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比利时

比利时既有深厚的天主教根基，也有深厚的共济会根子。1846年之前，比利时共济会就积极公开地对信仰，对天主教会宣战了。比利时政府的反天主教态度保持了许多年，甚至在Frère-Orban (Hubert-Joseph-Walther 1812-1896)的治下，与梵蒂冈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截止1866年，在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根特、列日的许多人都加入了反天主教党。截止1879年，比利时政府禁止在学校里进行信仰教育，并对教会领导人和修生施加影响。

比利时这个小国家位于德法两国之间，缺少邻国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竞争的情绪。比利时人可以讲多种语言，很容易跟其他国家的现代主义者沟通交流。比利时成为了现代梵二假教会的最佳聚会和策划中心。二十世纪早期，教宗们的精力都集中处理两次世纪大战造成的大量问题上，谁都没有怀疑Mercier枢机是合一主义者。而其实他就躲在假圣洁的外表下，躲避雷达波的扫描。

参加梵二大会的比利时现代主义者

Philips蒙席	鲁汶	编写许多梵二文件
孙能士枢机	布鲁塞尔总主教	梵二主持人/军师
De Smedt总主教	布鲁日	合一主义者
Delhaye神父	鲁汶	现代主义者
Cardijn枢机	创立公教职工青年会	现代主义者
Dhnanis神父	宗座额我略大学	现代主义者
Hamer神父	Sa​​ulchoir神学院	现代主义者
Dom Rousseau本笃会	Chevetogne	现代主义礼仪改革
Cerfaux蒙席	鲁汶	现代主义者
Janssen蒙席	鲁汶	现代主义者
Schoenmaecker助理主教	布鲁塞尔	现代主义者
Van Waeyenbergh助理主教	布鲁塞尔	现代主义者
Charue主教	Namur	现代主义者
Daem主教	安特卫普	现代主义者
Himmer主教	Tournai	现代主义者
Heuschen主教	Liège	现代主义者
“比利时帮”Belgian Squad	Charue, Moeller, Prignon, Thils	现代主义者

Mercier枢机的门徒们，孙能士，De Smedt，Philips，以及“比利时帮”在梵二大会上，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Eduardo Dhanis神父和Damien van den Eynde神父曾经是罗马天神学院和宗座额我略大学的校长。这场革命策划花了数个世纪的时间，使所有的筹码最终完美就位。梵蒂冈国务院在1959年7月14日给Mercier枢机的继任Van Roey枢机的信里，指出比利时本笃会的修士们对礼仪改革的帮助很重要，这封信显示了比利时的礼仪改革的现代主义者们对梵二的重要性。

比利时帮 The Belgian Squad

比利时帮由Namur 教区 André-Marie Charue 主教,以及Charles Moeller神父、Gerard Philips神父、Albert Prignon神父和 Gustave Thils神父组成。他们在秘密的指导梵二会议，因为他们之前从未暴露过，没有被谴责为现代主义者。所以，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是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的文献记录的档案馆，就丝毫不奇怪了，因为这里曾是规划梵二的总部。

在梵二大会上，再没有人能比来自法国多明我会的伊夫•龚格神父更获得尊重的了，他是大会重要的神学顾问。从他的日记中，我们读到，是在罗马的比利时学院里，讨论形成了大会的神学体系轮廓。

尽管比利时在欧洲是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每个比利时教区的主教都是梵二某个委员会成员，只有一个主教除外。孙能士是大会主持人，Calewaert是礼仪委员会成员。De Smedt在促进基督徒团结秘书处，Charue是信仰交流委员会副主席。

若瑟贾尔定Joseph Cardijn枢机（公教职工青年会创始人 1882-1967）

1906年Mercier枢机祝圣若瑟贾尔定为神父，任命他指导社会工作。1924年，贾尔定神父创立公教职工青年会，该组织实际上是当时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另一版本。这个组织发展的极其迅速。1938年时，已经有50万会员了。截止1967年，会员达到200万，来自全世界69个国家。这个运动目前已经传播到109个国家。

公教职工青年会YCW

虽然公教职工青年会看起来是一个天主教的社会俱乐部，但实际其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青年人有效的传播现代主义思想，并给全世界的现代主义者建立起联系。贾尔定在比利时的工厂工人组织，是基于共产党小组运动发展而来，并很快的传播到法国、荷兰和德国的现代主义者温床上。在美国，它的名称变成公教家庭运动Catholic Family Movement和公教青年学生会Young Christian Students。这个运动的支持者们，同时也是梵二的知名人物，有：Ancel, Botte, Cento, Charue, 舍尼，龚格, Deschamps, Feltin, De Smedt, Elchinger, Frings, Léger, Liénart, Garrone, Gerlier, Gouyon, Guérin, Hurley, Hélder Câmara, Marty, Meyer, Moeller, Montini（保禄六）, Philips, Rusch, Schoenmaeckers, 孙能士, Villot, Waeyenbergh, and 沃伊蒂瓦（JP2）。大名鼎鼎的现代主义者们纷纷公开支持YWC，因为这个组织为他们的目的而服务。贾尔定的网站写着“那些发现了贾尔定和他的YWC组织有价值的神父们，把YWC与他们的牧职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些神父有不少后来变成了主教，甚至是枢机，并在梵二大会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贾尔定神父曾说过，如果有人改变了鱼的水源，他实际上就改变了里面的鱼。当现代主义者教导谬误的信理时，就改变了水源，他们也改变了里面的鱼，变成了新教会的一部分。孙能士枢机于1965年2月21日祝圣贾尔定为主教，作为他的回报，并在第二天，被保禄六提拔为枢机。他以参会教父的身份，协助编写了《教友传教法令》。贾尔定枢机对《生命》杂志的记者John Jessup说，“在教会漫长的生命里，梵二完成了一项历史上的最浩大的工程。”的确，梵二从本质上改变了天主信仰和崇拜，造成数百万的天主教徒丧失信德远离天主，这句绝不是一种自我吹嘘。

Emiel-Jozef De Smedt主教（布鲁日主教 1909-1995）

De Smedt出生于比利时的奥普韦克，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哲学博士，1933年晋铎，1950年任梅赫伦教区助理主教，1952-1984年任布鲁日教区主教。De Smedt主教写了许多关于平信徒普遍祭司职的书。孙能士是他的密友与至交。在梵二前，没人知道De Smedt主教是梵二大会上“强化者”。他讲话时的冷酷凝视让人权衡再三。当他宣传现代主义与合一主义时，或者在挖苦天主教信仰和行实时，他的举止吸引人聆听。有进取心的De Smedt主教给比利时学院购买了一台滚筒油印机，有效的把现代主义思想传递给其他的主教们。他还装了14条电话线，确保与主要的现代主义者保持沟通，来拉拢其他大会主教。梵二大会的神经中枢，就是比利时学院，来这里能就能得到最新的大会文献草稿。

Gérard Philips蒙席（梵二许多文献的作者，1899-1972）

Gérard Philips为梵二辛苦的工作，是梵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但他的努力从未得到相应的回报。他没有升主教或者枢机，没有得到特别的认可，除了在历史书里，梵二大会没有引用他的任何重要作品。他担任孙能士枢机的神学顾问，他总是准备着写最新的草案，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他生活在阴影中，看似他喜欢这样的方式。他在Liège教区晋铎，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Liège教区的大修院里协助工作一段时间后，Philips在1944-1969年期间于鲁汶天主教大学任信理神学教授，并结交了许多现代主义者的朋友。

Philips的语言技能极其优异，总是出色完成任务。他受到现代主义者和保守派两边的信任，是两面派。他是大会预备委员会的成员，和信理委员会的秘书，许多保守派主教把秘密托付给他。所以，他总是知道保守派主教们的计划。不出所料，大多数计划都失败了。

Philips蒙席以信理委员会秘书的职位，负责草拟一些重要的大会文档。他说过，大会训导的牧灵面和教义面，是不可分割的。

这一点极其重要。虽然，很多人号称梵二只是一次“牧灵”会议，但实际上，梵二主要的目的是以牧灵的方式，执行异端的教义：主教团制度，合一主义，现代主义，谬误的信仰自由，以及宗教无差别主义。

Sebastiaan Tromp神父作为信理委员会的副秘书，跟Philips神父一起工作。当时的规矩是，如果一个秘书提升为枢机，保禄六也必须提另一个秘书当枢机。而保禄六非常厌恶Tromp神父，不愿提拔他，所以Philips也得不到提拔，一直是神父。同样的，1954年，当庇护十二得知Montini蒙席（即保禄六）跟克里姆林宫有秘密的合作时，当时的国务副秘书Domenico Tardini蒙席，也没有提为枢机，因为庇护十二不愿意提拔Montini。若望二十三提拔了Montini为枢机，也同时提拔了Tardini，因为他想让Montini继承他。

若瑟孙能士Léon-Joseph Suenens枢机（布鲁塞尔总主教 1904-1996）

孙能士枢机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演讲者，一个无畏的大会主持人，在梵二会期是最有权力和领袖气质的人。Ottaviani枢机曾希望，他能找到有这品质的人站到保守派这边来捍卫信仰。孙能士年仅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1921年，著名的合一主义者Mercier枢机送孙能士去宗座额我略大学学习。1927年孙能士晋铎，并一直居住在罗马的比利时学院直到1929年。Mercier和孙能士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为他在梵二的领导角色做准备

尽管孙能士很厌恶经院哲学和信理神学，但是在他的灵修导师，罗马Sant’Anselmo学院神学教授Dom Beauduin的鼓励下，他耐心等待时机。他是Philips的密友，也是日后成为主教的Charue, Himmer 和 De Smedt的密友。1930-1940年，孙能士神父在梅赫伦教区的圣若瑟修院教授现代主义哲学，于1940-1945年任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副校长。1944年6月5日，纳粹逮捕了鲁汶天主教大学校长van Waeyembergh蒙席，而孙能士神父和其他人也收到了命令，去面见纳粹占领军军官Graf von Thadden，其他人去了之后就没再回来，而孙能士神父在给德军领导高声称赞合一主义的光荣后，一个小时后就回到了学校。

二战期间，孙能士被比利时王室利奥波德三世聘为家庭教师，使他有机会游历欧洲，结交重要联系人。这些人在他梵二时发挥了有效的作用。1945年12月16日，孙能士晋牧为梅赫伦教区助理主教。在为王室工作期间，孙能士认识到媒体的力量和外交的价值，这些手段助他在梵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大会秘书长Felici枢机靠边站。1961年12月15日，孙能士提为梅赫伦-布鲁塞尔总主教，和比利时首席主教。若望二十三选他加入梵二预备委员会，并于1962年提他为枢机，为使他在即将到来的大会上扮演重要角色。

最理想的主持人

许多人喜欢这位58岁和蔼文雅的孙能士枢机。他是极有天分的语言专家，在梵二上，是很理想的现代主义领导者。他通晓弗莱芒语、法语、英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能轻松的跟世界各地的主教和枢机们沟通。他身兼协调委员会委员和特别事务秘书长的职务，做大会主持人。他是梵二时最有权力和令人害怕的大主教之一。

无惧无畏，毫不动摇

John Moorman是安立甘Ripon教区的‘主教’，在梵二当观察员。他对孙能士做出的无情严格的决定非常钦佩。孙能士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朝着目标坚持推动进展，不管用什么手段，确定他的议题一个接一个的被采纳。若望二十三去世后，拉纳和龚格都非常担心靠山没了，孙能士却勇敢的继续推进，绝不放弃，也不怕反对。他用定断的话，深情的呼吁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使大会教父相信他是正确的，很轻松的就抓住听众的心，使他们加入现代主义者阵营，最终成为多数派。虽然孙能士告诉人们要听圣神的话，教会正朝着一个新方向走去，但并非是天主激励了梵二改革，而是撒殚。

梵二的后果就是证据：精神世界的全面荒芜和破坏。被孙能士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主教们批准了梵二文献：合一主义，信仰自由，礼仪宪章，天主教与非基督徒宗教的关系，以及现代世界的教会，甚至他们知道这些文件里包含异端。孙能士的信仰遍布在他的神学顾问Gérard Philips参与起草的梵二文献，包括《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和《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

获得若望二十三和保禄六的个人尊重

1963年6月23日，保禄六邀请孙能士去圣伯多禄广场的阳台小坐，对孙能士在梵二大会的领导角色表达个人的感激。从照片上看，孙能士枢机在他的现代主义者同僚中，显得充满活力和热情。但在其他时候，他显得无情、冷酷和冷淡。他的微笑看似排练过，人工痕迹明显；他的眼睛出卖了内心的残酷。甚至他微笑时，他的眼睛也看似威胁和挑战。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着，朝着一个未来的，新的信经下的，结构完全重组的世界教会而努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个改革后的邪教教会。

孙能士的密友包括：俄罗斯东正教的尼科季姆都主教（克格勃特工），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Philip Potter，安立甘宗坎特伯雷主教Michael Ramsey博士和Donald Coggan博士，以及著名的现代主义者：Alfrink, Charue, De Smedt, Döpfner, Frings, König, Léger, Lercaro, Liénart, Philips, Ritter, Thils和Weber,以及许多东正教、誓反教和非基督徒的领导人。

“天主教”神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的领导者

1963年10月22日，孙能士枢机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集“教会里的神恩范围Charismatic Dimension in the Church”提交给了大会。论文强调了圣神在平信徒中行的工作，并燃起了全世界对神恩运动的兴趣，而他则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一些人说，“天主教”神恩运动于1967年在匹斯堡教区的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正式开始，并很快就传播到其他的学校，包括圣母大学。许多主教支持这场运动，并错误的声称这运动有很强的“圣经”基础。神恩运动1.2亿的追随者里，许多都来自巴西、美国、拉丁美洲、韩国和菲律宾。神恩运动占据了南美洲，用情绪化取代了教理。今天，在巴西的8200个堂区里，有6000个神恩团体。

1975年圣神降临瞻礼，孙能士组织了由一万人参与的罗马朝圣。在罗马期间，保禄六告诉他，把神恩运动整合进教会中。天主教徒不能支持或参加神恩运动，因为这运动向邪灵乞求，会导致邪魔附体。神恩运动，是靠着情绪化的诉求和“口舌的恩典”来吸引追随者。因为这个现代教会是如此的贫瘠，常常不鼓励对玛利亚和圣人们的礼敬，许多本来抱着好意向的人最后变成了神恩者。虽然有些人把神恩运动看作是一种无害的情绪化宗教，但是《罗马礼典Roman Ritual》对待这个问题非常严肃：“附魔有如下的标记：能以一种奇怪的发音来交谈或者听懂其他人用这种发音说的话。”

造成修会体系实际上的瓦解

修会体系的实际瓦解，孙能士枢机要负责。他的书《尘世中的修女The Nun in the World》对全世界的修女造成了影响，促使数以千计的修女放弃修道，服从世俗追求。他的书破坏了听命愿，导致修会内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使修女会变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今日更可悲的是，社会上能见到一位穿修女服修女的概率，与在赤道见到一只北极熊的概率一样。1969年，美国的修女人数大幅减少了9174人。梅赫伦教区女修院的长上们甚至不允许图书馆里有孙能士的书，因为她们知道他的极端信仰。孙能士想要把修女们改造为现代女性，磨灭她们的会士身份和信仰习惯。这位枢机巧妙的曲解天主教概念，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意思，强调为了花更多时间在社会工作上，所以要缩短祈祷。他想要改变她们的修女服，或者放弃修女服，体现出修女接受世俗，并愿意与世俗一起发展。

孙能士希望修女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世俗上，而不是服务天主和教会。受他的影响，修女跟平信徒的区别越来越小，越来越认不出了。修会也在搞礼仪实验，避静中心经常推广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瑜伽、佛教、印度教的冥想和祈祷。在今天，反抗权威的意识非常普遍的。修生们赞美其他宗教，参与合一朝拜，把人文主义服务置于灵魂救恩之上。

在梵二前，数以千计的修会靠着他们的祈祷、善工、教育、医护和传教工作，在全世界传播信仰，支持天主教会。修会的男女会士们发三愿，将自己生命奉献给天主，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

通过洗脑改造修女

根据教宗庇护十二对修女在信德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意愿，美国成立了修女培养会议The Sister Formation Conference（SFC）。修女在神学方面接受的良好教育，可以让她们更好的教育学生（公教中小学老师多数是修女），对抗异端。但悲哀的是，在孙能士的领导下，从1953-1964年，现代主义者利用SFC的月刊，传播舍尼、龚格和吉尔森Gilson的异端作品。这些月刊影响了参加SFC课程的68000名修女，传播新神学，为这些修女接受梵二的改变做了准备。数以千计的来自美国、非洲、加拿大、印度和拉丁美洲的修女受到了SFC课程的负面影响，包括女权主义运动。首先是关于修女服问题上受到诱惑，接着是关于修会的，然后是关于教会的，这些修女们屈服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而修会的圣人前辈们则认为这些都是内在生命的败坏，如不穿修女服，接受个人献金，在世俗大学读学位，接受世俗职业，这一切都在推动被征服的脚步。

唱歌的修女

多明我会的Luc-Gabrielle修女（又名Jeanine Deckers）因为她唱的歌“多米尼克Dominique”而闻名世界。她于1963年在鲁汶大学学习，1966年离开修会，1967年用她的歌“为了金药丸而光荣天主”来推广人工节育。孙能士枢机在1973年重新聘请了Deckers来推广神恩运动。Deckers支持梵二变革，并于前见习修女Annie Pécher搞同性恋。最后两人于1985年3月29日一起自杀。

为将来做准备

Mercier，Van Roey和孙能士曾培养了许多神父和主教，为多年后他们的重要角色做准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世事纷乱，比利时的现代主义者没有引起教会的关注。孙能士作为鲁汶大学的副校长，负责课程设置和挑选教授来推广现代主义。1942年，他组织了“信仰研究高级机构”，聘请现代主义者Lucien Cerfaux和Albert Dondeyne来当辅导员。他每个月定期还要跟来自鲁汶和来自Engenhoven耶稣会神学院的现代主义者会面。孙能士培养了他的继任者Danneels枢机来接手比利时的现代主义运动。Danneels由De Smedt祝圣为神父，孙能士祝圣为主教，保禄六提为枢机，曾在布鲁日和鲁汶教学，在梵二时与其他比利时主教一起编写《礼仪宪章》。对现代主义者来说，未来是美好的。他们的工作将由其他训练有素的异端继续下去。

支持达尔文进化论

三位比利时耶稣会神父Boné、Jean de Fraine 和Jean Levie，四位德国耶稣会神父Haas、Lotze、Overhage和卡尔拉纳，联合其他400名现代主义者、科学家一起公开提倡无神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便教宗庇护十二已经在通逾《人类种族Humani generis》里谴责了进化论的谬误后。

鲁汶大学

Gerard Philips、Gustav Thils、Albert Descamps、Frans Neirynck和Philippe Delhaye曾在鲁汶大学任教。其他有影响力的比利时人有本笃会的Benedictines Olivier、Rousseau、 Jacques Dupont、Thomas Becquet,以及神学家Lucien Cerfaux、 Frans Thijssen， 道明会的Jérôme Hamer，小方济会的Damien van den Eynde,和耶稣会的Eduardo Dhanis。这位耶稣会的Dhanis神父则试图让人们怀疑1917年法蒂玛圣母显现的真实性，并试图封住路济亚修女的口。也许，他害怕现代主义者从内部摧毁教会的阴谋被曝光，如果路济亚修女公开法蒂玛第三秘密的话。1959年10月9日，圣经学教授Joseph Coppens教务长要求教会法和神学系的所有教授，尽一切所能来准备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比利时人对梵二大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些人把梵二称为“在罗马举办的鲁汶天主教大会”或者说“梵蒂冈第二次（鲁汶第一次大会）”。

今日的比利时

今日的比利时，已经变成世界政府的一个中心，这里有欧盟总部、北约和国际法院。澳洲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的作家Tracey Rowland在文章“比利时发生什么了？为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痛哭”里，描绘了丧失信仰比利时的败坏内政，甚至允许对患病的儿童实施安乐死。寥寥无几的古代教堂里，只有极少数人去参加活动。很不幸，信德一旦丧失，几乎回不来。