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的欧洲组织提供给我们一个天主神圣计划的具体实现。当然无需补充的是，由于堕落的人性，以及对自然界的不熟练不精通，当时实施天主神圣计划存有一些缺陷。然而，尽管如此，世界里有序社会组织的本质原则，即基督奥体的至高权柄，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普遍接受。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异教的崇拜，对唯名论哲学理论的青睐，引发了路德教叛乱，导致了有序社会秩序的破裂。（注：对唯名论者而言，本性或本质，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不存在普遍的本质或本性，只存在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因此，教会作为基督奥体，受相同恩宠的生命所驱动的这种概念思想失去了一致性。因此，为路德教的孤立个体观念铺平了道路，每个人都将基督的功劳置于他和天主的正义之间。奥卡姆派说：“天主可以接受我们每个人，就算没有圣化的恩宠，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在祂眼中感到愉悦。”“路德走得更远。他不是说天主可以接受，而是说天主永远接受。他的伦理生活促使他走向奥卡姆主义的最终后果。因着我们外在所属的教派、外在的性格而被宣称为天主的朋友或义人。……耶稣基督的正义被归于我们，取代了恩宠。”（《路德与路德教派》，Denifle-Paquier，第 iii 卷，第 219、220 页）参见同一卷中有关路德和奥卡姆的讨论部分，第 191-232 页。）

誓反教的一大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通过与基督建立直接关系而获得救赎，借助内心信仰的帮助，他相信尽管他的罪仍然存在，但由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功劳，这些罪不再归咎于他。因此，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司祭，直接单独面对天主来做他们复义的工作。恩宠生命只不过是天主给的外在恩惠，它留在我们之外，事实上，尽管我们信奉路德教，但我们仍然败坏而有罪。每个人都与吾主建立了一种孤立的关系，不存在某种发生改变的生命在召叫所有人共同分享。路德从未理解被圣化恩宠和爱德所赋予的信仰意义。因此，一个可见的基督奥体教会被废除，司祭职和奥体的祭献，弥撒圣祭也被废除。誓反教保留的讲道和类似仪式的唯一目的是激发个人的信仰。

因此，根据誓反教的观点，基督的真教会只不过是那些内心坚信罪过得以赦免的人群集会，他们已被天主赋予了基督的正义，所以预定获得永生。这个教会只有天主知道，是承诺永不败坏的唯一教会，我们主耶稣基督承诺帮助这个教会，直到世界末日。然而，由于真正的信徒在圣神的指导下，可以外在地显明他们的信仰，可以将他们的印象和感受传达给他人，并可以使用圣事的象征来激发他们的信仰，他们产生了一个有形的教会，但这不是基督创立的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对于救恩并不是必要的，它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真正无形的基督教会总是隐藏在人群中，看不见。

因此，誓反教用一种与神圣救主的孤立关系，取代了弥漫着基督之神的社会团体组织，这组织调和了人的个体性与每个人的个性要求（注：在本书第九章中，有用托马斯哲学对个性personality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简要解释，这两个词经常引起英语作者的困惑。Jacques Maritain的论文《论三位改革者之一的路德on Luther in Three Reformers》有更详细的解释，论文副标题是“自我时代的将临The Advent of Ego ”Maritain展示了路德成功地用个体性压制了个性。）。人类个体在超性层面的这场叛乱，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无可避免的混乱寻求自我，给教会组织，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我们来依次讨论。

誓反教会组织——脱离天主教会的叛乱浪潮直接导致了誓反教国家君主和统治者权力的增强。德国的再洗礼派和农民以“福音自由”的名义抗议这些君主，但被镇压了。我们看到国家教会的崛起，每个国家教会都以特别的信仰形式而组建，把超性元素和自然元素混杂起来，变成了国家的一个部门。俄罗斯正教会也是一个国家部门，因此也面临同样的邪恶。因此，国家生活不再服从井然有序的天主神圣计划，神圣救主亲自规定属天主的和属凯撒的，之间区别被彻底废除。鉴于私人定断原则，或与基督私人关系的原则，每个人都有安排自己宗教形式的权利，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教会和国家原本至高的凯撒主义转向“福音自由注意”的其他具体表达。这种潮流，导致了教派无限增多。如果发展到最后，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教会，也就是说，将不再有任何教会。由于这太违背人类的社会本性，小团体倾向于结合一起。第二种潮流倾向于创建所谓的广泛或多数派教会。对国家教会的迫切需求被削弱，弱化到它们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英国国教就是一个例子。随着对耶稣天主性的信仰不断衰退，人们倾向于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理论来塑造教会组织。民主形式的社会将受到赞扬，例如，将以“基督教世界再统一”为目标，就像国际联盟的路线一样。当然，越来越多的可怜的困惑小团体将不再关心任何教会组织。

这里必须强调私人判断学说的一个后果，因为它对于解释共济会的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使人们的思想与人的神化相一致，这是共济会象征主义背后的学说。誓反教作家赫尔曼用几句简洁的话阐述了这里想要引起注意的观点：“我们与天主教徒在某些基督教教义上意见一致，这并不重要，”他说，“天主教会让我们反感的不是天主教徒所信仰的东西，而是他们信仰的方式。罗马和我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不能容忍一种不是自主信念的信仰。”

自主的人，他以自己的权威定断，天主亲自传给我们的福音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接受，这就已经走上了神化自我的路。

誓反教叛乱的政治后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大幅增加，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异教政权的重生。基督君王对灵魂的治权，由教宗和天主教会的主教共同参与和实施的，不再受到认可，管理灵魂事务的权柄移交给了世俗统治者。（注：从第十一世纪以后，欧洲的第一座法学院，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就在推广罗马府的崇拜。法学家们深受罗马皇帝意志即法律的观念影响，成为推动统治者反对基督奥体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誓反教国家，世俗统治者不仅被认为分享基督王的世俗王权，还被认为参与了基督的精神王权。在世俗统治者之上，再没有了更高的永无谬误的秩序保卫者，这为国家专制的滥用铺平了道路。以从查理二世时期开始，统治英格兰且无争议的誓反教寡头为例，他们对爱尔兰施行惩罚法，再加上普鲁士的腓特烈那个愤世嫉俗的流氓，就是这种统治者的典型例子。像法国的路易十四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这样的天主教君主，由于他们的专制倾向以及试图治理天主教会的野心，展示了邻近誓反教国家的影响。高卢主义（即法国教会自治论）和约瑟夫主义只是罗马异教的复兴。

关于“君主有神权”的错误教义，尤其是英格兰的两位誓反教斯图尔特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所强烈持有的这一观念，值得一提，这一观念早在十七世纪之前便已被法学家所教导。正如所言，这一思想是错误的，并非天主教教义。政治权力，作为对天主无限能力的一种不完整且被造者身份的参与，使得世俗统治者能够引导一切事物走向它们的至高最终命运，在这个意义的世俗权利是神圣的。这正是圣保禄教导的：“凡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天主的；一切掌权的都是天主所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天主的命令；抗拒的人必自取刑罚。”（罗马书13:1,2）当然，权力的取得方式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它符合天主神律，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与之相反。此外，权力的使用可能符合天主神律，也可能违反它。因此，政治权力来自于天主，但任何一种权力形式都是必需且是天主意愿排除其他形式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这一错误，近年来由代表民主的法国锡隆运动所坚持，正如前面提到的斯图尔特国王所代表的君主制一样，旨在将天主赋予政治权力的一般特权，专门用于某一种政府形式的利益。其根本目的是将政治权力（其具体形式已交由人类决定）与天主教会的宗教权力相提并论，后者的君主制形式是由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确定的。

因此，誓反教反叛对秩序的第一个政治后果，便是国家专治主义的极端错误。私人判断的原则为“神圣反叛”和人民在不满时推翻权威的“权利”这一极端错误铺平了道路。这种教义认为所有人在基督奥体中平等，并且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祭司，播下了这种精神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对超性生命的信仰逐渐衰退，这种精神最终在自然主义的共济会社会中找到了实体。

誓反教叛乱的经济后果——当人生活在基督奥体中时，把自己当作基督的肢体，而他们发展的各种经济组织，与他们的内在信念相符合。中世纪的行会，就是团结在基督内这一信念的经济表现。不能把这些行会当作优先追求经济目标的组织，而首要追求则是践行信仰。不，通过这些行会，人们为基督奥体的所需而安排生产和分配，表达了他们对天主有秩序生命计划的完全接受。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撕裂了基督奥体，使钟摆从犹太-誓反教的资本主义的极端谬误摆向了卡尔·马克思的犹太-共济会共产主义这一相反的极端谬误。

个人主义的兴起迅速导致了无约束的自私自利。作为新教会领袖，立法者同时也是道德的仲裁者，他们毫不犹豫地偏袒自己的创业精神。例如，在英格兰，那些获得了修道院土地的贵族和富商——这些土地原本是用来赡养穷人的——投票通过了《济贫法》，使穷人的负担落在整个国家之上。英格兰公共土地的圈占以及工业体系的发展，证明了誓反教信仰上的私人判断被移植到生产和分配领域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路德教把基督徒与统治者或公民相分离，表明了人们对基督奥体成员身份的真观念已经衰败。

“当然，”路德说道，“一位君主可以是基督徒，但他不应以基督徒的身份进行统治。作为统治者，他不被称为基督徒，而是君主。这个人可以是基督徒，但他的职能与信仰无关。”  

这一教义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反响，并发展成了《完全商人》一书中所确立的理论。该书的作者丹尼尔·笛福主张，一个人必须将自己的宗教生活与商业生活分开，不应让二者相互干涉。

笛福写道：“一个诚实的人与一个诚实的商人之间存在一些差别……在某些方面，就像诗歌创作中允许的修辞自由一样，必须允许商人拥有一定的灵活性。按照行业的习惯和惯例，他可以在某些事情上给予自己一定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在其他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的，即便是商人自己在行业之外也不行。”  

然而，正是加尔文主义关于预定论的教义以及识别一个人是否被神选中的外在标志，特别促成了当今无限竞争、不择手段的削价销售以及狂热广告宣传的兴起。在其著作中（此前已引用过一段），学者奥布莱恩教授表明，所有关于人生成功作为预定得救的标志、对财富应有的尊重与崇敬等加尔文主义教义，都在英国产生的一种特殊加尔文主义分支——清教（Puritanism）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注：“英国的物质繁荣催生了一种财富崇拜，这种崇拜从未有可与之匹敌者，或许可与古犹太国相比。”——坎贝尔，《荷兰、英国与美洲的清教徒》，第二卷，第402页；“贫穷在英国是可耻的。”——悉尼·史密斯，《英国性格》；两者均被奥布赖恩教授引用，见前第127、128页。）

“归根结底，加尔文主义仍然是中产阶级市民工业资本主义的真正奠基者……由于预定论所激发的积极进取的伦理观，促使‘蒙选者’充分发挥天主赋予他的能力，并将其作为自我确认得救的标志，工作因此变得理性且系统化。苦行主义摧毁了对安逸与享乐的追求，从而奠定了劳动对人的专制统治……‘为生产而生产’被宣称为一种宗教戒律。” （注：特勒尔奇Troeltsch，《新教与进步》，第135–138页，奥布赖恩教授引述，第129、130页。“美国人设立了感恩节，以庆祝清教徒先祖抵达美洲。英国人倒是完全可以设立另一个感恩节，以庆祝清教徒先祖离开英国这一可喜事实。”  ——G.K. 切斯特顿，《侧影》。） 

博学的作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其巨著《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中认为，犹太民族在塑造现代经济观念或经济心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将“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竞争”等理念的引入归因于犹太人，而这些理念原本并不存在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中。

他指出了犹太商业心态与中世纪秩序观念之间的对比，并用值得引用的语言描述道：  

“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这些问题……我们会立即发现，犹太商人与基督徒商人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或者至少是两种经济心态的对立，它们所遵循的原则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设想自16世纪以来，犹太商人日益涌入的经济体系所受到的精神影响。他们公然与这种经济精神对立，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正在干涉社会的生计。在我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整个阶段，中世纪所接受的基本经济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不受约束、毫无节制的逐利行为是不合法的，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因为旧有的托马斯主义经济哲学仍在影响人们的思维，至少在官方层面如此。”  

犹太人的经济心态与天主教会所塑造的社会生活观念相对立，因为“犹太人完全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在商业活动中只考虑商业利益，并且按照真正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在一切自然的目的中，声明利润至上的原则。”

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言，是犹太人打破了中世纪的思维模式，并使人际关系商业化。然而，奥布莱恩教授（Professor O’Brien）并不同意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精神——即将所有其他考量因素都置于利润之下的精神——是由犹太人促成的。不过，他承认，如果我们用“犹太教”来替换“犹太人”，那么松巴特的论点就相当正确。此外，他还指出，加尔文（Calvin）对高利贷的辩护在为现代发展铺平道路方面的重要性。清教徒接受了旧约的观念：旧约中关于美德在今世获得回报的观念，与清教徒关于履行天职的教义相契合。

对于本书的目的而言，我们无需在犹太人和清教徒之间划分责任，以确定是到底是哪一方造成了世上如今流行“这是否有利可图？”的心态的胜利。无论如何，如果清教让人服从于生产，那么犹太人则通过让生产服从于货币，而完成了这一过程。货币本应作为生产的手段，而生产应服务于人类，但如今，这一正确的秩序已然被颠倒。松巴特将这种秩序的颠倒归咎于犹太人。他写道：

“由于长期与金钱打交道，犹太人越来越习惯于从纯粹抽象的、数量化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估世界，而非从自然的、质量化的角度。他们因此揭示了货币中隐藏的所有奥秘，并发现了货币的所有奇妙能力。他们成为了货币的主人，而由于他们对货币的掌控，他们已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正如我在本书早期章节中详尽论述的那样。”

在他所提及的早期章节之一中，松巴特讨论了霍尼的一些奇妙能力，并指出，正是由于这些能力的发现，犹太人已成为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揭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说：银行的证券交易代理人正日益成为经济生活的独裁者（或统治者）。所有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从属于金融决策。一个新的工业企业是否要兴起，或者一个现有企业是否要扩展；一家商店的老板是否能获得进一步扩展业务的资金，这些问题都在银行家和金融机构的办公室中决定。同样，产品的销售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金融问题。我们最大的工业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工业企业，同时也是金融联合体。其他行业也在日益依赖金融和证券交易，以便占领市场。世界上大多数产品、原材料以及成品的价格，都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影响。在当今的竞争斗争中，想要取胜的人必须掌控证券交易所。”

显然，所有这些操纵的最终结果就是，少数人掌控着数百万人的命运，普通人的生计完全受制于证券市场的波动。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政策，源于誓反教个人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干预。（注：庇护十一世在《四十周年Quadragesimo Anno》通逾中，中指出了这些邪恶：“正如人类社会的统一不能建立在阶级斗争之上，经济事务的正当秩序也不能仅仅依赖自由竞争。”教宗进一步指出，“这些危险的个人主义理念被放任自流后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它们的弊端”，不受约束的竞争最终结果由那些掌控货币和信贷的人来决定，“自由竞争只允许最强者生存，而最强者往往是那些斗争最无情、最不要良心的人。”其结果便是竞争的消亡：“自由竞争已死，经济独裁取而代之。”  

事实上，自由主义不仅仅是将经济从政治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而是更进一步，使政治摆脱对道德（伦理）的约束。或许，我们可以用更一般的方式来描述它，即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将人类活动的某个特定领域（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封闭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拥有自主的目标，而完全不顾人类最终的精神目的。凡是不属于这一最终目的的事物，都应当被引导至此。唯有如此，人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J. 维亚拉图，《经济哲学》，第67页> 在同一页中，我们还可以读到：“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并宣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延续，而生产资料的唯物主义社会化，是资本主义集中（即财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自然结果，而资本主义的集中本身，则是自由主义唯物论的自然产物。”该书还包含了一篇关于经济理论衰败过程的精彩概述，探讨了其如何随着反叛天主教信仰而逐步腐化，这些内容发表于两篇论文中，分别为《唯物主义幻觉》L’Illusion Matérialiste 和《洛克的自由主义哲学》La Philosophie Libérale de Locke）

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人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格。然而，当这一过程发展到极致，除了少数人之外，所有人都只是受金钱操纵者摆布的个体。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下的受害者，因其不断加剧的不安定感，而开始听那些拿高薪鼓吹共产主义煽动家们的宣传。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混淆了“人格”与“个人”，把社会仅仅视为一个个独立自主个人的物质性并列。对他们而言，个人是完全自主的，其自由不受限制，理性为个体服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以“自由”之名，强者剥夺了弱者的生存空间。而现在，以“平等”之名，弱者联合起来，试图消灭强者。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即所有人都有“人格”，因此在本体意义上是自由和平等的。然而，个人的“人格”在不同的人身上实现的程度是不同的，人类个体之间实际并不平等。

个人平等的错误学说，如同不受限制的自由错误学说一样，成为混乱的根源。誓反教所宣扬的“基督奥体”成员平等的观念，即否认教会内部存在等级秩序的错误学说，被贵族们利用来掠夺教会财产，并试图推翻君主。当然，他们毫不留情地镇压了那些试图将平等观念应用到贵族自身的平民，比如德国农民。共济会的兴起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胜利，使得自然层面上的平等宣言得以确立。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受益于此理论，攻击贵族。当然，那些试图彻底贯彻共济会理想、废除私有财产的人，比如巴贝夫（Babeuf），当时并未受到关注。而如今，在犹太-清教资本主义体系下靠工资生活的失业无产者梦想破灭了，被引导着朝资产阶级进攻，并最终走向另一极端——犹太-共济会的共产主义，即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将归国家所有，由国家官僚进行管理。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普通人将变成一个受政治操纵者和犹太金融势力控制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下，几乎没有人能在自己所参与生产的产品上留下个性印记。随着人类生产失去艺术性，变得低级，工人们不再是真正的人类工匠。因此，反应的趋势是彻底消除私人财产，从而将所有生产都降到人类低级水平。

天主教关于经济关系的理念，在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和教宗庇护十一世的《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通谕中有所阐述，提倡广泛的私有制，以及高度发展的家庭生活，这一理念基于基督奥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该理念提供了一种经济组织的模式，超越了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对立的错误。路德和加尔文所持的关于原罪导致人类本质必然堕落的教义，其结果是，决不承认得救者能在自己生命中度神圣生命的生活。圣化恩宠永远不能注入人的灵魂去净化内在，也无法参与三位一体天主的内在生命中。因此，我们的灵魂默想和爱慕荣福圣三，由恩宠而来——这是永恒生命的开始——但这已不再是人类在世上最高的行动，人类所有其他行动本应当都指向它。人的行动与恩宠割裂，行动本身变成了人的目的。自私自利不可避免地诞生了今天的悲惨局面。要根本治愈这一恶果，必须回归到中世纪人们所掌握的生活理念上。通过恩宠，我们在天主的生命中分享。天主的生命就是对祂自身的知识和爱，从其中产生了祂的行动。同样的，我们的行动也必须源自于天主在我们灵魂内的生命，并且应当致力于加强它。这一理念不仅要在个人之间实现，还要在社会中实现，人人应当重新认识到，沉思默想的修会团体实际上在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必须把圣托马斯的原则再次带给人们的思想和心灵：

天神博士说，“如果人的终极幸福不在于外在的事物——财富之物、身体的好处、感官的享乐；如果不在于追求伦理美德，亦不在于追求谨慎或艺术，那么就必须在默想真理中寻找到终极幸福。事实上，这正是人类应当有的行动，完全无私的行动，因为寻求真福正是为了真福自己而寻求。借着默想，人类分享了在天神和天主内的生命，并与天神、天主联合在一起。对于默想而言，人类是最不依赖外在事物，最自给自足的，因为对于默想而言，他几乎不需要外界事物。所有其他的人类行动都应当指向这一终极目标。为了默想的完善，肉身得以维持，并且善用艺术为其提供的东西；为此，情感被压制，伦理德性和谨慎建立了和谐，并且，民政当局的职能就是促进这一过程，保障默想的自由免受外部的干扰。因此，如果我们从正确的角度看待事物，整个人类生活的整个功能，就应当是服务于那些致力于默想真理的人。”

誓反教否定了人能够内在参与天主的恩宠生命，把人的一切活动从在灵魂中发展天主恩宠生命的人生目的割裂出来，而实际上人的一切活动应当是服从于发展天主恩宠生命的。因此，社会组织如此误导也就不足为奇，从而沦为犹太人影响下的产物。犹太人拒绝了荣福圣三的教义，并且反对吾主，恩宠的源泉，固执地拒绝充当祂的生命传播给天下民族的使者。随着誓反教徒中对吾主天主性信仰的衰退，自然主义信仰理所当然在他们中间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因此，我们发现誓反教也被吸引到犹太人期待的自然弥赛亚的预备潮流当中。但世界只有一个，要么全盘接受祂从而带来秩序，要么拒绝祂和祂的救赎计划从而带来混乱。“谁不偕同我，就是反对我。”（玛窦福音 12:30）

天主教徒必须不能被共产主义宣传的废除资本主义所蒙骗。共产主义者意图不仅是消除私人财产的滥用（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恶果），而是要完全消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这意味着回到奴隶制，但这将是一种比吾主把我们提出来的古代异教奴隶制，更糟糕的奴隶制。对当前世界的社会类型做简单回顾，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财产意味着对财富的控制。财富生产所需的三大要素是劳动（非财富）、土地（非财富）和资本（财富）。根据控制和实施这三种要素的方式，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奴隶制国家，其中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不仅拥有生产资料，还同时劳动者的人身所有权。在天主教会的影响下，奴隶制国家被分配制国家所取代，在该国家中，生产资料归自由的生产者所有：财产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多数人手中。十六世纪基督奥体——对天主教会的破坏和分裂催生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生产资料再次归少数人所有，虽然大量的生产者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却没有财产。我们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控制生产资料的人，也大多处于那些操控金融的人的支配之下。现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将由天主教会引导，届时我们将看到分配制国家的重生，将现代物质进步融入到对基督奥体的和谐服从中。人类从中世纪就领悟的有秩序生活的本质原则将得以应用于新事务上。或者，运动将由控制世界的金融力量引导，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其中所有生产资料将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则归掌控共产党的人所有。结果将比古代的奴隶制国家更糟糕，因为这将意味着彻底拒绝我们的主，真天主真人，并服从那些钉死祂的人的后裔们所期待的自然默西亚。拒绝我们的主，比从未认识祂更为可怕。那些与耶稣基督的人性脱离的人成为非人化的进程，远远超过那些未曾认识祂的人。

“政府的情况，”良十三世教宗写道，“与个人的情况类似；如果他们背离了正道，必然会走向灾难……耶稣被排除，人类理性就失去了最大的保护和启迪；天主创造人类社会的终向就容易被遗忘，即：借助于民政团体，人民应获得自然美善，但同时，自然美善不应与那最崇高、最完美、永恒的美善相冲突，这美善超越了自然美善。他们的思想忙于百种混乱的计划，统治者和臣民同样偏离了正道；由于丧失安全的引导和固定的原则，他们的道路注定是错误的。”（1900年11月1日诸圣瞻礼日，通逾《论基督我们的救主On Christ our Redee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