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殚从各国四处招募现代主义者，用他们建立一个现代教会，来取代天主教会。虽然他们每人各自任务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梵二大会召集了历史上最大的异端“家庭团聚”。焦点全部聚集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很有效率。许多相信梵二进行的改变是一次偶然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改变是花了数个世纪做出来的详细计划。几千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有些人负责洗脑，有些人负责渗透，他们都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散布现代主义方面，许多妇女也起到了根本的作用，特别是某些修会的修女们。她们培养平信徒和修会的助手们，来继续维持这个圈子。

并非现代主义者说的每句话都体现了现代主义思想。Meyer总主教曾写过极好的《关于端庄的牧灵信》，舒恩Sheen主教的许多书都是完全符合教理的。他们对现代主义者，对传统教友体现了两面性，得到了双方的尊重，获得了更多的听众。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也加入了现代主义阵营。谁会怀疑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很可能是达成交易后，渗透进教会的。因为一般情况下，神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是不可能晋升的，除非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合作后。

大会上的反对派一旦被中立化后，现代主义者就能为所欲为。毫不奇怪，梵二大会的目标轻而易举的就达到了。许多参会者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接受了梵二理念和目标，非常高兴的批准了大会文件。现代主义者的行事风格类似于黑手党，士兵干活，长官下令。他们就像蟑螂一样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教会的各处。

接下来的篇幅，简要介绍梵二时那些活跃人物的背景，他们充当敌基督的马前卒和门徒，为敌基督的到来，准备道路。先从带头的枢机、主教和神父开始，接下来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神职。

美国的现代主义者

不幸的是，许多如圣人般的美国枢机们，在离梵二召开前不久就去世了，他们是Mundelein 和Stritch (芝加哥教区), Mooney (底特律教区), Glennon (圣路易斯教区), O’Connell (波士顿教区), Keough (巴尔的摩教区),和Hayes (纽约教区)。接替他们的是现代主义者Meyer, Cody, Dearden, Ritter和Carberry, Cushing, Shehan和Spellman。就在选举若望二十三之前，Stritch枢机和Mooney枢机在罗马去世了，如此不可思议，在这不恰当的时间节骨眼上。这个离奇死亡使现代主义者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他们的枢机职位空缺了，第二，他们的反对声音不在了。这就给美国现代主义者开了绿灯，他们非常高兴的取得了领导地位。接下来，他们就引导着许多参会主教盲目的跟从他们。

梵二后，现代教会内的美国主教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Bernardin, Cody,(Timothy)Dolan, Egan, George, Gumbleton, Hoffman, Hunthausen, Keeler, Krol, Law, Mahony, Malone, Manning, McCarrick, Pilla, Rigali, Szoka, Skylstad, Untener, 和Weakland。在梵二召开前几年，许多美国主教的任命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务能力和筹款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圣洁生活，或信德，或牧德。许多曾经在修院里受到新神学和礼仪改革的影响，在梵二大会期间，这些人鼓励现代主义思想。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参加梵二大会的美国现代主义者

Ritter枢机	圣路易斯教区	带头的现代主义者
Meyer枢机	芝加哥教区	圣经批判主义
Sheen总主教	罗彻斯特教区	著名的合一主义者
Cushing枢机	波士顿教区	现代主义者/合一主义者
Dearden枢机	底特律教区	美国主教的组织者
Shehan枢机	巴尔的摩教区	合一主义者
Hallinan总主教	亚特拉大教区	现代主义礼仪改革
Spellman枢机	纽约总主教	信仰自由推动者
John Murray神父	梵二大会神学家	信仰自由推动者
Tavard神父	匹斯堡教区	现代主义者
Gustave Weigel神父	梵二大会神学家	合一主义者
Rembert Weakland神父	St. Vincent 修院	现代主义礼仪改革
Leven助理主教	San Antonio教区	现代主义者
Senyshyn总主教	费城乌克兰礼教区	合一主义者
Malone主教	扬斯敦教区	现代主义者
Primeau主教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教区	促进平信徒控制教会
Alter总主教	辛辛那提教区	温和的现代主义者
Cody总主教	芝加哥教区	现代主义者
Krol总主教	费城教区	现代主义者
O’Boyle总主教	华盛顿特区教区	现代主义者

Richard Cushing枢机 （波士顿教区总主教 1895-1970）

Cushing与肯尼迪总统的亲密关系，使他拥有了极大的能力。然而，他的合一运动行为造成许多人对基督教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他担任天主教传信善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会长达15年之久，居然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救恩的载具？他的晋升之路飞快，1939年5月14日升蒙席Monsignor，一个月后晋牧主教，任波士顿教区助理主教。5年后，被委任为波士顿总主教，1958年12月15日升枢机。Cushing是一个高效的能办事的经理人。他创立了87个堂区，新开了18所高中，许多医院和大小修院，以及许多为残疾人、孤儿和精神病人的收容所。

合一主义者

Cushing枢机说每个宗教都是好的，并利用天主教机构在他的教区传播宗教无差别主义。他真是披着羊皮的狼。

• 定期与东正教和誓反教的教士会面
• 号称信仰自由是天主教的教理
• 在梵二大会期间，花了大量时间跟非天主教观察员在一起
• 在誓反教的教堂里讲话，并参加非天主教的游行
• 鼓励自己的羊去听誓反教福音派的讲座
• 是天主教会第一个在美国共济会会所里发表讲话的主教。在此之后，许多人效仿他
• 在梵二大会期间推广信仰自由，因为他说这是非天主教徒所渴望的，并且“这展示了对人类观点的尊重”
• 邀请合一主义的，非天主教的泰泽团体在他的教区设立据点，允许他的神父和平信徒经常参加。

1958年，Cushing枢机创建了圣雅各伯宗徒传教会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St. James the Apostle，传教神父来自他的教区，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英格兰、爱尔兰、新西兰、苏格兰、菲律宾、威尔士，传教地区包括美国、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这个组织推动合一对话和跨文化交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主义信仰。这位枢机相信，宗教之间的差异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宗教教义的不同。知名的耶稣会神父Walter Abbott（梵二文献的编辑者）曾经问Cushing为什么经常去誓反教堂，他回答说：“…我们不去试图改宗他们。”教宗庇护十二反对Cushing的合一观点。1949年8月8日，至圣圣部给Cushing发信严厉谴责了他，提醒他天主教教理，天主教会是唯一的真教会。信中引用了1943年6月29日教宗通逾“基督奥体Mystici Corporis Christi”：只有那些领过圣洗，且宣认真正信仰，并且没有不幸地从基督奥体中退教，或没有重大过犯而被合法的权威驱逐的人，才是真正的教会成员。”

主教的学院？

因为Cushing枢机的拉丁文水平非常差，所以他参加了梵二大会第一会期的前三周后，就离开了。在第四会期他才返回，支持信仰自由，并号称因为他来参会，所以这段时间相当于失去了四十万美元的捐赠。大会期间，流传着一个关于Cushing的故事。因为他的拉丁文不好，所以在大会讨论期间听不懂，于是他就问邻座的主教现在讨论什么。那位主教回答说：“College of Bishops”(译者注：college一词多义，既表示学院，也表示团体协会)。Cushing没有意识到这指的是主教团制度Collegiality，并非主教的学院，张口就说：“很好，如果这是他们想要的，告诉他们我会筹款一百万美元来盖这个学院。”

扮演多种角色的人

Cushing枢机非常享受聚光灯和喝彩，他不放过任何使自己站在C位焦点的机会。但是身穿主教长袍时，他却经常假装旁观者，躲着焦点。这个习惯，在若望保禄二和方济各的身上也很明显。但值得赞扬的是，Cushing枢机在1959年庇护十二去世后，写过一本关于庇护十二的励志书，书中有大量的教宗照片，极好地刻画了他的一生。这位大主教被教宗的圣洁深深的感动了，并钦佩他在困难时期领导教会表现出的操作性。

John Dearden枢机（底特律教区总主教 1907-1988）

Dearden枢机通过组织全国主教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1966)和全国咨询委员会U.S.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1968），在美国的教区里实施了梵二的变革。早在1937-1948年，Dearden神父就在克利夫兰的圣玛利亚修院里教授哲学课，在1944-1948年任修院长。他的学生Hallinan和Bernardin成为了主教。1950-1958年，Dearden任匹斯堡教区助理主教，1958-1980年任底特律教区总主教。他设立堂区委员会制度，并在底特律地区建了大量现代主义风格的教堂。这些教堂在梵二后大多数都关门了，因为进堂人数太少。Dearden被公认为美国最自由主义的，和为自由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枢机。他协助编写了梵二文件《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GS》和《教会宪章LG》。他曾经去底特律亨廷顿会议中心开会时，被旁边的传统天主教友抗议，大声说他是“茹达斯”。

Avery Dulles枢机（Fordham修院教授 1918-2008）

虽然他没有参加大会，但是Dulles神父与时髦的进步主义神学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在梵二后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John Dulles的儿子，也是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外甥，这位耶稣会神父写了800多篇文章，出版了27本神学书，其中一本书名是《神学的诡计：从象征性符号到系统》The Craft of Theology: from Symbol to System（译者注：神学是诡计？）。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美国修院里传授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当时流行的新神学，由“拉内、孔汉斯，龚格，吕巴克，达尼埃洛和其他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神学家，以及由著名誓反教神学家的著作构成，这新神学逐渐从梵二大会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看到这里，为何这么多人丧失信德，就一点也不惊讶了。

Dulles称梵二大会是“马丁路德尚未完成的改革”，这是很恰当的描述。他相信现代哲学使现代天主教教育得到了复兴和重生。他是梵二国际神学委员会的成员。其他的成员包括，龚格，Delhaye，吕巴克，卡斯培Kasper, 莱曼Lehmann，罗烈根Bernard Lonergan，吉拉菲利普斯Gerard Philips，拉内，拉辛格（本笃十六），Semmelroth, Vagaggini, 汉斯·冯·巴尔塔萨von Balthasar,以及马克斯·瑟里安Max Thurian，他是泰泽团体的誓反教士。

2008年12月12日，纽约时报记者Robert McFadden在Dulles的讣闻中，提到这位枢机曾经质疑过天主教会的不可谬误性。Dulles在《重塑的天主教义The Reshaping of Catholicism》一书中写道，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承认教会可能犯了严重的谬误，因此需要改革。（译者注：这说法严重违反了天主教信理，即基督建立的教会是不可谬误的。因为，教会是灵魂得救的方舟。方舟犯了谬误，还怎么救人？难道说基督的方舟会害人？这是不可能的。）

Paul Hallinan总主教（亚特兰大总主教 1911-1968）

在梵二大会期间，Paul Hallinan总主教对天主教传统信仰和行实的叛逆精神，极大的影响了参会的美国主教们。他于1911年4月11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Painesville，1932年在圣母大学获得哲学学位，在克利夫兰的圣母玛利亚修院完成了修生课程，于1937年2月20日晋铎。Dearden枢机是Hallinan神父的导师。他在克利夫兰的圣类思堂区服务了五年，之后任随军神父，又回到克利夫兰的圣若望主教府任助理神父。1947-1958年，他指导了克利夫兰教区的纽曼俱乐部Newman Club（译者注：纽曼俱乐部是当时美国天主教的一个组织，帮助天主教学生在世俗大学里保持信德，与反天主教的世俗精神斗争），并在全国纽曼俱乐部联盟里任指导神父（1954-1958），并且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驻校神父。他获蒙席衔后，于1958年9月9日被Amleto Cicognani主教祝圣后晋牧主教，1962年2月19日任亚特兰大总主教。

他的助理主教Joseph Bernardin，后来成为芝加哥总主教。Hallinan是孙能士Suenens和孔汉斯Hans Küng的密友，在梵二期间非常活跃，声音很大。会议期间，他被任命为圣事与圣物的委员分会主席，同时还是圣礼委员会的委员。1963年，这位合一主义者参加了19个不同的誓反教会议并做了发言，包括世界循道宗会议the World Methodist Council。1964年，他协助修改弥撒和其他的圣事，但是仅三年后，他在梵二闭幕前去世。

截止1967年，许多美国神父随心所欲，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Hallinan要求美国主教们指导礼仪改革。梵蒂冈委派了Gut枢机来插手此事。他指派了三个美国大学进行礼仪实验，批准了弥撒经书的新翻译，并允许在教堂使用多种乐器。罗马很快就发现，一旦允许变化的大门打开后，就几乎不可能再关上了，这是路德、克兰麦和加尔文早在500年前就得到的教训。虽然Hallinan曾抱怨说，在美国只有30-40个现代主义主教，人数太少，还说，要把“老古董”们都踢出去，他却先于他们进了坟墓。这位57岁的总主教在1968年3月27日，死于肝炎。同年4月5日，《时代》杂志追认并称赞他是美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之一。

Stephen Leven助理主教（现代主义者 1905-1983）

Stephen Leven出生在奥克拉荷马州的Blackwell，并进入休斯顿的圣母玛利亚修院修道。1922年，进入位于欧洲比利时鲁汶的无玷始胎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1928年6月10日晋铎，他的主教对他寄予厚望。他在永援圣母主教府任副本堂四年，之后任Kelley主教的助手两年。在奥克拉荷马教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35-1938年，他被任命为鲁汶的无玷始胎美国学院副院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精通了荷兰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

回到美国后，他在奥克拉荷马的Tonkawa和Blackwell的堂区任本堂。Leven神父在基督教义兄弟会全国中心担任指导（the National Center of the 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 1939-1940），并因流利的德语能力，他在奥克拉荷马的9个德国战俘营担任梵蒂冈代表。1956年2月8日，他晋牧为San Antonio教区的助理主教。在梵二会期时，他鼓励并提倡合一主义对话，强调天主的人民，和平信徒祭司职的概念。他还在大会上模仿嘲笑那些捍卫信仰的主教们。1969年10月20日，他被任命为德克萨斯州San Angelo教区主教，并任职十年。在他的教区里，他强调已婚执事的重要性。1983年6月28日他在故乡Blackwell去世。

Albert Meyer枢机（芝加哥总主教 1903-1965）

Meyer枢机是合一主义者，也是一位安静的思考者。他极大的影响了参加梵二大会的美国主教。他在14岁时当修生，在罗马的宗座圣经学院学习。他攻读圣经硕士学位期间，给基督教义兄弟会的1941版新经翻译了圣若望书信。在罗马学习期间，Meyer与受到新神学影响的德国和奥地利的修生一起研究学习。1932-1946年，Meyer神父在Milwaukee的圣方济修院，教授信理神学、圣经、意大利古圣经、拉丁文、希腊文的课程，1937年获蒙席头衔，出任修院长。1946年5月8日，晋牧主教，威斯康星州Superior教区，6年后的1958年11月16日，任芝加哥总主教，1959年12月4日，升枢机。由于生活在大湖区附近，他也是一名很优秀的渔夫。若望二十三指派他担任梵二大会准备会委员。在1962-1965年间，Meyer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服务于特别事务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for Extraordinary Affairs。

一个分裂的人

在梵二大会时，Meyer枢机跟从了大多数主教的步伐。他对教会传统的教导非常尊敬，但是却受到了他同辈人的极大影响。他能熟练的引用教宗庇护十二的著作和教导，但是也以同样的权重对待若望二十三的含糊声明。虽然他的传统深厚的教育背景告诉他，梵二的这些大量的改变是危险的，但他却相信谨慎的操作就能达到好的结果。他在梵二准备会的经历，就提前使他获得即将在梵二发生一切的内部消息。奥塔维亚尼枢机Ottaviani（译者注：梵二保守派枢机，质疑新礼弥撒有效性）认为他是一个“冷静的人”。这位枢机反对放弃拉丁语，但却支持本地语言的祷文和读经。Meyer枢机的助理主教Aloysius Wycislo设立了一个礼仪委员会，实施修改弥撒。Meyer枢机也推崇在明尼苏达州的圣若望修院的现代主义者传教活动。他相信真理是绝对的，表示为坚持信德才有这么多殉道圣人，但他又致力于合一主义与非天主徒的对话，赞美誓反教化的弥撒。如果真理是绝对的，那就是不能变化的。

在梵二大会时的Meyer枢机

Meyer相信天主启示有两个源泉，圣经和圣传，于是在梵二会议期间告诉美国主教说，梵二的《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太过争议，不应在第一会期讨论。1963年，他经常访问罗马去准备第二会期的文件。在梵二期间，Meyer插手了许多文献，如合一主义、启示、礼仪、现代社会的教会、信仰自由、司铎生活和职务。许多美国主教跟随他的领导。1965年2月3日，Meyer告诉他的修生说：“请诸君努力，把大会精神变为现实吧。”他于1965年4月9日去世，享年62岁，离梵二大会闭幕仅8个月。

John Courtney Murray神父（合一主义者，1904-1967）

John Courtney Murray在1920年进入耶稣会，1933年晋铎，1937年在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于是回到马里兰州Woodstock的耶稣会神学院担任神学教授。在1950年代，他的耶稣会长上限制他的出外旅行时间，并经常大段删除他的作品，因为他的观点过于极端。从1940年代起，他就提倡圣秩兼任制，和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在《美国教会评论American Ecclesiastical Review》月刊发文，跟Joseph Fenton蒙席、赎世主会的Francis Connell神父争辩。

1960年12月12日的《时代Time》杂志首页上，刊登了Murray的照片。他是梵二文献《信仰自由宣言》的主要作者，也是梵二大会上的名人。他有娴熟歪曲事实的能力，使许多美国主教盲目的跟随他的方向。他说天主教会需要平等对待一切宗教，消除宗派之间的壁垒，天主教会要变得更民主。爱尔兰都柏林总主教McQuaid禁止Murray神父和Gregory Baum神父在爱尔兰的神学院举办讲座。在今天，有许多人用Murray的书《我们高举这些真理We Hold These Truths》，来为堕胎、通奸、节育、离婚、同性恋和婚前性行为正名。他在书里，错误的区分了公众道德和私人道德，并相信法律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天主。

Joseph Ritter枢机（圣路易斯教区总主教 1892-1967）

Ritter枢机曾在梵二大会上做了16次发言，影响了许多美国主教接受梵二的变化。因为主教们通常以集体为单位投票，所以他要做的就像足球比赛一样，带着球不断向前跑。他既狡猾又顽固，他的晋升之路非常快速。1917年由Chartrand主教祝圣晋铎，六个月后，他就被安排在主教府主教身边工作长达16年之久。1925年5月，罗马任命Chartrand主教为辛辛那提教区总主教，但是Chartrand拒绝了此项任命，因为他要留下来继续指导Ritter。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教区，Ritter神父担任过的职位有，主教府助理，主教府本堂，教区顾问，主教总代理，以及教区报纸的副主编。

Ritter神父一直随着Chartrand主教生活，1933年42岁时被祝圣为主教。一年后，他担任印第安纳波利斯教区主教。1944年11月11日，被任命为印第安纳波利斯教区总主教，1946年为圣路易斯教区总主教。

天主教学校

就像他的前任Glennon枢机一样，Ritter主教致力于终止天主教学校里的黑人种族隔离政策。感谢天主，许多主教追随他的榜样。Ritter非常强调和重视天主教教育。他的教区里，拒绝让那些没有合理原因就送孩子去政府的公立学校上学的天主教徒送圣体，于是在他的治权下，80%的天主教孩子都去天主教学校念书。

合一主义者/现代主义者

1961年，在若望二十三提升Ritter为枢机后，他的真正信仰暴露于众。他修建了许多现代前卫风格的教堂，致力于合一主义对话，攻击天主教信仰和行实，推广现代主义者的教导。这位枢机冷酷的禁言和羞辱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Ritter关于“教会”概念像猜谜，从他在圣路易斯教区给修院长的讲话就能看出来，他说：“当然，只能有一个真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当然，这个真教会能采取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能审视我们的立场，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迹象。信仰不是静态的东西。当然，教义doctrine不会改变，但是，教导teaching必须不断地随着我们的时代而变化。”

Ritter枢机的最后一句话是自相矛盾，文理不通。他说教义不能变化，然后又说要随时代更新。从1961-1966，他设立了年度天主教-誓反教合一会议，并且为推动合一主义而设立一个全部由枢机组成的委员会。1965年6月4日，Ritter在誓反教的艾登神学院Ede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毕业生典礼上，发表赞美讲话。他的助理主教Cody和Helmsing也是现代主义者。Helmsing主教被任命为基督徒团结秘书处的秘书，协助编写合一主义法令（即大公主义法令）。Cody成为枢机和芝加哥总主教，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教之一。

忙碌在梵二会场上

为准备梵二，若望二十三指派Ritter枢机加入宗座准备委员会the Pontifical Preparatory Commission。1964年10月20日，他成为礼仪委员会的成员，与法国康布雷Cambrai教区助理主教Lercaro Jenny，印尼主教Van Bekkum和其他主教一起。在他负责的教区圣路易斯教区，1964年，蒙席Frederick McManus是美国第一个做英语弥撒的神父，这一点也不惊奇。在梵二大会上，Ritter坐在Rugambwa枢机旁边，对座就是非天主教观察员。

Ritter跟Meyer枢机，孙能士，Cushing走的很近。在梵二上，Ritter积极拥护现代主义，支持若望二十三的改变，并为反宗教改革立场（即反对誓反教的立场）的终结而高兴。

作家James Johnson在《召开大公会议的人们Men Who Made the Council》一书中写道，“在美国的教会走向现代化的更新道路上，Ritter枢机是最坚持，最系统化，最爱思考的领导者。”Ritter枢机鼓励美国主教、神职和平信徒接受梵二的礼仪与神学改革，但他在1967年全面实施改革前去世。

富尔顿·舒恩总主教Fulton Sheen（神学家1895-1979）

在美国历史上，富尔顿·舒恩是最有个人魅力的宗教人物。他本名是彼得舒恩，1895年5月8日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El Paso，但是很快就改用他母亲未出嫁前的名字，富尔顿。梵二后，他变成了现代主义的鼓吹拥护者。这是如何发生的？

舒恩的导师，John Spalding主教

富尔顿·舒恩在给Spalding主教的Peoria主教府里辅祭弥撒后（1840-1916），主教说愿意担保他去比利时鲁汶学习。1919年9月20日，舒恩在伊利诺伊州的Peoria教区晋铎，任教区神父。John Spalding主教也曾在比利时的鲁汶学习过，并于1863年12月19日在鲁汶晋铎。Spalding主教的叔叔是巴尔的摩教区的Martin Spalding总主教，他在1857年建立了鲁汶的美国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Louvain。叔侄二人在1889年建立了美国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Spalding总主教，非常反对共济会、现代主义和谬误的信仰自由。这两位主教都参加了19世纪在巴尔的摩举办的大公会议。鲁汶天主教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大学也许只是有个好的开始，但是在20世纪初，两个学校都成为现代主义者的基地中心。

去鲁汶

舒恩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学习了两年后（1920-1922），就去鲁汶天主教大学学习了一年的哲学。1923年，他去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和罗马的宗座圣多玛斯大学学习，并获得哲学博士，并因他的论文而获得梅西耶枢机哲学奖Cardinal Mercier Award（译者注：梅西耶枢机是比利时枢机，著名神哲学家）。回美国做了一些教区工作后，1926年舒恩开始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教导哲学和其他课程。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了。

“专业的”神学家

舒恩开创了一个专业神学家的时代，他卖了几百万本作品。与拉辛格、孔汉斯一样，舒恩的无头衔世俗姓名被广为人知。在梵二期间，他也很有影响力。有意思的一点是，在舒恩许多书的首页上，都要强调他在鲁汶的学习经历，宣告他是某特别精英集团的一员。美国是梵二革命的主要障碍。现代主义者们清楚，他们必须让美国教友相信，梵二的教义和礼仪变化只不过是一种对时代的呼应。舒恩在鲁汶接受的训导，是为了让现代主义符合美国社会和美国教友的胃口。

早期的现代主义作品

很难理解，舒恩在1930年代的著作是如此的现代主义，而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的信仰教导，又如同真正的传统主教一样，之后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再次推广现代主义新神学，直到1979年去世为止。

以下是从舒恩1935年《基督的奥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一书中摘录的，该书有可能是他在鲁汶课堂笔记的加以整理。这本书充满了现代主义信仰。舒恩在美国保守的1950年代，必须放低声调和姿态，为了取得影响力而去宣传传统信仰。在近20年里，他以信仰的捍卫者的身份，通过他的言行和大量的作品，逐渐使美国教友接受梵二。

舒恩对教会的定义

“如果没有基督，教会就是有限的，不完美的…”“教会就是基督—是历经数世纪的完整永远的基督。”

“因为教会是一个超越个人的，由重新跟天主结合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由圣神注入了一个集体的生命。从一开始，教会就对所有人呈现出四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迹象：至一、至圣、至公和从宗徒传下来的。那时，基督从圣神降孕的荣福母胎中获得肉身，现在，祂有一个奥秘身体，就是教会，是从同样的圣神投射在人性的胎腹中而得来。”

对圣体的奇怪的观念

舒恩说过：“面饼是小麦、水和酵母的化学组合，除此之外，面饼还是什么？把它与人的灵魂联合起来，它就变成力量、生命、食量和喜乐。想一想当天主把祂自己的生命与面饼联合起来，这是什么样的面饼呀。”

人要怎么做才能把自己的灵魂跟面饼联合起来？至圣圣体不是天主的生命，它以饼酒为外形，本质是天主的体血、灵魂和基督神性。

有才能的演讲者和有魅力的领导者

从1930年，开始的连续20年，舒恩神父在NBC主持“天主教时刻Catholic Hours”广播栏目。全国有三千万教友收听他的每周广播电视系列节目“生活是值得的Life is Worth Living”，该系列节目在多达300家电台和123家电视台播放。舒恩成功的使亨利福特第二Henry Ford II，克莱尔·布思·鲁斯Clare Boothe Luce，海伍德·布朗 Heywood Broun和前美国共产党员贝拉·多德 Bella Dodd领洗入教。

舒恩会怎么做？

美国人焦虑的等着神学家舒恩发表对梵二的看法。当他回应若望二十三要更加敞开教会的门窗的言论上，许多相信他的人已经做好了接受改变的准备。结果就是，数以百万的人跟从了新教会的新教理、新弥撒和新圣事。

如果舒恩主教反对新弥撒和梵二异端的话，那很有可能在美国，梵二的改变就不那么轻易能成功地实施。许多人会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包括许多不喜欢梵二发生一切的主教们，和上千名的忠贞神父。

人们应该意识到，舒恩主教的教育背景是现代主义者。他为什么要放弃已经获得的影响力和声誉，去反对他的真正立场？在梵二后，他对传统天主教理的奚落和嘲讽非常明显的体现在节目里。

在梵二会期时的访谈

本笃会神父Placid Jordan在1964大会期间，与舒恩主教进行采访。这次访谈显示出，舒恩并不是在梵二大会期间变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者，他只不过回到了早年在鲁汶时种下的现代主义根子上。访谈记录如下：

“本次大会可以被称作是共融相通主义者的革命阵地。这是一场战争，对抗罗马教廷根深蒂固的教义思维模式，和陈旧腐朽精神遗产的战争。那些精通此思想模式的人（教会传统的捍卫者），比拉丁美洲的富裕地主们不愿放弃财富还要不情愿放弃他们的思想。

但是，从世界各地前来的共融相通主义者们（现代主义者），带着新革命，要求教会适应这个世界，扩大它的职能，拥抱所有的民族，承认除了西方以外，还有其他的文明。这场革命就发生在本次大会上，就发生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坚持首要意识形态（传统信仰和朝拜）的小团体和一个新的由各国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大团体（现代主义者）之间。这个新的共融相通主义革命正在把知识财富（异端思想）分给在全世界的教会。

这个大团体（现代主义者）给过去几个世纪的僵化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清风，开阔了那些住在地中海附近人们的眼界，让他们意识到那些在教会外面的人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梵蒂冈第一次大会定义了教会无误的信理，这只是教会和圣经的一个方面。这条信理需要结合主教团制度的教义来看，因为伯多禄是从十二个人里面选的。

据我所见，这个平衡点在本次大会上得以出现，在这个平衡点上，教会无误的信理得以建立和实践，这是将要见到的奇妙事。我认为在萦绕在本届公会上的重点是，天主教会即将成为穷苦人的教会。圣父放弃了（卖了）他的三重冠（给美国天主徒），这件崇高的壮举就是标志。本届公会实际上发现了基督另外的存在。除了存在于圣体龛里的圣体外，基督还存在于穷苦人里。这也影响了祭司职。

神父们不再像加油站工作人员那样，每周定期给客户加油。他们更像是探险家，为了圣神，在他们羊群的灵魂深处不断挖掘。修会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他们组织的僵化被改变了，他们开始与他人对话，并与主教一起为人服务。这一切变化，实在像新的圣神降临。有读者询问，这新的圣神降临带来的影响，在大会结束后还会持续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毫无疑问肯定。大会的驱动力非常强劲，肯定会保持效果。许多的当地主教会议制度会成长，会成熟。将会有独立的原创提案，完全符合教会内在更新的一般模式，就是由教宗若望保禄第一提倡的，由教宗保禄第六现正在推行的……大门已经大敞了，太过敞开以至于无法再关上了。”

人本主义者

舒恩总主教参与合一主义，以及宣传现代主义的各种活动，表现了撒殚高超骗术的影响。一个天天守圣时朝拜圣体，时刻强调灵性生命的人，却拥抱这个尘世。他在指导灵魂上天堂的工作上不积极，为改善人在尘世生活工作的条件却工作积极（译者注：尘世不过是短暂的旅途。）。不去宣讲基督的福音，不去捍卫真理和正统，他反而宣讲社会福音。在他的《作为人On Being Human》书中写道：“人能以两种的方式认识天主：因祂存在于灵魂里，又因为爱，灵魂给我们欢乐，第一种方式就是走向爱，。这种情况下，对于我来说，天主就是使我成为我自己的另一种方式。祂是我的内在之原则，使我与我自己生活在一起，祂也是在我之外的原则，光明和力量从祂而来。但即便因天主不临在，祂也依然存在——甚至无神论者也承认这一点。”（译者注：不知道读者看懂他在说什么了没有）

舒恩变成了梵二的热切的拥护者，努力推广合一主义，以及平信徒执事和已婚执事。Douglas Roche写道：“由若望教宗发起的梵二革命，被富尔顿·舒恩带回来，播撒并栽种在本地的土壤中。”他的教区是其他的现代主义主教争相模仿的样板戏。这位曾以天主的愤怒复仇威胁过斯大林，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后来极力反对美国干涉越南战争。他发生什么了？一位曾经领导教廷信德宣教会长达16年的主教，怎么变成了美国的合一主义领导人？梵二后，舒恩组织了跨宗教服务，参观天主教和誓反教的教区，与天主教和誓反教的教职会面。舒恩是许多誓反教教堂和犹太会堂的常客。

Rochester主教

舒恩写了73本书，在1951-1965期间，在Spellman枢机的下面，担任纽约助理主教，1966-1969任Rochester教区主教，1969后任荣誉总主教。他把从梵二大会带来的思想和精神，全部贯彻在Rohester教区里。他把教区里的一所小修院改为由平信徒负责的男女公校。他还把誓反教的教职和泰泽祈祷组织的专家安排进大修院里任教。

1967年，教区的修生们，跟Rochester Colgate神学院（给15个誓反教宗派培训教职）的学生们一起为贫困社区提供服务。舒恩总主教开始质疑从前的天主教信仰和行实，并给教区灌输梵二的教导。

他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他还是梵二运动的美国领导者。对舒恩主教来说，反对若望二十三和保禄六是需要胆量的，因为他俩是他的好友，在教会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极度需要圣亚大纳削的勇气来捍卫她时，舒恩却享受着名人光环，选择了站在现代主义者的多数派里。

他后悔过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舒恩对梵二改革越来越没有热情。他开始谴责追随梵二的礼仪流弊，并建议神职每天守圣时拜明供圣体做赔补。有一次在一个圣体会议上，舒恩总主教表示他们做错了，某些参会者试图让他保持沉默。在临终前，他也许后悔过做的一些决定，并希望能回到他曾离开的信仰中。愿天主怜悯他的灵魂。

三十个银币

保禄六送给每个参会的主教一个金圈，形状像在香烟烟嘴的金圈，或者信鸽脚上的脚环。梵二后，舒恩总主教把它戴在自己的主教权戒上，并且胸前戴了一个银质的十字苦像。为什么？舒恩总主教曾经接到过一个珠宝商打来的电话说，他收到了某修女会典当的大批银质苦像。这些修女选择了拥抱世俗。他觉察到严重的不对劲，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珠宝商说：“我称了称这批苦像的重量，等于三十个银币。你的教会到底出什么事了？”

Francis Spellman枢机（纽约总主教 1889-1967）

Spellman和庇护十二

1916年晋铎后，Francis Spellman在罗马的北美学院North American College学习。1918年，他在波士顿教区，给O’Connell枢机的一等秘书当助理，成了会计财务方面的专家。他的生活一直不引人注意，直到1925年，他被要求陪同参加罗马朝圣，并担任口语翻译。他在罗马的前教授，蒙席Borgongini-Duca认出他来，并请他给另一个朝圣团担任口语翻译。教宗庇护十一发现他对教宗的讲话翻译的非常精准，于是请他协助Gasparri枢机在梵蒂冈国务院工作。

他之后与Pacelli枢机，即未来的教宗庇护十二，一起密切的工作，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Spellman是一个高效的机会主义者，认识许多人，知道怎么样能把事情办成。1932年9月8日，在圣伯多禄大殿，Pacelli枢机祝圣Spellman为主教，之后任命为波士顿教区的助理主教。1939年，任纽约教区总主教。Spellman意识到共产主义对美国和对世界的威胁。教宗庇护十二也看到了这个危险，成了二十世纪里最坚定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教宗。

1946年，庇护十二选择Spellman为自己的枢机，跟自己和Dulles兄弟俩紧密合作，因为他需要美国的支持来对抗共产主义的侵犯。然而，莫斯科对美国和梵蒂冈之间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因为机密消息都被支持共产主义的国务秘书蒙席Montini（未来的保禄六）泄露了。

通过Spellman，庇护十二可以直接联系在华盛顿国会内的天主教群体，以及参议院、五角大楼和白宫内的关键人物。Spellman还是美军的随军主教。1949年5月，Look请Spellman写一个首篇文章，题目是“教宗对共产主义的战争”。文中写道，庇护十二号召起十字军，对抗共产主义苏联的无神论哲学思想。教宗的军队，由全世界爱天主的人组成。

二战后，笼罩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天主教重镇，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立陶宛，以及教会力量强大的波兰，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许多神父坐牢几十年，或者被处决。截止到1955年，仅东欧就有5000多神父和10000多修女在坐牢或活动受到限制。

整个1960年代。共产主义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在全球争霸，在欧洲搞铁幕政策，亚洲搞竹幕政策。当Spellman枢机从美国返回罗马时，梵蒂冈许多人非常高兴，因为他惯常总是带着一张一百万美元支票捐给教廷。

Spellman和若望二十三

1958年10月9日，教宗庇护十二去世。Spellman和其他的美国枢机一起，成立了一个反共产主义团体，试图阻止Roncalli枢机（若望二十三）当选教宗。当权的克格勃官员Broslow把Roncalli（未来的若望二十三）和Montini（未来的保禄六）列在克里姆林宫的教宗候选人名单上，因为这二人偏好共产主义，从没有反对过。若望二十三亲自禁止Spellman枢机来罗马，除了参加梵二大会。

并非因为Spellman支持反共的吴庭艳总统（即越南顺化教区总主教吴廷俶的哥哥），也并非因为他反对苏俄的强硬底线，而仅是因为Spellman在冷战时所持的立场和角色，对Spellman的禁令中明确的提到了Spellman当时承担了梵蒂冈和华盛顿直接特别关系的角色，这段由庇护十二发展起来的关系，现在永远的终结了，所以若望二十三从未原谅过Spellman。

在梵二大会时的角色

Spellman枢机被视为天主教会在美国的领导人，梵二时担任协调委员会成员，以及大会主席团成员。虽然他勇敢的捍卫拉丁弥撒，但他却接受了梵二新神学。他对权力的热爱可能损害了他的传统信仰。

在整个大会期间，他进行了131次口头和书面的进程干预。他极其固执的要让John Courtney Murray神父当他在梵二时的神学顾问，甚至威胁说如果不让Murray神父参加梵二的话，他也不参加。Murray神父是谬误的信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有传言说Spellman枢机是一名同性恋。写他的传记作家John Cooney披露，他采访的许多人都声称Spellman枢机是同性恋。此外，一本1998年出版的书里说，在二战时，Spellman与一名在百老汇歌舞剧One Touch of Venus的合唱男孩有过关系。

Spellman非常幼稚的相信，这种谬误的信仰自由主义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概念，应该被教会采纳。然而他却罔顾教宗庇护第九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谴责过。不幸的是，谬误的信仰自由主义被梵二所推广，也没有减轻遭受共产主义迫害人们的痛苦，反而把所有的宗教都视为灵魂得救的方舟。

Spellman领导者美国主教们接受了谬误的信仰自由主义、合一主义和其他的现代主义思想。梵二的《信仰自由宣言》，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使“天主教国教”变成了历史。全世界的天主教信德沦丧，可以直接归因于这份宣言。

如果Spellman和其他的美国主教们反对现代主义的话，那么梵二大会就会彻底扭转局面。在美国主教们加入了现代主义者阵营后，其多米诺效应鼓励了全世界的主教们盲目的接受梵二所做的教义和礼仪的改变。

Lawrence Shehan枢机（巴尔的摩总主教 1898-1984）

Lawrence Shehan出生在巴尔的摩，现在圣母玛利亚修院St. Mary’s Seminary学习，后来在宗座北美学院Pontifical North American College和罗马的宗座传信大学 Pontifical Urban University学习，于1922年12月23日晋铎，于1923年获得神学博士；1945年12月12日被Amleto Cicognani祝圣为巴尔的摩-华盛顿教区助理主教；1953年被任命为康涅狄克州Bridgeport教区主教；1961年任巴尔的摩教区总主教，1965年2月22日升枢机。

在梵二大会上，他鼓励参会主教们认可合一主义和信仰自由。Shehan枢机和Ritter枢机憎恶拉丁弥撒。Shehan还是促进基督徒统一秘书处的成员，跟犹太教和东正教的领导一起密切工作。在1968年，设立巴尔的摩合一主义机构，并且与孙能士一起在梵二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George Tavard神父（合一主义者和现代主义作家 1922-2007）

George Tavard的现代主义书籍影响了许多人。1922年，他出生于法国南希，之后加入奥斯丁会（圣母升天会），并于1947年3月2日晋铎。作为吕巴克De Lubac的学生，Tavard神父从里昂天主教大学获得神学博士。Tavard推崇共祭的概念（译者注：拉丁弥撒没有共祭，只能有一个神父献祭。梵二新弥撒才有多人同时伸手），把弥撒视为一种在信徒的普遍祭司职内，分享主的晚餐，并且宣传私人弥撒是荒唐的。Tavard神父相信，一个只有精神和教义上是自由的，被自由化后的教会才能推动普遍的基督兄弟情。

他的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合一主义的，没有组织结构的“超级教会”，由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Churches的领导者Visser’t Hofft提倡的愿景。在完成英格兰旅行后，Tavard于1953年在纽约短暂的定居，然后在麻省Worcester的圣母升天学院Assumption College，匹斯堡的Mount Mercy学院，以及俄亥俄Delaware的长老会神学院和宾州州立大学教书。若望二十三指派Tavard与宗座秘书长一起为基督徒统一委员会工作，并授予他梵二大会神学顾问头衔。他的55本书，数不清的文章和讲座，内容全都是合一主义、与其他宗教跨信仰对话。

Gustave Weigel神父（马里兰Woodstock学院教授，1906-1964）

Gustave Weigel于1906年1月6日出生在纽约州的水牛城，1934年在马里兰州的耶稣会Woodstock学院晋铎。1937年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后，于1937-1948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教书，为智利的神职未来接受梵二的改变而做思想准备。在梵二大会期间，他协助编写了《信仰自由宣言》。除了写书和写文章，他还在四处做讲座，包括：卡内基技术学院，布朗学院，天主教大学，福坦莫大学，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罗耀拉大学，马凯特大学，圣母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州大学，普渡大学，罗格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范德堡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耶鲁大学，北卡大学，弗赖堡大学，美因茨大学和图宾根大学。

整体全局来看

美国的现代主义者成功的使全世界的主教们相信，天主教会要有开放的思想，并适应这个现代世界。许多主教被误导了。现代主义者们嘴上说他们只做一些轻微的调整，但却做了本质的改变。他们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教会，而非进行微调。许多学识渊博的主教，被进步主义者的半真半假的诱惑言论欺骗了。

现代主义者宣称，他们的教导不过是进步的标志，而梵二的法令、宪章和宣言则服务和帮助人类。尽管措辞很华丽，但现代主义者却故意用种种的欺骗、操弄和强力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虽然他们的提案可能有些价值，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却是邪恶的：是为了摧毁传统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