实。好了，也许这事在2020年已经发生了，那些民主党新社会主义者已经扶植了他们的特洛伊木马，这人虽然连下讲台的台阶都找不到，但却不妨碍他找到最近的冰激凌摊。

本网站的宗旨，聚焦在世界秩序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本文里，我想阐述的是，作为返祖现象的狗咬狗式的资本主义，因其建立在非道德范畴上，并以追求利润为其目的，是如此的痴迷于暂时的财富繁荣，以至于本性中存在的自然不平等，就无可避免的被其他自然主义者视为是“不公平”，并且要求修正赔补。换句话说，一个建立在遗忘了造物主和万民四末终向的世界，一个轻蔑吾主救主耶稣基督和祂真教会的世界，其原则就只有“这事关系到我的什么？”，把这原则运用在社会动荡、失序、阶级阶层和种族冲突中，得到的结果就是迎接敌基督的到来。

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本人的案例，由于跨国公司的工业巨头们榨取自己工人的价值，在红色中国建立生产基地，所以今日新社会主义者们，的确看见了这样做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他们不理解根本问题是什么。他们看不见，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是人的原罪和本罪造成的，也只能通过革新个人生活来改善缓和。他们所憎恨的这个人，唐纳德· 约翰·川普他的生活，也是如此。当人不相信从荣福之母无玷始胎中降生为人的天主圣三的第二位格的神圣天主性，当人不相信要配合圣化的恩宠，人就一定会堕落到无底的败坏的深渊中。靠着无形的市场力量，以及投资于不同项目的资本家“自我利益”来自我约束，这种建立在“市场力量”上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在引导市场的谎言上。这种“看不见的手”真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市场”有“自我约束”的本性，这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自由经济辩护者虚构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看不见的手”这回事，而当代的新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补救”也压根不是补救。

已故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博士于1978年6月8日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一个分裂的世界》的著名演讲，谈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将导致人类的灭亡：

尽管在过去几年西方世界受困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其经济发展道路依然是全球公认的典范。然而，西方民众对于他们的社会（状况）并不满意。他们非难甚至鄙视这个未能达到人类自身成熟水平的社会。于是，许多执此观点的批评家转而投向了社会主义，而这样的趋势是相当错误和危险的。

但愿在座的各位不要怀疑我对西方体制提出个人批评的动机，这断不是为了让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种取代曾在我的国家变为现实，亲身经历之后，我绝不会为社会主义说话。著名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先生曾著有《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深刻的分析指出：任何性质、任何程度的社会主义都将导致人性的彻底毁灭甚至人类的灭亡。这本好书两年前在法国出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其观点提出异议。此书不久也将在英美面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博士，《一个分裂的世界》，1978年6月8日，哈佛大学）

当然了，红色贝尔格里奥肯定拒绝聆听这位饱受共产主义政权迫害人士的发言。他能谈论纳粹政权的迫害，但是绝不会对持续的共产政权迫害哪怕只提一个字。他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当然他也不相信索多玛淫行的邪恶本质。

基于天主教真理和正义原则的经济体系

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生活在“此刻当下”，他对真正的历史一无所知。而实际上，他所知道的，不过是他意识形态中的幻象罢了。

因此，红色贝尔格里奥想要废除国家边界，让各国“转型”，以“民主化”的名义，实现乔治索罗斯的全球化、国家化、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和消除反对派声音的计划。他给“正义”下的定义是，削减阶级差异、剥夺私有财产，严格控制个人使用财产，消除或者限制私人使用机动车，加强社会信仰控制，把基督君王和祂的真教会从社会中驱逐出去。

对依然有信仰的公教教友来说，仔细研究天主教王国时代的活力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八百年前的世界存在的秩序和正义体系，运行的如此良好，以至于撒殚不得不亲自召唤他的军团来摧毁它，用另一种无尽的竞争、嫉妒和暴力模式来取代它，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的精神特征。

中世纪的天主教精神，那时候，人们为建造宏伟的主教府、教堂和朝圣地而长期艰苦地工作，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辛劳，给我们提供了精美的艺术和提升人灵的天籁之音；而现在社会则是自然主义的、反天主的、半配拉纠主义的现代主义精神，由梵二教的领主们所鼓吹拥护。中世纪的真天主教精神跟现代精神，完全格格不入。梵二教的“教宗们”对天主教会永恒反对政教分离的原则于不顾，纷纷为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背书。而这是圣教宗庇护第十定断为绝对错误的原则。在1906年的绝对错误，不可能在过了100年后变成正确和良好。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天主就是永恒不变的。

不同的社会阶级曾经一同和谐的生活并相处。人们曾毫无畏惧的捍卫基督君王的事业，为了祂的真教会收复耶路撒冷圣地，而勇敢加入十字军与默罕默德的军队作战。骑士品德曾是天主教绅士的标志。也许最重要的是，人曾经看见在他人灵内的天主肖像，并试图以吾主在世对待我们的方式，来相互对待其他任何人，无论敌友。

Edward Cahill神父在《基督教国家的框架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 State》一书中，简明扼要的概况了基督教王国的政治精神：

基督教精神渗透在社会生活中——中世纪社会的整个结构，都建立在基督教之上。所有人都曾是天主公教徒；公教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基督教伦理在文学作品里，在讲道台上，在学校，在法庭上被反复教导；因此基督教伦理被社会所有阶层理所当然的接受，即便其他有些人并非忠诚的服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法律和行政，不同阶层之间的确切关系，甚至国际政治等，都由基督教标准来判断。公共舆论是如此的强烈和根深蒂固，以至于个体很难公开反对这些标准。

Kenelm Digby提到了许多有趣的细节，表述了公众生活中的天主教风格：“在议会的议事厅里和审判员座位的上方，通常有耶稣受难的画像。在锡耶纳共和国的议会大厅里，有十三世纪的庄严圣像画，这就是当时政府风格的证据。”

在选择共和国官员的标准上，忠诚和正直曾是一贯坚持的标准。从查理曼法令集Capitularies of Charlemagne中的一条命令，可以看出贯穿中世纪的支配公共行政的精神：“除非一个伯爵守大斋，并且充满理智，否则他不得召开封地议会。”

此外，Digby引用了中世纪的城市法律集：“城镇治安官，必须对城内在夜里查访，确保城内守卫有足够的衣服穿。他必须检查给穷人的救济品。”

政治原则——关于统治权和民事权利，所有中世纪的基本原则就是，统治权柄来自于天主（君权神授予），统治者被天主授权，是为了人们的福利和利益，应平等地促进所有阶级的福利，无论穷人富人，贵族贱民，农奴，自由民和封建领主。此外，由于基督教根深蒂固的精神就是有利于穷人和弱势群体，被普遍承认的一条原则就是，当权者首先要考虑更卑微阶层的呼吁和请求。故而，索尔兹伯里的若望John of Salisbury，一位典型的12世界政治哲学家写道：

“只能当高阶级人士自愿为低阶级人士奉献，并类似的，当低阶级人士与高阶级人士配合合作时，才能做到所有每个人都如同在一个阶级的兄弟，而每人都相信他自己的利益诉求已经被最能帮助他的其他人满足了以后，全体国民福利才将是健康健全且繁荣的。”

他继续写道：

“一切事物都以公共利益为参照；不管什么，只要是对卑微阶级有用的，大量的财富就应投入进去……基督会聆听穷人的哭号声，多发空誓愿，或者用礼物贿赂天主都是没有用的。”

因此，英格兰的亨利二世说自己是“贫弱与可怜人的保护者”（别人也是这样说的）。

多明我会修士Beauvais的文德Vincent de Beauvais，是法王圣路易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在论政府的职能时，跟索尔兹伯里的若望持相同的观点：“对君主和对人民，必须要有相互的安全；若人民从君主那里得不到安全，却说这样的君主是安全的，说这话的人错了。”

暴政是邪恶的——中世纪政治教导所坚持的另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绝对权力受到基本法律的约束，违反这些法律所做的任何事情本质上都是无效的。这条原则，与外教人的专制主义，或者现代自由主义者鼓吹的服从多数的民主专制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并不一样。圣托马斯曾多次强调，说：“对统治者的服从义务，仅限于服从正义秩序的要求。因此，若权力的来源不正义，如由篡位夺权而来，或者法律本身是不正义，此时被统治者若能避免危险或避免丑闻，就没有义务服从。”他还说：“不应该把这些为了捍卫公共美善而不服从的抵抗者们称为颠覆者或教唆犯…..教唆犯正是暴君本人，为了他能更容易的强化控制，他挑拨分离他所治下的人民。这正是暴君所希望的，为了他统治者的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民的利益。”

饱含中世纪忠贞精神画卷的但丁作品里，能找到许多对不义统治的态度回应。比如，在地狱里，有一特别的群体，“他们是暴君的灵魂，手上沾过血和抢劫。在这里他们哀嚎着他们的残酷不义。”

中世纪的基督徒民主制——在这种教义被广为人知的情况下，以及在它们影响下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确保了一种高度真正的民主规则。君主专制被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制度，只有利于统治者，而不在乎其他人的权利。整个欧洲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就是这样的君主专制；而誓反教革命的结果，则把君主专制重新带回欧洲。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时代，君主专制在欧洲已经非常罕见。天主公教的护教者所断言的这一历史事实，甚至连仇视教会的历史家也承认。所以，爱尔兰辉格党历史学家勒基Lecky说：“由教会设立或管辖的许多法人团体而平衡了君主权力，由尊重教会的教导而产生了一副不成文的公共法律习惯的网络，靠着教会权力而授予的王权，以及教会对教民的绝罚和处置权，这些合并起来，减轻了君主专制的压力。”

哈勒姆Hallam虽然承认中世纪体系中普遍的正义精神和民主的独立性，却从不说其原因是基督教的影响。

对政治权力去中心化——中世纪里，另一个对抗暴君的保护措施，就是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关于这一点，把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对比古代异教国家，和17、18世界的集权专制王权，甚至和现代国家的中心化的行政机器相比，对比异常强烈。由皇家宪章授予在民主基础上建立的自治市的延伸权力，以及各行省的基本法和特权，都是对抗中央集权专制的安全措施。教宗庇护十一把各城镇曾经的行会组织称为“一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生活，曾在各种相互有机联系的机构中蓬勃发展。”

而另一方面，君王的真实权力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大民众的支持，曾一度作为对当地贵族滥用权力的检查和遏制。

结论——因此，虽然在中世纪里，遇到了一些邪恶且不受规矩的统治者，但是他们的破坏力与现代国家相比，几乎不可相比。那时候，广泛的不义邪恶和连续不断的暴君几乎没有；虽然压迫和暴君总是存在，但借助教会提供的资源相帮，总能产生部分的抵消。（Adward Cahill神父，《基督教国家的框架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 State》，30-34页）

对辉煌的中世纪基督教王国在音乐、艺术、文学和建筑等方面的繁荣昌盛，有各种著述专门论及。经济体系曾经运行在确保正义的前提下。那时高利贷是不存在的，而今日则根本不敢想象高利贷是不义的。此外，坚持正义价格原则，把基督教王国时代与我们当下誓反教-犹太教-共济会世界毫无约束的资本个人主义和投机主义，彻底区分开来。

中世纪的应用——浸透中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利他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正义价格法律。不允许个人以对公益造成破坏的方式，任意使用自己控制的财产。在其他人的需求下，他们被迫要把自己必须处置的货物，在正义的条件下提供给公众服务。因而，穷人和弱者就能受到保护免于不公平竞争，达到让所有人都能公平地获得社会的物质财富。

在工资、买卖和其他各种交易合同里，必须遵守正义价格的法律；否则合同就被认为是不义的，在良心上是无效的，而受不公正对待的一方就可以主张归还。十五世纪著名的本笃会院长特里特米乌斯Trithemius说：“任何人如果大量囤积谷物、肉和葡萄酒，是为了促使价格上涨，并给其他人造成了财务成本增加的，根据教会法律，这不亚于普通犯罪。在一个良好治理的社会里，对食品和服装的一切任意武断的涨价都要立刻停止。在物品稀缺的时候，此类货品的供应商应强迫按照公平价格出售；因为在每个社会里，要关照到其中每个成员，以免只允许其中一小部分人富裕过奢华的生活，却伤害并歧视了大多数人。”

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观点对比——在古老的罗马法律里，如同在当代的自由主义国家里，自私自利被视为每份合约签订的主导动机；只要法律不认为是欺诈，那么双方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价格，哪怕双方越界。然而根据中世纪的教导，物品价格应当仅由内在客观价值来决定，所以物品价格不应受到买卖双方的特殊需求或信息不等的影响。

正义价格的教义——在中世纪被普遍接受的教义，圣托马斯总结为：“如果某物的价格超过了其价值，又或者其价值超过了所付的价格，这时正义所要求的公平就没有体现在这笔交易里。”

仅仅出于买家对某物有特殊的需求时，或者能获取额外的利益时，卖家榨取更好的价格，这是不正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卖家实际出售了不属于他的东西。因此，判断交易价值的标准，是属于物品内在的本身价值，而不仅仅是讨价还价的市场竞争。那么，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在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有限程度的区别。（Adward Cahill神父，《基督教国家的框架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 State》，42-44页）

并且，中世纪还普遍执行维生工资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living wage，即，付给工人的工资应能满足他全家生计的需要，达到他的妻子无需放弃照料子女而外出挣钱补贴家用的程度。在中世纪领工资的工人人数非常少，跟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至今的普遍的工薪化职业大不相同，他们有责任根据收入量入为出的生活，甚至有可能积蓄一部分收入，然而当时的雇主却被要求根据正义价格的原则，针对不同工人家庭的需求，如多子女家庭、身体有病、家庭变故等，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中世纪，这是一条普遍备受尊重的原则，且是基督教王国的基本结构，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他老师圣大亚尔伯St. Albert the Great，甚至不相信有必要对此原则加以更多的解释。

类似的还有高利贷也被教会所谴责，即借贷利率超过合理的限度，并且普遍被基督教王国的公教徒们认为是违犯了正义原则。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遵守塔木德法典的贷款人则普遍从事高利贷。教宗良十三世在1891年5月15日的《新事 Rerum Novarum》通逾中，提醒注意教会谴责一切形式的贪婪高利贷。1917年的教会法典里，确认了资金在变成资本的形式后，资方可以在民事法律允许的利率范围内收取利息，除非这利率“明显的过高”。这并非是天主教教导的变更，仅仅是对资本的认定。

良十三在《新事》中说：“但有一点却人人都同意：目前既有这种不幸和痛苦，重重的压在大多数赤贫者的身上，我们就必须要找出某种补救办法，并且要很快的找出来才对。古时工人的行会（编按：workmen’s guilds），已经在前一世纪被毁灭了，却并没有旁的组织来替代它。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已经把宗教否认了。因此就渐渐发生出这种现象：工人阶级是被孤立无援的交付与铁石心肠的雇主和贪得无厌的竞争了。这种罪恶又因狠心的高利贷而益见增大，高利贷这件事，虽经教会不只一次的谴责，但悭吝贪得的人们依旧在干着，纵然换一种形式，而其罪恶的程度则相等。在这种种情形之外，我们还得加上契约劳动的习惯，以及这么许多行业部门的集中于少数个人之手，因此，少数极富有的人，就可以在劳苦大众身上，加上一副并不比奴隶制度好得了多少的桎梏。”

良十三在1891年的分析，甚至更适用于我们当下的时代。

慈母圣教会认可在经济体系中发生的变化，即使她可能不赞成这些变化，或者不认为这些变化能更好的助人实现其人生的终向。因此，当资金或者物品不以借贷形式，而变成资本的形式时，允许出资方收取符合正义的利息。这与天主教会对高利贷的一贯谴责并不冲突。

1917法典第1543条说：“若交付代替物于他人，即使他人因而取得其所有权，并约定将来单纯返还种类相同之物时，不得因该契约而收受利息；但于贷借代替物时，除确认法定利息过高外，而订定法定利息者，亦本不为违背道德，如有正当理由时，并得约定较高之利息。”

发生变化的是商业交易本身，而非教会对高利贷的谴责。这是从教宗良十世在1515年5月4日的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第十会期确定下来的。

Cahill神父解释了中世纪教会禁止高利贷的效果，而建立在投机和榨取赤贫弱者原则上的今日现代世界，高利贷是如此的普遍。

“实际上，教会禁止高利贷的立法并没有成功阻止高利贷行为，特别是在犹太人当中。然而，这些法律和原则成为贷款人和投机商的不正义行为的阻碍，以至于现代社会的股票投机和任何试图系统化的漫天要价行为，在那时是不可能的。”

结论——普遍认为，社会财富过度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是当今社会普遍不幸和不安定的根本原因之一。掌控大量财富的个人，对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力量，并且由于人类的堕落本性，他们经常不正义地，暴君般地滥用这种权力。这些巨额财富通常由不正义的投机、或人为制造的垄断、高利贷、不正义的削减工资、被贪婪投机者故意制造的市场波动而形成。中世纪的经济教义、立法以及公众舆论不可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者最少能让这些财富累积方法置于监督检查之下，是对这种恶劣的社会不义的一种强力有效的安全措施。（Adward Cahill神父，《基督教国家的框架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 State》，51页）

中世纪经济学在 12 世纪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各个商业领域（商人和手工业）兴起培养工匠师傅，他们在经过多年的学徒期成为熟练工。这些行会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合作的精神，以便行业的个人会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不会威胁同行业的共同利益。束缚会员之间的纽带，就是天主教的真爱德精神，使得行会每个会员相互为对方提供如今名为“福利”的互助。根据自然法的互助原则，要求从家庭开始，就要在最低生活标准上提供解决人类问题的协助。中世纪行会给那些家庭无法满足其需求的人提供了帮助，而无需求助于怪兽般现代政府的各种“附加条件”，也不至于使整个政体陷入破产。

团结与互助的伟大精神驱动了整个行会组织。资金可以容易地预支给有需要的会员。那些患有疾病、年老、发生事故等的人，都得到了慷慨的照顾。甚至那些与市或州当局发生麻烦的行会成员也有权获得行会的保护。如果委员会调查后认为他的案件值得协助，在法庭上有人就会为他辩护，并从行会的共同费用中开支。会有人拜访生病的会员，从公共宴会食物会分发给那些因病不能参加的人。如果贫穷家庭无力支付葬礼，行会则根据其职位支付相应荣誉的葬礼费用，以及支付其女儿的嫁妆费用或者修女院的费用。

行会的宗教特征——这些行会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基督教特征，就是他们切实认识到，信仰与商业关系和所有生活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这些协会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性的，但行会却尽一切努力确保会员对信仰义务的忠诚和良好的行为。行会有时会惩罚，甚至驱逐一些有不道德行为或对信仰漠不关心的会员。

每个行会都有主保圣人的保护，或者特别献给天主圣三，或献给荣福天主之母的某个名号下。行会主保的肖像被画在行会用于公众游行的旗帜上。所以，木匠行会在大圣若瑟的保护下。鞋匠通常把在他们的行会旗帜上画上圣克利斯品、圣克利斯毕SS. Crispin and Crispinian。面包师的主保圣人则是圣和诺理St. Honorius，等等。天上主保圣人的协会，加上属于行会的等级，增强了手艺人在工作中的自豪感，提高他人对手工劳动的尊重。主保圣人瞻礼，通常成为该行会的年度盛宴。

许多行会还有属于自己的特别堂口；我们通常可以从行会条例中找到条款写着支持某堂口，或者某几个堂口。最漂亮的中世纪教堂中的一部分，就属于某些行会。行会条款中还有定期为行会的意向而献弥撒，以及为朝圣所奉献蜡烛。会员去世时，行会会献上追思弥撒，并为家属提供救济。行会甚至给不属于行会的穷苦人施舍，这也是行会日常花费的重要项目。行会经常在自己的建筑里给当地城镇的穷人提供饭食。（Adward Cahill神父，《基督教国家的框架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 State》，79-80页）

基督教王国本应持续到十三世纪以后。然而，十三世纪就是基督教世界的顶峰。这就是为什么撒殚利用人的弱点，从十三世纪开始之后连续两百年，怂恿人一点一滴的拥抱世界，直到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神父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贴出他的95条论纲，标志着现代主义革命的开始。马丁路德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分离国家与公教会，这种分离除了破坏人与国家的正当秩序之外，一无是处。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路德本人亲自跟撒殚进行过对话。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了这一点，并被誓反教历史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在其精彩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誓反教改革史》中引用：

马丁·路德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说，正是与魔鬼的辩论（他说魔鬼经常和他同吃、同喝、同睡），他才被诱使皈依誓反教。 路德被他的弟子梅兰顿称为“一个野蛮的人，缺乏虔诚和人性，与其说是基督徒，不如说是犹太人……”（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英格兰和爱尔兰誓反教改革史》，创作于1824到1827年之间，Benziger Brothers出版，第209页）

我们所居的这个世界，受到撒殚的影响，现在还会有人否认这一点吗？

在塔木德原则的帮助下，从誓反教诞生了资本主义

尽管马丁路德的革命是在塔木德的教唆下发起的，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创造过程。但是，确是在约翰加尔文和他的犹太-誓反教义的影响下，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充满不义和冲突的世界。

在加尔文的所有错误思想中，有一条是，根据每个人在尘世取得的物质成功程度，世俗政府可以把“已得救的”和“受永罚的”区分开。就是说，加尔文相信，物质的成功是“天选得救”的标记。于是我们就看到，有了加尔文主义的“工作伦理”，那些人陷入加尔文主义扭曲的异端思想，把人类的辛苦劳作不当作通过玛利亚无玷圣心献给至圣圣三的荣耀和光荣，而是给世人展示他们在这个涕泣之谷的短暂尘世的物质“成功”而“得救”的标记。

加尔文主义对世俗成功作为“天选得救”“预定得救”标记的思想，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迫使人离开耕作的土地，被剥夺人性，变成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物质成功”的奴隶。加尔文主义，跟塔木德犹太教相比，除了披着一层淡淡的基督教外衣外，其本质并无区别。各种经济学的滥用，都是从加尔文主义产生的，更不用说当今普遍的高利贷行为。人们为了追求此生的“成功”，完全不顾天主十诫和自然法律的训令，就建立对加尔文主义的信仰上。

从这种不道德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而产生的巨大社会不公，又激励并诞生了无神主义者，和反有神论者，如卡尔马克思和列宁。他们把一种基于自然唯物主义的乌托邦系统视为真理，否认人的超性本质。约翰加尔文的物质主义得救论，否认了全能全知的天主把自由意志赐给了有理性的被造物，他们可以选择支持或反对祂，正如祂通过祂的真教会来给我们启示祂自己；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恶谎言，则是加尔文物质主义得救论的必然逻辑结果。

Fahey神父的著作《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督奥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in the Modern World》中，详细阐述了誓反教的造成后果，特别是作为塔木德犹太教的热身版本的加尔文主义：

然而，是加尔文主义关于预定论和得救确据的教义，特别有利于当今无限制的竞争，肆无忌惮的的低价倾销和狂热广告的出现。从加尔文的书里，O’Brien教授给我们展示了，加尔文主义在英国变种——清教主义里包含了加尔文主义中关于把物质的成功视为某人的预选确据，尊重富人和财富等一切教义的彻底发展。

在解释一切后，加尔文主义一直维持着中产阶级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真正养父的角色……预选教义所激发的积极主动的伦理，力促被选者彻底发展天主给他的能力，并给他得救的确据，工作变得理性化系统化。清教的苦行打破了享受和放松的动机，为工作对人的暴政打下了基础……为了生产而生产，被宣布为信仰的律令。（Fahey神父，《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督奥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in the Modern World》）

在当今生活的每个方面，加尔文主义都有巨大的应用。绝大多数人工作不是为了光荣并荣耀天主，而是为了“成功”，为了获得“财务富有”，世俗“成功”，而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者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在“美国梦”的精神特质中被视为珍宝。而纳匝肋圣家和其他伟大圣人的神圣神贫德性，如亚西西的圣方济和亚西西的圣加辣，“美国梦”的支持者则唯恐躲闪不及。Fahey神父引用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评论那些可悲的清教徒造成的暗中危害时说：“美国人设立了一个感恩节，来庆祝那些清教徒国父到达美洲的事件。英国应该也设立另一个感恩节，来庆祝那些清教徒国父离开英格兰的幸福事件。”（Fahey神父，《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督奥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in the Modern World》）

然而，开创这个在商业、政治、治国、流行文化，包括人所熟知的竞技性体育等等方面毫无道德标准的现代世界的，并非单独只有誓反教一个。Fahey神父解释说，加尔文主义世界观，来源于跟“塔木德”的联系：

博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年1月19日—1941年5月18日）在著作《经济生活中的犹太人The Jews in Economic Life》中，把现代经济展望或者心态的形成因素，极大的归结于犹太种族。他认为，是犹太人打着“自由商业”和“不受限的竞争”的名义，把各种理念引入社会的。他对犹太人心态和中世纪的秩序做了对比，很有价值：

“当我们更详查这问题时…我们会立刻看到犹太商人和基督徒商人之间的斗争，其实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或者至少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原则之下的经济思想。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从十六世纪起，被犹太元素强行闯入的经济生活之驱动精神描绘出来，并且这闯入的犹太元素还在不断的增长中。犹太人公开粗鲁地表示反对他们所闯进来的这经济生活之精神，他们感觉无论在哪里生计生存都受到干涉。我把这段时间称为早期的资本主义…，此时普遍的经济关系还保持着跟中世纪一样的基本原则…这时候的大多数人仍然把不受限制约束的追求利润视为是不合法的，不合基督教的，因为这个时候，古老的托马斯阿奎那经济哲学之精神依然摇曳在人们的脑海里，至少官方的口径如此。”天主教会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是反对犹太人的思想态度的，因为：犹太人是纯粹而简单的商人，他在商业中只考虑商业，并且符合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在所有自然目的面前，宣称收益和利润至高无上。（Fahey神父，《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督奥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in the Modern World》）

“收益和利润至高无上”这句话，难道不是已经勾勒出在我们当代生活的各方面了吗，现在还有谁在做生意时候会考虑我们不死灵魂的永恒利益呢？“收益和利润至高无上”的结果，就是日常生活变得败坏，并且还给诞生于泛神论的自然主义信仰做了贡献。如Fahey神父所说，人就变成了高于一切的“神”。我们世俗达到的成就才决定了我们做人的高度，而“外部的”权威则妨碍我们的成就，如天主公教会。

Fahey神父著作的最后一章则强调了这一点：

根据桑巴特Sombart的研究，是犹太人破坏了中世纪的风气，并且商业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增长，以及一切朝利润看的精神，归因于犹太人。而O’Brien教授虽然不认同他的论点，然而教授却承认，如果桑巴特把“犹太人”三个字换成“犹太教”，那他的论证就是非常正确的，并且他还指出，加尔文为高利贷而正名，现代主义发展之路的极端重要性。清教徒接受旧约的理念：旧约理念里对现世德性的赏报，非常适合清教徒关于神召的理念。

犹太人和清教徒对当今世界盛行精神风气的形成，各负多少比例的责任，这并非本书的目的。如果是清教徒让人屈服于生产，那么就是犹太人让生产屈服于金钱而完成了这一过程。金钱是为了服务于生产，而生产是为了服务于人，这才是正确的秩序，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秩序被彻底颠倒了。（Fahey神父，《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督奥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in the Modern World》）

Fahey神父书中提到的这位George O’Brien教授，在他的论文《论誓反教对经济的影响An Essay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Reformation》（IHS出版社，Norfolk，弗吉尼亚，2003年）中谈到：

“在本论文里，我们所阐述的论题是，现代经济思想的两个主导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资本主义学派，基于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的立场，主张个人根据他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要求限制政府在最小程度对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干涉；而社会主义学派，则基于个人完全服从社会的立场，就算对一切财富没有要求社会化，但要求至少要社会化所有的生产方式。这两种充满敌意的互不相容针锋相对的立场，似乎是当今社会问题唯一的两个解决办法。两者相互煽动，相互削弱。但是，在唯一的某方面，二者是完全一样的——二者都是誓反教革命的产物。

我们从经济思想的现代各学派当中，已经看到了他们跟他们共同前人之间存在的直接关联。从誓反教义的强烈个人主义精神里，从信仰领域开始，并传播在政治社会思想领域的反权威思想，以及最重要的，在加尔文主义独特的事业成功是得救的外在标记之教义里，都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根源。而另一方面，从宗教改革对教会和王国既有的各种权利的践踏和侵犯的样板，从沾染了共产主义的异端宗派的发展壮大，并且由于抛弃了人类原罪的正统教义，人就能通过人自己的社会组织，走向日趋完美完善的人本进化思想就不再有障碍，于是诞生并鼓励了社会主义。除上述直接影响，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间接影响。这两大经济学派思想都有过度和夸大的特点；一个太过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另一个则过于强调社会；二者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偏离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正确和谐方法。这种过度和夸大，就是不受权威指导的私人发挥自由判断的结果；假若欧洲还继续承认一个在伦理道理上永不谬误的中央权威的话，那这种过度夸大的经济学派是不会存在的。

经济科学是研究在获取和处置财富领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因此，经济学类似于政治科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中世纪，人的道德行为跟他的信仰行为一样，都受单一权威的指导和监督，这单一权威同时还主张拥有定义并执行其教导的权利。中世纪强制人们遵守伦理教导的机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机制；通过强制定期与训练有素的道德顾问的咨询，因为道德顾问用最强的精神权柄来要求人们服从他的建议，所以使个人良心受到了压力。在这种方式下，人际关系的全部行为，都受制于普世认可的伦理导师的立刻指导，并且都根据整个基督徒世界关于一切人生事务的共同标准来执行。更特别的，一切经济交易行为都在交易者的神修导师忧心忡忡地审查下；如销售货品、借贷款等不按照基督教的正义交易标准执行，那这些交易就是应受斥责和受罚的。

这种为保持种生活事务之正义，而精心设计出来的整个系统，被誓反教改革砸碎了。私人裁判权首先在信仰问题上得到主张，然后很快的传播到伦理问题上，对教会不可谬误信理的攻击，使得整个欧洲在伦理问题上失去了可以申诉的权威。新的誓反教会完全不能提供此项空缺。他们本身就基于私人裁判的原则之上，这原则同样地剥夺了他们指导自己教徒各种伦理问题的权力，从此以后，个体的伦理行为就只受他自己良心的规范和激励，或者靠某种他碰巧论证的道德哲学体系来规范。世俗政府只能尽量检查那些累积到实际盗窃或欺诈的私人不法行为，但是跟告解庭的强力武器相比，政府的手段既匮乏又无效率。曾经的权威已然被打倒，从誓反教到理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通往各种错误伦理体系的道路已经敞开。”

曾在1954至1987年六次出任意大利总理，并于1999年去世的阿明托雷·范范尼，在他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天主教和新教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一书中说，只有当人始终关注自己的永恒命运时，他们才能担任这个世界的政治管理者；靠着推翻天主教会的权威，上述誓反教革命者和自然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的成功才有可能：

“沿着我们的论据往下推理，就只能得出与我们相同的结论，就是在中世纪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帮助最大的，是国际贸易的投机行为。天主教的社会典范之冠圣托马斯阿奎那，鉴于这些考虑，他对贸易的定义是唯一合乎逻辑的。他说‘那些为了生计需要更多商业活动的城市，就必须容忍城里出现更多的外国人。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所说，与外国人的关系，经常败坏本民族的习俗：生活在其他习俗法律下的外国人的行为，与本国公民不同。受他们样板的影响，公民效仿他们，给社会生活造成了扰乱。此外，如果公民也致力于商业贸易，那么他们就为许多邪恶敞开了大门。因为，既然商人的目的全然是获利，那么贪婪就在公民的心里生根发芽，于是城邦里一切事务都变得唯利是图，并且随着良好德性的消失，通往欺诈之路大开；共同美善遭到蔑视，每个人都寻求他自己的特别好处；荣誉通常是对美德的奖励，现在则给予所有人，于是失去了对德性的品味。因此，在这样的城邦里，公民生活不能不变得败坏。’

理解了这些话以后，让我们牢记天主教社会的典范和资本主义的诉求，我们就能轻松地看到为何阿奎那修士谈到了唯利是图和追求特殊利益这两点。

资本主义的精确特征是：采用经济标准作为社会秩序的标准；没有考虑第三方利益；纯粹追求个人利润。当阿奎那在商人中看到了公民生活的最大危险时，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他并非夸大其词。所呈现给我们的第一批资本主义人物，全都是商人，这并非偶然；其次，学术观点无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地主或是从交易商中诞生，都一致认为，就算是地主资本家也显示了商人的特质。在中世纪经济社会里，只有商人的做事风格跟资本主义萌芽的理念相符合。离开他的城邦，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和朋友熟人观念的影响，周围的人都在耍阴谋，一有机会就要骗他人，他必须用欺诈来对抗欺诈保护自己，靠着磨砺他的智慧研究新的竞争方法，尝试着在困境中战胜别人。尽管他可能一直敬畏天主，也许他需要把拿走的东西尽快还回去，他必须抛弃他的前资本主义思想，甚至就算天堂的环境中，这些思想还会吸引他。

在本书中我们之前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里，如果某个人不遵守社会规则做事，那其他人只能出于自卫而被迫也打破规则行事。那请读者思考下，忠贞的天主教居民，在跟其他信仰的商人，或者跟那些时刻准备占他人便宜的狡诈商人打教导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们对自己所服从理念的忠贞，就开始动摇；他们随后的所作所为，将产生如此显着的结果，以至于我们怀疑他们会强化对错误行为的信念。人如果从追求实用的角度去做事，意味着追求有形可见的结果；人如果从追求天国的角度来做事，意味着追求望德的果实，但若信德减弱，望德的确定性就会消失。我们决不可忘记，资本主义理念的追求是具体的，对吸引人有很大的优势；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轻易的理解，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为追求利润而违反当时的伦理秩序，只会让更多的人违反规则，而不会唤醒他们悔改而走回信德的老路上去。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中世纪有许多商人因痛悔而改宗天主教的著名例子，哪怕他们没有死亡危险时也是如此。我们从真福高隆比尼Bl. John Colombini、圣方济各的口中，听到许多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临终前痛悔赔补的案例，通常都是彻底的赔补；临终之人一生中，越是吝啬施舍钱财的，越是不满意积累财富的，其临终时的赔补越是奇妙。这样的改宗意味着回到了前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只要信仰还在，这种案例就依然继续下去，但是当信德减弱时，赔补的想法就消失了。

信德的衰落，解释了在天主教世界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导致了信德的衰落。信德衰落的后果是，我们上述的追求物质的考虑因素，从临时的地位上升到永久的。随着信德的衰败，痛悔越来越稀少；‘是什么’已经不再与‘应该是什么’去做比较了，也不再与那些根据本身标准被接受和使用的东西去做比较了；整个世界纯粹以世俗标准来判断。

中世纪所有这些导致信德衰落的情况，解释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逐步建立过程，因为资本主义前的精神，完全建立在肉眼看不见的，而靠信德之眼的基础上。信友们为此精神，牺牲了一定的结果，换回来的是信德无法保证的结果；他们不能做某些行为，因而损失了财富，但相信他们未来的天国赏报。让人彻底失去并放弃信仰，什么也不剩，理性地说，而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做事吧。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不再用信仰做纽带，那些大胆鲁莽的，用维拉利的话说，生命唯一目的就是出人头地的人，就会大大增加。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了，对这些人，据说他们展现了‘彻底不受束缚，蔑视任何伦理法律’的态度。

用聪明才智赚钱的人特别受到鼓励，通过颠倒古代的习俗，资本主义在道德上的障碍被拿掉了，最高权力不再由之前那些靠着法律和习俗所指派的人掌握，而是落到了靠着自己或他人的智谋、物力、或自己的能力和别人的卑劣而取胜的那些人手中。自从经济困难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对商品的需要之后，每个地位上升的例子背后都是经济手段做到的。皇帝不再寻求臣服尊重，而是钱；城市扩大统治，更依赖黄金而不是法律。银行家毫不费力地变成了城市的主人。黄金给新的暴君铺路并打开了大门。甚至那些有崇高动机的人被公共慈善排除在外，如果不需要钱，又不想在宴会和仪式中放弃掉穷苦形象的话，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人失去了约束欲求的信仰，所以他去追求财货，并且当他体验过了占有和有影响力的乐趣后，他就不再有信仰。我们无需追问先后顺序；我们知道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我们还知道一个人可能因财货而被吸引，从而使自己做事的道德标准大打折扣，而现在，他不再相信天主的罚和天主的赏，所以被发财的念头而诱惑。对个体案例而言，的确很难说哪个原因是最先的，但是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最初的原因是不可能搞错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整个社会中，这两种原因同时起作用，彼此相互刺激。

资本主义还有其他鼓励收购或社会间失去信任的现象。把那些不重要的地方性的现象搁置一遍，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结束前的那些普通人身上吧。我们可以说，对于弥漫在十五世纪人们当中的新经济精神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人本主义下的生活概念。其倡导者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对资本家精神的普及，做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他把财富的概念与获取财富的道德手段给分开，对于获取财富和使用货物，取消了宗教伦理的限制和规则的影响。在政治领域，这种类似倾向终于来临；政府不再反对生活和思想的新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自己抛弃了天主教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而经常利用人类的邪恶，比如我们看到政府对赌博的立法上。”（阿明托雷·范范尼，《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天主教和新教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2002，HIS Press重印，135-138页 ）

范范尼进一步解释了誓反教思想是如何利用这一点，来削弱社会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经济体系来匹配誓反教的异端目的：

“誓反教否认人在尘世的所作所为，跟永恒的赔补之间的关系，就这一程度而言，誓反教鼓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路德教还是加尔文教，在这一点上面没有实质的区别；即便是加尔文把救恩归于天主神意的预选判定，而路德则坚持唯独信德就能得救。因为这两点都跟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然而，加尔文的主张却更加活泼，因此更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出实践成果。

这些主张，废除了人的一切超性伦理道德，以及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并打开了通往数以千计的道德理论体系之路，这些体系全都是自然主义的，全都是世俗的，全都基于人类事务的原则上。正如马克思韦伯所相信的，誓反教在这条原则上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而是消极的，铺就了通往不可胜数的人类冲动所造成的功利主义之路——使人类仅凭借纯粹的经济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比如在宗教革命之前，人们冒险去开拓遥远的市场，在宗教革命期间以及在随后工业革命时期发生的价格革命运动。天主教义中的对人冲动的限制，把各种地位的人和谐地带到同一架理想的班机上，其行为标准跟誓反教完全相反。誓反教有利于资本主义，正因为它的宗教教导铺就了通往资本主义之路。” （阿明托雷·范范尼，《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天主教和新教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2002，HIS Press重印，151页 ）

只靠经济标准来判断社会生活的这种思想或信仰，把自然主义下的“左派”和“右派”给团结起来，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作者本人，译者注）这些年在本网站（www.christorchaos.com）反复强调的，自然主义“左派”“右派”之间尽管存在着现代主义不同谬误的假对立，但二者都一致相信，人类丝毫无需借助任何宗教，就能使生活充满秩序，更不用提唯一的真宗教天主教；他们还相信，人类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做任何事。换句话说，“左右两派”的追随者们，相信人类不需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祂的真教会，也不相信人类需要圣化的恩宠来建立一个更好、更正义的世界。左派右派他们都相信，“更好的世界”是由经济学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灵魂状态决定的。

已故的George O’Brien博士强调一个事实，全世界只有唯一一个机构才能恰当地恢复世界秩序，而且它绝不是一个世俗机构、或自然主义下的国际组织，或世俗的、自然主义政党：

“有这么一个机构，而且唯独这个机构有能力提供，并强制执行重振这个世界的社会伦理。它既是跨国的，又是国内的；这机构既能无谬误地宣讲伦理道德的事务，又能通过直接审判个人的良心来强制人们遵守它的道德法令；这个机构既尊重并支持各国的民事政府，宣告它们的独立性，又坚决主张它们不应该闯入道德生活，或者束缚限制公民的道德自主权。在中世纪，欧洲就拥有这样的机构；而宗教革命的唯一的成就，就是罢黜了这机构的冠冕，而且所造成的伤害永远也不可能弥补了。”（George O’Brien，An Essay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的经济后果之论文集，1923年首次出版，IHS press 2003年重印，第132页）

耶稣会的Edward Cahill神父，在著作《基督教国家的框架The Framework of a Christian State》中，关于路德，以及路德发起对吾主耶稣基督建立在磐石上教会的革命，这样写道：

“誓反教给欧洲所带来所主张的民主自由，或者良心的真正自主权，明显是虚假的。实际情况是，路德在叛乱一开始宣传极端民主。他给人们许诺，要大幅度裁减教会和国家的权力。但是最终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却支持了一种极不负责的专制统治，这是自罗马帝国的异教皇帝时代的欧洲都闻所未闻的一种独裁。

受到路德民主言论，以及他对“暴君统治者和压迫”斥责的蛊惑，许多德国城邦的骑士和低级贵族开始公开反抗君主，之后农民也加入了革命。1525年，叛乱被君主血腥镇压。而胜利的君主，现在竞争对手没了，也不再受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制衡；他们开始用大权建立专制统治，为了他们个人的优势和利益而反对大众的利益；此时的路德毫无顾忌的抛弃他之前的立场，现在转而宣传统治者无限权力的教义。

很快，誓反教国家的教会，就彻底落入了统治者君主的手中，因此他们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教会的主人。而教会的财产，本来是穷苦人的遗产；以及教会的权柄，所有的教会机构，如医院，学校，收容庇护所等等，都到了国王、君主和市长们的手里。在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1555年）中约定了“国教随国君定”的原则。”（Edward Cahill神父，《基督教国家的框架The Framework of a Christian State》，1932，第93-94页）

誓反教历史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虽然从未改宗回到圣教会中，但是却诚实的纪录了英王亨利八世时期，没收修院和女修院的情形，从那时起，则成为后世一切经济灾难的开端，因为这次没收把穷苦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出去，变成了赤贫阶层和流浪阶层。本次没收的完整叙述，请参加本文附录B。甚至当代大多数的天主公教友对现代经济系统源自誓反教革命的产物这个结论，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现代经济学中“国家债务”这个概念，曾经养肥了塔木德犹太银行家和商人，并且现在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既美国的“国债”变成被贝尔格里奥全力支持并祝福的红色中国的一种手段和附庸。

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和增强，就是从誓反教革命这个时候开始的。没有办法不把中央集权制的迅猛发展，跟某些“通用”基督教（誓反教的合一运动），以及建立在自然主义和宗教无差别主义的犹太-共济会原则联系起来。无论是个人也好，还是社会也好，天主教都是独一无二的基石。这就是为什么在马丁路德对抗天主对抗教会的革命爆发前的两个世纪里，撒殚在努力地播撒败坏的种子。路德的革命根本不是他所鼓吹的“和平”，而是以血腥抢夺洗劫天主教会和修院而开始的。

社会主义由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

教宗良十三在通逾《新事（劳工问题）Rerum Novarum》（1891年5月15日）的开篇，就解释了现代主义这种“新事”已经侵入了经济的领域，压垮了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他否认加尔文资本主义的谬误基础，同时也绝对否认“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私人财产自然法权的攻击。良十三知道，只有服从天主的法律，且配合作为正义秩序经济体系之基础的圣化恩宠时，人的行为才是正当的：

革命的变易精神，好久以来即盛行于世界各国，它之超越政治的领域，而影响及于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实际经济方面，原是不足为怪的事。 纠纷的因素是显然的：即工业的发展;科学的惊人发现;雇主与雇工间关系的变动;少数个人的庞大财产和大众的贫乏;劳工阶级自恃心理的日益增大，及其相互团结的日益紧密;最后，还有普遍的道德败坏。

紧迫的危机

目前，此种事态之可惊的严重性，使人人心中都充满痛苦的恐惧;有头脑的人讨论着这问题;重实际的人提出了种种对策;民众的集会，国家的立法，以及掌握政权的首领，都在忙着处理这问题──真是再没有一件事情，能比这个更引起大众的深切注意了。

因此，可敬的神昆们，就像以前几次那样，每逢感到应该将一些骗人的学说驳斥的时候，我们就为着教会和教众的利益，向你们颁布一些通谕，论到政治权力，论到人类自由，论到天主教国家的组织，和其它类似的题目。 这一次，我们觉得把劳工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实是件有益的事。

急需正确原则

关于这件事，我们以前已经略略提起过一两回。 但是在这一通告谕之中，教廷的职责却使我们不得不把这问题来明明白白的，详详细细的讨论一下，这样才能使人们对于真理和正义为解决这问题所决定的原则，不致再有误解之处。 要讨论这问题并不是容易的，同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 要把富人和穷人，资本和劳工这二者间的相对权利与相互责任下一个确切的界说，实是一件难事。 危险则是在这：狡猾的煽动家，往往会利用这些议论，来歪曲人们的判断，并诱惑人民去从事捣乱的工作。

现代工业的罪恶

但有一点却人人都同意，可说是不会发生问题的：目前既有这种不幸和痛苦，重重的压在大多数赤贫者的身上，我们就必须要找出某种补救办法，并且要很快的找出来才对。 古时工人的行会，已经在前一世纪被毁灭了，却并没有旁的组织来替代它。 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已经把宗教否认了。 因此就渐渐发生出这种现象：工人阶级是被孤立无援的交付与铁石心肠的雇主和贪得无厌的竞争了。 这种罪恶又因狠心的高利贷而益见增大，高利贷这件事，虽经教会不只一次的谴责，但悭吝贪得的人们依旧在干着，纵然换一种形式，而其罪恶的程度则相等。 在这种种情形之外，我们还得加上契约劳动的习惯，以及这么许多行业部门的集中于少数个人之手，因此，少数极富有的人，就可以在劳苦大众身上，加上一副并不比奴隶制度好得了多少的桎梏。

社会主义无益且不公正

为要医治这些罪恶，社会主义者乃利用穷人妒忌富人的心理，努力从事于毁灭私有财产，而主张个人的所有物应成为大众的公共财产，并由国家或地方行政团体来管理。 他们以为只要这样的把财产从私人手移转给社会，目前这种罪恶的现状就可以纠正过来，因为如此，就每一个公民对于凡百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分得相等的一份。 可是，若就种种实践的方面来看，他们的提议却很显然是无用的，因为，如果这些办法居然实行起来，那么劳工本身便首先要吃苦。 并且，这些办法又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它们会剥夺了合法的所有人，会使国家陷入一种不是它所应处的境地，并且会造成社会的完全紊乱。（良十三，《新事》，1891年5月15日）

加尔文式资本主义造成的滥用和伤害，是不懂得天主教信德宝库，欠缺圣化恩宠改造的人类堕落本性之产物，是不可能被“自我纠正”的“市场力量”，“市场神秘的手”或者社会主义所修正的。资本主义体系聚焦于财富扩张，将其作为个人幸福和国家繁荣的方法，最终把人缩减到物质索取的层面，心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的话，都用在此生的财富“安全”上，丝毫不考虑永恒的生命。比如在各种因素造成的持续“信贷危机”里，有多少人（例如那些类政府部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毫不考虑后果的政策，以及那些商业机构的领导者，批准并鼓励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可曾花一丁点时间，反思下自己临终时，将要如何面对基督君王的审判？大多数的这些人都被贪婪和更多享受这个世界的物质所驱使，毫不考虑用他人谁的钱来风险投机。

教宗庇护十二在他最后的通逾《宗徒之长Ad Apostolorum Principis》中（1958年6月29日），解释了天主教会确有在经济领域中制定人类行为操守准则的权利：

这般人士既敢对圣座怀有冤枉与污蔑的信念，遂又敢大胆任意圈限教会最高导师的权限，主张凡是关于社会经济问题，公教人士可以对圣座所颁发的训示与所定的 原则置之不顾。这种主张，荒谬邪曲，任人一看便知。在几年前，我们曾向多位主教神昆讲过：”圣教会的权利，绝不像一般人士所想象的，只是限于纯粹圣教事务之内。圣教会的权利，乃是伸展到自然律全部范围之内。凡是自然律训诲，自然律解释，自然律执行，只要和伦理发生关系，视为伦理的基础，皆隶属圣教会的权 利。因为按照天主上智的措置，遵守自然律，乃是人趋向超行之道。在这条道上，圣教会则是使人趋向超性的向导与警卫“。这端道理，我们先任教宗圣庇护六世，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所颁发的”一项特别“通谕里，也曾说过：”公教信友的一切行动，在伦理方面是善是恶，即对于自然律和神律是向是背，完全应 听圣教会的裁判，完全属于圣教会的统治“。

上面所提到的那般人士，既然任意圈限了圣座的权利，并标为主张，遂一方面在口头上再三声明，愿意在他们所谓的信仰事务和当守的教规上，服从教宗；而另一方面却狂妄放肆，竟敢拒绝圣座明白确定的指示和训令，声言圣座所发出的指示和训令，暗中含有政治目的，似乎在幕后要危害他们的国家。（庇护十二，《宗徒之长》，1958年6月29日）

而有些公教友，要么被自由主义吸引，要么被某种社会主义变种吸引，甚或被共产主义吸引；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免受圣教会关于社会事务的通逾教导，因为他们相信根据他们自己的异议 “启蒙”，教会约束不了他们。然而他们错的不能再错了。庇护十一和庇护十二两位教宗教导说：

在某些问题上，如社会权威，私人财产权，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劳动者权利，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宗教与国家，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圣座的权利，罗马教宗的特权，主教的权利，耶稣基督的社会权利，谁是个人或社会的造物主，救世主和上主等，有许多人相信或声称他们相信并持守天主教义。尽管做了这样的宣告，他们依然到处讲，并写作出版自己的观点，毫不考虑教会的立场。更有甚者，他们还参与运动中，就好像没有必要服从天主教义，或者天主教会没有全力执行贯彻这些教导和庄严的教义。这些教导和庄重的教义，可以从圣座的许多文件中找到，特别是良十三、庇护第十和本笃十五等三位教宗。

有一类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现代主义的思想，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丝毫不亚于我们谴责神学的现代主义。

永远有必要把我们的教导和宣告牢记在脑海中；同样有必要的是，再次唤醒信德的精神，超性之爱的精神，以及基督徒纪律的精神，唯独纪律能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原则，并引导我们去遵守。对于年轻人，这是特别重要的，特别是那些有志于祭司职的年轻人；这样做，才能让他们在我们当前时代的普遍困惑中，如宗徒所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所卷去，而中了人的阴谋，陷于引入荒谬的诡计。（厄弗所4:14）”（教宗庇护第十一，Ubi Arcano Dei Consilio通逾，1922年12月23日）

悲哀的是，今日时代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的天主徒，都认为慈母圣教会没有职责来指导正义的经济秩序。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有了一种冲突，发生在一种并不那么“自由”的“自由市场”体系，和现代版本的社会主义之间，而这现代版本的社会主义，正在为敌基督的降临做某种准备。在人们从内心中，民族从法律和机构中，抛弃吾主和祂真教会的这个时代，一定是七罪宗里的贪婪和骄傲两罪的猖獗时代。

骄傲加上贪婪，正是后来让工业和银行的掌舵人变得如此恶毒的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灵魂陷在原罪灾祸中，蔑视真宗教，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资助堕胎、避孕以及各种堕落事；他们中许多人身居高位，拥有不受控制的经济力量，却毫不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面要对天主交账。无论是加尔文资本主义，或者是某变种的社会主义，凡是否认天主教会对全人类和全民族有权柄的任何一种经济体系，最终都会用各种手段把人变成唯物主义的囚徒（在资本主义体系里，用利润和高利贷的手段；在社会主义体系里，用国家对私人产权和经济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的手段）

正如教宗庇护十一在1931年5月15日的《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通逾指出，纠正资本家的个人主义这个谬误，不能靠另一个谬误，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来解决。人类需要真宗教的指导，以人的终向，来践行他们的尘世事务：

“43因为，只有道德规律才能使我们在一切行为中去找寻最高的终极目的，并使我们在各种行为中去找寻那自然──或是创造自然的天主──所规定的目的。我们懂得，自然为某行为设立的目的，总是很适当地使该行为的直接目的，服从于人类的至高和最终目的。只要我们忠实的服从着道德规律，结果，那特别的经济目的，无论那是整个社会的或是个人的，就会跟那普遍的目的连系起来，而最后，我们就会一步进一步的被引向终极目标去，这终极目标即为我们最高的永久的福利，即为天主本身。

120 纵然社会主义也像其他一切的错误学说一样，也包含着某一些真理的成份在内（这一点，教会的最高当局是从来没有否认过的），但是它所根据的基础却总是一种跟真正的天主教教义相对立的，它自己所特有的人类社会学说。因此，‘宗教的社会主义’，‘天主教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名词。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做一个诚恳的公教教友及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教宗庇护十一，1931年5月15日，《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

根本就没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这回事。“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做一个诚恳的公教教友及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在四十年通逾里，庇护十一提醒全世界的各位主教这个简单直白的真相，即，自然主义者“左派右派”都迷惑于为何一个建在谎言之上的，一个由公司和政府公开彻底地盗窃属于人民私有财产之上的经济体系，能够维持下去，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天主真理。

由誓反教革命后果造成的影响，以及犹太-共济会至今持续不断的影响，还有之后繁衍出各种自然主义理念和理论的影响，综合形成了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迫切需要听到由天主教会的先知声音，召叫天下万国和天下人通过圣母无玷圣心回到基督君王的旗下。唉，梵二教已经不再召叫人民和国度来皈依真宗教了，他们满足于用“爱的文明”和“健康的世俗化”等口号来打蜡上光，当作是现代文明国家的虚假基础；而实际上这根本无法调停任何冲突和罪恶，只能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产生混乱、毁灭和不幸。

“左右派”的追随者们无一人敢承认，今天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是由马丁路德、加尔文、克兰麦Cranmer、诺克斯 John Knox、卫斯理John Wesley、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霍布斯、康德、罗伯斯庇尔、麦迪逊等人所松绑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人相信，防止“社会分裂这种坏事”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一个扩大的“商业”共和国。然而，我们必须倾听来自天主教关于现代社会状态的明智分析，因为现代社会让人相信，人必须每周大多数时间离开家庭外出工作，并且妇女不应该呆在家里陪伴子女。所以造成需要母亲关爱的孩子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失调。

已故的多明我会的爱尔兰神父文森特·麦克纳布Vincent McNabb（1868-1943），在《教会与土地 The Church and the Land》一书中，对彻底抛弃了基督君王统治的现代社会中的这一独特现象，进行了点评：

（3）有多少母亲（妇女）外出工作？

用工业化的术语说，在英联邦国家里，家庭才是最重要的工厂。其他的工厂生产的货物是靴子，家具，果酱，奶油，麦片，还有被称为军团的地狱野兽。唯独家庭制造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好男人，好妇女，好的英国男人和好的英国女人。如果没有人类，那么就算是最好的“罐装食品”，有什么用处？卖给谁？

（4）家庭中普遍有几个孩子？

把第（3）条再读一遍。你会看到，这个叫做家庭的高效工厂生产的越多就变得更高效，而且给他们的结果也更好。那么，在大家庭里对三种社会基本德性的培养和训练是最好的，即神贫、贞洁和服从。

（5）有多少妇女母乳喂养她们的子女？

要理解这个问题，反复阅读第（3）（4）条。然后再读一遍。如果你第二遍还没理解到点子上，就去咨询一位医生吧。（文森特·麦克纳布Vincent McNabb，《教会与土地 The Church and the Land》，1925年伦敦首次出版，2003年IHS出版重印，第40-41页）

一个世纪以前，就有许多有远见的天主徒就深刻理解了给今天现代世界所设置的毁灭道路。然而，却没有多少天主徒留意这一点，所以他们继续相信这个编造的政治经济童话世界，给胜利政客卑躬屈膝，把他们看作是世俗的救世主一般。

教宗反对社会主义

1878年12月28日，良十三在他第一封通逾《Quod Apostolicis Muneris 论社会主义》中，谴责了未来将要在俄罗斯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早期增长。陛下非常清楚社会主义针对犹太-加尔文资本主义的伤害滥用而开出所谓的“解药”带来的危险：

4. 但令人伤心的是，那些肩负公共福利守护者职责的人，却被恶人的诡计所欺骗，并被他们的威胁所吓倒，以怀疑甚至敌意的眼光看待教会，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天主教会的教义和罗马教皇的权威始终在诸侯和人民中保留下来，并拥有他们应有的荣誉，那么各秘密组织的企图就会徒劳。 因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永生天主的教会”，她颁布教义和律令的目的是社会的安全与和平，以及根除社会主义的邪恶增长。
5. 因为，事实上，尽管社会主义者窃取了福音本身，以便更容易地欺骗粗心的人，并习惯于歪曲福音以适应自己的目的。但他们的堕落教义与基督最纯洁教义之间的区别却是大到不能再大了：“正义与非正义有什么参与，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正如我们所说，他们坚持认为，是自然让所有人平等， 因此，荣誉和尊重都不是由于威严，也不是由于对法律的服从，除非是由于能让自己愉悦。 但是，恰恰相反，根据福音的教导，人人平等在于：所有人都继承了相同的本性，被召叫享有与天主子相同的最高尊严，并且，正如所有人都有一样的终向，每个人都将受到相同法律的审判，并根据他的功绩受到惩罚或奖励。 权利和权力的不平等源于创造自然的天主，“天地间所有的父权都是由他命名的。”但是，根据天主教的教导和律令，君主及其臣民的思想也是相互约束的，双方通过相互的义务和权利，抑制了对权力的渴望，使服从的理性基础变得容易、坚定和崇高。（良十三，《Quod Apostolicis Muneris 论社会主义》，1878年12月28日）

从两百年前犹太共济会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原始社会主义者开始，到过去近两个世纪，社会主义者传播的最大神话之一就是平等主义，它拒绝接受高于“理性大多数”的一切权威，认为 “理性大多数”做出的决定，对未受洗礼的大众来说是最好的。 然而，这种平等主义却将权威放在似乎总是比大众“懂得更多”的精英手中，从而建立了一个由高级男女祭司组成的新阶级，没有人可以合法地反对他们。 良十三世谈到了平等主义的神话，解释说不平等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中，首先是受造物低于其创造者、救赎者和圣化者这一事实：

“6. 毫无疑问，教会明智地向大众灌输宗徒的训诫：“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罗马13:1-2）” 她再次告诫那些只“必要服从”的人，“不仅是为了愤怒，也是为了良心”服从，并“向所有人缴纳他们的税款； 该纳贡的就向谁纳贡，该纳税的就向谁习惯，谁敬畏就敬畏，谁尊敬就尊敬。（罗马13:5-8）”因为，创造和统治万物的上主以天主上智，指定最低等级的事物应服从通过中间等级来达到终向，而中间等级又通过服从最高等级的事物达到其终向。 因此，即使在天国中，他也希望天神的合唱团是独特的，并且某些天神服从其他天神，并且在教会中也设立了各种等级和多样化的职位，因此所有人都不是宗徒，圣师或本堂；祂也指定公民社会应该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尊严，权利和权力；国家像教会一样，应该是一个整体，由许多成员组成，其中一些成员比其他成员高贵，但彼此都是必要的，并且为了共同利益而关心。

9. 但是，天主教智慧以自然法和神圣法律为基础，在关于政府职责和分配生活必需品的教义和教导中，特别关注公共和私人的安定和谐。 因为，社会主义者声称“财产权”是人类的发明，完全相悖于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财产权”应被摧毁，并声称实行商品公有制，还认为人不应和平地忍受贫穷，侵犯富人的财产和特权则是正当应该的；然而教会以更大的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认识到人与人存在不平等，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身心和力量，也承认实际占有的不平等，并认为，人的财产权和所有权源于自然本性，因此不得触及且不受侵犯。 因为她知道，权利的创造者和捍卫者天主，特别禁止偷窃和抢劫，祂甚至不允许人类觊觎属于他人的东西；然而小偷和掠夺者，跟通奸者和拜偶像者一样，被排除在天国之外。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圣母才没有忽视对穷人的照顾，或者忽略为他们提供必需品。相反，圣母以母亲的拥抱将他们吸引到她身边，并知道他们拥有基督本人的位格，穷人收到最轻微的礼物，都被基督视为献给自己的利益，使他们享有极大的荣耀。 她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她为世界各地的儿童提供收养，哺育和照顾的家园和医院。 她不断地向富人施压，要求他们把剩下的钱分给穷人。 她对他们下了神圣的判决：除非他们救助有需要的人，否则他们将受到永恒的折磨。 总之，她尽一切努力来救济和安慰穷人，要么向他们树立基督的榜样，“他本来富足，为了我们而变得贫穷”，或者提醒他们基督的圣言，如祂宣布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并嘱咐他们希望得到永恒幸福的奖赏。但谁看不出这是安排贫富斗争的最好办法呢？ 因为，正如事实和事件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拒绝或忽视这种办法，则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必将发生：要么人类的大部分人将重新陷入长期盛行于奴隶制的恶劣状况中，如长久以来在异教国家所普遍盛行的那样；或人类社会必须继续受到不断爆发的扰乱，继续因掠夺和冲突而蒙羞，正如我们当下所目睹的那样。
10. 事情就是这样，可敬的弟兄们，正如在就任教宗之初一样，我们作为整个教会的指导，给被暴风雨颠簸的人民和君主们指出了一个避难所。 所以，现在我们为他们所面临的极端危险所感动，再次高声恳求他们，为了他们自己和人民的安全，欢迎并倾听来自天主教会的声音，这对王国的公共繁荣一直产生着奇妙的影响，并请他们要认识到政治和宗教事务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从精神中获取的东西削弱了臣民的忠诚和政府的威严。 既然他们知道基督的教会有能力抵御社会主义的瘟疫，这能力是在人类法律、地方法官的授权或军队的力量中找不到的，就让他们恢复教会的状态和自由吧，她就可以发挥她的治愈力量，造福全社会。
11. 但是，可敬的弟兄们，你们知道这些聚集邪恶的根源和流向，你们要竭尽灵魂之力，努力将天主教教导深深植根于所有人的头脑中。努力使所有人从小就养成以孝顺之爱紧靠天主，并敬畏天主神性的习惯；使他们能尊重君主和法律的威严；使他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激情，坚守天主在公民和家庭社会中所建立的秩序。此外，要努力使天主教会的子民们既不加入也不支持这个可憎的派系； 相反，让他们通过高尚的行为和正确的处事来表明，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散发着正行和德性的榜样之光，那么全人类社会将多么美好和幸福地团结在一起。 总之，由于社会主义者特别在工匠和工人中寻找新会员，这些人也许厌倦了劳动，更容易被财富的希望和财富的承诺所诱惑，所以鼓励工匠和工人的社会是有好处的。在宗教的监护下建立起来的组织，会使所有成员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并促使他们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良十三，《Quod Apostolicis Muneris 论社会主义》，1878年12月28日）

证明我们当今所面临大背教的诸多推论证据之一，就是这个号称“方济各教宗”的人，完全支持社会主义及其目标。他与拥护社会主义政策的世界领导人，以及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都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而索罗斯是世界上所有邪恶事物的支持者（避孕、堕胎、安乐死、同性恋及所有相关的颠倒邪恶、“开放边界”、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全球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进化论等，甚至用暴力对待他的反对者）。方济各对它们的赞扬之词大声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邪恶的同路人，他同样蔑视历代教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谴责。正如他的几位前任们蔑视信理真理的不可改变性质，他们说对生物进化论的信仰将导致社会和神学进化论。马里奥·贝尔戈利奥是那些虚伪的平等主义者之一，他相信“启蒙者”要比其他大众更享受“平等”。

随着犹太加尔文式资本主义造成的弊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日益增长，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些弊端的鼓动越来越大，并吸引了许多天主教徒加入，良十三世阐述了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1891 年 5 月 15 日，他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逾中再次强调，不平等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痛苦和苦难在今生永无休止，讨论了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把孩子置于与父母同等权威的水平上，而获得对孩子的控制权。

“（一一）因此，有些人认为公家政府可以自作主张的闯入并干预家庭的家宅，这种观念实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错误。诚然，如果一个家庭发生了大的困难，完全没有朋友，且没有获得援助的希望，这种极端的需要就应该由公家救济来解决，那是对的；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公家社会的一部份。同样，如果在家宅的四壁之内发生了互相权利的严重纠纷，公家权力也必须加以干涉，强制每一方面给予另一方面以应给予的东西；因为这并不是剥夺公民的权利，而是公平正当的保障并加强那些权利。但是国家的统治者们却不能再走远一步，自然吩咐他们必须就此而止。

父权与国家

国家既不应废去父权，同时亦不应侵越父权；因为父权是跟人类生命本身有同样的渊源的，‘子女属于父亲’。我们可以说，子女是父亲的人格延续；再严格的说，子女之所以能在国家社会中占一地位，并不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权利，而是以他们所从出的家庭之一分子这种资格出现的。正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子女属于父亲’，照圣多玛斯阿奎纳斯（编按：圣多玛斯．亚奎纳，下同）之言，‘子女在未能使用自由意志之前，应由其父母来管束并照顾。’所以，社会主义者把父母丢在一边，而主张国家的权力，这办法实是违反自然正义的，并且有把家庭生活的存在都毁灭的危险。”

国家的苛政

（一二）这种干涉不仅是不公道的，并且一定会困恼且扰乱各阶层的公民，一定会使他们陷于可怕的不能忍受的奴役生活。这会打开了妒忌、咒骂、以及争吵的门户；财富的泉源会自然而然的枯竭下去，因为再没有人会感到兴趣来使劲发挥他的才能或他的劳力了；那所谓理想的平等，虽经人说了这么许多好听的话，实际上却会把所有的人都压低到同样的困乏与卑屈的境地去。

 

社会主义的检讨

所以，社会主义的主张，即财富之公有，实应被彻底弃绝，这已是明显的事；因为它会损害它原意所企图加惠的人，它会跟人类的自然权利相背驰，它会在社会中间造成紊乱与无秩序状态。因此，我们若要设法改善大众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个最基本原则，便是私有财产之不可侵犯。这个既经确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指出，应去哪里发现我们的补救办法。

 

教会的助力不可少

（一三）我们论到这个题目，实颇具自信，且是在行使我们所固有的权力。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宗教与教会的帮助，就永远也不会找到可实行的解决法。我们既是宗教的主要保卫者，又是一切属于教会的事物的主要支配者，我们就不能一言不发的放弃我们应尽的责任。这个最严重的问题无疑也需要我们之外的别些人来注意并努力──如国家的统治者，劳动的雇用者，富有者以及我们所为之呼吁的劳动阶级本身。但我们敢于绝不迟疑的确说，一切人们的努力，如果他们把教会撇开，最后必归徒劳。教会根据福音书宣布了一些教义，凭这些教义，劳资冲突便可以告一结束，或至少可以大大减轻其痛苦的程度；教会行使它的力量，不仅启迪着人心，并且还用它的诫律指导着人的生活和行为；教会用许多有用的组织来增进并改善工人的处境；它尽力号召各等级的人，使之都来讨论并设法用最实际的方式以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它深知为达到这些目的，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就适当的程度，用种种办法来补救法律和政府当局的不足，乃抱定了这个确切的观念而行动。

 

人本来不平等

（一四）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人类到将来，应依旧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把人类社会划平到一个水准上去，那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者可以尽他们的力量一试，但一切违反自然的努力最后必归徒劳。在人类中间，是自然的存在着许多种重要区别；人的能力，勤惰，健康，体力等等，均各不同；不平等的命运乃是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之必然结果。这种不平等。无论对个人或是社会而言，都决不能算是有害的；社会的公共生活，必须由各种各样的才能来帮助，必须有许多人各演各的角色，那才能进行，而每一个人照例应该选择特别适合于他的情况的任务。

 

劳苦不免

至于说到体力劳动，则纵使假定人类始终未从无邪状态堕落，他亦不能完全不做一点事；在原祖犯罪以前，体力劳动是人类的自由选择，应是他的欢乐，这以后，却变成强迫的痛苦的赎罪法了。‘经你劳作过的土地应受诅咒；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获得吃的东西。’同样的人生，其它各种痛苦与辛勤，在这个世界上亦决不会结束，或停顿；因为罪恶的结果本来是惨痛而难以忍受的，人类只要活一天，就一天不能摆脱掉。因此，受苦与忍耐，乃是全人类的命运；让人们尽其所能的试验吧，他们决不会有力量和办法，可以使人生避免了困扰它的种种不幸和苦难。如果有人认为情形并非如此，并敢于向颠沛困顿的人民保证痛苦与困难的解脱，不受到扰乱的休息，以及长期的享受，这样的人其实是在欺骗人民，是在蒙蔽人民，他们那些骗人的允诺，也只会使不幸的情形变得比前更糟。最有益的事情莫过于一面明明白白的直视世界的真相，而同时则到处去找寻它的痛苦之补救办法。

 

阶级合作，非阶级斗争

（一五）关于目前所讨论的这个问题，最大的错误便是牢不可破的认为阶级与阶级是天然互相仇视的，认为富人与穷人是天生下来就要互相斗争的。这个观点可说是不合理且又错误之至，而真理恰好与之相反。正如人体的对称乃是身体上的各部分配合所造成的结果一样，所以在一个国家之中，自然也规定着这两个阶级应该在和谐协调的状态下并存，可说彼此应该互相适应，这样才能维持那个政体的平衡。每一方面都需要另一方面；资本没有劳动就没有办法，劳动没有资本亦然。互相协调乃能造成愉快和良好秩序的结果；长期冲突必然会引起纠纷和暴乱。现在，为要避免这一种斗争，为要使这种斗争成为不可能，天主教的办法却真是惊人而又多方面的。

 

宗教调和阶级

（一六）第一，再没有一件东西能像宗教（而教会则是宗教的解释者兼保卫者）那样的有力，可以时时向两个阶级提醒它们相互的责任，特别是合乎公道的责任，并这样的使富人和穷人接近起来。

————教宗良十三，《新事》通逾，1891年5月15日

换句话说，天主教是人类圣化的唯一源泉，也是人类的合法导师，因此拥有唯独的能力提供社会秩序的基础，使这个充满堕落人类的世界有尽可能的正义。1931年5月15日，教宗庇护第十一在通逾《四十年》中重申了这一点：

127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问题仔细彻底的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欲达成这种我们所深深期望着的社会改革，就必须先使天主教精神能重新彻底恢复，因为在许多国家之中，不幸已有许多从事工业的人们都已经背离了这种精神。如这一层不能办到，则我们的一切努力将均归徒劳，而我们的社会组织，将不是建筑在一块坚固的岩石上，而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上了。

128　可敬的神昆们和可爱的神子们，我们已经大致的把近代经济世界的状况，约略的检讨了一遍，并且发现它正犯着几种极大的罪恶。我们已经重新研究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且发现它们纵然在其缓和了的形态中，亦是跟福音书上的诫条大相迳庭的。

129　我们可以引用我们前任的话来说：‘如果现在的社会必须要挽救，那么我们敢说，除了回复到天主教生活及天主教制度之外，就没有其他挽救的办法了。’因为只有天主教教理可以供给一种有效的补救，使人们对尘世的事物不致过分关切，而对尘世事物的过分关切，却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当人们已经完全沉溺于尘世的事物之中时，只有天主教可以分散他的注意，使之转而关心于天堂的事物。谁能够否认这种补救的确是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呢？

近代世界之主要的混乱：灵魂的毁灭

130　大部分的人都只注意于这个世界上的动乱、灾祸、和毁灭。但如果我们用天主教的眼光来看一切（我们本来应该这样做），那么，比起灵魂的毁灭，这一切又算得了甚么呢？可是，我们也能够确切的说，像今日那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状况，实使大多数的人们欲对那件最必要的事物多加注意，一定会感到非常困难。那件最必要的事情，便是他们的永久的得救。

——教宗庇护十一，《四十年》，1931年5月15日

今天，大多数人更关心财富的获得或可能的损失，而不是他们不朽的灵魂，因为他们“过度关心暂时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是“所有邪恶的根源”。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吸引“人们沉迷于关注世界上不断变化事物的目光，并将他们提升到天堂”。 不幸的是，今天的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天主教徒，确实否认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唯有慈母圣教会才能提供的补救。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相信自己是猿猴后代的人会变得像猿猴一样行事。 生物进化论的意识形态无情地导致人类及其社会陷入混乱、暴力和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糟糕的自私自利的状况。

庇护十一还解释了，一旦人类着迷于暂时的事物，而排除超性的思虑时，就一定会堕落到某种程度：

131 我们既受了那位用自己的血来替世人赎罪的众牧首长的委派，来做这无数羊群的牧者兼保护者，所以我们一想到威胁着他们的危机，我们就不禁涕泪纵横。并且，我们这宗座的责任，又时时在提醒我们，叫我们怀着慈父心肠的关切，以找寻种种方法来帮助他们，同时对于其他一些由于正义和仁爱从事于与我们同样运动的人们，也要时时的呼吁，以唤醒他们不消竭的热情。因为，纵然将财富的分配方法改良，甚至能使他们获得了整个世界，但如果他们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么这整个世界的财富对他们又有甚么好处呢？如果只教示他们一些健全的经济学原则，同时却允许他们沉溺于自私自利之中，迷失于漫无节制的贪欲之中，以至于‘虽然耳听着主的诰诫，但所做的一切事，却均与这些诰诫相反’，那又有甚么利益呢？

灵魂迷失的原因

132　人们在社会及经济事件方面这样的背离了天主教的法则，并且因此使许多人遗弃了公教的信仰，其基本原因即在于精神嗜好的迷乱，而这种精神嗜好的迷乱，又正是原罪所造成的一种恶影响，因为原罪乃是这些罪恶及其他一切罪恶的根源。因原罪之故，所以人的各种机能之惊人的和谐便被扯乱了，所以到今日，他就很容易被卑劣的欲望所带领得迷失正道，就很容易被引诱宁愿去关心这个世界上的暂时的财富，而忘记了天堂上的永久的福利。对于财富及暂时所有物的永久不会满足的渴望便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这种渴望时时刻刻在诱惑人们，使他们破坏天主的法律，去损害他们的邻人的权利，但是现在那种经济世界的状况，却设下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多的陷阱，来引诱人类的脆弱。因为经济状况及整个经济制度是如此的不稳定，所以那些在这种状况及制度中过日子的人们，就须要让精力不断的紧张着，严密的留意着；结果，便有许多人变得如此的硬心，可以完全不顾到良心的刺激，把一切可以使他们增加收益的手段，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保障因不断的辛苦而积聚起来的财富，使得不受到幸运的突变之影响。公开市场又使任何人都有不劳而获的机会，便引诱许多人都去从事于商业买卖行为，他们的唯一目的，便是想以最低限度的劳力，来换取莫大的盈利。由于他们这种无限制的投机，价格便只跟着人类贪得的欲望而涨跌了，致使工业家的一切最精密的计算，都归于失效。法律对于公司组织所定的条例，将责任分散，使债务关系有一定的限度，这种办法又产生了许多荒唐的流弊。极显现的，所负责任既然大大的减轻，良心上就可以不感觉到甚么担负。在有限公司这个普通名词的掩护之下，便可以偷偷摸摸的干许多最坏的不公道及欺骗的事。经理人员支配着别人所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钱，他们尽可以用极无良心的办法，来侵犯那里投资者的利益。最后，我们应该提及的，便是有很多狡诈人，他们毫不顾忌工作中一切的诚实，而专去刺激人类最低贱的欲望，他们利用全社会日益提高后的卑劣的欲望，来藉以敛财。

——教宗庇护十一，《四十年》通逾，1931年5月15日

我们周围的世界继续在深渊中越陷越深，因为今天活着的大多数人都被尘世、肉身和撒殚的力量所控制。他们完全忽视了天主神启的真理思想，也不知道有一个办法，能把他们所作所为当成天主认可的功劳献给天主，而帮助他们永恒的救恩。甚至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一头扎进了自然主义的错误对立面，拒绝思考这个简单事实，即：我们必须完全通过信德之眼，才能看到尘世的本来面目。 唯一的“现实主义”是天主教现实主义、天主教真理。其他的一切都只是幻觉、海市蜃楼。

1937年3月19日，庇护十一在《Divini Redemptoris预许救主》通逾中，延续了 187年良十三世以来对社会主义长达五十九年的谴责，并再次解释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失败的产物。 事实上，推翻基督君王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巨大的，首先是家庭的毁灭，家庭因离婚、避孕、女权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各种组织而四分五裂。 因此，从加尔文式资本主义和洛克自由主义造成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诞生了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包括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一切：

“10 此外，共产主义剥夺人的自由，否定人的人格尊严，移除掉一切能限制盲目冲动的道德约束。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共产主义对任何个人权利不予承认;一切权利都属于团体。人，依照他们的主张，只是共产主义系统上的一个小小齿轮，故无所谓天赋权利。 至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因他们主张绝对平等，故由天主而来的等级及一切权力，连父母对子女的权力亦不例外，一律不予承认。权力与服从的概念，都源于团体；团体是一切的第一及唯一源泉。 他们不准私人占有任何物事，或任何生产工具。 因为这些物事和工具能生产其它物事;占有这些物事者，势必高居他人之上。 因此他们认定：任何所有权，既是经济奴役的原因，故应整个铲除之。

11 这主义既否认并抛弃人生具有的神圣性和精神性特征，当然把家庭及婚姻视为由某经济系统产生的纯粹人为的民事制度。他们否认有所谓婚姻链锁的存在，不系乎私人意志和社会制度的法理的精神的婚姻链锁的存在;故婚姻的永久性，即所谓不可拆散制，便化为乌有了。 尤其，依照共产党人的意见，妇女和家庭一无联系。 他们宣称，妇女应完全脱离男人的监护，她们对家庭生活及抚养子女毫无义务，从而强逼她们同男人一样，为国家服务，为集体生产而效力，将家庭及子女交由国家照料。 最后，共产党人又剥夺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因为在他们，教育是国家的专有权利;父母只能以国家名义，并遵照国家命令而教育子女。

12 唯物主义下的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将是什么样的？这社会将变成一个大集体，除了在经济系统中存在等级之外，别无其他等级。这社会只有唯一的目标，就是集体劳动，集体生产，其目标在于实现地上的天堂，即人人各依其能力而劳动，各依其需要而享用。 共产主义认可在集体中才有权利，而且集体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它可以给每人分配工作，并强逼人劳动;丝毫不必尊重私人的福利；以至于使用军队暴力对付反抗者的意志也是合法的。 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伦理、法律，无非是时代经济体系的衍生结果，故共产社会中的伦理和法律，是纯粹源于尘世，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是其特征。简而言之，共产党人声称建立的新时代和新文明，只不过在缺少天主的人类社会累积多年盲目进化的产物。”

———教宗庇护十一，《预许救主》，1937年3月19日

推翻基督君王的社会统治，唯一的结果就是一个没有天主的世界，一个不服从天主真教会的世界。自然主义的自由派们仅在一些细节上与自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共产主义者）存在分歧。所有形式的自然主义都会造成无神论的世界，这使得在“自由主义”的国家里变成野蛮未开化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变成极权主义。实际上，人们落入自然主义陷阱的程度，就是各种国家，无论是自由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以“法律和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普通公民生活加以干涉权力的程度，你是知道的。宗教自由的异端们造成的政治后果，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可以遏制社会罪恶的总体手段，从而出现一个新的独裁阶层，他们的“绝对正确”的声明必须被接受，不能批评或异议。 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政府不得承认任何宗教，包括天主教，为个人和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从而在美国宪法中删除了第一诫。这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这种虚假宗教的胜利。你不觉得这是魔鬼的小伎俩吗？

教宗庇护十一，在《预许救主》中总结了几点：

36但仇视教会者，纵然承认教会道理的明智，却控告教会以行不顾言的罪名，故他们仍然主张应别寻途径。但基督教会整个历史证明，这是虚妄而冤枉的指摘。为了简略起见，只需提出一个典型特征，基督教是第一个宣布一切人不分种族与阶级皆为弟兄之道理的;其宣布这道理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又是前古未闻的。 这对奴隶制的取缔，无疑地发生了绝大作用。 单凭这道理的内在作用，不需要流血与动乱，教会便曾使罗马的贵族妇女，姊妹般地待承其奴婢。

 还有，公教道理，要人钦崇为爱人而成人，不仅是“木匠之子”而且亲自为木匠的天主圣子。 这样一来，劳工便被擢升到真正高贵的境界。那时，人们如此轻视劳工，致使相当开明并公允的人士如西塞罗，竟然发表了为现代社会学者所不齿的一段话，却足以反映当时的一般意见：「工人所做，无非肮脏的手工，在工厂内不可能出现天才」

38 凭了这些道理，教会曾使人类社会焕然一新。 在教会的推动下，出现了惊人的善会组织，及各式手工业行会。这些行会在上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不啻是中古时代的老朽玩艺，但在现代，却为人所称奇;这方式在各国多方实验后，再度盛行起来。有人曾企图阻难教会这种努力，并反对教会有益的影响力，教会迄今仍不停劝告他们脱离歧途。教宗良十三世，曾以坚定，恒心，捍卫了劳工所有集会结社的权利;而为自由主义控制的，较为强大的国家，却千方百计试图剥夺之。 何况教会道理的效能，即在现代仍然大过人们所想象者，因为关于思想对事实的影响力，虽不易于做出确当的估计和测量，但却有决定性的重要。

39 诚然可以说，教会如同基督般，在千年的历史中为全天下人施恩行善。 假使各国执政者不曾轻蔑鄙弃慈母教会的律令和善劝，那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不致到处蔓衍至于此极。只因他们接受了自由主义及唯俗主义的原则和主张，并且实行引用这些主义的荒谬主张，作为治国的政纲;所以即使乍一看来，这政纲似乎颇能大有作为，但结果则逐渐遭到粉碎。因为凡不建筑在基督磐石上一切，势必惨遭失败，甚至坍倒。

40 可敬神昆，上面是教会的道理。 唯有这道理给人带来真光，使人免为共产主义意识的奴役，这道理既光照社会问题，在其他问题上亦无不如此。但必需将这道理切实履行于生活中。雅各伯宗徒说：你们应依照这圣言来实行，不要只限于耳闻而自欺。 故此，目前最迫切的，是努力运用适时方略，极其有效地对抗危急的局势。 吾人热切希望，黑暗之子对宣传其无神论与唯物论的虚伪观念所有日夜不懈的高度情绪，应能刺激光明之子，以同样甚至更大的热诚为光荣天主而工作。

——教宗庇护十一，《预许救主》，1937年3月19日

这里不可能有妥协的余地：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原则的正义秩序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也是如此，如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都是对立的。

然而，正是梵二教的“教宗们”，从安杰洛·龙嘉利（若望二十三）在1963年4月11日开始，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妥协，但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却从庇护十一确定下来的，真的公教徒不可能是真社会主义者的那条强硬标准开始退缩，以及1949年庇护十二治下的至圣圣部对庇护十一1937年规定的重申（见附录A）：

“再者，凡论世界和人类的性质、起源、归宿等的错误哲学理论，不得与历史演变──以经济、社会、文化或政治为目的的历史演变──混为一谈，纵然此种历史演变始源于上述的错误理论，且亦仍受此种理论的激励。因为，一种学说，既经确定而形成定式，则一成不变，至于历史演变则随世事的现实情况和生活条件的影响而不断地演变。况且，如果上述演变而能合乎正确的理性原则，并适应人性的合理要求，谁能否认其中有积极性的，且值得嘉许的因素？

因此，在实现具体计划的事务上，过去视为毫无裨益或不合时宜的若干接触或会谈，而现今却已显示确有实效，或有生效的可能。至于审断时机是否已来临，并决定联系工作的方式及其幅度，俾能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事务上，使全人类获得实益，那末，这许多问题需要明智之德来解决，因为明智乃是其他一切管制私人或社会生活诸德的指南。若论天主教教友，则对此类事件，应由其中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者，并对问题具有权威者来决定，但他们除忠于遵守自然律的原则外，且应遵顺圣教会对社会问题所颁的训诲，并服从圣教会当局的指示。因为当牢记不忘者，圣教会的权利与义务，不祇限于保卫信德和伦理的完整性，并且在世”

——安杰洛·龙嘉利（若望二十三），1963年4月11日，《和平于世》

被若望二十三亲手挑选的继承者巴蒂斯塔·恩里科·安东尼奥·蒙蒂尼/保禄六世，在1967年3月25日的臭名昭著的“《人类发展》通逾”中，开始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并策划一个“世界基金组织”。对于红色贝戈里奥来说，这份“通逾”相当于一个大宪章，给贝戈里奥口中的“穷人的优先权”提供了背书保证。；更明确的背书来源于1968年8月24日他在哥伦比亚的Medellin召开的拉丁美洲第二次主教会议上的发言，以及1971年《OCTOGESIMA ADVENIENS八十周年》“宗座书函”：

23 通过人权宣言，并通过为实现这宣言，人们所做寻求国际同意的努力，上述两种愿望在事实及制度上已有若干进步。 但种族、文化、宗教、政治等歧视仍不断重演于人间。 果然，人权即使不致受到嘲笑，却往往不为人重视，或只限于形式上受到承认而已。 在许多实例中，法律并不适合实际情况。 法律固然是必需的，但为建设真的正义与公平的社会关系，则嫌不足。 但训示我们爱人的福音则要我们优先尊重贫困者，注意他们在社会内的特殊情况。 福音要比较幸运的人们放弃若干权利，如慷慨输将，以服务他人。 假使法律而外（校按：以外），真的缺乏尊重与服务他人的、较为高深的思想，则连法律所命令的平等，亦可能成为激烈歧视、继续搾压及蔑视他人的借口。 除非人们一再受到关心他人的教育，太过强调的平等，可能促成个人主义的勃起; 届时，人人将只顾索取自己的权利，而置公共福利于罔闻。

在这方面，人人看到基督精神的贡献多末重要。 这精神亦迎合人们见爱于人的愿望。 「爱人是尘世间第一价值」。 这价值巩固人类手足关系，并保证社会融洽与国际和平。

————蒙蒂尼/保禄六，《八十周年》，1971年5月15日

这不过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口号强行跟基督君王的福音做嫁接，与纪念良十三1891年《新事》通逾八十周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爱人是尘世间第一价值」，在蒙蒂尼看来，第一价值不是爱基督君王，更别提祂唯独通过祂的真教会，天主教，把祂自己显给世人，也不提没有祂的真教会天主教，世界就不会享有真正的秩序和救恩。

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条教义，就是“爱人”。已故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8年6月8日，在蒙蒂尼尘世生命结束前的仅仅59天，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中，提到了这点：

随着人文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唯物主义，它越来越容易先受到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的投机和操纵。 因此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能够说“共产主义是自然化的人文主义”。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无稽之谈。 人们确实在去精神化的人文主义和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看到了同样的基石：就是无尽的唯物主义； 免于宗教和宗教责任的自由，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达到了反宗教独裁的阶段； 以看似科学的方法关注社会结构。 （这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 共产主义所有毫无意义的承诺和誓言都与人及人的尘世幸福有关，这并非巧合。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丑陋的相似之处：当今西方和东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有何共同特征？ 但这就是唯物主义发展的逻辑。

这种相互关系也是如此，越左派的唯物主义总是以更强大、更有吸引力和更大胜利而告终，因为它的理论更一贯一致。 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人文主义无法抵抗这种竞争。 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特别是过去几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观察这一过程，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被激进主义所取代，激进主义不得不向社会主义投降，而社会主义永远无法抵抗共产主义。 东方的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得益于广大西方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他们心生亲情，不愿看到共产主义的罪行。 当他们无法再这样做时，他们试图为自己辩护。 在我们东方国家，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遭受了彻底的失败； 它为零且小于零。 但西方知识分子仍然饶有兴趣地、感同身受地看待它，这也正是西方难以抗衡东方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1978年6月8日，《一个分裂的世界》

值得指出的是，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因此对天主教会和她的训导权存有偏见，特别是关于教宗圣统制，和教会谴责避孕节育等，因为索尔仁尼琴支持“控制人口数量”。他说，自己不断的谴责社会主义达41年，但是这并不意味他认为祖国俄罗斯在结束了共产主义后，就应该采取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物质主义当模板：

但若要问我当今西方能否成为苏联的榜样，我必须诚恳地做出否定。不，我不能把眼下你们的社会当作理想模型推荐给祖国的转型。深哀巨痛之后，我的国家所企及的精神高度使得西方世界变得不再诱人。精神资源的枯竭，甚至令那些你们生活中曾经鲜明的特点（包括我前面提到过的）逐渐褪色。

西方人在变衰弱的同时，东方人正在变得坚定和强壮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曾经经受了远远高于西方的精神锻造，对于东欧人民，它长达三十年，而对于俄罗斯人民——六十年。相较于标准的西方式福利社会，生命的复杂，和致命的沉重在我们身上烙下了更强烈、更深刻也更值得玩味的民族性格。

因此，一旦我们的社会转型为你们的模式，那虽然意味着一些方面的进步，但更意味着在更重要的领域中衰落。诚然，毫无疑问，一个社会不能像我们的国家那样陷落于无法治的深渊。但我国若建立起像你们一样机械条文主义的社会，那便无异于自取其辱。经受长久的暴力和压迫之后，人的灵魂渴求更高级、更热烈、更纯洁。这种追求超越了现今普遍宣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对公共领域恶心的入侵、精神催眠的电视节目和不堪的音乐所能够满足的。

将要衰退或濒临灭亡的社会，历史会给予一些有意义的警告。例如，艺术的堕落、和杰出政治家的稀缺。当然，还有一些公开且确定的警告。只要失去电力短短几个小时间，你们的文化和民主的核心将不复存在，美国公民便将在转瞬之间沦为强盗，并制造惊人的破坏和抢劫。这意味着社会的表面光鲜然而不堪一击，社会体制事实上十分不稳定且不健康。

然而一场为了这个世界的战争，一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战，并非对未来的臆测 。它，已经打响。邪恶势力的全面进攻早已展开，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压力，但你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里仍然充斥着程式化的微笑和高举的酒杯。为何事而这样欢乐?

——索尔仁尼琴，1978年6月8日，《一个分裂的世界》

发表这场演讲前的十一个月，1977年7月13日，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在纽约市皇后区布鲁克林的一个变压器发生故障，造成大范围停电，进而爆发一场社会暴乱。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说的是对的，如果唯一能保证美国社会不发生暴乱和抢劫的，只靠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话，那美国人就有大麻烦了。

无论是自由主义及其变种，还是社会主义及其变种，都不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哪怕天主教不是社会秩序的保障者，但也唯有天主教才能处理堕落的人性，才是唯一给人类和国家提供正义社会秩序的基础。

梵蒂冈的那位阿根廷的叛教者，只不过是同为反天主教硬币的左右两面，即自然主义，和配拉纠主义两种谬误之间冲突的产物。爱尔兰神父Leen Edward（1885-1944）在著作《圣神The Holy Ghost》写道：

虽然世界仍然保持着对耶稣通过天主教会行使权威的忠诚，但一种忧虑的颤栗正在席卷世界。 这种忧虑就是近年来世界在东西两个半球目睹的恐怖景象，其原因不是只有一个。 许多基督徒开始感到，也许跟他们自己有关的一切，都不太对劲。 这种恐惧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地方，迄今为止所有公认的人类价值观都被彻底的理性的抛弃，这引起了人们焦虑的反思。 人们开始隐约觉察到，在社会生活中，即使在尚未明确与基督教决裂的国家中，也存在实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可能性。 相当多的基督徒没有受过基督教生活哲学的训练，他们正在消化吸收破坏基督教思想结构的哲学原则。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基督教来说，陷于自然主义的包围中，要比受严重的迫害更有危险。在罗马帝国的旧时代，那些将自己归入基督法律标准下的人，能以清晰的逻辑看到，他们必须要脱离他们生存世界的社会生活——脱离它的品味、习俗和文娱活动。 异教徒和基督徒生活之间的分界线是清晰、明确和明显的。 现代基督徒的处境就不那么有利了。 正如已经指出的，基督教社会组织的框架至今仍然存在。这个组织从表面上看是那么的坚固和威严，以至于人们很容易看不到灵魂已经逐渐脱离它的事实。 在基督教所创造的生活组织的庇护和利用下，习俗、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已经悄然渗透进来，也许比异教罗马的方式和礼仪更完全地违背基督教的精神。

异教在后基督教时期的渗透，不仅稳定缓慢，并且在每个阶段都难以察觉。 当今的基督徒以为他生活在真正的基督教文明中。 他毫无疑虑地追随周围社会生活的潮流。 他的休闲、快乐、追求、游戏、书籍、论文、社会和政治理念，与他交往的人保持大致相同，而那些人的脑海里可能没有一丝基督教原则的痕迹。 他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坚持某些确定教理并坚持某些确定的宗教习俗。但除此之外，在所谓文明世界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外在生活行为上并没有任何显着的区别。天主教徒，跟那些无信仰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 其结果是，在基督徒灵魂中，信德与生活开始逐渐分离。 渐渐地，他的信德不再决定他的想法、判断和决定。而这些想法、判断和决定，他认为只是纯粹“世俗”的生活。 他的社会面貌不再带有他信仰影响的丝毫痕迹。 他的信仰迅速成为一种传统和惯例，而不是真实生活的源泉。

布尔什维克革命产生了一个好的效果。 它唤醒了优秀的基督徒，让他们意识到随社会生活潮流而变化的危险。 这场革命给他们无情揭示并暴露了，此前他们塑造自己的世俗职业的原则，与真正基督教义的巨大背离，导致他们迈向悬崖。虔诚的修士修女们——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他们要以基督徒的身份生活，他们就必须对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做出猛烈的反应。人们开始感到，一个人按照文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很明显，按照绝大多数人急于幻灭和绝望的方式，就无法找到真生命。直到最近的大灾难发生之前，平凡的，不爱思考的基督徒都生活在一种舒适的幻想中，认为他可以融入周围世界的生活方式，并通过坚持实践信德，来安排令人满意的来生。 但这种幻觉被驱散了。眼光敏锐的基督徒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信德不仅仅是为来生做准备。 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把基督教义完整全部的融入生活，才能纠正当前的罪恶，避免未来的灾难。

神父Leen Edward（1885-1944），圣神《The Holy Ghost》，Sheed and Ward出版，1953年，第6-9页

Leen神父还是过于乐观地高估了教友抵制共产主义的能力，并且，他从未曾想到，在1958年10月9日庇护十二去世后，教会中的现代主义者会从地下冒出来，并且成功政变篡夺了天主教会。他们这些因事实异端而应该从圣教会中被绝罚的人，居然代表天主教会，公开的推行一个又一个的异端理论，如公开地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当然，的确，Leen神父对身处在由自然主义塑造世界中的教友们所面临的危险看得很准，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吸引，被世俗浸透，逐渐失去了天主教的意识。真的要感谢这些梵二革命家，承认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后果就是，彻底摧毁了天主教的意识sensus Catholicus。

圣教宗庇护第十，在1910年8月15日通逾中，谴责了法国当时的西隆主义The Sillon政治运动，该运动旨在把天主教义跟法国共和党的社会主义理念相统一，其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劳工运动提供另一种选择。庇护第十这份通逾预言，如果落实这些原则，那么社会的最终结局就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恰恰就是几十年后的梵二教革命家所做的，调和天主教和这个世界。当时还是神父的安杰洛·龙嘉利（日后若望23）则对该运动的政治原则极为赞赏，哪怕在教宗正式谴责后依然如此，并且在1965年12月7日，还把该政治原则写进了梵二《牧职宪章》中，并存在于其后所有假教宗的“训导中”：

唉! 是的，双关语义掩饰已被打破：西隆社会运动不再是天主教的。西隆主义者并不属于一个小圈子，他说，“无论如何，教会也不可能从西隆主义获得的同情中受益”。这真奇怪！他们担心，天主教通过西隆主义运动而获得自私的利益，就好像所有对教会有利的事情都没有对整个人类有利！这是曲解观念！教会当然可能会从社会运动中受益！就好像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还不懂得，只有严肃且富有成果的社会运动，就必定有利于教会！但更奇怪且同时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是，那些自称为天主教徒的人的大胆和轻浮，梦想着在这种条件下，越过天主教会的范围来重塑社会，并在世界上建立所谓的“爱与正义的统治”，把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宗教、有无信仰的人，只要他们放弃造成分裂他们的不同点——不管是他们的宗教和哲学信仰，而只需要他们共享团结起他们的相同点即可—— 即一种“慷慨的理想主义和道德力量”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当我们想到建立基督教城市所必需的力量、知识和超性德性，以及数百万致命者的苦难，以及教会的宗徒圣师们的光照，所有爱德英豪们的自我奉献，各级天神的祈祷，以及天主恩宠的备泽等，这已建立起的一切，都被天主上智，降生成人的圣言，耶稣基督之精神和生命，紧紧地团结在一齐——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时，看到这些人热切地试图通过用含糊的理想主义和公民美德来取代天主教概念时，这是令人恐惧的。他们要干什么？此次合作将会带来什么成果？在这纯粹是口头和空想的构建中，我们将看到自由、正义、博爱、爱、平等和人类狂喜这些词在混乱和诱人的混乱中闪闪发光，所有这些词都建立在一种错误理解的人类尊严之上。这将是一场喧嚣的骚动。对于所提出的目标来说是徒劳的，但这将使那些用乌托邦做借口的剥削者受益。是的，我们确实可以说，西隆主义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变异的基因上，并从中诞生社会主义。

我们担心更糟糕的事情还会发生：这种不断发展的混杂性的最终结果，这种世界主义社会运动的受益者，只能是一个既不是天主教、也不是誓反教、也不是犹太教的民主政体。 它将是一种比天主教会更普遍的宗教（对于西隆主义来说如此，因为西隆主义领导人曾说过，这是一种宗教），最终在“天主的王国”中将所有人团结起来成为兄弟和同志。-“我们不是为教会工作，我们是为人类工作。”

现在，我们被最深的悲伤所压倒，尊敬的弟兄们，我们问自己，西隆主义天主教变成了什么？唉! 这个组织以前曾给予人们如此美好的期望，这股清澈而汹涌的潮流，在其进程中已被教会的现代敌人所利用，现在只不过是在各个国家中的大背教运动中的一个可悲支流。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组织建立一个全世界的教会，这新宗教既没有教义，也没有制度等级，既没有约束思想的纪律，也不抑制人性的肉情，并且以自由和人类尊严为借口，试图把世界带回到那把欺诈和暴力统治合法化，以及压迫弱者和所有辛劳受苦的人的时代（加入天主的教会被胜过的话）。

——教宗庇护第十，《Notre Charge Apostolique我们的宗徒职责》,1910年8月15日

人类尊严？

要把基督君王社会统治的神圣权利置于何处呢？

这个世界已经听够了所谓的“人权”。 该让它听到一些关于天主权利的事情。上述的宗教感觉的普遍复兴证明，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对吾主救主的礼敬，有很多的迹象表明这是天主所喜悦的。我们将把这礼敬传递到新世纪，作为祈求更幸福时代到来的誓言。 但是，非通过天主恩宠的助佑，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让我们的心和声音团结一致，祈求全能天主的垂怜，以免被祂宝血所救赎的人而丧亡。愿祂垂怜地俯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确实犯了很多罪，但也为赎罪而受了很多苦！并且，以祂的慈爱拥抱人类所有种族和阶层，愿祂念及自己的话：“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会吸引万物归向我。（若望12:32）”

——良十三，1900年11月1日，《TAMETSI FUTURA PROSPICIENTIBUS耶稣基督救主》通逾

今天生活的大多数人，的确想听“人权”之事，而大多数宣称对天主有一般性或者不成熟信仰的人，也丝毫不懂得从荣福童贞玛利亚的无玷圣胎中降生为人的天主圣子，必须统治天下万民万国，以及在祂的眼中，除天主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信仰都是假的、冒犯天主的。此外，那些相信能有“捷径”延缓美国国内严重冲突的人，错得不能再错了；因为这些冲突的发生，只不过是推翻了基督君王统治的誓反教革命在人类和民族间造成的无休止分裂，在叠加犹太共济会的崛起，及其所有自然主义者的谬误，包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的逻辑后果而已。

结论

冒犯天主的人民及其领导人，永远不会懂得祂的恩惠。

那些法律或政策允许堕胎杀婴、安乐死的国家，政客们只会激化国内冲突和矛盾的程度，迟早引发内战，别的什么也不会。

那些把物质福祉当作生活标准，以满足肉情欲望为目标，包括推广索多玛淫行和其他邪恶的，其“文娱”行业致力于血腥暴力色情的国家，最终会受到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大惩罚。

那些在实验室里搞人兽基因混杂，以及那些打着“人工智能”旗号，搞“人工”机器人的科学家们，蔑视天主自然律，这些国家最终会遭受圣若望在《默示录》里预言的大瘟疫。

良十三在1893年9月8日的《Laetitiae Sanctae神圣的欢愉》通逾，激励着生活在当下苦难和骚乱中的我们：

13. 但思想服从肉情的人，不爱别的只爱自己，让自己的思想屈服于地上的事物，直到失去提升思想到更高境界的能力。因为，他们非但没有利用时间的财富来帮助获得永恒的生命，反而完全忽视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并陷入了堕落的最低深渊。 我们可能会怀疑，天主是否会对那些浪费一生去追求尘世享乐、忘记了永福的人施加更可怕的惩罚。

14.那些虔诚诵念玫瑰经的人，将玫瑰经的神奇奥迹牢记在心，靠着频繁而热切的祈祷，他们将被幸福地从这种危险中被拯救出来。 在基督徒灵魂中，最清晰的光照美善的方法，就是依靠这些奥迹。只能借助信德之眼，来看这些美善，无法从感官上看到。“这是天主为那些爱祂的人所准备的”。从他们身上我们了解到，死亡并不是终结一切的毁灭，而只是生命到生命的迁移和过渡。他们教导我们，通往天堂的道路向所有人敞开，当我们看到基督升天时，我们就会想起祂应许的甜蜜话语：“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们提醒我们，有一天，“天主会擦去我们眼中的每一滴眼泪”，“不再有哀悼、哭号、悲伤”，“我们将永远与天主同在”，“相似上主，因为我们将看到祂的本来面目”，“畅饮祂喜悦的洪流”， 在我们荣福母皇陪伴下，成为“圣人的同伴”。 想到这样的前景，我们的心就会燃起渴求，我们会用一位伟大圣人的话感叹：“当我仰望天堂时，尘世变得多么邪恶！” 那么，我们也会感到慰籍，因为“目前暂时的苦难，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无比永恒的荣耀”。

15. 只有在此，我们发现了时间与永恒之间的，以及我们尘世生活和我们天堂生活之间的真正关系。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形成坚强而高尚的品格。当这样的人数量众多时，社会的尊严和福祉才能有保障。 因为天主是一切美丽、善良和真理的第一原则和永恒源泉，所以一切美丽、善良和真实的事物，都必按照天主相符合的程度，才能蓬勃发展。

——良十三，《Laetitiae Sanctae神圣的欢愉》，1893年9月8日

当一位真教宗被奇迹般的恢复在圣伯多禄之位后，当他联合了全世界的真主教，按照法蒂玛圣母的要求，奉献俄罗斯给她的无玷圣心后，最终的胜利一定来到，并属于玛利亚的无玷圣心。尽管我们是罪人，有各种各样的过失，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为这场胜利，尽力播撒种子。

现代主义的各种谬误，包括各式各样的自然主义，都将要失败。

我们是基督君王的勇兵。

让我们穿上棕圣衣的盔甲，拿起玫瑰经当武器，在这个迷失的世界中，在这个强盗占据了属于我们天主教会的世界，战胜阻挡我们救恩之敌，战胜我们神圣信仰的敌人。

我们还等什么吗？

玛利亚无玷圣心，就要胜利凯旋！

还不马上祈祷玫瑰经吗？

基督君王万岁！

玫瑰之后，为我等祈，为我等祈！

大圣若瑟，为我等祈。

圣伯多禄圣保禄，为我等祈。

圣若翰，为我等祈。

圣若望，为我等祈。

圣天神额弥尔，为我等祈。

圣天神加俾额尔，为我等祈。

圣天神拉法尔，为我等祈。

附录A 教宗对共产主义的谴责

1937年3月19日，庇护第十一在牧函《Mit Brennender Sorge》坚定地谴责纳粹主义后的两天，又发表通逾《Divini Redemptoris神圣救主》，禁止任何天主教徒在任何时候任何原因，给共产主义提供帮助，或者与共产主义合作：

尊敬的弟兄们，请看，不要让教友们被自己欺骗！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错误的，任何愿意拯救基督教文明的人，都不能在任何事业上与它合作。 那些自己甘愿受骗，而援助共产主义在自己国家取得胜利的人，将是他们自己错误的第一个受害者。 在共产主义成功渗透的地区，基督教文明越古老、越辉煌，当地的无神论者就越展现出破坏性的仇恨。

庇护第十一，《神圣救主》，1937年3月19日

1949年7月1日耶稣基督宝血瞻礼，庇护第十二治下的至圣圣部重申了谴责与共产主义合作的禁令：

至圣圣部接到询问：

1. 加入共产党或帮助共产党，是否合法；
2. 出版、印刷、分发、阅读或者给共产主义的期刊、报纸、杂志、宣传册供稿，是否合法；
3. 信友明知并且自愿有上述1、2行为的，是否可以领圣体；
4. 信友宣传唯物主义、反基督教义、共产主义的，是否事实受到宗座保留之绝罚。

答覆如下：

1. 不合法：因为共产主义宣扬唯物主义，以及反基督教义；共产党的领导人，尽管他们有时候口头宣称他们不反对宗教，但实际上在他们的教导和行为当中，是天主、真信仰和基督的教会之敌；

2． 不合法：根据法典1399条，应收禁止。

3. 不可以；
4. 应受绝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